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等｜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影响因素模型构建与实证
点击上方蓝色文字关注我们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西部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和办学水平研究”（18JZD053）；西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创新力的增值评价研究”（2021JY037）。
引用:李毅,刘许,刘晨露,罗丽莎(2022).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影响因素模型构建与实证[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34(1):82-91.
摘要：大学生创客是国家主要的创新人才储备，是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探索影响其团队创造力发展的因素对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从个体、团队和外部支持层面出发，综合考虑个体创造力、团队整体特性和众创空间支持所构建的影响因素模型有助于理解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形成机制。在针对14所高校228个创客团队的问卷调查基础上，结构方程建模和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创造力、团队整体特性和众创空间支持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形成机制还受到个体及团队背景等外围变量影响；在个体层面，大学生创客个体创造力水平在个体背景及团队规模上呈现显著差异；在团队层面，学科异质性大，规模大的团队，其创造力水平显著更高。未来，应当注重创新双创教育模式，消除个体创造力培养偏见；设立和完善大学生创客团队管理制度，鼓励大规模团队的形成；加强对众创空间的支持力度，打造同一学校的异质性大学生创客团队。
关键词：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个体创造力；众创空间；影响因素
创造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所在，拔尖创新人才已成为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我国的高端人才在知识、技术上的创新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吴霓等，2015），不断提升创新型人才的创造力水平是突破其他国家对我国技术封锁、提高国际竞争力、获得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先后印发，2018年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也体现出众创空间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在“双创”背景下，大学生创客群体逐渐成为高校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高校纷纷采取建设众创空间的模式来培育大学生创客团队。大学生创客兼具“大学生”和“创客”的双重身份，既是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更是国家主要的创新人才储备军。团队合作是大学生创客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主要形式，团队创造力是团队成员紧密合作并高效产出的重要基础。然而当前对于团队创造力的研究多见于理论分析，研究对象也多局限于企业员工和科研团队。基于此，本研究顺应当前政策趋势并响应时代号召，立足于我国高校众创空间，探究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内涵与维度，并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能为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参考。
1.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内涵与维度
团队创造力的概念是由个体创造力的概念衍生而来。有学者认为个体创造力是一种人类特有的，能基于一定条件与目的产生新颖、独特、有价值产品的心理素质（张庆林，2002）或智力品质（林崇德，1999）；团队创造力是个体创造力的总和（Amabile，1983）。随着团队理论在企业组织中的广泛运用，团队创造力被认为是在团队协同过程中显现出的一种整体特性（Amabile，1996）。学界对团队创造力的维度划分尚未统一，但大多数学者从创造力的产生流程考虑，认为其首先涉及新想法是否为首次提出，其次是创造产出结果是否具有使用价值或独创性。例如Pirola-Merlo等（2004）将团队创造力划分为观点的新颖性和创造产出的有用性两个维度，前者偏重创新想法，后者偏重创造结果。之后，有学者指出，创造结果还需要满足市场的需要，并将团队创造力进一步划分为创造性、创新性、独创性三个维度（Chen，2006）。创造性指新想法和新观点，创新性是指满足市场需要的创造产出，独创性是指产出为独立创作且与众不同，后面两者均关注产出结果。总的来说，学者们普遍认为团队创造力是具有创造力的个体在创造性环境中彼此互动，进行团队创新、创造的过程和结果。本研究参考学界对于团队创造力的维度构建，聚焦创造性和创新性两个维度，从创造过程与产品输出结果、理论和应用的层面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进行维度构建。
