翻译研究 | 刘云虹，许钧：走进翻译家的精神世界——关于加强翻译家研究的对谈

《外国语》2020年第1期 第75-82页

摘要：作为翻译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并发挥能动作用的主体，翻译家是翻译活动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为跨文化交流与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翻译本身具有的一些特性及人们对翻译认识的局限，翻译家的普遍存在状态往往是隐形的，翻译家研究亟待加强。据此，本文提出应重新认识翻译家的在场，并在这一基础上深刻把握翻译本质与翻译价值、积极评价翻译家的历史贡献、深入探索翻译家的精神世界、切实关注并依据第一手资料考察翻译过程等方面，就如何加强翻译家研究展开探讨。

关键词：翻译家；在场；历史贡献；精神世界

一、重新认识翻译家的在场

刘云虹：许老师，您好！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翻译与翻译研究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近期关于翻译的探讨与研究中，翻译家似乎越来越走向前台。《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的出版颇令人瞩目，这套书遴选了中国翻译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近百位翻译家，述评其生平、翻译活动、著译作品、翻译思想及翻译影响，可谓是对我国翻译家群体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您总主编的“翻译理论与文学译介研究文丛”中，两本关于翻译家研究的著作《杨宪益翻译研究》和《葛浩文翻译研究》新近也先后出版。我知道，您近期还在《中国翻译》开设了“译家研究”专栏，主旨就在于全面深刻地理解翻译家的活动、评价翻译家的作用。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与传播得到了有力推动，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作品的几位主要译者也一改往日的“隐形人”身份，在中国似乎一夜成名，如美国的葛浩文、法国的杜特莱、瑞典的陈安娜等。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家对于翻译实践开展及整个翻译史的书写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就如何科学认识与评价翻译家及其贡献，我也有过一些思考，今天，想从这一方面出发，着重向您请教关于如何进一步加强翻译家研究的一些问题。

许钧：我同意你关于新时期翻译活动日趋丰富与复杂的基本判断，我们也曾就如何把握翻译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讨论。当时我说，如何认识翻译、理解翻译，这是翻译研究的出发点，而对翻译主体在翻译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与能动作用的把握则应为认识与理解翻译的基本内涵之一。翻译活动越是丰富、越是复杂，就越不能忽略翻译主体，尤其不能忽略优秀的翻译家。在数千年的翻译史中，由于翻译活动与生俱来的所谓“从属性”，加之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曾长期局限于语言层面，译者往往被定位为仆人的角色，至今似乎仍难以摆脱。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论及译者，都有“一仆侍二主”的说法，也就是说，译者不仅是仆人，而且还要同时侍奉原著和译文读者这两个主人。因此，历史上，译者的普遍存在状态往往是隐形的，甚至译者也以其隐身作为美德。哪怕最卓越的翻译家，也似乎难逃被遮蔽在原作者光辉之中的命运。如果说翻译是桥梁，那么翻译家搭建了桥梁、沟通了陌生的彼此后，往往就被轻而易举地遗忘了。我曾在南京大学教授了多年的翻译通论课，第一节课时，我会让修课的研究生列举三个翻译家的名字，就三个，应该说很容易，可写不出来的同学并不在少数。许多名著，学生们对作者都很熟悉，可问起是谁翻译的，基本上不知道。我个人觉得，这不是简单的知或不知的问题，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对绝大部分读者而言，翻译家是谁并不重要。近年来，正如你所观察到的，这样的情况有所好转。除了你刚刚提到的《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等研究成果和海外翻译家“走红”的现象，我最近还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了宋学智的研究文章《对傅雷翻译活动的再认识》，对傅雷这位重要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及其价值进行重新认识与阐释，我觉得非常必要，也很有现实意义。不仅翻译界，社会各界也开始重视翻译家的工作，比如中国作家协会已多次主办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国著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来中国，共同探讨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问题。

