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皓：中国不能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也无此必要 | 五道口云课堂

10月17日上午，清华五道口云课堂“在线大讲堂”邀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周皓，以“疫情冲击下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为主题，做了一场精彩的线上分享。

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影响，世界经济在2020年遭受重创。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冲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动用了超常规的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稳定市场提振经济，但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比如财政赤字货币化、央行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也在国内外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相比之下，中国的政策选择与西方有何不同？效果如何？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差异和经济表现，可以为中国今后的宏观政策制定和经济理论建设带来哪些启示？周皓教授基于深厚的理论功底，介绍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思潮的由来，并分享了他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澄清其中存在的诸多认识误区。

周皓表示，每一次重大经济金融危机之后，都会诞生一些经济和金融理论上的革命，进而在经济政策创新中体现出来。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因为西方国家应对不力，于是就有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方面的思潮，并且在政界、学界涌现出一批拥护者。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欧美发达国家采用的政策组合导致央行持有的国债迅速上升，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国家已经在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国作为最早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家，是不是也应该效仿跟进？周皓指出，经济学所奉行的动机与目标原则，与会计学奉行的事后等价原则有根本上的区别。西方国家央行这次的操作，仍然是根据就业率和通货膨胀这两大政策目标来增持国债，并不是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并非财政赤字货币化。

周皓表示，我国的现实情况既不允许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也无此必要。“我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准则相似，”他说道，“不能保持央行独立性的操作行为是被禁止的。”目前中国实际上是面临通货膨胀，这与欧美日存在的通缩正好相反，在通胀环境下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其可能造成的恶性后果不言而喻”。除此之外，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还会进一步加剧对民营企业不利的信贷资源分配情况。他还表示，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只有3.6%，即便加上一些间接性的政策也只有5%，远低于发达国家20%左右的水平，所以没有必要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

周皓表示，与典型的周期型衰退不同，新冠疫情带来了一场“非典型的经济衰退”，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均受到损害，结构性的物价上升和物价下降同时存在于不同行业。面对疫情，中国采用了一种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面向企业而不是居民给予结构性的优惠与倾斜。反观西方国家，是选择了总量性的政策来应对疫情。这两种政策的效果堪称差异明显。根据IMF刚刚公布《世界经济展望》，中国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只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可谓一枝独秀。“从经济表现来看，中国的这种政策是成功的，应该是所有的经济分析师都承认的。”他说到。

周皓认为，中国这种结构性政策带来了实际增长表现的优异，是以一种名为“新结构金融学”的理论思想革命为基础。新结构金融学主张从中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制度技术条件出发，以渐进式、双轨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来研究中国特有的金融市场问题、金融政策制定、金融体制变迁、以及金融主体行为。全球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差异和经济表现，恰恰为新结构金融学提供了最理想的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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