“创客”一词来源于英文单词“Maker”，指出于兴趣与爱好，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大学生创客拥有“大学生”和“创客”的双重身份，与社会创客相比，大学生创客有众创空间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环境的支持，具有更加简单的人际交往关系，群体性更加明显，其重在追求自身创意的实现而非刻意创造商业价值（王丽平等，2016）。大学生创客团队是学习共同体、跨专业团队、创意社群的合集（曾明星等，2016）；是由创客团队制度、创客团队领导者及创客成员共同组成的有机体（王兴元等，2019）；也是以多元化的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为依托，以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为目标，以教育资源或知识资源开放共享为前提的大学生群体（胡福文，2017）。他们已经成为目前创客的主要构成和重要的创新创业生力军。综上，本研究认为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是指，在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具备较强创新理念的大学生团队，经过团队交互合作产生创意，并最终创造出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能力。沿用团队创造力的维度构建逻辑，从产生与产出考虑，将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分为创造性与创新性两个层面。创造性指大学生创客团队在创造过程中能提出新观点、新想法等理论层面的内容，侧重于大学生创客的团队学习能力，可以反映团队成员对知识的感知、接受、选择与加工过程；创新性指大学生创客团队在产品输出中能展现新产品、新服务等应用层面的内容，侧重于大学生创客的团队应用能力，可以反映团队成员对知识的验证与转化应用。
2.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因素
目前学界对团队创造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是从个体、团队或外部环境层面分别考虑。本研究将同时考虑这三个层面的影响，同时整合大学生创客团队的特色，从个体创造力、团队整体特性和众创空间支持三方面构建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因素模型。个体创造力是指个体能够创新或产生可行想法的能力（Amabile，1997）。学界对个体创造力的早先认识局限于关注个人先天智力（Sternberg，1988），后来才过渡到认为其是多种心理特质（比如技能、动机、情感、思维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Amabile（1997）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个体创造力构成理论，认为其由专业技能、创造性思维和内在工作动机组成。专业技能指对专业知识和特长的掌握，创造性思维指个体的个性特征、认知风格及工作风格，内在工作动机指个体从事任务或解决问题的动机。基于该理论，形成了具体的测评量表，并被广泛地应用到科研团队创造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大学生创客团队与研发团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均是在创新观念指导下，进行创新型产品产出的创造团队。因此，本研究选用Amabile（1997）的个体创造力构成理论探究个体创造力对于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个体创造力可以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团队创造力。首先，团队是由个体组成的，因此个体创造力对团队创造力能产生显著影响（Amabile，1983）。个体创造力水平较高的团队成员，其专业技能水平相对较高，能够促使团队创造过程更加流畅，从而提升团队创造力（张崴等，2013）。其次，实证研究发现，个体创造力能够通过团队管理模式（周耀烈等，2007）或团队创新氛围（Pirola-Merlo et al.，2004）的中介作用，对团队整体的创造力水平产生影响。最后，团队成员的人口学构成，比如性别（杨治良等，2001）、户籍（张景焕等，2013）等能对个体创造力产生影响，进而对团队创造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团队整体特性是团队整体经由团队个体互动所形成的团队层面的特征。个体创造力只有通过团队整体特性的形成，才能聚合成团队创造力，发挥“1＋1＞2”的协同效应（王磊等，2019）。Amabile（1996）指出团队整体特性包括互动过程、作用机制、团队凝聚力与团队氛围等。我国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团队创造氛围、团队任务特征以及团队凝聚力等是影响团队创造力的关键因素（王磊等，2019）。已有研究对团队整体特性的维度划分多从动态、静态层面考虑，互动过程、作用机制指向动态层面，团队凝聚力、团队创造氛围以及团队任务特征指向静态层面。动态层面的指标不够明晰也不可测量，而静态层面的指标具体且可测性较强，因此，本研究从静态的团队整体特性入手，从主观层面提取团队创造氛围和团队凝聚力，从客观层面提取团队任务特征，作为团队整体特性的次级维度。
团队整体特性在个体创造力向团队创造力转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团队创造氛围是团队成员对影响其创新能力形成的工作情境的感知（West et al.，1998）。团队创造力与团队创造氛围相互作用，创造力强的团队，其团队创造氛围浓厚；高团队创造氛围，有助于团队创新的产生（Somech et al.，2013）。其次，团队任务特征是指工作任务的属性，包括任务的完整性、学习机会和任务分配等。团队任务特征关乎团队成员对团队任务倾注的精力，从而影响创新行为的产生（West，2002），对团队创造力有显著的作用（王黎萤等，2010）。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往往能够激发团队成员的兴趣，促进整个团队创造力的提升（金盛华等，2008）。再次，团队凝聚力是指能促使团队成员紧密结合、互相依赖，共同完成目标的力量，是在团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包括团队成员在情感上建立的良好人际关系，以及在行为上达成的一致行为准则等（崔玲玲，2010）。团队凝聚力通过促进团队目标的形成，实现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团队产出（Wang et al.，2004）。此外，团队创造氛围（戢兵，2010）、团队任务特征（李雪梦，2009）、团队凝聚力（崔玲玲，2010）在不同团队规模等团队背景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众创空间支持是指创客对众创空间创新环境和创新项目运作支持举措的感知程度（王兴元等，2018）。目前学界关于众创空间支持的研究较少，王兴元等（2018）将众创空间支持分为项目运作支持和众创空间氛围两个维度，值得借鉴。项目运作支持指众创空间为大学生创客提供包括资金、场所和资源等支持；众创空间氛围是指创客对众创空间所提供创新环境的整体主观感知。