刘云虹：是的，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必由之路，在中外文明互融互鉴及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时代语境下，翻译家的作用日益凸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曾多次对翻译家的工作表示肯定和感谢，如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的见面会上，他说，“翻译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之所以获得诺奖，离不开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沈晨 2012）实际上，就我所知，早在十多年前，确切地说，在2001年10月8日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成立大会上，莫言就发表了一次很有影响的演讲，题目叫《翻译家功德无量》。他在演讲中特别强调：“翻译家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没有翻译家，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就是一句空话。只有通过翻译家的创造性劳动，文学的世界性才得以实现。没有翻译家的劳动，托尔斯泰的书就只能是俄国人的书；没有翻译家的劳动，巴尔扎克也就是法国的巴尔扎克；同样，如果没有翻译家的劳动，福克纳也就是英语国家的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就是西班牙语国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样，如果没有翻译家的劳动，中国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被西方读者阅读。如果没有翻译家，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交流也就不存在。如果没有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交流，世界文学肯定没有今天这样的丰富多彩。”（莫言 2010：6-7）莫言的这番话不仅涉及对翻译家的整体评价，还重点提到翻译家的创造性劳动及其在中外文学交流与构建世界文学方面的贡献问题，对我们进行翻译家研究有重要启示。

许钧：我们应该看到，无论隐身幕后还是走向前台，无论被忽略还是受重视，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历程中，翻译家始终在场。我在多个不同的场合说过，翻译是历史的奇遇。无论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还是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不少翻译家的名字往往与作家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比如叶君健与安徒生，傅雷与罗曼·罗兰，朱生豪与莎士比亚，又如葛浩文与莫言，何碧玉与余华等等。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一些，想一想中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谈到佛经翻译，我们会想到鸠摩罗什与玄奘，谈到西学东渐，会想到严复，谈到西方文学在中国最初的译介，会想到林纾，而一谈到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我们就会想到鲁迅。这一个个名字，不仅与某位作家、某种思潮或流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想到他们，会感觉到中国的文明发展史、中外的文化交流史仿佛有了生命，是鲜活的，是涌动的。这些翻译家就像是一个个重要的精神坐标，引发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对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做出更深刻的思考。

二、积极评价翻译家的历史贡献

刘云虹：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翻译家的研究也亟待进一步加强。就中法文学交流史而言，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去做。法国不仅自身文学传统深厚，而且对异域文化的开放和接纳程度较高，一直以来都是世界范围内译介和传播中国文学的重要阵地之一。但在当下对中国文学外译的探讨中，学界普遍重视的仍是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针对葛浩文翻译的研究成果就非常丰富，相比之下，对法国及其他非英语国家与地区的中国文学译介情况和重要翻译家却明显关注不够。以我比较熟悉的法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杜特莱为例，他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法译者之一，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他先后翻译出版了阿城、韩少功、高行健、苏童、莫言等作家的二十余部作品，其中包括莫言主要作品《酒国》《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等，对中国当代文学在法语世界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目前国内译学界几乎没有针对杜特莱翻译的专门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再比如同样对中国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法国翻译家、汉学家雷威安，他热爱中国文学，将大半生奉献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不仅首度完整译出《西游记》《金瓶梅词话》《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名著，还翻译出版了白先勇、李昂等当代作家的多部重要作品。而对这样一位翻译家，国内译学界的相关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许钧：确实如此。我也有相同的体会，法国翻译家是译介与传播中国文学的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可我们对当代法国的中国文学翻译家群体的了解还相当不够，对法国历史上为中国文学译介做出过贡献的翻译家，也基本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在中国，往往一个算不上一流的作家就成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对象，可对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翻译家，学界却缺乏必要关注，这样的状况应该有所转变。为此，我多次呼吁，要加强翻译家研究。

刘云虹：对翻译家进行研究，必然涉及对翻译家的贡献的评价问题。一个翻译家，到底有何贡献？学界又如何去认识与评价翻译家的贡献？记得您在《中国翻译》“译家研究”专栏的“主持人语”中，曾对翻译家的历史贡献做了定位：“翻译，在其根本意义上，是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在人类文明的交流与发展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回望中国的翻译历史，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翻译家，为‘延续民族文化血脉’，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您也对如何进行翻译家研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人类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丰富而复杂，翻译家是其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从文本的选择、文本的理解、阐释、再到文本的传播，翻译家的活动贯穿文本译介与传播的全过程，而翻译活动本身又要受到诸如社会、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要理解翻译家的活动、评价翻译家的作用，应该有对翻译本质的整体把握，有翻译价值观的指导。”（许钧 2017：59）这就是说，在您看来，要合理评价翻译家的贡献，最根本的出发点在于对翻译本质与翻译价值的深刻理解？

