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的时空漩涡:关于清零的经济账本
摘要
1、拥堵延时指数是一个合适的经济代理变量:
1)我们必须找到GDP的代理变量,我们在把名义值转变成实际值、实际值转为同比增速上都存在困难;
2)在计算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上,受疫城市的外部性是存在的,城市之间会存在防疫政策的学习效应,也会有城市被动受伤,这都会导致我们无法割裂计算对GDP的影响。
2、受疫严重的城市会分为四个阶段,自治性防疫、政策防疫、政策放开和活力恢复:
1)自治性防疫总会早于城市管控升级,民众的嗅觉多半灵敏,很多城市在管控甚至疫情出现之前,民众早已谨慎出行;
2)在疫情清零后,防疫政策才会放开,而政策放开后,民众仍然会经历一个信心恢复的阶段,交通活力才会回来。
3、民众的嗅觉很重要:
1)自治性政策决定病疫是否会稳定下来,城市管控则会决定病疫能否清零;
2)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一旦自治性防疫开始,在一个月左右内(这个时间非常精准),疫情就会见顶回落;
3)即使对于传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以时间换空间依然有效,只是我们需要等候更长的时间(2个月左右)。
4、空间在防疫上不是非常重要的变量,我们的防疫措施在改良,即使遇到重大疫情,我们也不用把城市搞得像之前那般门可罗雀:
1)管控措施的底部的确是在抬升的,这与防疫措施的精准化有关,也与民众恐惧感下降有关;
2)迎战奥密克戎的经验显示,只要在精准的前提下,上海这个力度也是够用的,其关键还是时间问题。
5、按照时间上的既往规律,就现在的重灾区城市来讲,吉林与长春的活力会在两个月内恢复,但上海则可能需要等到七月份。
6、但防疫也在试错,上海在尝试以空间换时间,虽然这个空间极为有限:
1)从上海在病疫的二阶拐点出现前就进行更精细化的防疫尝试来看,经济增长已经不能不管不顾了;
2)清零政策本身已经意味着病毒防疫的沉没成本(短时越放开,远期病疫传播对经济伤害越大),但短时在成本过于沉重的情况下,我们不一定非要把成本贴现到现在。
7、在疫情不在其他地区失控的假设下,我们对疫情影响的推论会分为乐观及悲观两种情形:
1)乐观情形是:疫情不严重的城市不再草木皆兵,其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增长,那么,Q2的GDP所受的影响可能为3.3%;
2)悲观情形是:众多城市仍然过度防御,后续GDP压力的减缓只能靠吉林及长春的清零,这给Q2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约为4.7%。
风险提示:货币政策超预期,经济复苏超预期。
正文
经济增长是个非常复杂的机制,估算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上,是不能分割来看的。
1)GDP这个变量本来就很难割裂计算,我们必须找到GDP的代理变量。一来我们通常只能用名义量去估计GDP影响,而名义量所受的影响除了实际增长之外,还有价格的影响,这会使得我们通常会高估这个影响;二来即使我们能有效估计实际量的影响,也很难转化为同比,毕竟GDP的核算方法每五年调一次,当前正处于GDP核算方法调整的关口,用GDP做同比算出来的增速水平和直接公布的增长是对不上的。
2)拥堵延时指数是一个合适的代理变量。当疫情来袭且城市开始布局疫情防控措施之时,经济增长往往会随着交通活力的下降而下降,经验上,这个系数是0.7左右,即拥堵延时指数每下降1%,对GDP的拖累为0.7%左右。从今年刚刚开始的Q2来看,其拥堵延时指数的增长速度比Q1下降了7%左右,这使得单季度GDP增长受损4.9%左右。
3)从拥堵指数看,受疫城市的外部性是存在的。拥堵指数的下降并不仅仅是疫情重灾区(上海、长春)所为,除了一些已在病疫加速期的城市(济南、泉州)外,当前疫情并不十分严重的超大型城市(北京、广州)因上海事件而投鼠忌器,开始加严对疫情的防范力度;另外,在地理上临近疫情重灾区和加速区的城市,其防范疫情的隔离制度也有升级(福州、无锡),另外,我们相信,有一些无辜的城市也会受到被动的波及(因它城管控造成外来车辆减少),也损害了经济的效率。
大体上,受疫严重的城市在行为上会分为四个阶段,自治性防疫、政策防疫、政策放开和活力恢复。
1)如果交通活力骤降,那多半是遇到了疫情。自武汉疫情始,我们经历了几段较为严重的疫情(乌鲁木齐、石家庄、扬州、绍兴、西安及上海)。如果观察这些城市疫情爆发前后的交通数据的话(拥堵延时指数),可以看到,一旦该城市的疫情爆发,拥堵延时指数在短时内会出现明显下降。