众创空间作为创客团队创意孵化的关键平台，是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提升的重要保障。首先，众创空间为大学生创客团队提供了资金、场所和资源等支持。2017年，全国众创空间共帮助1.8万个团队和企业获得总额约67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2018）。同时众创空间还提供了信息与知识共享及加工的场所（刘志迎等，2017）。其次，众创空间为大学生创客团队提供了“大众创新”氛围，对其价值观、态度和行为会产生正向影响，有利于其创新能力的提升（王兴元等，2018）。
综上，本研究聚焦个体创造力、团队整体特性以及众创空间支持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构建了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1.研究样本
本研究在重庆市高校众创空间中分两轮随机抽取大学生创客团队作为样本。第一轮初测包括45个创客团队共412名大学生创客，来自4所高校的11个众创空间；第二轮正式调研包括228个创客团队共1533名大学生创客，来自14所高校的33个众创空间。第二轮的样本作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其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2.测量工具
本研究通过试测、修订等步骤编制调研问卷，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大学生创客的基本情况，共7个题项；第二部分是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情况和影响因素，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计分，1到5为“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共31个题项。其中，团队创造力分量表主要参考Woodman等（1993）和王黎萤等（2010）的团队创造力量表；个体创造力分量表主要参考Amabile（1999）的个体创造力量表；团队整体特性分量表主要参考West等（1998）、钟芳冰（2011）、Likert等（1954）、陈洁（2007）的量表；众创空间支持分量表主要参考王兴元等（2018）和刘云（2010）的众创空间支持量表。
1.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使用SPSS 24.0及AMOS 21.0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聚合效度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各分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均大于0.8，表明问卷信度较高。测量模型因子载荷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均大于0.7，说明测量模型的各组测量项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进一步分析该测量模型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首先，各变量的平均变异数抽取量（AVE）均大于标准值0.5，表明测量模型的聚合效度较好（Hair et al.，2011）。其次，从测量模型的区分效度分析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各潜变量所对应的AVE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各变量间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测量模型拟合指数为：χ2/df＝7.807，NFI＝0.998，RFI＝0.964，IFI＝0.990，TLI＝0.969，CFI＝0.990，RMSEA＝0.067。参照吴明隆（2010）的模型拟合评价标准可知，测量模型的拟合度较高。
（注：*p<0.05，**p<0.01，下同。）
2.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构建的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的适配情况，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个体创造力（路径系数＝0.318，p＜0.001）、团队整体特性（路径系数＝0.227，p＜0.001）和众创空间支持（路径系数＝0.350，p＜0.001）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众创空间支持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影响程度最大，团队整体特性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影响程度最小。此外，次级维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大于 0.7，表明它们对潜变量均具有较强解释性。该模型解释了 67.11%的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变异量。
图2 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结构方程模型
（注：***p<0.001，下同。）
3.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水平及其差异分析
