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这世间少有的珍贵，请至少拥有一样吧
看完《无问西东》，我揣满了难以言说的喜欢。
整部电影讲述了四个时代的四个故事，之间用人物承上启下的关系进行串联。如果单从技术层面来讲，导演想拍的是一个类似《云图》的故事，但稍显稚嫩的手法似乎还背负不起这个野心，有点失控的剪辑，让四条故事线都显得支离，情节与情绪上跳跃僵硬，表达无法流畅。
有影评说它“叙事上失衡，影像上失焦，音乐上失重，剪辑上失准”……
但是，有什么关系啊？
只要有西南联大这一段，我就能坐在电影院里再看个十遍八遍。
要看的，不是回忆，也不全是历史，又不单单是情怀。它很神奇地让我想起曾看到过、读过、思考过、向往过、感动过的一切，它把那些零散的珠玉通通捧出来，诚恳地将之妆成一树一树花开，最后呈现给你一座桃花源。
桃源不知魏晋？
怎么可能。
烽烟战火，国破家亡。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那当然是最坏的时代。
可那真的竟是最好的时代——
它是那样高贵！
那是最高贵的时代，那群人是中国最后的贵族。
它讲青春的高贵
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
我想，导演也是偏爱西南联大这一段的，所以把电影里最绚烂的色彩都给了它。
大部分的镜头都是明黄的底色，配上湛蓝、浓绿、赭石、橙红，配上亭亭的少女、奔跑的少年、朗朗的书声，一切都刚刚好，一切都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很美很美，随手截个图，意境都不输《大碗岛的星期天的下午》或是《撑阳伞的女人》。
这样美好的样子，鹿桥曾写在他的《未央歌》里。
1937年11月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次年，时年18岁、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鹿桥进入该校文学院外文系学习，并在此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未央歌》即写于他从西南联大毕业一年之后。
1945年，《未央歌》创作完毕，但因时局动荡，付梓无期。14年以及22年后，才分别在香港、台湾出版，一经面世，洛阳纸贵。
这部影响了两岸三地几十年的小说，被陈平原称为“两部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描写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之一（另一部是《围城》），说它写友情和爱情，不以情节取胜，而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
风在树枝上轻轻地叹了一口停晚将临时谁都会因一日将逝而生的叹息。太阳依然明朗地照着，热力却似忽然失去了。大家都觉得要回到温暖的窝里去。便都站起身来拍落身上的土及草茎，枝叶，告别，散开。校里花草坪上的蝴蝶也减少了。那里横七竖八躺着晒太阳的学生们，或是因为手中一本好书尚未看到一个段落，或是为了一场可意的闲谈不忍结束，他们很少站起身来的。他们躺在自长沙带来的湖南青布棉大衣上，棉大衣吸了一下午的阳光正松松软软的好睡。他们一闭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兴奋多变的时代，富壮向荣的年岁，便骄傲得如冬天太阳光下的流浪汉；在那一刹间，他们忘了衣单，忘了无家，也忘了饥肠，确实快乐得和王子一样。
——鹿桥《未央歌》
尽管这部小说声誉响彻海内外，但我在十年前读它，读得很艰辛，也很嫌弃。嫌弃它过度的人物脸谱化，嫌弃它全知全觉的视角，嫌弃它飘在云端、不接地气，嫌弃它如诗如梦的乌托邦理想。
而今天，当电影屏幕上的影像在那里鲜活地跳动，历史的一部分样子形象地展现在眼前，我才终于明白了十年前那些我没读懂的事：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之思想，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之情调，而青春的大抵样貌不会变，它总有最澄澈的诗情、最高贵的天真、最烂漫的梦想。青春，就该热忱地去歌颂激情、自由、勇气和爱——只记歌时，不记归时节。一切都如电影的英文名：
Forever Young。
它讲知识分子的高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下雨了。
这不是江南的杏花春雨，而是西南的瓢泼雨季。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汪曾祺《昆明的雨》
这样明亮丰满的雨，显示着大自然的生命力，却也给读书生活带来了不便。
电影里，是在物理系的课堂上，先生正在讲球面的受力点。屋外风雨大作，雨点急急打在铁皮屋顶上，盖过了讲课声。雨水从铁皮屋顶的缝隙中漏下来，淋湿了先生的衣裳。他顶着一肩雨水，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
“静坐听雨”。
便转身坐下，袖手凝神，物我两忘。
刚刚还窃窃私语说听不见讲课声的学生们，全都静了下来。
静坐听雨。
这并不是电影的杜撰，是曾经发生在西南联大的真实故事，来自联大法商学院教授陈岱孙。据说他讲课条理清晰，且不用讲稿，听课者只需笔头勤快，记下笔记，一节课就是完整的教科书一节。这种出口成章的才能，联大教授中只有两外，一位是陈岱孙，另一位是冯友兰。