2)然而,民众的嗅觉多半灵敏,很多城市在管控甚至疫情出现之前,民众早已谨慎出行,从而达到自治性防疫。在疫情刚刚甚至尚未爆发时,城市管控措施尚未到位,但居民的谨慎情绪已经自发减少了出行时间及次数,而后当疫情进一步加速后,城市才会祭出封城等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此中,因绍兴疫情集中在上虞区,因此绍兴仅仅封闭了上虞区的交通,尚未对绍兴总体交通产生太大影响。
3)清零政策会导致防疫政策放开会在疫情清零后进行,而在防疫政策放开后,民众仍然会经历一个出行谨慎的阶段,而后信心才会恢复,活力才会回来。在疫情严重的样本中,除了西安和石家庄这两个城市在疫情清零后,城市活力出现了相对迅速的恢复之外,其余城市的恢复都是相对缓慢的,我们推测,西安和石家庄的交通恢复迅速更可能与疫情传播的时点有关:这两个城市的病毒广泛传播的时间点都是在春节前夕,因此,解封后很多市民即很快参与到春运大军之中。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民众的嗅觉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1)病疫被控制住,原因应该被追溯到民众开始有嗅觉(自治性防疫开始),而非城市政策开始严防死守。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一旦城市交通拥堵延时指数下降,在一个月左右内(这个时间非常精准),疫情就会见顶回落。此中,武汉疫情的控制用时比一个月多了一周左右,其原因应是新冠刚刚出现时检测能力还没跟上来,扬州疫情的控制用时比经验时长短了一周,应是南京疫情使得扬州早有防范的缘故。
2)即使对于传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以时间换空间依然有效,只是我们需要等候更长的时间。以有限的样本来看,控制奥密克戎疫情可能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譬如,在2022年1月的天津疫情中,天津的交通活力在下降2个月后,天津的疫情才见顶,长春亦如是。
3)就防疫这个目标来说,上海的初始表现和过往城市就存在差异。在过往经验上,当城市的疫情仍然在个位数增长甚至零增长(不会到两位数增长)时,城市就会嗅到疫情的味道,民众就开始谨慎出行,而当每日新增疫情达到30人以上时,城市就会动用封城等城市级别的隔离政策。而上海在自治性防疫启动时,其日增感染人数已在70人左右,当上海出台全市级别的隔离管控时,上海的日增感染人数已高达逾4000人。
其实空间在防疫上不是非常重要的变量,我们的防疫措施在改良,即使遇到重大疫情,我们也不用把城市搞得像之前那般门可罗雀。
1)管控措施的底部的确是在抬升的,这与防疫措施的精准化有关,也与民众恐惧感下降有关。若以疫情发生时,拥堵指数的低值作为该城市在防疫时隔离力度的量化标准的话,可以看到,除了武汉疫情时城市活力降至冰点之外,后续的拥堵延时指数很难低过1.1,甚至对于上海这次疫情来说,其虽然比以往的疫情要更加严重,但拥堵延时指数却高于之前的任一次疫情。
2)但我们猜测,只要在精准的前提下,上海这个力度也是够用的,其关键还是时间问题。就针对奥密克戎引起的疫情来讲,我们需要的防控隔离措施也不用比以往更为严厉。以成功防范住奥密克戎加速的城市(天津、长春)来说,其在疫情管控之时,拥堵指数也没有降到过低水平,甚至天津在拥堵延时指数尚在1.2之上的状态下,也一度清零了当地的病疫。
但防疫也在试错,上海在尝试以空间换时间。
1)按照既往规律,就现在的重灾区城市来讲,吉林与长春的活力会在两个月内恢复,但上海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吉林及长春的疫情应已见顶,按照一般疫情略为右偏态分布的形态推测,吉林清零时点应在4月中旬,长春则在5月上旬;此外,上海疫情仍在冲顶,其见顶时间可能在4月下旬,其清零时点可能在7月上旬。
2)从上海在病疫的二阶拐点出现前就进行更精细化的防疫尝试来看,经济增长已经不能不管不顾了。尽管Q2才过去了区区几日,但从交通拥堵指数看,Q2所隐含的GDP增长甚至不如去年四季度。清零政策本身已经意味着病毒防疫的沉没成本(短时越放开,远期病疫传播对经济伤害越大),但短时在成本过于沉重的情况下,我们不一定非要把成本贴现到现在。
那么,在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上,会推出乐观及悲观两种情形。乐观情形是:疫情不严重的城市不再草木皆兵,其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增长,这会使得Q2经济增速所受冲击比目前的情形减轻1.6%左右,即Q2所受的影响可能为3.3%;悲观情形是:众多城市仍然过度防御,这导致后续GDP压力的减缓只能靠吉林及长春的清零,这给Q2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约为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