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红芹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累积优势研究
作者简介：康红芹，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曲阜师范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院（山东曲阜 273165）；宫政，硕士研究生，曲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山东曲阜 27316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轨迹与培育路径的实证研究”（CKA160232）。
引用：康红芹,宫政(2020).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累积优势研究[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32(5):60-69.
摘要：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规模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内涵式道路将是未来发展的主要基调。在由规模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过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累积效应不容忽视。基于累积优势视角对15名优秀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命历程轨迹的分析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的累积优势包含双向式累积优势、递进式累积优势、平行式累积优势以及统领式累积优势四种类型，其中双向式累积优势和统领式累积优势的力量最为强劲；四种累积优势均包括先赋性优势与事件性优势，且大多数的先赋性优势与事件性优势共同作用于新型职业农民，对其培育成效及职业发展产生累积效应；先赋性优势的影响具有基础性和稳定性的特征，而事件性优势的影响则呈现出直接性和持续性的特征；先赋性优势中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不容忽视，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事件性优势能否发生以及发生的频次、程度和间隔，而事件性优势中自学、请教、培训等相关培育事件发生的频次、程度切实影响着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效果和职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累积优势；先赋性优势；事件性优势；主观能动性
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农业部，2017）。从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规模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①，内涵式道路将是未来发展的主要基调。在由规模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过程中，如何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更加有效？如何使新型职业农民持续成长?一些研究者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累积效应不容忽视。譬如，欧阳忠明等人（2017）强调了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初始期的“知识累积”现象，并指出其与之后不同发展阶段中的“知识顺应”和“知识创造”是环环相扣的。又如，康红芹等人（2019）指出，不管是有序培育时机状态下的年长新型职业农民，还是脱序培育时机状态下发展较为顺畅的年长新型职业农民，他们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均呈现出一定的累积优势效应。
基于累积优势的视角来探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是适切和可行的。一方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不仅是当下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亟待攻克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国家长期高度重视的事关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这种跨领域的特征与累积优势的多学科属性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在2012年以来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规模式发展中，不同来源、类型的新型职业农民个体在学习、培训等方面已然形成了一定的优势效应，这些优势效应理应成为未来内涵式发展道路中继续坚守乃至力争创新的重要培育策略。
尽管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累积优势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作用以及二者之间的高度契合性，但是目前缺乏专门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以拥有跨学科属性的累积优势为切入口，全面审视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累积优势的类型、特征及其发挥状况，旨在促进普通新型职业农民的快速成长和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顺利转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为累积相关研究提供些许启发。
