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的时空漩涡：关于清零的经济账本

摘要

1、拥堵延时指数是一个合适的经济代理变量：

1）我们必须找到GDP的代理变量，我们在把名义值转变成实际值、实际值转为同比增速上都存在困难；

2）在计算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上，受疫城市的外部性是存在的，城市之间会存在防疫政策的学习效应，也会有城市被动受伤，这都会导致我们无法割裂计算对GDP的影响。

2、受疫严重的城市会分为四个阶段，自治性防疫、政策防疫、政策放开和活力恢复：

1）自治性防疫总会早于城市管控升级，民众的嗅觉多半灵敏，很多城市在管控甚至疫情出现之前，民众早已谨慎出行；

2）在疫情清零后，防疫政策才会放开，而政策放开后，民众仍然会经历一个信心恢复的阶段，交通活力才会回来。

3、民众的嗅觉很重要：

1）自治性政策决定病疫是否会稳定下来，城市管控则会决定病疫能否清零；

2）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一旦自治性防疫开始，在一个月左右内（这个时间非常精准），疫情就会见顶回落；

3）即使对于传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以时间换空间依然有效，只是我们需要等候更长的时间（2个月左右）。

4、空间在防疫上不是非常重要的变量，我们的防疫措施在改良，即使遇到重大疫情，我们也不用把城市搞得像之前那般门可罗雀：

1）管控措施的底部的确是在抬升的，这与防疫措施的精准化有关，也与民众恐惧感下降有关；

2）迎战奥密克戎的经验显示，只要在精准的前提下，上海这个力度也是够用的，其关键还是时间问题。

5、按照时间上的既往规律，就现在的重灾区城市来讲，吉林与长春的活力会在两个月内恢复，但上海则可能需要等到七月份。

6、但防疫也在试错，上海在尝试以空间换时间，虽然这个空间极为有限：

1）从上海在病疫的二阶拐点出现前就进行更精细化的防疫尝试来看，经济增长已经不能不管不顾了；

2）清零政策本身已经意味着病毒防疫的沉没成本（短时越放开，远期病疫传播对经济伤害越大），但短时在成本过于沉重的情况下，我们不一定非要把成本贴现到现在。

7、在疫情不在其他地区失控的假设下，我们对疫情影响的推论会分为乐观及悲观两种情形：

1）乐观情形是：疫情不严重的城市不再草木皆兵，其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增长，那么，Q2的GDP所受的影响可能为3.3%；

2）悲观情形是：众多城市仍然过度防御，后续GDP压力的减缓只能靠吉林及长春的清零，这给Q2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约为4.7%。

风险提示：货币政策超预期，经济复苏超预期。

正文

经济增长是个非常复杂的机制，估算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上，是不能分割来看的。

1）GDP这个变量本来就很难割裂计算，我们必须找到GDP的代理变量。一来我们通常只能用名义量去估计GDP影响，而名义量所受的影响除了实际增长之外，还有价格的影响，这会使得我们通常会高估这个影响；二来即使我们能有效估计实际量的影响，也很难转化为同比，毕竟GDP的核算方法每五年调一次，当前正处于GDP核算方法调整的关口，用GDP做同比算出来的增速水平和直接公布的增长是对不上的。

2）拥堵延时指数是一个合适的代理变量。当疫情来袭且城市开始布局疫情防控措施之时，经济增长往往会随着交通活力的下降而下降，经验上，这个系数是0.7左右，即拥堵延时指数每下降1%，对GDP的拖累为0.7%左右。从今年刚刚开始的Q2来看，其拥堵延时指数的增长速度比Q1下降了7%左右，这使得单季度GDP增长受损4.9%左右。

3）从拥堵指数看，受疫城市的外部性是存在的。拥堵指数的下降并不仅仅是疫情重灾区（上海、长春）所为，除了一些已在病疫加速期的城市（济南、泉州）外，当前疫情并不十分严重的超大型城市（北京、广州）因上海事件而投鼠忌器，开始加严对疫情的防范力度；另外，在地理上临近疫情重灾区和加速区的城市，其防范疫情的隔离制度也有升级（福州、无锡），另外，我们相信，有一些无辜的城市也会受到被动的波及（因它城管控造成外来车辆减少），也损害了经济的效率。

大体上，受疫严重的城市在行为上会分为四个阶段，自治性防疫、政策防疫、政策放开和活力恢复。

1）如果交通活力骤降，那多半是遇到了疫情。自武汉疫情始，我们经历了几段较为严重的疫情（乌鲁木齐、石家庄、扬州、绍兴、西安及上海）。如果观察这些城市疫情爆发前后的交通数据的话（拥堵延时指数），可以看到，一旦该城市的疫情爆发，拥堵延时指数在短时内会出现明显下降。

