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WWF淡水项目首席专家：新生保护力量如何成长？

2019年12月，华泰证券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OPF），共同发起“一个长江·野生动植物保护小额基金”项目（下称“小额基金”），旨在支持长江中下游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实地保护工作，通过向民间保护团体提供经费，填补部分受威胁物种的保护空白，并向公众普及物种生存和保护现状，支持中国本土NGO成长。

2020年2月，经过项目申报、审核和答辩，最终13支团队的11个保护项目首批获得基金支持，覆盖长江中下游的上海、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四省一市，项目团队包括科研院校、保护区、高校社团、城市动物园、本土NGO等多元主体。半年来，这些团队在项目地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巡护、社区共管、栖息地改善和当地公众参与环境教育等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在江西大山里安放的红外相机监测到了难得的中华穿山甲影像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环境保护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除了政府的大力投入，各种NGO也在自然保护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开展保护工作的国际NGO，四十年来，WWF一直致力于中国自然保护事业。本文特别专访WWF中国淡水项目首席专家雷刚，分享他在自然保护领域的经历和理念。

雷刚

WWF淡水项目首席专家

您什么时候加入的WWF？

A：我大学学的专业是森林保护，毕业之后先去了湿地自然保护区工作。1999年出国留学，2003年回国后加入WWF，一直工作到现在，在自然保护这条战线上工作近三十年了。

从您的经历和接触的不同保护主体来看，NGO做自然保护有什么优势？

A：相比自然保护区或职能部门，NGO做保护可以跨越行政边界、在更大范围内系统地进行项目设计，而且工作的连续性比较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WWF在世界范围内确定的238个优先保护的生态区之一。推动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流域综合管理以开展保护工作，实现长江流域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世界自然基金会长江项目的核心目标。

WWF在1998年就提出了一个为期25年的长江保护愿景，并于2018年正式启动《长江生命力报告》、长江中下游优先保护项目等后续项目。虽然具体的选题和区域有变化，但我们依然在最初的长江保护愿景之下开展工作。我们与华泰证券发起小额基金，希望推动长江流域以往不太受到大众和传媒关注的珍稀濒危动植物的保护，同时也扶植培养更多本土的自然保护组织，实现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恢复健康的美好愿景。

中国本土NGO在成长中会遇到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A：发达国家的草根NGO发展起步早，相关支持政策也比较完善。比如政府的项目会有规定，一定比例的预算要用于采购企业或者NGO的服务；还有税收政策支持，企业和个人的公益捐赠可以抵税等。中国现在也在学习这些先进的管理和税收政策，鼓励NGO、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保护，虽然起步晚一点，但正朝这个方向发展，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中国本土NGO近些年发展很快，也有很多成功案例，但大多数NGO面临很多现实问题。要么是向社会和企业介绍保护项目的经验不足，很难筹款；要么是缺乏管理经验，使得资金的有效管理出现问题，下一步的项目筹款更加步履维艰。很多本土NGO在团队建设和项目管理方面缺乏经验，没有明确中长期发展目标，不少NGO完全依靠个人领袖，要是这个人倒了，机构也就倒了，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组织机构发展机制。一些做人行事的基本方式在各种类型的行业和机构中是通行的，比如要有能得到社会认可的专业能力、要规范自律履行自己的承诺等，注意“非政府组织”不是“无政府组织”。

中国本土NGO有哪些成功的案例？

A：WWF一直都在扶持本土环保NGO的发展，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武汉观鸟协会——也是此次小额基金项目的支持团队之一，武汉观鸟协会聚集了一批武汉市最资深、最专业、最有情怀的爱鸟人，他们现在能够拿到政府采购服务的项目、从企业拿到保护项目赞助、也能在公益平台上向公众募资，可以维持基本生存了；而且他们懂得怎么和政府、企业、公众沟通，把自己的专业能力用外行也能听懂的话讲出来，让大家知道自己的能力所在、推广项目的价值。与华泰证券合作设立的小额基金首批资助的13支团队都是本土新生保护力量中的佼佼者，我们希望通过资金、专业能力建设、项目管理等全方位的支持，未来能从中走出几个全中国家喻户晓的NGO品牌。

武汉观鸟协会在牛山湖进行青头潜鸭调查，救助挂网鸟类 杨志峰摄

一个理想的保护格局下，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不同主体应该如何配合？

A：我个人认为，政府做好顶层设计，为社会组织和企业留下参与空间，然后制定完善的环保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各管理部门分工明确。比如长江大保护，国家讲要上下游、左右岸互联互通，协同保护，基本就是WWF经常呼吁的流域综合治理。这项工作涉及到多个行政区划，涉及生产行为、消费行为、航运管理、污染总量控制、生态用水等众多议题。目前正在推进的长江保护法意义重大，最终可能会在法律框架上形成一些共同目标并明确管理规范，真正做到政府牵头，社会组织、企业包括公众则可以在共同的保护愿景下，共同参与，针对不同议题开展具体工作。

WWF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希望通过小额基金项目在中国物种保护中发挥什么作用？

A：WWF每两年会发布一次《地球生命力报告》，根据最新发布的《2020地球生命力报告》，从1970年至2016年期间，监测到的哺乳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和鱼类种群规模平均下降了68%，淡水生态系的生物数量减少速度最快， 其数量平均下降了84%。很多物种可能我们根本没有认识到就消失了。

长江里也有很多物种大多数民众没听说过，比如青头潜鸭，全世界只剩不到1000只，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目录中比大熊猫的濒危等级高两级，是极危物种。长江流域还有许多这样的珍稀濒危物种，现在还有机会把它们拯救下来。拯救一个物种就是拯救了一条生物链，青头潜鸭能生存下来，那在它能生存的环境里，其他很多生物也能生存下来。长江保护不仅仅是水质保护，虽然现在政府有关部门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污染控制方面，但如果一江清水却没有生物，也会丧失河流的意义，我们希望长江是一条生命之河。通过小额基金项目13个团队的具体工作，希望能让公众意识到，长江里还有很多珍稀濒危物种，如果再不努力，我们的后代就看不到了。

普通公众可以如何参与环保？

A：普通公众参与环保的方式多种多样，公民科学就是一种方式。公民科学在发达国家很成熟，比如英国收集鸟类数据，政府从来不用资助，都是社会组织、公民进行调查，而且他们的专业性很强。公民科学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但未来一定是一个趋势。比如经过近20年的宣传普及，中国的观鸟组织发展迅速，积累了大量的公民科学知识，目前中国共记录到1445种鸟类，其中不少是通过中国观鸟组织发现的；15-20年前，仅仅编一本鸟类画册都非常困难，但是现在，几位资深鸟友在数天内就能收集到足够高质量的照片。

但对整个环保事业来说，我们还有很多基础工作要做。比如河流情况调查，如果我们有河流健康的打分表和打分方法给到公众，又有一个共享平台，那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测一下自己身边的河流水质怎么样并上传。除此之外，监测空气质量、生活垃圾等等都是一样的，但现在就是缺乏一些规范和方法，公众不知晓，也没有途径参与。我们也在尝试做一些示范，和一些企业合作设计课程，为企业员工参与公民科学活动提供指导。公民科学也是家庭亲子教育很重要的工具。太多孩子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甚至不知道粮食是怎么从地里长出来的，如果能引导孩子在成长的关键时期走入大自然，在大自然中获得感悟，摆脱游戏的困扰，就能为未来的环保工作培养中坚力量。

撰稿：朱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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