累积优势本属于社会学领域的概念，但因其具有跨领域的特征，并且随着其价值的凸显，逐渐引起了教育学领域的关注和重视。比如，《从学生到工人》（From Student to Worker）（Kerckhoff，2003）、《全民大学：成年转型中的新制度冲突》（College for All: New Institutional Conflicts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Zapata-Gietl et al.，2016）、《从跨国视角看教育不平等的变化》（Changes i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Blossfeld et al.，2016）、《教育转型、轨迹和路径》（Educational Transitions，Trajectories，and Pathways）（Pallas，2003）等成果都强调了从学校到工作场所转变的累积现象及其所包含的教育公平问题。整体而言，累积优势既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理论，同时又被视为生命历程理论的重要分析主题。
1.累积优势是一种独立的科学理论
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累积优势得到了以罗伯特·K·默顿（Robert K. Merton）为代表的社会学家的倡导和推广。该理论常被应用于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贫困研究、种族不平等研究、犯罪研究等社会学领域（邓国彬，2012），其核心思想为“某一个体或群体相对于另一个体或群体的优势（或不平等）随时间而增长或累积”（转引自李骏，2016）。可见，累积优势的分析对象指向不同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对比。其具体的对比维度包括不同主体之间的优势差异和不平等现象，尤其对后者更为强调，这一点从默顿对“科学界的优势和劣势累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默顿通过对比科学家与年轻人的优势、劣势累积，指出“不考虑个体能力的差异，优势和劣势累积过程突出了科学界和学术上的不平等：得到同行承认的不平等、资源获取的不平等、科研成果的不平等。”（罗伯特·K·默顿，2010）与累积优势的分析维度相对应，累积优势的分析宗旨在于优势资源的充分发掘与利用以及不平等现象的有效抑制，尤其以后者为重。
2.累积优势是生命历程理论的重要分析主题
作为生命历程理论的重要分析主题，累积优势备受以埃尔德（G. H. Elder）为代表的生命历程研究者的重视。生命历程理论强调，应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及其相应的社会结构中探究个体的生命轨迹及其变化规律，因为“只有在社会和历史多种力量的交织影响下，个体的生命历程才能得以生成”（康红芹等，2019）。在考察个体生命轨迹的过程中，累积优势指向“在其生命早期阶段得到优势的个人在社会位置中会延续其后续利益”（周雪光，2015）。它反映的是个体生命历程中早期阶段的优势因素对其后期阶段发展的积极影响，亦即个体生命历程中早期阶段与后期阶段之间的正向因果关系，其分析过程涉及个体的个性、行为及其相关的社会性事件。需要强调的是，生命历程理论中的累积优势既可以“断裂”，仅仅存在于某一相邻阶段；也可以“延续”，存在于个体生命过程中的多个阶段中。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研究累积应当吸纳断裂因素，二者并不冲突，它们是关涉不同方面但又紧密相联的两个范畴（李钧鹏，2011）。
综上可知，尽管二者中累积优势的称谓相同，但其在指涉对象、分析维度、主要宗旨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从指涉对象上看，前者指向不同主体间的的优势差异和不平等现象，后者指向某一主体生命历程中不同发展阶段的优势因素的累积效应；从分析维度来看，前者重视差异性因素及不平等现象，后者则关注个性、行为及生命事件；从主要宗旨来看，前者更加侧重不平等现象的抑制，强调了累积优势中的“负面”效应，而后者的主要目的在于激发个体发展中优势因素的功能发挥，突出了累积优势中的“正面”效应。本研究虽然关注了累积优势理论中的社会分层等不平等因素，但是以考察新型职业农民个体的生命历程为主。也就是说，在尊重既有主体差异、社会结构的情况下，深入挖掘、剖析新型职业农民个体生命历程中不同阶段与培育相关的积极影响因素的累积效应，进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潜力并持续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效。
1.研究对象
本研究依据方便抽样和目的抽样，选取河北邢台、山东烟台和山东潍坊等地15名不同年代的“优势群体”作为具体研究对象（详见表1）。这些优秀新型职业农民的经济收入远远超过当地传统农民，经营规模多为几百亩至上千亩，拥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并且持有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相对于普通新型职业农民，考察这些优秀典型代表的生命历程轨迹，更有利于挖掘培育过程中的累积优势效应，为普通新型职业农民的快速成长和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顺利转化起到榜样示范作用。
2.研究方法
既有研究表明，在生命历程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有利于对事件发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进行考察（李强，1999）。2017年2月至2019年6月期间，笔者及团队成员陆续对以上15名新型职业农民展开深入调查。一方面，以半结构式访谈法为主，获取这些研究对象从传统农民逐步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过程中的生活、接受教育培训、参与非正式学习等方面的翔实资料，重点挖掘其创业、接受培训、自主学习、重要他人对其产生积极影响等一些具有转折意义的生命事件；另一方面，以实地观察法为辅，关注他们的真实生活情境，包括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主观意识形态及其行动策略等，同时也对其提供的访谈资料和相关文本资料（如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进行部分检验。