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得分介于3.905到3.967之间，均值为3.952，标准差介于0.772到0.812之间，表明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在学科组成和团队规模上存在显著的群组差异（见表4）。学科异质性大、规模大的团队的创造力水平显著高于学科异质性小（F＝3.656，p＜0.05）、团队规模小的团队（F＝12.047，p＜0.001）。
4.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
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不仅受到个体创造力、团队整体特性和众创空间支持的正向显著影响，还受到个体及团队背景等相关外围变量的影响。
个体层面，如表5所示，大学生创客个体创造力水平在性别、户籍、学历、学校类型、学科门类及团队规模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个体创造力水平显著高于女生（t＝2.986，p＜0.01）；农村学生的个体创造力水平显著高于城镇学生（t＝2.806，p＜0.01）；学生的个体创造力水平随学历升高而逐渐提升，硕士、博士学生的个体创造力水平显著高于专科学生（F＝2.971，p＜0.05）；985高校、211高校学生的个体创造力水平显著高于省属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F＝12.671，p＜0.001）；文史类学生的个体创造力水平显著低于理工类、农商类、军医类学生（F＝7.526，p＜0.001）；通常规模越大的团队，其成员的个体创造力水平越高（F＝24.498，p＜0.001）。
团队层面，如表6所示，大规模团队的团队整体特征性显著高于中小规模团队的整体特征性（F＝16.707，p＜0.001）；众创空间支持在学校和团队规模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来自于同一所学校、大规模团队感受到的众创空间支持水平显著较高。
1.模型的合理性
以“双创”背景下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为出发点，从个体、团队和外部支持三个层面，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构建了信效度和拟合程度均较高的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影响因素模型，发现了个体创造力、团队整体特性、众创空间支持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个体层面来看，大学生创客个体创造力是其团队创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显著影响其团队创造力，这与已有研究发现一致（Woodman et al.，1993；Pirola-Merlo et al.，2004）。个体的专业技能、创造性思维、内在工作动机是构成个体创造力的主要元素，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有积极影响。首先，与创造性相关的专业知识技能对推动创造性观念的转化起着重要作用（丁琳等，2008）。大学生创客团队是具有专业技能的团队，为创新创造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其次，个体创造性思维能促进其他团队成员多角度思考和判断（王磊等，2013），从而激发团队的整体创新思维。大学生创客年轻且富有活力，创造性思维活跃，在创新过程中容易产生新理念、新观点，有利于团队整体创造性思维的提升。最后，个体创造力需要较强的内在动机激发（张勇等，2014）。大学生创客有较强的好奇心，有利于激发其内在工作动机，使其能更积极地面对和解决创新创业过程中的困难，实现团队创造力的提升。
从团队层面来看，团队整体特性可以通过团队创造氛围、团队任务特征和团队凝聚力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产生影响。首先，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氛围相较于企业员工团队更为轻松，团队成员能够积极参与问题的解决和决策过程，形成良好的团队创造氛围，更有利于促进知识的创新与应用（韩毅等，2015）。其次，大学生创客的利益冲突相对较少，任务分配更加合理且人性化，有助于团队成员积极合作，增强工作的参与度和主动性。在主动工作的过程中，团队成员的创造力更容易被激发（王智宁等，2017）。最后，大学生创客均受过高等教育，在知识结构和群体特征上高度相似，对团队行为准则更容易产生共鸣，更有可能形成较高的团队凝聚力（王丽平等，2016）。高凝聚力的大学生创客团队能够促进其团队内部的知识共享和人际关系互动，进而促进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提升（吕金梅，2017）。
从外部支持层面来看，众创空间支持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影响程度最大。首先，众创空间在中央及地方人民政府的扶持下，服务规模和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徐示波，2019），从而为大学生创客团队提供了创业场所、项目指导、公共服务和资金等支持，促进了大学生创客团队创新想法的实现与应用，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产生了积极影响。其次，众创空间给大学生创客团队营造了自由、合作、开放、包容的创客文化氛围（严旭等，2016），对大学生创客情感态度产生积极影响，激发了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产生。
2.基于模型的创造力评估
本研究使用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影响因素模型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水平进行了评估，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个体创造力、团队整体特性和众创空间支持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影响会受到团队成员的个体背景及团队构成的影响。
