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妇跳楼的症结：病人要手术，家属不签字，医生怎么办？

2017年8月31日20时左右，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住院部5楼，一名待产孕妇从楼上坠下身亡。

在院方“关于产妇马XX跳楼事件有关情况的说明”中指出，“生产期间，产妇因疼痛烦躁不安，多次强行离开待产室，向家属要求剖宫产，主管医生、助产士、科主任也向家属提出剖宫产建议，均被家属拒绝。最终产妇因难忍疼痛，导致情绪失控跳楼。医护人员及时予以抢救，但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

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在相关部门最终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剧情可能会出现反转再反转，任何情绪化的推测和评论都难免失之草率。

如果我们关心新闻，就知道类似的悲剧在2007年就曾经上演过。

2007年11月21日下午，孕妇李丽云因难产被送进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分院。面对生命垂危的孕妇，其丈夫肖志军拒绝在医院剖腹产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医生与护士束手无策，在抢救了3个小时后，孕妇因抢救无效死亡。

同样是孕妇，同样是一尸两命的悲剧，同样是家属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极端事件发生的背后反映了医务人员在面对患者诉求与家属意愿发生冲突时的尴尬和无助。

患者要求手术，家属拒绝签字，医生该怎么办，到底听谁的？

在日常临床实践中，遇到手术或特殊操作需要签署同意书的情况，当病人和家属意见不一致时，医生都会同患者及家属尽量的讲解、沟通，以期取得患者及家属的一致支持才开展手术或特殊操作。当患者和家属的意见无法统一时，为了规避治疗风险和避免可能的纠纷，医生一般会暂缓手术或特殊操作，给患者和家属一个充分考虑、讨论、和调解的时间，等待患者和家属达成一致意见再实施相关治疗。

理论上每个人都有对自己生命的自主权，对治疗选择的决定权。医生这种需要同时征得患者和家属一致同意才进行手术或特殊操作的做法，在业外人士看来可能有转嫁医疗风险、过于自我保护的嫌疑。但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一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就会发现，这种做法是完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49号）——《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事件发生中的两例孕妇既不属于“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不属于“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经治医生提出治疗意见征得患者和家属的一致同意后才考虑手术是稳妥的做法。

反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医生如果在患者和家属意见相矛盾的情况下开展手术或特殊治疗，不管效果如何，势必都会违背另一方的意愿，一旦治疗出现任何的并发症或意外，都可能会招致医疗投诉甚至纠纷。

那么当患者和家属意见始终无法调和，而手术或操作又时不我待，没有时间等待患者和家属去考虑和讨论时，医生到底该听谁的？很明显，《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并没有对这种情况做出明确的规定。

针对榆林产妇事件，医疗律师刘晔在其微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巜侵权责任法》第55条已经规定了患者的自决权，即患者本人有权知道病情和医疗措施，并有权自主作出决定。即使某些病人在入院时将此知情同意权委托给了家属行使，但家属代做决定的权利仍然来源于病人，二者矛盾时，医生应尊重病人自己的意愿。患者的自决权是极其重要的权利，表明毎个个体都是独立的、自主的，尤其在生病时，这一权利依旧属于自己，而不能被家属剥夺，被家属代为决定生死。作为医生，应当知晓并充分尊重患者的自决权。”

刘晔律师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患者意愿和家属发生冲突时，医生首先应该尊重患者个人的自主权。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自主的，家属签字的权力也来源于患者的授权，不能因为被授权家属的不同意而剥夺清醒状态下授权人本人的自决权。

从条例与法律的关系看，法律是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效力最高；条例一般形式就是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的，其法律效力低于法律。当法规和法律发生冲突时，参照上位法效力大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执行。

从个人权力和法律规定两个层面进行理解，我想大家应该心中有数，当患者意见和家属意愿相左时医生该怎么办。只是法律层面的规定，和现实的环境往往有不融洽甚至错位的情况存在，尤其是当这种不和谐和错位发生在时下中国的医疗界，医务人员承受的压力和承担的风险难以想象。

一边是法律，一边是现实，当榆林产妇的情景再现在医务人员面前时，医生和医院的选择可能仍然是两难，正向网友说的，医生征求患者及家属的双方同意实属出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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