为了更好地呈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累积优势的类型、特征及发挥状况，本研究采用“生活叙事”和“生命轨迹线”（张翠娥等，2017）相结合的方式描述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命历程及变化趋势。这种方式的主要优势在于：一方面，能够将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故事放置于相应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变迁中加以理解，以此从宏观层面更好地把握新型职业农民生命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能够从全面、系统的成长故事和清晰的生命轨迹线中识别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关优势因素，并探究这些优势因素之间的互动逻辑及其累积效应，以此更加直观地审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成效和改进方向。
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累积优势的类型及特征
明确累积的分类是探讨累积优势类型的前提。有学者提出，累积因素分为“初始的累积因素”与“时间上的累积因素”（胡薇，2009）。前者带有“先赋”的特点，体现了初始的不平等或差异性，亦即先赋性累积因素；后者则强调随着个体生命历程的演进，相关生命事件对个体产生的阶段性或长期影响，亦即事件性累积因素。本研究将研究对象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之前的职业状态视为职业原点，这一节点所涉及的相关累积因素为先赋性累积因素，而之后所涉及的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及其成长的生命事件则视为事件性累积因素。基于此，结合前文提及的生命历程关涉内容（个性、行为及相关的社会性事件），同时考虑15名受访对象生命历程中累积优势的真实情况，本文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累积优势分为先赋性优势（包括个性的先赋性优势和社会的先赋性优势，如个体主观能动性、职业前期积淀等）、事件性优势（包括行为的事件性优势和社会的事件性优势，如参加相关培育活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等）以及混合性优势（涉及先赋性优势和事件性优势，如担任村干部、市人大代表等），分别用A、B和C代替。依据以上分类结果，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累积优势可分为四种类型：双向式累积优势、递进式累积优势、平行式累积优势以及统领式累积优势。
（1）双向式累积优势及特征
图1 双向式累积优势的模型
双向式累积优势的基本特征为：先赋性优势和事件性优势既能够分别独立地作用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又可以通过彼此间的影响共同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产生积极的作用（如图1）。这里的先赋性优势和事件性优势均包含多种因素，前者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含洞察力、魄力、上进心等）、一定的职业前期积淀（侧重专业知识、技能、理念等）、充足的经济成本以及重要他人的支持，后者有政府的扶持与引领、多次参加相关培训活动、有计划地进行自学、当地特色产业的带动、发展平台的搭建等，其整体优势较为明显。尤其是，随着各种正向相关生命事件的陆续出现，会不断强化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效果并促进其职业发展，进而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经济收入并增强其职业幸福感。尽管在这类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命历程中偶尔会遭遇一些负面的生命事件（如天灾等），但因其长期积聚的稳定而强大的众多优势因素，不会导致颠覆性的损失。可以认为，具有双向式累积优势的新型职业农民具有很强的自我防御机制和自我再生机制，他们是同一阶层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中最具优势的群体。
代表性案例1：小刘的成长历程是双向式累积优势中的典型，其职业发展轨迹如图2所示。小刘在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之前考取了当地市区的事业编，其妻为公立学校的教师，父母为传统农民。本该在事业单位稳步发展的小刘，却因受到乡土情怀的感召，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放弃事业单位工作，自筹资金回乡从事农业生产。与传统农民所不同的是，小刘在决定返乡之时就怀抱新颖的发展理念，并对规模化种植与科技化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其在创业之初就开展了初步的规模化种植与经营，并且在农业生产基地设有专门的技术检测实验室。一段时间后，通过自己摸索和向经验丰富的农民请教，其规模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在与当地农业部门不断接触、交流中，他了解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关信息，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课程，并顺利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证。之后，小刘还参与了由农业部主办的青年农场主培训。不仅从中学到了将订单式生产与市场出售同步进行的销售模式，拓宽了销售渠道并规避了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而且还学习了农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促使其获得政府对接项目和多项财政补贴。在政府的支持下，小刘的生态循环产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谈及未来发展规划，小刘有意将农产品生产转为农产品加工，以此达到减轻自身种植管理负担和提升当地百姓收入的双赢目的。
