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霞等｜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形成规律研究
作者简介：陈春霞，博士，讲师，江苏理工学院职教学部（江苏常州 213001）；石伟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体系及模式构建的研究”（BJA190094）。
引用：陈春霞,石伟平(2020).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形成规律研究[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32(6):69-76.
摘要：在国家推进实施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发挥着示范、辐射与带动的积极作用，如何将新型职业农民从“领域新手”培养成“领域专家”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难题。而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阶段特征和胜任素质动态形成规律则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视角。运用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的嵌入性多案例分析方法，通过对三位典型专家型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及其情境进行关联分析发现，“元素质”“过程性素质”和“整体化设计素质”三大素质模块贯穿于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发展的全过程，但在不同发展阶段体现的侧重不同：“职业准备期”强调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下“元素质”支点的建立，“职业初始期”为求生存而更加侧重“过程性素质”的作用，“职业成长期”强调在动态转型中向“整体化设计素质”倾斜，而“职业发展期”则更重视以“元素质”为支点达到“过程性素质”与“整体化设计素质”的全面协调。未来为了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质量，应该以个性发展为理念，以职业发展过程为依据，以需求差异为尺度，努力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精确定位、科学分阶指导和精准供给。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形成规律；培育路径；案例分析
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历年来均备受关注，2020年最新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重申要“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一步强调了新型职业农民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中的示范、辐射与带动作用。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其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目的在于使其具备或提升整体能力素质，最终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对于农业从业者的素质需求。基于前期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的调研，我们发现针对该群体的职业教育培训存在如下突出问题：首先，对新型职业农民应该具备的能力素质的系统性认识不足，从而导致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目标不清，更难以实现科学化。其次，对新型职业农民成长发展规律缺乏整体性研究，以及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结构中要素的主次关系不明，从而导致在确定职业教育培训的阶段战略目标时主次不分、具体培育路径和培育方式碎片化等问题。
“胜任素质”这一概念最初由McClelland（1973）提出，并形成了特征观（McLagan，1996）、行为观（Fletcher，1992）和综合观（Ledford，1995）等不同视角。学界最被认可的界定为“胜任素质是与具体工作情境相关，能够区分高绩效者与低绩效或绩效一般者的深层次潜在个人特质”（Spencer et al.，1993）。关于胜任素质的要素结构，较多成果集中于创业领域和管理岗位（Boyatzis，1982；Mount et al.，1998；王重鸣等，2002），而针对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的研究还屈指可数（尚锐，2015；苏敬肖等，2017），未受到应有关注。尽管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模型构建的研究可以为职业教育培训战略目标以及重点内容提供理论依据与支持，但倘若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自身成长规律不加以科学考量和深入研究，那么其培育方法和路径将缺乏理论指导，培育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本研究依据“整体研究范式”，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与“工作任务分析法”相互融合、三角互证的路径，并通过扎根理论编码等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从而探寻、开发“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的要素构成。