第一，整体上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水平偏高，学科异质性大、规模大的大学生创客团队的团队创造力水平显著更高。首先，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水平较高与国家对大学生创客的支持力度大相关。在国家层面已发布了多个针对大学生创客的支持性政策文件，为大学生创客团队的培养提供了有力保障。大学生创客在专业知识储备、技能结构层次及创业意识等方面都比其他群体更具优势（李宏岳，2017）。学科异质性大、规模大的团队能涉猎更广阔的知识领域，团队成员可感知到的观点线索更多，有利于从不同视角去分析、解决问题，从而促进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的提升（刘伟等，2013；林晓敏等，2014）。这一结论与社会创客不同，社会创客团队规模较大时，会由于人员文化水平异质、人际关系复杂等因素，不利于团队创造力的发展。而大学生创客均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较轻松的人际关系，群体性更加明显（王丽平等，2016），有利于对团队目标的认同和支持，促进团队创造力生成。
第二，大学生创客个体创造力在个体的性别、户籍、学历、学校、学科及其所在团队规模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一，男大学生创客的个体创造力显著高于女大学生创客。杨婷等（2015）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男初中生的创造力发展水平优于女初中生。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由于性别刻板印象和角色期待，女性受传统相夫教子价值观的影响，束缚了女大学生自身才能的发挥（刘淑娟，2017）。其二，农村大学生创客的个体创造力显著高于城镇大学生。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不一致。郑秀英等（2013）的研究指出城镇大学生创客的创造力倾向和创造性思维平均高于农村大学生。笔者认为，能考入大学的农村学生，其抗逆性和抗挫折能力强（张景焕等，2013）；且由于农村大学生相比城镇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更大，当他们愿意去挑战创业的不确定性时，说明这些农村大学生对自己创造力的认可度较高。其三，学历和学校层次高的大学生创客个体创造力水平显著偏高，这与Sternberg（1988）的研究结果一致。个体创造力模型中创造力受知识水平和智力等综合因素影响（彭灿，2003），因此学历和学校层次更高的团队成员个体创造力水平更高。其四，理工、农商、军医类专业学生的个体创造力水平显著高于文史类专业学生。原因在于前者对专业技能的掌握要求较高，而专业技能是个体创造力的重要组成成分（Amabile，1997）。其五，大规模团队成员的个体创造力显著高于其他规模的团队。在大规模团队中，个体有更多机会与不同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团队成员进行思维碰撞，进而激发彼此的创造力（吕洁，2013）。
第三，团队整体特性在团队规模上存在显著差异。团队整体特性的差异分析发现，大规模团队的团队整体特性显著高于其他规模的团队，这与已有研究中，团队创造氛围和团队凝聚力在规模越小的团队中水平更高的结果不一致（戢兵，2010）。大学生创客团队相比于员工团队来说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更简单，团队目标的一致性程度更高，即使构成的人员数量多也不会影响团队的整体特性。
第四，众创空间支持在团队成员的学校来源、学科专业组成及团队规模上呈现显著差异。团队成员来自于同一所学校，其团队整体感知的众创空间支持水平显著高于成员来源于不同学校的团队。高校众创空间的地理位置大多紧邻高校，来自于同一学校的团队成员更容易聚集在一起交流碰撞观点，感知到的众创空间支持水平更相似，利于促进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水平的提升。学科构成简单的大学生创客团队对众创空间提供的有力支撑的认同度更高，可能是由于学科背景类似的人看问题的角度倾向于一致。这一结论与前文提到的学科异质性大的创客团队创造力水平更高并不矛盾。原因在于，本结果显示学科构成为8个及以上的团队对众创空间提供有力支撑的认同度也比较高，与学科构成简单的团队相比无显著差异。可见，学科构成因素与大学生创客感受到的众创空间支持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单向趋势，学科构成复杂的大学生创客团队对众创空间提供支撑的认同度也会较高。大规模的大学生创客团队所感知的众创空间支持水平最高。众创空间本质上是以“共享”为核心的创业集群，通过资源共享来降低创新成本。若团队成员多，其可共享的资源也多，比如大规模团队的办公空间成本得到了大幅度降低（王晶等，2016），因此大规模的大学生创客团队所感知到的众创空间支持水平最高。
本研究构建了信效度和拟合程度较高的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个体创造力、团队整体特性、众创空间支持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有显著影响，且会受到个体及团队背景变量的影响。基于此，笔者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为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提供参考。
1.创新双创教育模式，消除创造力培养偏见
一方面，高校应尽快研发新课程与新教学模式，促进大学生创客个体创造力的培养与发展。首先，高校可与企业联合，共同研发从孕育、培植、孵化到落地的一系列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不仅应注重专业技能的掌握，还应注重创造性思维和能力的培养。其次，高校要根据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将专业课程和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如将创新创业教育、创客教育和STEAM教育理念相融合，尽最大可能激发大学生创客的学习动机与创造兴趣。另一方面，还应消除大学生创客的个体创造力培养偏见，缩小个体间的创造力水平差异，在培养中弱化性别、户籍等的刻板印象和角色期待。