从小刘的职业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拥有高学历、稳定的原职业、不错的家境、坚定的行事风格以及怀抱深厚的乡土情怀、新颖的科技发展理念和学无止境的信念等多种先赋性优势不仅能够对之后的接受相关培育等生命事件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还可以对其整体职业发展道路产生长期的正向效应。基于这些先赋性优势，促使小刘在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是一系列正向的生命事件：规模化种植与经营 → 设立专门的技术检测实验室 → 自学与请教 → 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并获得认证 → 参加青年农场主培训 → 获得政府对接项目和多项财政补贴……。这一生命事件链充分反映出一定时空下个体能动性的发挥、个体与环境的匹配、社会对个体的期望以及个体与重要他人的互动。同属于该类累积优势中的小鲍、老梁和老李，虽然其先赋性优势、事件性优势与小刘的情况多少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各类优势因素间的作用关系却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对比该类累积优势中年轻群体和年长群体，前者的优势凸显理念的创新、对科技的重视、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而后者则以从业经验、经济实力、人脉资源等优势为主。
（2）递进式累积优势及特征
与双向式累积优势相比，递进式累积优势中的先赋性优势和事件性优势均显得较弱。甚至在个别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发展轨迹中，先赋性优势或事件性优势呈现出单一因素的现象。比如，有的受访者在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前，其先赋性优势因素只涉及个体主观能动性，并且其主观能动性整体上发挥较为平淡，只体现出吃苦耐劳的特质；还有受访者只拥有传统的农业生产经验。递进式累积优势的基本特征为：微弱的先赋性优势很难独立地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和职业发展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但是其可以引发一些积极的相关生命事件产生，进而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效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如图3）。显而易见，不管是在带来积极影响的程度方面，还是在抗衡负面生命事件的力度方面，递进式累积优势与双向式累积优势是无法比拟的。
代表性案例2（见图4）：小张在高中毕业之后，去了浙江的某所高校学习机械设计专业，但因对所学专业始终不感兴趣，于是选择弃学回乡。回乡后，小张考虑到当地苹果种植的规模较大，于是选择开设一间生产果袋的小加工厂，但因沟通能力有限，销售渠道难以打开，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利润，最后选择放弃。此时，小张所在的地区正处于苹果价格较高、种植苹果收益较好的阶段。在此背景下，小张的大姨介绍他去当地农广校学习，希望其能在学习结束后从事苹果种植行业。经过一年的培育，他获得了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证，并凭借之前自身的积蓄，回乡承包土地，开启了他的农业创业之路。尽管创业初期投入资金较多，回报较少，但小张并不气馁，在其姐夫的帮助下做好了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小张结合培育过程中学到的网络销售知识，选择网络平台销售，很快便取得一些成绩。随着网络销售平台竞争的日益激烈，小张在自家原有淘宝店基础上，增设天猫店铺，并获得两个商标品牌。借助这两个店铺，他开始整合全国各地的水果货源，在自家店铺统一出售，以此提升销量。此外，小张通过入股的方式，构建了自己的网络平台运营团队。凭借电子商务发展的敏锐眼光，他不仅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网络生鲜市场得以立足，还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慈溪市开展与此匹配的线下配送业务，以此进一步拓宽销路。谈及未来发展规划，小张将在稳定自身网店客源的基础上，视种植果园的收益，谨慎投资，稳步发展。
小张的成长故事为我们呈现了先赋性优势与事件性优势之间的递进作用关系。能够适时洞察当地产业特征并拥有大姨的人脉关系，是小张从事农业生产前的优势因素。在这两种优势的影响下，接受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并获得认证、承包土地、网络销售、注册商标品牌、构建网络平台运营团队等生命事件相继发生，带来了个人事业的小有成就。由小张的成长故事可知，事件性优势的力量远大于先赋性优势的力量。也就是说，即便新型职业农民的先赋性优势不足，也可以通过后期的一系列事件性优势的发挥而获得一定的成功。同属于递进式累积优势的阿强、阿芹和阿春，都拥有吃苦耐劳的特征和较为丰富的农业经营经验，随着各自生命事件的发生，最终都走上了致富道路。但是，因经营规模、人脉积累、个体视野等不同，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在发展过程中的顺利程度和收益水平均存在着差异。例如，阿春受学历、视野、生产规模的限制，在该类群体中收益最低，但也远远高于当地传统农民的平均收入。
（3）平行式累积优势及特征
与递进式累积优势类似，整体而言，平行式累积优势中的先赋性优势和事件性优势也显得较弱。并且，在产生积极影响的程度和抗衡负面生命事件的力度方面，平行式累积优势和递进式累积优势也是相似的。然而，与递进式累积优势所不同的是，平行式累积优势中的先赋性优势和事件性优势之间没有明显的作用关系，二者分别独立地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或其职业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这正是平行式累积优势的基本特征所在（如图5）。