首先，采取“目标式/判断式+滚雪球”抽样方法对长三角地区35位“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进行行为事件访谈，得出新型职业农民的胜任特征包括“从农动机、职业承诺、团队建设与领导力、市场信息搜集与获取、成本收益评估能力”等17项要素。其次，采用工作任务分析法探究新型职业农民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以及具体的职业能力要素，从知识、技能、才能等方面构建职业能力框架，进而得出新型职业农民涵摄八大工作领域，涉及23项工作任务以及56条职业能力要素。基于此，利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编码方式对通过两种方法平行搜集的材料进行概括提炼，最终形成的“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素质结构包括元素质、过程性素质、整体化设计素质等三大模块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创业动机、职业承诺、生产与情境领导、互联网创业营销、市场商机识别、风险承受力等12个素质要素（见表1）。为了更有针对性地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科学化水平，亟需使研究从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是什么”走向“如何形成”，从而为新型职业农民“如何培育”走向科学化提供依据。
1.问题确定
专长心理学研究已经受到认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知识工程学以及职业培训等众多领域的关注，它从揭示绩优者素质、行为的本质特征及获得过程的视角，为职业培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因此，笔者将围绕“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的形成”这一核心问题，衍生出如下问题：在新型职业农民从领域新手走向领域专家的过程中经历了哪些职业发展阶段？在不同的职业发展阶段，新型职业农民的胜任素质有怎样的阶段特征？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的形成具有怎样的发展规律？
2.选用依据
首先，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方法，旨在深入研究真实生活环境中的现象，以揭示待研究现象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罗伯特·K.殷（2017）提出选用案例研究方法需要考虑三个前提条件：一是研究所回答的问题应属于“怎么样”和“为什么”的类型；二是研究不需要对研究过程进行监控；三是研究需要对所发生的行为事件进行集中与聚焦。基于此，为了对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有“怎样的阶段特征”和“怎样的发展规律”的问题进行更具解释性的探索，本研究选择案例研究法，以期更为饱满地展现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阶段与历程，从而鲜活地呈现“缺失动态性的数据”背后生动的现象与联系。
其次，个体从新手到专家，是一个知识不断累积、技能逐渐发展、素质逐步提升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的理解，在专长心理学研究领域，之前大多研究者选用专家—新手“横向比较范式”，即通过系列共同任务，发现专家相对于新手的优势。这一范式遭到学者质疑，理由是这一范式除了得到“专家比新手优”“专家比新手的胜任素质水平高”的结论之外，所能见到的结论类型并不“五彩斑斓”（胡谊，2006）。这意味着专家—新手的比较范式只能展现静止“画面”，其内容仅是专家在擅长领域中能做什么而并不能回答专家是如何一步步达到以及达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本研究更愿意了解一个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到底发生了怎样的细致变化，更侧重于胜任素质的“动态”或“发展”特性。因此，本研究选择“纵向研究范式”，围绕胜任素质有何阶段性特征、如何学习等发展性问题，对个别专家在工作领域任务中的行为表现进行详尽分析，从而探讨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的获得过程。
3.设计类型
案例研究设计分为“单案例研究设计”和“多案例研究设计”两大类，尽管多案例设计通常相对更难实施，但可靠的数据会为研究者带来更可信的研究结果。多案例选择与一系列的实验方法类似，其中的每一个案例都是为了检验研究主题的方方面面（罗伯特·K.殷，2014）。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应选择多案例研究设计。哪怕只包含两个案例的“双个案研究设计”也比“单个案研究设计”获得成功的机会更大（罗伯特·K.殷，2017）。鉴于从多案例中得出的结论往往更扎实、更具说服力、更能经得起推敲，本研究将选择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的嵌入性多案例研究类型。
4.对象选择