2.设立团队管理制度，鼓励形成大规模团队
一是设立公平的团队管理制度，促进大学生创客团队整体特性的发展。高校在管理大学生创客时，应多以团队为单位进行奖惩，避免形成团队中的个人主义，减少创客团队成员之间的利益纷争，引导他们树立以团队创新为目标的价值追求。二是通过大力宣传，鼓励引导大学生创客形成大规模团队，对大规模团队在资金申请、项目运作支持、创业咨询服务等方面予以优先照顾，帮助他们产生“1＋1＞2”的效应，着力提升团队的创造“合力”。
3.加强众创空间支持，打造同一学校的异质团队
第一，进一步发挥众创空间的价值与功能，提升大学生创客团队创造力。首先，加大对众创空间的支持与供给，增加财政专项投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多渠道筹措资金，充分保障众创空间的运行经费。其次，加强众创空间与企业、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为大学生创客团队提供更多科研成果共享及人才交换等机会。最后，完善众创空间创业导师的任职标准，特聘行业专家、成功企业家等担任创业导师，保障大学生创客团队创新创业的指导质量。第二，鼓励来自相同学校的大学生创客形成异质性团队。首先，众创空间可借力与之毗邻的高校资源和优势，形成与高校优势相一致的创业特色，为高校的创客团队入驻提供便利和优惠政策。其次，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支持与专业指导鼓励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创客基于专业特色组队，充分发挥高校学科多元、人才丰富的优势。
参考文献：
[1]陈洁(2007).基于KM视角的IT研发团队工作特征与创新绩效的关系[D].杭州:浙江大学:138-140.
[2]崔玲玲(2010).团队凝聚力对团队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研发团队的实证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6-8.
[3]丁琳,席酉民(2008).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理研究[J].管理科学,21(6):40-46.
[4]韩毅,周畅(2015).学术团队合作信息查寻与检索行为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情报学报, 34(4):432-448.
[5]胡福文(2017).大学生创客团队的培育与建设[J].科技创新与生产力,(7):53-56,62.
[6]戢兵(2010).团队氛围与团队绩效之关联性研究——以我国IT行业为例[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40,41-43.
[7]金盛华,郑建君,丁洁(2008).组织创新气氛的概念、测量及相关研究热点[J].心理学探新,28(3):67-72．
[8]李宏岳(2017).大学生创客创业政策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态势——大学生创业政策情报分析[J].情报杂志,36(1):82-86,107.
[9]李雪梦(2009).研发团队任务特征、共享心智模型与团队绩效的关系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34.
[10]林崇德(1999).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3-5.
[11]林晓敏,白新文,林琳(2014).团队心智模型相似性与正确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J].心理学报,46(11):1734-1747.
[12]刘淑娟(2017).女大学生主体意识调查与分析——以黑龙江科技大学为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83-188.
[13]刘伟,程俊杰,敬佳琪(2013).联合创业投资中领投机构的特质、合作模式、成员异质性与投资绩效——基于我国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16(6):136-148,157.
[14]刘云(2010).组织创新气氛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过程研究——基于心理授权与激励偏好的实证分析[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152-153.
[15]刘志迎,孙星雨,徐毅(2017).众创空间创客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创新行为关系研究——创新支持为二阶段调节变量[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38(8):144-154.
[16]吕洁(2013).知识异质性对知识型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互动认知的视角[D].杭州:浙江大学:151-153.
[17]吕金梅(2017).团队凝聚力对管理创新的动态影响探析[J].领导科学,(23):52-54.
[18]彭灿(2003).企业创造力及其开发与管理[J].研究与发展管理,(3):27-31.
[19]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2018).中国众创空间白皮书2018[EB/OL].[2020-02-01].http://www.cistds.org/content/de-tails3_958.html.
[20]王晶,甄峰(2016).城市众创空间的特征、机制及其空间规划应对[J].规划师,32(9):5-10.
[21]王磊,马文意,吴羽昕(2019).高校科研团队创造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39(19):73-82.
[22]王磊,张伟,张滨楠(2013).高校科研团队创造力整合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30(17): 148-154.