许钧：正如我多次强调过的，对任何研究而言，不断认识自身、理解自身永远是其发展的必然基础和原动力，翻译研究不例外，作为翻译研究重要维度之一的翻译家研究自然也不会例外。对翻译活动复杂性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只有充分把握翻译活动在形式与内涵上的丰富性，不断提出并思考“什么是翻译”这个核心命题，才能更好地认识翻译、理解翻译，进而结合整个翻译动态过程合理评价翻译家的行为与贡献。合理评价翻译家的贡献，除了深刻理解翻译本质之外，还要对翻译价值有深刻认识，建立正确的翻译价值观。对于研究者来说，评价并非主观感受的表达，而必须有所依据，所谓有理有据的评价才能是科学而有说服力的。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行为，翻译活动反映并建构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翻译是主导民族间相互关系的一种重大力量。因此，正如韦努蒂所指出的，通过对文化身份的塑造，翻译促使目的语文化形成一种对异域文化的基本态度，而这种态度既可能是“尊重”，也可能是“蔑视”或“仇恨”。这就导致，在翻译的理想目标与翻译活动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差距，若考察中西方翻译史，可以发现翻译产生反作用和负面影响的例子并不鲜见。在我们关于翻译价值的交流中，我曾就此谈过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翻译研究的基础首先就在于建立翻译价值观，进而为翻译定位。一个研究者，如果没有形成正确的翻译价值观，对翻译价值缺乏深刻的认识，就很难对翻译及翻译活动中的能动主体做出合理评价。在这方面，我自己有很深的体会。在对傅雷的研究中，如何评价傅雷翻译的价值与影响，就是问题。一开始，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傅雷对作家的影响，因为相关材料比较丰富，不少作家曾撰文坦陈自己的创作受到过傅雷的影响。但我们没有局限于这一点，而是从影响的层面与价值两方面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如影响的层面，就可以从文化的传播与国人精神的塑造、语言革新与汉语发展、翻译选择与文学观念等方面加以思考。所以，我一直强调，建立正确的翻译价值观，对深化与拓展翻译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刘云虹：翻译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从“译什么”到“怎么译”，翻译家的选择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涉及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并由此对译本的品质与译介效果产生决定性作用。而决定翻译选择的一个根本因素就是译者的翻译价值观，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中的种种选择都是以实现其心目中翻译所承载的价值为目标的。我曾以林纾、鲁迅和傅雷的翻译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提出“正是在翻译救国新民、翻译振兴中华民族、翻译重构文化的不同目标与理想下，林纾、傅雷和鲁迅在各自的翻译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刘云虹 2012：52）。同时，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翻译家的任何选择都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都无一例外地被烙上深深的时代印记。因此，在翻译家研究中，也应着眼于历史维度，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从特定的文化语境出发，来考察、认识与评价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及其贡献。

许钧：你说得很有道理。科学、合理地评价翻译家的贡献，我觉得需要有历史的思考。翻译历史有三个重要部分，一是翻译事件，二是翻译家，三是翻译结果，即文本。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对翻译结果的考察比较多。这固然重要，但翻译研究一定不能忽略翻译文本赖以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不能忽略翻译现象与事件得以产生的深层次背景，自然更不能忽略翻译的主体。近些年来，国内翻译史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对翻译家及其贡献的研究正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没有对翻译家历史贡献的剖析，就不可能建构真正的翻译史。我一直在思考，文学史的书写，有的基本上以作家为基点，而中华翻译史的书写，目前还没见到类似的探索。一部中国翻译史，可以说就是优秀翻译家的实践史，也应该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中外文化的交流史。对翻译家进行研究，不应仅梳理其翻译实践或分析其翻译结果，还要把他的主观选择与实际贡献放在推动中华文明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维度上进行评价。近二十年来，在翻译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化的进程中，我们对这一方面越来越重视了。如果不能从历史层面对翻译活动及其主体进行整体性的思考与研究，那么我们对翻译家的评价就有可能出现偏差。在《翻译批评研究》一书中，你就讨论过从历史、文化与翻译价值等多重角度对林纾和鲁迅的翻译进行评价的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在我看来，单纯从方法与文本的角度来看待一个翻译家的行为、评价一个翻译家的贡献，是不够的。