案例研究的优势在于研究者通过捕捉现实世界的具体细节去剖析特定情景下的行为过程。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至关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案例研究方法的最大优势能否彰显，更决定了该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及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本研究遵循如下标准与程序来筛选案例：
首先，标准性。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专家型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发展阶段及胜任素质形成规律，因此案例对象需要符合“领域专家”的界定。“领域专家”对象的选择主要有“行业标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以及社会认可”三种方法（胡谊，2006）。由于新型职业农民属于新兴群体导致其行业标准还未完全形成，且质的研究使得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程度难以获取，因此在选择案例时采用“社会认可”的方式，即遵循该新型职业农民必须是“相对绩优者且已有一定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这一标准。
其次，典型性与差异性。对象选择应有清晰的理由和依据，每一个案例的结果都要具备典型性。典型性案例设计意味着所选案例应遵循复现逻辑（Replication Logic），即每种情况中的相似事件是否都是这些结果产生的原因。同时，案例还要具备一定的差异性，即所选择的新型职业农民应尽可能地涵盖不同性别、不同专业背景、不同产业等差异化条件。
最后，可行性与可靠性。前期研究中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与35位新型职业农民取得联系，通过实地参观考察农场、1~3小时的行为事件访谈、非正式的信息补充与他们建立了长期互动的可能性，为较为深入、全面、持续、跟踪性的了解与资料搜集创造了必要前提和最大程度的可靠性。基于此，综合筛选标准与原则的多重考虑，最终确定如下3位“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本研究的案例对象，其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
1.资料搜集
案例研究的资料搜集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一是使用多种来源的资料，并融合到一组结果中；二是建立案例研究资料库，囊括现场调查的多元素材；三是保持高度敏感性，形成系列关于研究主题的证据链；四是谨慎使用诸如社会媒体、网络平台上的电子资料源（罗伯特·K.殷，2017）。本研究的证据主要有关于新型职业农民个人职业发展的访谈、文件、档案记录、直接观察、参与性观察以及实物证据等。这些证据源各有短长，综合使用有利于研究者全方位地考察研究对象，并实现多重途径的相互印证。
2.信度和效度
案例研究中的理论构建看似主观，但成功案例往往因其数据与分析的“唇齿相依”而具有令人惊讶的客观性（李平等，2012）。从符合逻辑的检验过程来判别案例研究设计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可采取的检验策略有建构效度和信度等。本研究中，研究者通过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的方法进行多案例研究设计来提高其外在效度，通过尽可能多地搜集各种来源的丰富证据并进行论证来提高其建构效度，通过在证据分析过程中采用“时间序列设计”技术来提高其内在效度。与此同时，研究者在整个案例研究过程中注重对研究目的、研究问题、研究设计、研究实施、资料搜集等每一过程的详细记录，以此来提高其研究信度。
3.资料分析
研究者在对录音、纸质文本、电子文件、现场笔记、备忘录等各种零散的原始资料的处理过程中，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对素材进行及时、统一的文本化处理。资料分析主要运用以理论假设为基础、“从上而下”分析资料和对案例进行描述等基本策略，以及模式匹配、建构性解释、逻辑模型使用、时序分析、跨案例分析等具体分析技术（罗伯特·K.殷，2017）。由于本研究的目标是探索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发展阶段”中胜任素质的动态形成规律，因此选择时序分析的具体策略与技术。具体而言，本研究基于研究目标与内容，采用叙事性方法记录发展轮廓，从新型职业农民的诸多“关键事件”中探寻发展关键期，进而寻求素质特征变化与形成的规律。本案例研究的资料搜集与分析过程如图1所示。
基于案例分析，研究者发现专家型新型职业农民的创业历程和职业发展具有鲜明的周期性，并将其划分为“职业准备期、职业初始期、职业成长期和职业发展期”四个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工作任务和胜任素质特征。总体而言，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发展是“元素质”“过程性素质”和“整体化设计素质”三大模块素质动态发展的过程。其中，“元素质”是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支点，影响着“过程性素质”和“整体化设计素质”；“过程性素质”是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活动的核心内容，包括农场生产管理、情境团队管理、创业营销与财务管理等；“整体化设计素质”是农场经营管理活动的有效前提，是“过程性素质”能够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1.职业准备期：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下“元素质”支点的建立