[23]王黎萤,陈劲(2010).研发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以团队共享心智模型为中介[J].科学学研究,28(3):429-435.
[24]王丽平,李忠华(2016).高校创客文化的发展模式及培育路径[J].江苏高教,(1):94-97.
[25]王兴元,刘泓辰,刘赟(2019).大学生创客团队支持感知与创新行为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5):173-179.
[26]王兴元,朱强(2018).众创空间支持对大学生创客团队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35(14):128-134.
[27]王智宁,高放,叶新凤(2017).上级发展性反馈如何影响员工创造力?——一个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J].财经论丛,(6):88-97.
[28]吴明隆(2010).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52-53.
[29] 吴霓,吕嘉(2015).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我国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J].教师教育学报,2(4):89-97.
[30]徐示波(2019).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下众创空间发展政策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6):29-39.
[31]严旭,鲁德银(2016).众创空间发展策略探析[J].商业经济研究,(7):103-104.
[32]杨婷,王长江,白少民(2015).初中生科学创造力调查研究[J].教学与管理,27:40-43.
[33]杨治良,蔡华俭,符起俊(2001).大学生创造性内隐观的调查研究——关于高创造性者的特征[J].心理科学,(6):641-645,764.
[34]曾明星,宁小浩,周清平等(2016).面向大学生创客的网络学习空间构建[J].中国电化教育, (11):30-38.
[35]张景焕,满达呼,刘桂荣等(2013).父母教养方式对小学高年级学生社会创造力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9(6):595-603.
[36]张庆林(2002).创造性研究手册[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3.
[37]张崴,王续琨(2013).科研团队结构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基于研究型大学科研团队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软科学,27(7):104-108.
[38]张勇,龙立荣,贺伟(2014).绩效薪酬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和渐进性创造力的影响[J].心理学报,46(12):1880-1896.
[39]郑秀英,王倩莹,张璇等(2013).大学生创造性发展研究——基于对北京化工大学学生的调查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34(4):121-124.
[40]钟芳冰(2011).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团队氛围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66-68.
[41]周耀烈,杨腾蛟(2007).个体创造力向团队创造力转化的机理研究[J].科学学研究,25(2):409-413.
[42]Amabile, T. M. (1983).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A Componential Conceptualiza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2):357-376.
[43]Amabile, T. M. (1996). Creativity in Context[M]. Boulder, Co: Westview:27-28.
[44]Amabile, T. M. (1997). Motivating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s: On Doing What You Love and Loving What You Do[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40(1):39-58.
[45]Amabile, T. M. (1999).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to Creativity[M]. New York: Springer:17-35.
[46]Chen, M. H. (2006). Understanding the Benefits and Detriments of Conflict on Team Creativity Process[J].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15(1):105-116.
[47]Hair, J. F., Ringle, C. M., & Sarstedt, M. (2011). PLS-SEM: Indeed a Silver Bullet[J]. Journal of Marketing Theory & Practice, 19(2):139-152.
[48]Likert, R., & Seashore, S. E. (1954). Employee Attitudes and Output: Possibilities for Increasing Productive Effort Through Better Management in the Utilization of Human Resources[J]. Monthly Labor Review, 77(6):641-648.
[49]Pirola-Merlo, A., & Mann, L. (200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Creativity and Team Creativity: Aggregating Across People and Time[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5(2):235-257.
[50]Somech, A., & Drach-Zahavy, A. (2013). Translating Team Creativity to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the Role of Team Composition and Climate for Innov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39(3):684-708.
[51]Sternberg, R. J. (1988). The Nature of Creativity: Contemporary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25-339.
[52]Wang, E. T. G., Ying, T. C., & Jiang, J. J. et al. (2004). Group Cohesion i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ERP Implementation[J]. Information and Software Technology, 48(4):235-244.
[53]West, M. A. (2002). Sparkling Fountains or Stagnant Ponds: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in Work Groups[J]. Applied Psychology, 51(3): 355-387.
[54]West, M. A., Smith, H., & Feng, W. L. et al. (1998). Research Excellence and Departmental Climate in British Universities[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71(3):261-281.
[55]Woodman, R. W., Sawyer, J. E., & Griffin, R. W. (1993). Toward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8(2):293-321.
欢迎转载，开白请联系18980806833（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