代表性案例3（见图6）：阿阳与其丈夫最初在城市中从事个体经营，十分辛苦，收入也不高。考虑到老家以梨树种植闻名，于是两人决定回乡种梨。返乡后，因土地流转困难，阿阳只能整合父母不多的土地，加之遇到种植技术等其他阻碍较多，她曾多次产生放弃的念头，均靠丈夫的鼓励才坚持下来。之后，在一次销售产品的过程中，夫妻二人意外结识了当地农广校的校长。在该校长的介绍下，阿阳获得了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机会，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农业相关培育活动。通过接受正规的培育课程学习，阿阳对网络销售有了新的认识，也意识到之前网络销售未得其法的原因，并且获得了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证。之后，阿阳开始尝试转变销售模式，经济收入有了大幅度提升。后来，受某微商朋友的启发，阿阳将只销售梨子改为销售梨子与梨膏相结合的模式，既解决了梨子滞销问题，又提高了梨子的附加值，其经济收入又一次实现了大幅度提升。以此为契机，阿阳成立了自己的微商团队，以逐级代理的方式在朋友圈中进行销售，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因发展较好，阿阳被当地农业部门树立为典型，常在其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班中传授其成功经验。此外，她还接受了省电视台农业频道的采访。之后，寻求合作的人逐渐增多，销售渠道也得以拓宽。借此机会，阿阳注册了商标，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品牌。为了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阿阳继续参加更高级别的培育课程和相关展会活动，由此结识了更多人脉资源并产生了成立农业联盟的想法。
由阿阳的成长故事可知，夫妻同心和当地特色产业的启发是阿阳从事新型职业农民这一职业的先赋性优势。尽管这样的优势对其之后参加培育、改变生产和销售模式等生命事件没有明显的直接影响，但对其后期接受继续教育的累积效果、整体职业发展乃至收益的持续增长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效应。虽然阿阳的先赋性优势不够凸显，但之后的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并获得认证 → 转变销售模式 → 转变生产模式 → 优化销售模式 → 接受电视台专访，加强合作并拓宽销售渠道 → 注册商标，打造品牌 → 继续参加高级别培训并计划成立农业联盟等多种事件性优势，无不透露着培育效果的良好和其职业发展的顺畅。与阿阳发展中后期一系列积极的生命事件所带来的猛劲发展势头和诱人收益所不同的是，身为同类的阿学就没有阿阳那么幸运，受学历、视野等因素的限制，发展一直不温不火，其收益水平略高于传统农民。
（4）统领式累积优势及特征
如果说前三种累积优势的指涉对象为同一阶层的新型职业农民，社会等级因素所起作用可以忽略；那么统领式累积优势的指涉对象则为享有政治权利的个体，社会等级因素所起作用较为凸显。关于这一点，从图7中C因素的出现可以看出。在统领式累积优势的模型中，担任村干部、市新型职业农民协会会长等体现社会等级性的因素往往扮演着统领性角色。这种社会等级性因素既能够为某一农民在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前累积先赋性优势和事件性优势，也能够为其在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后不断强化先赋性事件和继续累积事件性优势。并且，这些先赋性优势和事件性优势既可以独立作用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也可以通过彼此间的互动作用共同对培育产生积极的影响，图7中A与B之间的虚线即代表这种双重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社会等级因素中政治权利的强势力量，这种累积优势中的先赋性优势和事件性优势在整体上显得较强。相应地，在产生积极影响的程度和抗衡负面生命事件的力度方面，统领式累积优势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代表性案例4（见图8）：阿姜是当地村支部书记，兼任本市新型职业农民协会会长，领导全村农民以合作社的方式加快本地农业发展。阿姜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依从学校分配，成为一名普通的教师。但是，阿姜很快便放弃教师职业，选择从事物流运输行业。一段时间后，受其曾担任村干部的父亲影响，阿姜回乡参加村支部书记竞选，并且成功当选。在其担任村支部书记后，接触了较多土地流转、现代农业、新型产业园等方面的信息，遂决定带领村民开展集体种植模式，共同致富。创业之初，他以村委会名义出资包车，带领村民外出学习。之后，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整合土地，并成立农民合作社。在组织社员开展规模化种植的过程中，阿姜了解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关信息，主动报名参加培育活动，并且顺利获得职业资格认证。通过参加相关课程，阿姜开阔了视野，开始尝试转变发展模式，将合作社从单纯依靠市场的规模化种植中解放出来，转变为直接同国内外企业签订种植合约的订单式发展模式，从而摆脱了因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稳定了产品销路。与此同时，阿姜与农业合作社成员继续坚持流转土地以扩大生产规模。随着农业合作社发展程度的增强，社员实际收入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这让更多村民看到合作社经营的优势，土地流转的速度也得以提升。在此基础上，阿姜开始完善生产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外，结合培育所学知识与合作社社员能力，他将合作社社员的分工进行了更加明确的划分，形成了年轻群体负责管理工作、年长群体负责实际种植的分工模式。尽管已成为专业的领导型新型职业农民，但参加培育的经历让阿姜认识到眼界的重要性，即使担任着多重职务，他仍然坚持每月外出学习，并且会定期组织合作社成员与当地其他新型职业农民一同外出学习。对于未来的发展，阿姜有意带领合作社延伸产业链条，从简单的农产品种植发展到农产品的加工与储存，以此提升产品价值，为合作社成员带来更多的收益。