“戏剧理论”强调个体任何角色皆需经过较长时间的有效表演才能塑造且得到社会承认。个体“职业角色”一旦固定，若想“跨行”流动，则需要付出巨大勇气（欧阳忠明等，2017）。有学者通过叙事探究得出“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选择遵循知识易迁移”的原则（欧阳忠明等，2017）。在本研究中，通过对3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选择之后的“成功胜任”确实与“知识的易迁移”密切相关，但在职业准备期的“职业选择”这一环节并非都遵循这一原则。从3位农场主的原有经历和知识储备的表面结构来看，他们与当前“职业农民”的职业领域并不都存在诸多“共域”。以个案一为例，LYJ先前的农村生活经历使他具有的“农村情结”为其选择农业行业创业提供了前提，学校期间的农业专业背景和就业后的农业行业销售经历为其建立农场提供了迁移动机，国家“三农”战略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为其提供了创业情境，农业产业发展的前景吸引并激发了其农业创业选择的冲动。因此，LYJ的先前知识结构、经验积累与农场建立所需的职业要素结构存在较多“共域”。然而，从个案二中NLJ的职业选择考虑来看，具有“农村情结”仅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农业产业发展前景中商机的吸引以及亲情的呼唤（据访谈者所述，父亲生病需要她回乡陪伴，以及对于子女食品安全的担忧），而先前的知识经验（如所学专业为服装设计，工作类型为城市白领）与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要素结构并不存在可迁移的“共域”，恰如她本人用“农盲”这一称呼来形容其最初阶段的状态。同样，个案三NJG在职业选择中，最为主要的动机是基于对农业的兴趣，如其所言“关于为何选择这个行业，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做的是自己喜爱的事情”，而其先前的知识经验（如所学专业为工业与民用建筑，所从事工作与所学专业相关，已考取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与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要素结构也不存在明显的可迁移“共域”，正如他最初时期称自己是“外行人”一样。
案例中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农业这个领域？其原动力又是什么？本研究中的典型案例证明，新型职业农民选择在农业行业创业是自我个性特征（如兴趣、知识经验、农业情怀等）与外在环境（如国际战略、行业前景、家庭需要等）交互作用的结果。如图2所示，在职业准备阶段，创业者并不需要具备太多素质模块，但首先应该具有“元素质”这一支点，即具有打算创业的动机，具备基础的“有魄力、能冒险、能吃苦”等人格特质，以及一定的创业学习能力和职业承诺。
2.职业初始期：艰难“求生存”中侧重“过程性素质”
在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初始阶段，在“元素质”这一支点已经建立的基础上，需要迅速具备基本的“过程性素质”和 “整体化设计素质”（见图3）。这一阶段是整个职业发展中真正的起步阶段。由于对农业行业特点缺乏足够认识与了解、应对具体工作欠缺先前经验、社会关系等资源匮乏、团队未完全建立等原因，尤其对于家庭农场主而言，这是“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创业阶段。新型职业农民在该阶段所面临的任务与挑战最为繁杂而艰巨。以个案一为例，虽然LYJ所学专业为涉农专业，具有一定的农业知识储备，但在农场正式经营过程中，由于对农场基础建设、农场发展定位、资金筹备与使用、销售方法等缺乏经验，使其仍处于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个案二中NLJ由于“不会种地”，在农场建立之初遭遇重重困难，正是通过向农业部门请教选定适合的种植品种、聘请有丰富种植经验的生产队长来做中层干部、送农场副理事长去大学进修EMBA等方式来多方借力寻求突破方向。个案三中NJG由于不了解土地租赁、建设规模等太多创业前期元素，因而通过基于各因素考虑进行种植品种的慎重选择、关注农业沉没资本现象等方式来应对各种未知的困境和难题。
基于对关键事件的分析发现，他们在不断通过动态调整实现阶段性均衡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相对的侧重点，即更强调具备应对农场建立之后的农场生产管理、农场工人的情境领导、农产品创业营销以及农场的财务管理等“过程性素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整体化设计素质”在这一阶段不重要，比如市场商机识别、风险承受力等在经营调配中也极为关键。在创业进程中，并不存在绝对的稳定与平衡，任何个体都需要在农场经营的动态过程中寻求各要素模块暂时的协调。
3.职业成长期：动态转型中向“整体化设计素质”倾斜