刘云虹：是的，林纾和鲁迅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两个很有代表性的个案，对我们思考如何评价翻译家的历史贡献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就林纾而言，他在翻译中因采取“意译”翻译策略而导致的对原作的种种背叛与不忠实以及明显的误译、对原作体裁的改变等，常常为学界所诟病，如果局限于文本层面来评判，显然不可能对“林译小说”的价值、对林纾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翻译家的贡献做出合理评价。而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林纾的翻译不仅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中，连燕堂对林纾及其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与贡献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认为：第一，林纾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一批世界文学名著，有力地打开中西文学交流的大门；第二，林纾的译文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在客观上提高了小说（尤其是翻译小说）的地位；第三，林纾通过翻译小说对中西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是中国比较研究的开创者之一；第四，林纾使用较为自由活泼的文言翻译小说，不自觉地促进了语言和文体的变革；第五，林译小说哺育了一批文学新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连燕堂 2009：182-191）。连燕堂的这一评价正是从林译小说生成的那个特定时代出发，从语言变革、文学发展、中西方文化交流及思想观念革新等多重角度出发，对林纾的翻译活动加以历史性与整体性把握。关于林纾，商务印书馆新近在其海外汉学书系中出版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是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著作《林纾冤案事件簿》。如书名所示，该书的主旨在于追查事实真相，澄清林纾所蒙之冤，进而对林纾进行重新评价。且不论关于作为旧势力代表的林纾的“冤案”，就翻译家林纾而言，樽本照雄的重点在于指出，批判林纾将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戏剧改译为小说，这并没有事实根据，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林译的底本并不是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而是中间隔着一个他人的改写本。也就是说，导致了中国翻译研究史上所谓林纾冤案的根源实际上来自转译。我们知道，在中外文学交流的进程中，无论外译中还是中译外，转译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林纾那个时代，各国文学之间的沟通或者构建“世界文学”的可能性更是不得不依赖于经由中介译本的转译活动。对此，学界在评价林纾及其翻译时应有明确认识。还原史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想，《林纾冤案事件簿》所带来的思考中，最根本的一点也正在于应立足历史语境，真正从时代可能性与历史价值层面来认识翻译行为、理解翻译选择，进而对翻译家的贡献做出积极、合理的评价。

许钧：这一点特别重要，其实，历史性是翻译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探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着眼点。评价翻译家的贡献、加强翻译家研究也要从这个本质特征出发，其意义除了我们刚刚谈到的内容，我想还在于从人类历史发展与翻译成长的角度来考察，可以既反映出特定历史条件下具体翻译活动所必然存在的局限，同时也揭示出翻译不断超越局限、不断发展的必要性。正如你在《试论文学翻译的生成性》一文中所讨论的，“只要时代在发展，翻译所赖以进行的各种关系与各种条件就同样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条件的积累和关系的发展将为翻译的发生与成长提供直接可能”（刘云虹 2017：616）。历史性地评价翻译家，不仅是对翻译主体行为及其翻译实践成果做出客观、合理的评判，更让我们明确认识到，翻译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始终在人类自身发展与文化相互交流的进程中寻求时间上的延续与空间上的拓展。

三、深入探寻翻译家的精神世界

刘云虹：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推进，人们对影响并制约翻译的多重主客观因素的认识日益加深，翻译主体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您应该是国内翻译界最早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我读过您的两部相关著作，印象非常深刻。一部是2001年出版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该书辑录了您先后与季羡林、萧乾、文洁若、叶君健、方平、赵瑞蕻、吕同六、杨武能、郭宏安等二十多位翻译家的对话，以一种独特方式对国内译坛一批卓有成就的代表性翻译家的翻译经验与翻译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在翻译家研究与翻译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两方面为译学界提供了丰富且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该书增订本的“再版序”中，您明确指出对优秀翻译家进行访谈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与翻译家一起交流，以问题为中心，以他们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为基础，结合他们在实际翻译中所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对涉及文学翻译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索，进而挖掘他们的翻译思想，总结他们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为年轻的翻译工作者指路”（许钧等 2010：2）。我想，这一成果不仅对指引翻译实践具有特别价值，同时也对推动国内译学界关注翻译家群体并切实展开翻译主体研究发挥了开拓性作用。另一部是2016年出版的《傅雷翻译研究》，该书结合对傅译的个案研究，从傅雷的翻译诗学、翻译风格、翻译选择、文艺思想及傅译的文化意义与傅雷的当下意义等多个层面，对傅雷及其翻译活动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梳理、阐释与探究，可以说是国内翻译家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您的体会而言，您认为，除了深刻把握翻译价值观与翻译历史观之外，还有哪些层面是我们在加强翻译家研究中应特别关注的？