2）然而，民众的嗅觉多半灵敏，很多城市在管控甚至疫情出现之前，民众早已谨慎出行，从而达到自治性防疫。在疫情刚刚甚至尚未爆发时，城市管控措施尚未到位，但居民的谨慎情绪已经自发减少了出行时间及次数，而后当疫情进一步加速后，城市才会祭出封城等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此中，因绍兴疫情集中在上虞区，因此绍兴仅仅封闭了上虞区的交通，尚未对绍兴总体交通产生太大影响。

3）清零政策会导致防疫政策放开会在疫情清零后进行，而在防疫政策放开后，民众仍然会经历一个出行谨慎的阶段，而后信心才会恢复，活力才会回来。在疫情严重的样本中，除了西安和石家庄这两个城市在疫情清零后，城市活力出现了相对迅速的恢复之外，其余城市的恢复都是相对缓慢的，我们推测，西安和石家庄的交通恢复迅速更可能与疫情传播的时点有关：这两个城市的病毒广泛传播的时间点都是在春节前夕，因此，解封后很多市民即很快参与到春运大军之中。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民众的嗅觉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1）病疫被控制住，原因应该被追溯到民众开始有嗅觉（自治性防疫开始），而非城市政策开始严防死守。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一旦城市交通拥堵延时指数下降，在一个月左右内（这个时间非常精准），疫情就会见顶回落。此中，武汉疫情的控制用时比一个月多了一周左右，其原因应是新冠刚刚出现时检测能力还没跟上来，扬州疫情的控制用时比经验时长短了一周，应是南京疫情使得扬州早有防范的缘故。

2）即使对于传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以时间换空间依然有效，只是我们需要等候更长的时间。以有限的样本来看，控制奥密克戎疫情可能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譬如，在2022年1月的天津疫情中，天津的交通活力在下降2个月后，天津的疫情才见顶，长春亦如是。

3）就防疫这个目标来说，上海的初始表现和过往城市就存在差异。在过往经验上，当城市的疫情仍然在个位数增长甚至零增长（不会到两位数增长）时，城市就会嗅到疫情的味道，民众就开始谨慎出行，而当每日新增疫情达到30人以上时，城市就会动用封城等城市级别的隔离政策。而上海在自治性防疫启动时，其日增感染人数已在70人左右，当上海出台全市级别的隔离管控时，上海的日增感染人数已高达逾4000人。

其实空间在防疫上不是非常重要的变量，我们的防疫措施在改良，即使遇到重大疫情，我们也不用把城市搞得像之前那般门可罗雀。

1）管控措施的底部的确是在抬升的，这与防疫措施的精准化有关，也与民众恐惧感下降有关。若以疫情发生时，拥堵指数的低值作为该城市在防疫时隔离力度的量化标准的话，可以看到，除了武汉疫情时城市活力降至冰点之外，后续的拥堵延时指数很难低过1.1，甚至对于上海这次疫情来说，其虽然比以往的疫情要更加严重，但拥堵延时指数却高于之前的任一次疫情。

2）但我们猜测，只要在精准的前提下，上海这个力度也是够用的，其关键还是时间问题。就针对奥密克戎引起的疫情来讲，我们需要的防控隔离措施也不用比以往更为严厉。以成功防范住奥密克戎加速的城市（天津、长春）来说，其在疫情管控之时，拥堵指数也没有降到过低水平，甚至天津在拥堵延时指数尚在1.2之上的状态下，也一度清零了当地的病疫。

但防疫也在试错，上海在尝试以空间换时间。

1）按照既往规律，就现在的重灾区城市来讲，吉林与长春的活力会在两个月内恢复，但上海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吉林及长春的疫情应已见顶，按照一般疫情略为右偏态分布的形态推测，吉林清零时点应在4月中旬，长春则在5月上旬；此外，上海疫情仍在冲顶，其见顶时间可能在4月下旬，其清零时点可能在7月上旬。

2）从上海在病疫的二阶拐点出现前就进行更精细化的防疫尝试来看，经济增长已经不能不管不顾了。尽管Q2才过去了区区几日，但从交通拥堵指数看，Q2所隐含的GDP增长甚至不如去年四季度。清零政策本身已经意味着病毒防疫的沉没成本（短时越放开，远期病疫传播对经济伤害越大），但短时在成本过于沉重的情况下，我们不一定非要把成本贴现到现在。

那么，在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上，会推出乐观及悲观两种情形。乐观情形是：疫情不严重的城市不再草木皆兵，其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增长，这会使得Q2经济增速所受冲击比目前的情形减轻1.6%左右，即Q2所受的影响可能为3.3%；悲观情形是：众多城市仍然过度防御，这导致后续GDP压力的减缓只能靠吉林及长春的清零，这给Q2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约为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