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往事】城市传奇：中国银行楼高之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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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层高楼，被砍掉了一半
既然中国银行确实有过起造34层高楼的雄心壮志，为何又戛然而止了呢？这一疑问确实难倒了笔者。沙逊干预？苦无证据；经费紧张？语焉不详。我们不妨把背景铺展一下，从各种蛛丝马迹中找寻一点线索，答案或许不仅仅来自一个指向。
中国银行系从大清银行转型而来，属于国家银行性质，早就买下了沙逊大厦隔壁的德国总会大楼作为营业场所，可毕竟局促了一些，与其中国第一大银行的身份不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各式高楼接连拔地而起，中国银行的管理层准备拆掉德国总会大楼，建造自己的银行营业大楼。
在1934年4月的日记里，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就表露了起造新大楼的心声：“中国银行饱经风浪，未见动摇，内部组织既已革新，银行实力足与驻在上海的欧美银行相抗衡，必须有一新式建筑，方足象征中国银行之近代化。”
1929年张嘉璈访英期间，巧遇正在伦敦建筑学院留学的陆谦受，对他的学问人品颇为赏识，于是邀他学成后到上海中国银行工作。回国后，陆担任了中行建筑课长，与公和洋行设计师威尔逊一道承担中行大楼的设计方案。一般认为，中国银行大楼独具中国特色的诸多元素，如大门上方的孔子周游列国石雕，应出于陆的设计理念。
与沙逊大厦相比，中行大楼因为地块狭长，建筑体量略小，奢华程度上也无此必要，但要在建筑高度上超过它，在技术上应该不成问题。实际上，沙逊大厦与中国银行大楼的设计者，同是这家叫公和洋行的英商建筑设计事务所。
如前所述，1934年初公和洋行在最初的设计中，中行大楼远高于隔壁的沙逊大厦，可是这一方案很快进行了调整。中行大楼1935年发行的纸币上，有中行大楼的效果图，虽然仍要高于隔壁的沙逊大厦，但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34层楼，而是变更为了18层。为什么有18层之说呢？在1934年4月，经中国银行董事会决议，总经理张嘉璈明确指示将中行大楼降至18层楼。张嘉璈在1934年4月的日记里说：“经董事会决议，决定建一十八层楼之大厦，以供总管理处与上海分行办公及营业之用。预算营建费六百万元。”
次年初，中国银行向工部局提出建造大楼的申请书，所附设计方案是1935年11月11日的图纸，又减了一层楼，变成了17楼，便略低于隔壁77米的沙逊大厦了，与实际建成后的情形相似。屋顶是中国传统的蓝色琉璃瓦四角攒尖顶，一些细部装饰带有中国传统色彩。从原先设计的34层高楼到实际建成后的17层楼，中行大楼实足削去了整整一半高度。
听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的解释吧。1936年10月10日，中国银行举行开工奠基礼，宋子文、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发表讲话，会场就设在施工现场旁的简易工棚里。张嘉璈已经辞职，被蒋介石“另有任用”，因此没有与会。
银行家宋汉章
宋子文说：“中国银行并不是要修建一所华丽的房屋，来表示我们资产的力量，我们唯一的宗旨，是要增加我们工作的效率，和顾客的便利。董事会将原来造价的预算，一再删减至百分之五十，就可明了我们的用意。今天我们所当注意的，不是物质上的观察，而是精神上的意义。”
宋子文在批阅文件
按宋子文所言，既然钱少了一半，楼当然也要削去一半，34层楼变为17层楼，似乎顺理成章。也就是说，张嘉璈在任时，尚保留18层楼的高度，但到了宋子文身上，又明确变更为17层楼了。
宋子文在讲话中，还再三强调中外合作的重要性，“允许我把你们的到场视作是象征赞成中外同行间合作的共同承诺”，这里面是否暗示了某种妥协或默契，尚待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求证。
1937年的中行钞票上，就是后来实际落成的17层楼的中行大楼图样，这一次，人们无须从设计图案上来揣摩大楼的真实高度了，因为同年落成的大楼，与钞票上的图案长得一模一样。
白银危机影响下，各家改了口风
那么，中行大楼是否真的如传说一般，从原先遥遥高于沙逊大厦，到建成后又略低于沙逊大厦，是因为沙逊的缘故吗？沙逊的势力真的有那么大吗？
上海市档案馆藏有完整的租界工部局档案，笔者查找了1933年至1936年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并未发现董事会讨论过中国银行大楼建筑的事宜，当然也未发现任何与沙逊有关的记录。有的论述说，沙逊向工部局董事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不过要知道，工部局董事会的董事中，有好几位中国人，其中贝淞荪还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中行新大楼的起造就由他负责。
中国银行大楼从34层楼降为18层楼，显然受到了1934年后蔓延的白银危机的影响。中国银行确曾有过超高层建筑的设想，但因为来势汹汹的白银危机，财务状况不容乐观，于是中行决策者调整了思路，降低了预期，而使34层大楼的设计方案只能限于纸上。这是中国银行楼层大缩水的一大原因，也是张嘉璈不得不退让的原因。宋子文的一番话，虽然只字未提白银危机，且说得很漂亮，其实昭然若揭，就是缺钱。
中国银行原本设想大楼落成后，可以出租一部分房间，收取租金，但当时租赁市场已经大幅萎缩，如大陆银行建造的大陆商场（东海大楼），原本指望通过出租房间填补一部分成本，结果一·二八事变后，先是公债危机，接着又是白银危机，金融风潮一场接一场，大楼的出租率很低，大陆银行为此入不敷出、苦不堪言。这一情况，中国银行不会不知道，与其如此，不如将原本设想出租的部分楼层省去。这一省，首先就砍掉了双塔的其中一座塔，大幅降低了高度。
事实上，在房地产行业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中国银行搭上的却是一趟末班车。1934年开始的白银风潮，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已经极大影响到上海的房地产行业。上海房地产业的成交总额，从1931年的13000万元，下降到1400万元。
从公和洋行这一方面来说，它虽然应邀设计了34层双塔高楼的方案，但仅仅是推出了一个概念性的设计方案，并未获得中国银行的实际推进。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公和洋行应中国银行方面的要求，对设计方案一再进行调整，降低高度，以节省经费。34层双塔楼的设计方案，公布在1935年第1期《建筑月刊》上，还配了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句子，但又说因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银行拟减低层高，“该行当局鉴于社会百业萧条，经济衰落，费资千万，建造高厦，尚非当务之急。故已酌量减低层数，以求撙节云”。
按照张嘉璈和中国银行的要求，公和洋行推出了18层楼设计方案。尽管比起34层楼大幅下降了层数，但该方案的高度，比起隔壁的沙逊大厦，仍略胜一筹。
作者：邢建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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