许钧：翻译家研究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各个方面互为补充，都很重要。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正如我们在翻译研究中不应局限于对方法、策略的考察与评价，对翻译家的研究也不能止于对翻译方法、翻译艺术的讨论，而应该对翻译家的精神世界有深入的探索。否则，很难理解像傅雷这样的翻译家为什么会把翻译作为终身的选择，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傅雷的翻译会产生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我想，能否称得上优秀的翻译家，这不是由翻译数量多少来决定的。当代翻译家中，在翻译总量上超过傅雷的有不少，但他们仍然难以与傅雷比肩，翻译质量自然是重要的衡量因素，但一定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值得去我们去探究。就个人来说，我对傅雷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在纪念傅雷逝世四十周年举办的“傅雷著译作品研讨会”上，我曾谈到过，我最早关注的是傅雷翻译过的一部部经典作品，后来关注的是傅雷的翻译艺术，再后来思考的则是傅雷的精神世界：对于傅雷而言，翻译意味着什么？他为何如此专注于翻译？他做出的种种翻译选择背后的动因有哪些？他的翻译到底给中国，给中国文化，给现代汉语的发展，给中国读者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拓展带来了什么？走进傅雷的精神世界，我们发现，作为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傅雷不仅怀有一颗赤子之心，还拥有一份人文情怀，他将自我的命运置于民族进步与社会发展之中，将自身的精神追求融合在高品位的艺术追求之中。在他身上，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始终契合、交融，进而产生巨大的动力源泉，促使他忘我地投入翻译事业中，终将自己的精神力量与艺术心血化作极富魅力的文字，成就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正如傅敏所言，“真”是傅雷“最大的特点”。走进傅雷的精神世界，我们发现，傅雷每一次翻译选择的背后都深深镌刻着一个“真”字。对此，我在《傅雷翻译研究》的前言中曾有过论述，具体而言，这种“求真”的精神表现为“选择翻译路途时不愿同流合污的‘纯真’；选择翻译文本时‘忧国忧民’的‘真心’；坚持‘神似论’翻译美学时所表现出的对于原作与原作者的‘真实’；以及对于精神生活与艺术追求的‘真挚’”（许钧、宋学智、胡安江 2016：3）。翻译家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要研究他，就必须深入其精神世界，了解他的喜好、他的立场、他的动机、他的选择和他的追求。这些深层次的因素贯穿并作用于他的翻译活动过程中，应结合具体的翻译行为予以考察。在当下的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中，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汉学家与翻译家的关注是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关于葛浩文及其翻译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围绕他的翻译方法的讨论也很激烈，甚至还引发了学界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但我总觉得，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似乎仍浮在表面，关于翻译家葛浩文及其翻译的某些更深层次的内容有待进一步探究。实际上，这里同样涉及一个对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研究问题。