经历艰难的“求生存期”后，新型职业农民已基本具备农场生产管理与情境领导、互联网创业营销以及农场财务管理等“过程性素质”，且也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逐渐进入技能与素质接近“自动化”的相对稳定阶段。但在职业成长阶段往往面临农场规模亟待扩大，农产品生产种类、营销方式、管理模式以及商业模式的同质性程度较高等问题，因而需要更加关注发展理念的创新、社会关系资源的积累以及社会责任的承担等，从而为农场的突破性成长创造条件，因此该阶段的重点会向“整体化设计素质”倾斜（见图4）。以个案一为例，LYJ基于三年的基础经验积累，经历了公开招标、在激烈竞争中再租地，研发鱼菜共生系统、创新立体生态种养模式，遇海葵风暴、积极坦然应对风险，积累关系人脉、建立发展共同体等关键事件，尝试在扩大规模和创新研发中实现转型。个案二NLJ的农场经历了艰难的生存期之后，开始关注发展理念创新、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以及带动周围更多农民就业等，为农场的突破性发展奠定基础。个案三NJG则通过加大现代化和智能化的设备投入来减少人力提高效率，利用学术期刊的成果为困境找寻科学依据并精准识别商机等，为农场的持续发展不断积累和储备能量。在该阶段，新型职业农民在“整体化设计素质”这一模块的胜任水平和发展状态将会成为影响农场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正如某位受访者所言，“这几项素质是这一阶段的重中之重，且缺一不可。”
4.职业发展期：以“元素质”为支点的全面协调的素质提升
在经历了艰难的“求生存期”与阵痛的“转型成长期”后，新型职业农民具备了相对全面的胜任素质模块，并进入职业发展期。但是这一阶段依然存在风险，即他们是走向“职业可持续发展”还是走向“职业衰退发展”，这取决于他们能否均衡发展各项素质。因此，如何管理与领导一个目标一致、分工明确、能力素质互补的协作团队，如何管理农场生产从粗放走向标准化，如何将农场财务管理走向规范化，如何提高创新研发的含金量和竞争力，如何积累更多社会关系资源、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等全方面素质的提升则显得至关重要。以个案一为例，LYJ在该阶段通过升级鱼菜共生系统，实现三产融合；依托“标准园创建”等项目，全面提升硬件和软实力；组织边缘化残疾人参加培训就业，解决农业人才空心化问题等，以此谋求企业做大做强。个案二中，设计专业出身的NLJ则不断融入创意，将农场和农产品当作自己的艺术品，在生产中不断加入艺术风格和个性追求，通过“农业+”模式，与社会各界进行合作，以此实现管理与营销方式的突破。个案三NJG则通过拉长产业链，孕育农业发展新业态，创新发展三产融合的农业发展新模式，以此将农场发展成为农科院林果所葡萄试验基地、农业大学学生实习基地和研究所示范基地。
该阶段“元素质”模块依然占据支点位置，始终发挥着协调、平衡与提升其他素质的重要作用（见图5）。“元素质”“过程性素质”和“整体化设计素质”构成了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的重要模块。每一种素质模块之间相互依存，各有其不可替代性，无论缺少哪一种都可能影响到其职业发展的持续性。
1.以“个性发展”为理念，精确定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由职业教育培训、认定管理以及政策扶持构成的相互衔接、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中，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这一培育客体即培育对象而言，职业教育培训处于培育中的核心地位，认定管理是培育的依据和关键，政策扶持则是培育的保障与动力，而政策扶持与认定管理又共同构成了培育的环境条件，以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整体有效性提供保障。然而，当新型职业农民作为被动的培育对象呈现时，其在培育中的主体地位被忽视，使得培育工作容易演变为上级组织强加的内容，从而导致培育对象因参与学习的主动性不足而产生抵触情绪（李俏等，2013）。正如受访者所陈述的，“培训的内容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比如10个培训里面可能也只有两个和我有关系，大部分内容与我无关，参加这种培训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首先应该树立好的“培育理念”。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培育应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性、价值、优势、经验、特质，注重个体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发展，将培育涵盖到其职业成长发展的全过程中。这就意味着新型职业农民是“学习者”的角色，在培育中处于主体性地位，他们将在与职业教育培训以及外部环境的互动与协调中得以主动性成长，进而成长为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现代农业从业者。
2.以“职业发展过程”为依据，开展分阶职业教育培训
个体在生命历程的某些阶段表现出的各种特征与问题，通过“教育时机”与学习联系在了一起。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而言，除了具有年龄和来源等的差异性之外，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充分了解他们当前的职业发展阶段和胜任素质水平并进行分类分阶培育。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尝试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进行“阶段划分”，例如，H农广校以职业资质认定为分界线，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划分为准入前上岗培训和准入后在岗培育两个阶段，并对其培育目标、培育内容、培育手段进行了明显区分。这种阶段划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阶段划分不够细化，二是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新型职业农民准入认定制度还不完善。