自古以来，从政是实现个体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是否拥有官衔以及享有政治权力的大小都会对个体的生命历程产生重要影响。阿姜的父亲是老一届村干部，长期受父亲影响，大大增加了阿姜向上流动的机会。他拥有的较高学历、良好的家境和具备魄力、上进心、责任意识、管理能力等多种先赋性优势，对其职业发展和家庭幸福产生着长期而稳定的正向影响。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先赋性优势很自然地催生了后面一系列生命事件，集体外出学习→成立农业合作社，开展规模化种植→参加培训并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证→转变发展模式→流转土地，扩大规模→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创新管理模式→坚持学习并制定规划。这些先赋性优势和事件性优势彼此影响，共同提高了阿姜及其社员的经济地位和职业幸福感。虽然属于同类型的老高、阿荣、老尹和阿司在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前都担任着村干部，但他们与阿姜的出身有所不同。这些年长村干部的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传统农民，他们没有从政的先天优势，而是多年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摸爬滚打，积累了厚实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从业经验后，被众多村民推选为村干部。尽管年长，但他们的思想普遍开放、发展理念较为先进，重视政策和科技的力量，有着服务村民、带动全村发展的担当精神和大爱之心。
2.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累积优势的发挥
以上四种累积优势的类型充分显示出，优势的累积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活动开展的特色。无论四种累积优势类型中先赋性优势和事件性优势的多寡，还是先赋性优势和事件性优势之间关系的多样，都无法忽视这样的共性，即文中所呈现的优势因素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本身以及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产生不同程度的累积效应。
（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累积优势发挥的整体审视
调查结果显示，通过多种优势因素的累积来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效并促进其职业发展，以如下四种情形较为凸显：
其一，在先赋性优势既定的情况下，多种不同的事件性优势持续发生。研究表明，事件性优势的数量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效果乃至职业发展基本成正比关系。尤其是，在第一和第四种累积优势的类型中，事件性优势的已有总量及继续发生的可能性较第二和第三种累积优势类型均更大。
其二，在先赋性优势既定的情况下，同类事件性优势多次发生。如自学、请教、不止一次地参与正式培训活动等相关培育事件，贯穿于本文中多数新型职业农民职业生涯的整个过程。并且，这些相关培育事件发生的频次和程度直接影响着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效果，也切实关系着其职业发展的空间。
其三，在先赋性优势既定的情况下，相关事件性优势所发生的时机问题较为重要。能否“及时参加新型职业农民相关培训并获得认证”作为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轨迹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康红芹等，2020），也深深地影响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效果和职业发展。譬如，小张在接受培育并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证后再开启农业创业之路，避免了先创业、后培育所可能遭遇的挫折。
其四，先赋性优势中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及其潜力不容忽视，既可以使强者更强、弱者变强，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其他先赋性优势薄弱和相关培育事件发生时机的失序而导致的损失。一方面，新型职业农民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强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之后事件性优势能否发生以及发生的频次、程度、间隔等情况；另一方面，一些事件性优势的发生反过来会强化新型职业农民的个体主观能动性。需要注意的是，个体主观能动性与个体的学历息息相关。从15名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历程可以看出，个体的学历越高，其主观能动性的类别越多，程度也更强。此外，本研究中新型职业农民的学历高低与其整体培育成效和职业发展基本成正比关系。可以认为，拥有较高学历的新型职业农民，对持续学习的认同、先进技术的重视、搭建合作平台的追求和对经营模式的不断创新等会极大地提升其培育成效并促进其职业发展。
（2）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累积优势发挥的多维观照
单从先赋性优势来看，个性的先赋性优势和社会的先赋性优势是否同时兼有，并且两类优势因素的数量多少，直接影响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效的高低和其职业化发展道路顺畅与否。在本研究中，双向式累积优势和统领式累积优势中的个性先赋性优势、社会先赋性优势同时存在，并且两类优势因素的数量均较多。与之相对应，拥有双向式累积优势和统领式累积优势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成效最佳，其生产规模、经济收益、发展空间远优于递进式累积优势和平行式累积优势的新型职业农民。在递进式累积优势和平行式累积优势中，个性先赋性优势和社会先赋性优势并非同时存在，而且两类优势因素的数量均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成效及职业生涯发展。