陈岱孙先生讲课还有一个惊奇之处，就是时间把握极其精准，上课铃响，开始讲课。讲完最后一句话，恰是一个段落的终结，而下课铃也响了起来。唯独能影响这种讲课节奏的，只有昆明的雨，于是就有了“停课赏雨”的轶事。
静坐听雨。这样高贵的态度，上一次看到，还是在魏晋的风骨里、在李杜的风流中。后来，后来好像就没有了。
而陈岱孙先生只是联大众多大先生中的一位。《无问西东》最大的诚意，就是把这么多的大先生，从人们记忆的荒原里请了出来，哪怕只是一个小片段，哪怕就一个镜头扫过，也足以让我们向他们致敬。我们看到了梅贻琦、蒋梦麟、钱穆，看到了朱自清、沈从文、钱钟书，看到了：
茅草屋顶的教室里，陈寅恪讲课；
红土青草的斜坡上，闻一多在说诗歌；
就连跑警报跑到山林的防空洞里，袁复礼还在讲恐龙化石；
……
纵是身披布衣，心存万里山河。就连他们各相异趣的方言，都听上去那么悦耳，那么有格调。
是为知识分子的高贵。
我的新晋男神梅校长
拒绝知道他演的一切猥琐角色
不听不听我不听
这份高贵，从联大校长梅贻琦的口中说出来便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高贵，亦是知识的高贵。
它讲风度的高贵
空潭泄春，古镜照神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战乱时代，日本飞机三天两头就来轰炸。张恨水在《巴山夜雨》里也写过挂红球、躲警报，可与那疲于奔命、惶惶不可终日的场面比起来，联大的躲警报，却是一道特殊的风景。
联大学生汪曾祺说，大家不愿叫躲警报或者逃警报，因为“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只有“跑”字，在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
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
——汪曾祺《跑警报》
有人批评《无问西东》，说它的台词文艺到令人感到羞耻，我想，如果穿越回那个年代，他在跑警报的时候，一定不会带着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吧？
那一份从容和风度，即是一种今人无法理解并望尘莫及的高贵。
电影中，沈光耀（王力宏饰，第一次被王力宏帅到）的教授每次跑警报都不忘带着他的一笼鸽子；而他自己则要在炉子上煮一杯冰糖莲子羹。
据说带鸽子的细节来自于金岳霖教授，不过他带的是鸡；冰糖莲子则是汪曾祺记录下的真实故事——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汪曾祺《跑警报》
这种不动声色的高贵风度，可以说是文人风骨，也可以说是浩然之气。
它讲襟怀的高贵
讲坚守本心的高贵
屈平词赋悬日月
楚王台榭空山丘
办公室里，我后座的90后小女生友情提示：
看这部电影，没鼻炎的带一包纸，有鼻炎的带两包纸。
然而我并没有带纸巾。
我只是随随便便就把我的大围巾哭成了河。
尤其是听到沈光耀他说：
这个时代从来不缺完美的人，缺的是自己心底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
一开始，我把沈光耀的原型认成了张大飞。
张大飞是在齐邦媛先生自传《巨流河》中写过的飞虎队英雄。1945年5月，张大飞自陕西安康出战河南信阳日本空军，与敌驱逐机遭遇。为掩护友机，张大飞中弹阵亡，壮烈殉国，年仅26岁。
而沈光耀的原型是沈崇海。20岁自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吾辈今后自当翱翔碧空，与日寇争一长短，方能雪耻复仇也！”
1937年8月，沈崇海奉命轰炸敌舰。飞临日军舰时，所驾飞机突然发生故障，速度减慢，脱离战斗队形。此时，日军旗舰“出云号”正指挥航队与中国空军激战，沈崇诲遂与同机的陈锡纯驾机撞击“出云号”，与敌舰同归于尽。殉国时，亦年仅26岁。
在战火中他已成长，开始他丰实的一生（如果那能称为“一生”），这一切因为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一九四一年，在云南的基地，他遇到了美国的随军牧师。多年来他陷于宗教与作战之间的心理冲突，在与这位长老会牧师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些纾解，到美国受训时与基地随军牧师朝夕相见，他们认为保卫家乡是正义之战，减少民间无辜的伤亡，是军人天职。这给了他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使他能在杀伐与救赎间求取一些心灵的平安。
渐渐地，他不多写战争的事，开始说打完仗后要去当随军牧师，但是仗要先好好打，绝不能让日本鬼子打赢。他的语气中全是英雄气概，充满了张校长演讲勉励我们“中国不亡，有我！”的气概。
——齐邦媛《巨流河》
我相信，在那个时代，有无数个这样的张大飞、沈崇海，他们叫不叫沈光耀都不要紧。他们用自己的眼看到苦难，用自己的心立下理想，并用自己的生命为之奋斗。
尽管那生命短暂，但是从广度、厚度来说，哪一样都不输。他们正是尼采所说的，“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
他们的一生，澎湃昂扬，灿若烟花。
影片的最后：“谨以此片献给珍贵的你。”
那么，就在心底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中，请至少拥有一样吧。
请亲爱的你，活成珍贵的自己。
吕糯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