这些问题仍亟待研究与解决，否则进一步的分阶培育将被束之高阁、无从谈起。再比如，M农业职业院校将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分为集中培训、创业孵化和跟踪服务三个阶段。这一划分方式相对具有可操作性，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尽管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本身进行了阶段划分，但并没有充分考虑如何紧密结合培育对象的职业发展阶段与成长学习规律来为他们设计和提供具有较强针对性和高效性的培育方式与内容；二是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较长的职业发展与生涯发展来说，这种培育方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本研究基于案例分析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大致需要经历职业的准备期、初始期、成长期和发展期四个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工作任务和胜任素质特征。研究者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教育培训应遵循“情境教育”法则，即根据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发展阶段和胜任素质水平状态来实施相对灵活的培育内容。
3.以“需求差异”为尺度，精准供给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首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供给强度应有所差异。尽管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成长的各个阶段都有其相应的工作任务与工作难点，但是相对较难的阶段则是职业初始期与职业成长期，尤其是“为求生存”的职业初始期。由于创业前期本身就面临诸多困难，再加上跨界转型的挑战，这就要求新型职业农民必须具备多项基础素质，否则将无法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练习在技能发展的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呈现出先大后小的规律（胡谊，2006）。这意味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应该充分尊重这一发展规律，重点关注职业发展的初始期与成长期，并对这两个阶段的职业教育培训进行精心系统的设计，力求实现能力素质提升效果的最大化。
其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供给内容应有所差异。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内容应该根据不同阶段胜任素质的特征和学习需求来确定。当掌握了胜任素质的阶段特征之后，职业教育培训只需依据素质的组成要素及其主从关系来确定培训重点。本研究表明，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是“元素质”“过程性素质”和“整体化设计素质”三大模块素质不断动态发展的过程，因此胜任素质应作为一个有序系统并按照不同层次逐步形成与提升。由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要求的胜任素质侧重不同，因此其培训重点也将从对“元素质—过程性素质—整体化设计素质”的有所偏倚，最终走向胜任素质均衡发展的状态。从具体的学习内容来看，随着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进阶，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而关于管理、营销、创新、责任等内容的重要性则不断凸显，这就要求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重点应从最初始的重视农业操作性的技术技能培训转向更加注重其心理和心智的关怀。
最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供给方式应有所差异。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方式和教学手段选择应该充分考虑不同阶段的学习情境及其所偏好的学习互动方式。一般来说，新型职业农民在不同职业发展阶段面对的学习情境并不相同，职业早期需要强烈的“教师导向”的外部支持与指导，职业发展期逐渐走向外部支持与指导的隐退，最终走向“学员导向”的自主学习。结合本研究中新型职业农民的互动方式偏好，研究者认为在职业准备与初始期可以尝试“基础系统培训+创业孵化+考察参观”的方式，在职业成长期可以实施“继续教育培训+跟踪指导+考察参观”的方式，在职业发展期可以实施“项目引领+考察参观”的培育方式。“考察参观”在职业教育培训中被广泛认可，因而其可贯穿于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然而，针对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学员，所选择的基地层次、参观考察目的与学习内容重点也应具有一定的阶梯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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