单从事件性优势来看，每一种累积优势类型中的事件性优势因素的数量都较多。尽管事件性优势也涉及两种更加具体的优势因素：行为的事件性优势和社会的事件性优势，但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明确看出，四种累积优势类型均以行为的事件性优势为主。这充分说明，在先赋性优势固定的前提下，促进新型职业农民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为个体行为的相关事件性优势，包括个体自学、向他人请教、参加多次培训活动、扩大生产规模、转变经营或销售方式、注入国内外先进科技力量、打造优质品牌、搭建合作发展平台等，而政府的支持、政策的导向以及当地特色产业的带动等社会的事件性优势则能够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从先赋性优势与事件性优势之间的关系来看，除平行式累积优势外，二者在双向式累积优势、递进式累积优势和统领式累积优势中均呈现出紧密相连的关系：事件性优势往往在先赋性优势基础之上产生直接或长期的积极影响，而先赋性优势的影响常常在事件性优势的作用下被进一步放大或强化。关于这一点，与农村贫困者生命轨迹中先赋性劣势和事件性劣势之间的互动逻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张翠娥等，2017）。总的来说，先赋性优势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效及其职业发展的影响具有基础性和稳定性的特征，而事件性累积优势的影响则呈现出直接性和持续性的特征。
1.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生命历程理论中的累积优势议题，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累积优势的类型、特征及发挥状况进行了深度剖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探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累积优势，不是在某一具体时间节点上对新型职业农民个体培育效果和发展状况的静态考察，而是在一定时期内乃至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中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和发展状况的动态评判，也是新型职业农民与施教机构、职业资格认定机构、生命重要他人以及相关管理部门等多方利益主体在同一命运共同体中的互动结果。不管是纵向层面的持续发展，还是横向层面的充分互动，无不显现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多种优势因素的累积过程，而这一特征与渗透终身学习理念、推进终身教育事业和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题中之义不谋而合。
第二，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包含双向式累积优势、递进式累积优势、平行式累积优势以及统领式累积优势四种类型。其中，双向式累积优势和统领式累积优势的整体力量最为强劲。每一种累积优势的类型中均包括先赋性优势和事件性优势，前者的影响具有基础性和稳定性，后者的影响则呈现出直接性和持续性。并且，大多数的先赋性优势与事件性优势因共同作用而生成累积效应，事件性优势的产生建立在先赋性优势的基础之上，而先赋性优势的影响常常在事件性优势的作用下被进一步放大或强化。累积优势的本质在于，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相关优势影响因素的数量多少和作用发挥而带来新型职业农民核心素养的提升、收益的大幅增长以及职业的持续发展。
第三，个体主观能动性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先赋性优势中的核心因素和影响事件性优势能否发生以及发生频次、程度等情况的重要因素，决定了新型职业农民绝不是被动接受命运者，而是基于既定的先赋性优势，努力创设事件性优势，在不断强化先赋性优势并促进先赋性优势与事件性优势共同作用下实现培育和发展目标。此外，在四种累积优势类型中，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空间和影响大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呈现出第一和第四种累积优势强而第二和第三种累积优势弱的现象。
第四，在先赋性优势既定的情况下，多种不同的事件性优势持续发生、同类事件性优势多次发生以及相关事件性优势能够及时发生，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效和职业发展产生着积极影响。尤其是，事件性优势中自学、请教、培训等相关培育事件发生的频次、程度切实影响着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效果和职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2.研究反思
在西方发达国家生命历程研究者的视野中，探究教育生命历程中的累积现象是十分有价值的，因为“教育生命历程是由教育系统内部和周围的经验积累所定义的，包括进入该系统之前、通过该系统的过程以及退出该系统之后”（Crosnoe et al.，2016）。这是一个在多重转变过程中富含累积的长期轨迹。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领域高度重视生命历程研究中的累积议题所不同的是，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对累积议题重视不够，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领域更是如此。令人欣慰的是，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相关政策中却透露着浅显的累积优势理念。比如，《“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指出：“重点遴选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骨干和返乡下乡涉农创业者为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管理部门对新型职业农民先赋性优势的重视。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当下，应当基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中累积优势的发挥，逐步构建起一种长效稳定的累积优势运行机制。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不断发掘并激发新型职业农民的各类优势因素；另一方面，可将那些弱势新型职业农民的相关劣势因素转化为优势因素。而不管是发掘、激发优势因素还是转化劣势因素，都与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不无关系。鉴于本文中15名新型职业农民主观能动性的角色及其作用发挥情况，应充分重视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尽快构建起新型职业农民主观能动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的选拔、培育课程的设置、培育成效的评价、职业资格认定、优惠政策的享有等方面均与个体主观能动性挂钩。如此，不断促使事件性优势产生，并反过来强化先赋性优势，在做到“精准”培育的同时，通过乡村人才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注释：