刘云虹：我很赞成您的观点，在翻译活动中，策略和方法从来都并非单纯技术层面的选择，而是与译者的主体意识密切相关。就中国文学外译的实践与研究而言，美国翻译家、汉学家葛浩文是一个无法被绕开的名字。从1974年首次发表译文至今，他先后翻译了近三十位中国作家的五十余部作品，不仅被夏志清先生誉为“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更被学界普遍认为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访谈中，葛浩文说过，“对我而言，翻译就像空气一样，没有翻译，我就不能生活”（付鑫鑫 2019：609），他也曾直言，“我只能是我自己，我只能是葛浩文”（孟祥春 2019：697）。那么，他为什么如此痴迷于翻译？他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翻译的？他何以在作者、读者与译者的复杂关系中“我行我素”？正如傅雷翻译研究所揭示的，对于葛浩文这样的翻译家，若局限于其翻译方法和翻译结果进行探讨，即使讨论再热烈、成果再丰富，可能也是不够的。葛浩文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应该看到，他首先是那个在呼兰河畔“热泪纵横”的萧红迷，那个钟情于中国文学并做出深入研究的探索者。因此，研究葛浩文的翻译，必须了解他对中国文学、对文学翻译怀有的一份挚爱，考察他的翻译追求以及他在翻译选择中或坚守或妥协的背后动因。例如，在学界对葛浩文翻译的探讨中，忠实性问题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并引发诸多质疑和争议的问题，有学者将所谓葛浩文式“连译带改”的翻译方法视为对翻译忠实的违背而加以诟病，另有观点却认为葛浩文翻译的成功说明好的翻译可以连译带改，并据此提出在中国文学外译中应破除以忠实性为原则的翻译理念。我们知道，“忠实”不仅是文字层面的，更是伦理层面的，对这一涉及翻译的根本性问题，显然无法仅就文本、结果或现象进行简单定论。若进一步从主体意识和精神的维度来考察，会发现葛浩文对“忠实”概念的理解与他对文学翻译的基本立场、对翻译的价值追求息息相关。他多次强调自己遵循的忠实原则不在语言层面，而是在意义层面：“只要我在翻译词汇、短语或更长的东西上没有犯错，我的责任在于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意思，而不一定是他写出来的词句。这两者之间有细微差别，但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区别。”（葛浩文 2019：644）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的工作目的是尽量取悦于一位不了解目标语国家语言的作家，尽力去忠实于他的原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作者写作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他的译者，而是为了他的读者。而我们也是在为读者翻译。”（葛浩文 2019：644）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葛浩文的翻译方法与翻译行为，我们才能纠正葛浩文翻译研究中的某些片面观点，才能进一步深化对这位极具代表性的翻译家的认识，也才有可能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从一个翻译家的独特经验中凝结出某种普遍意义。

许钧：对翻译家的研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应注重对其翻译过程的考察与分析。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比如，都说傅雷对待翻译特别认真，但他到底认真到何种程度？有何体现？研究者不能仅凭傅雷自己所言或某种主观印象，就认定他是认真的。在某些问题上，单纯考察翻译结果很难抵达事实的真相，很难揭示现象或结果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拿翻译中的删改问题来说，其中涉及的因素非常多，也很复杂，仅从翻译方法层面是根本无能考察清楚的。你前面谈到的林纾的翻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在文字和体裁上的不忠实背后都有值得探究的主客观原因。那位要澄清林纾冤案的日本学者所做的，正是深入林纾的翻译过程中，揭示林纾翻译中某些遭受误解的事实真相。我认为，进行翻译家研究，必须有理有据，任何定性的结论都要谨而慎之。如果我们能掌握第一手材料、挖掘出可信的历史资料，比如翻译家的手稿、翻译家与作家的通信、翻译家与出版社编辑的通信等，进而切实考察译本生成的实际过程，我们的研究就会更全面，也更深刻。这也涉及翻译家研究的方法问题。都说史无定法，但我想方法还是很重要的，史论结合是翻译家研究应特别坚持的方法。我最近读到《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3期上许诗焱和许多合作撰写的《译者-作者互动与翻译过程——基于葛浩文翻译档案的分析》一文，文章以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收藏的葛浩文、林丽君翻译《推拿》过程中与作者毕飞宇之间的往来邮件为基础，就译者与作者之间的积极互动及其对译本生成的意义展开了深入探讨，对我们的翻译家研究很有启发。

刘云虹：据该文介绍，成立于2015年的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收藏了葛浩文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四十余年以来与大陆、台湾、香港作家之间的大量信件，并且计划建立中国文学翻译在线档案馆（许诗焱、许多 2018：450），这就为深入考察葛浩文的翻译过程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也为在史论结合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这位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翻译家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但就目前而言，这样的翻译档案资料还很欠缺，如果翻译家、作家、出版机构和学术界能共同有意识地推动第一手翻译档案的保存、收集与交流，那将对促进翻译家研究及整个文学翻译实践与理论的探索发挥重要作用。

许钧：确实如此。最后，我想强调一下，目前的翻译家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文学翻译家的研究，从中国翻译史的角度看，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关注各个领域翻译家的历史贡献，如佛经翻译家、中国典籍翻译家、哲学翻译家、法律翻译家、外交事务翻译家等等，这些领域的翻译与中华文明发展、中外交流之间都具有密切关系，需要特别予以重视。

作者简介：

刘云虹，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许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法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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