①《2017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规模不断扩大，2017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K·默顿(2010).科学界的优势和劣势累积[J]. 马亭亭,林聚任.贵州社会科学,(11):21-23.
[2]邓国彬(2012).论高等教育领域中城乡不平等的代际延续——基于累积优势的理论视角[J].湖北社会科学,(6):158-161.
[3]胡薇(2009).累积的异质性——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老年人分化[J].社会,29(2):112-130,225-226.
[4]康红芹,王国光(2020).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轨迹、影响因素及培育策略——基于19个省市39位新型职业农民生命历程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3):83-90.
[5]康红芹,王国光,庞学光(2019).生命历程理论观照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研究[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31(5):75-84.
[6]李钧鹏(2011).生命历程刍议[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6(2):1-7.
[7]李骏(2016).城乡出身与累积优势:对高学历劳动者的一项追踪研究[J].社会学研究,31(2):57-81,242.
[8]李强(1999).生命的历程:重大社会事件与中国人的生命轨迹[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
[9]农业部(2017).农业部关于印发《“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2017-01-09]. http://www.moa.gov.cn/nybgb/2017/derq/201712/t20171227_6131209.htm.
[10]欧阳忠明,杨亚玉(2017).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化学习图景叙事探究[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4):59-69.
[11]张翠娥,王杰(2017).弱势的累积: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23-30,131.
[12]周雪光(2015).理解宏大制度变迁与个人生活机遇:“生命历程”为社会学提供重要视角 [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3-13(B02).
[13]Blossfeld, P. N., Blossfeld, G. J., & Blossfeld, H.-P.(2016). Changes i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C]// Shanahan, M. J., Mortimer, J. T., & Johnson, M. K.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Volume 2). New York: Springer: 223-247.
[14]Crosnoe, R., & Benner, A. D.(2016). Educational Pathways[C]// Shanahan, M. J., Mortimer, J. T., & Johnson, M. K.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Volume 2). New York: Springer: 179-200.
[15]Kerckhoff, A. C.(2003). From Student to Worker[C]// Mortimer, J. T., & Shanahan, M. J.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New York: Springer: 251-267.
[16]Pallas, A. M.(2003). Educational Transitions, Trajectories, and Pathways[C]// Mortimer, J. T., & Shanahan, M. J.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New York: Springer: 165-184.
[17]Zapata-Gietl, C., Rosenbaum, J. E., & Ahearn, C., et al.(2016). College for All: New Institutional Conflicts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C]// Shanahan, M. J., Mortimer, J. T., & Johnson, M. K.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Volume 2). New York: Springer: 201-221.
封面图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