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王丽，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沈晓恬，教师，杭州学军中学（浙江杭州 310028）；徐翎衲，本科生，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基金项目：国家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人工智能综合影响社会实验研究”子课题“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强国社会实验研究”（2019AAA0105403）。引用:李艳,王丽,沈晓恬,徐翎衲(2023). 高中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经历对参与者职业倾向的影响[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35(1):75-84.
摘要：高中是个体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探索阶段，学生在此期间初步形成职业倾向。智能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大量涌现，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传统社团经历对学生专业和职业选择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到高中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对参与者职业倾向的作用。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21位师生的半结构化访谈进行分析后发现：兴趣驱动与升学捷径是高中生参与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的主要动机；社团经历对参与者职业倾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兴趣发展、专业积累、同侪效应以及行为成就四个方面；此外，专业选择和职业倾向还受升学压力、家庭因素、就业环境、性别差异等因素影响。未来需重新对高中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进行角色定位，将其建成促进学生兴趣发展、创新思维培养、大学专业提前学习与未来科技领域职业体验的平台；并采用“家校社协同”模式开展学生职业生涯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关键词：人工智能教育；高中社团；职业倾向；专业选择
智能时代，普及人工智能教育、培养大批量人工智能专业人才以满足社会需求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教育战略。2017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支持开展人工智能竞赛，鼓励形式多样的人工智能科普活动，完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加快培养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形成我国人工智能人才高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7）。如何推进人工智能课程的建设与实施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议题。当前，许多中小学校开展的科技主题的社团活动已经包含人工智能教育的元素，比如机器人教育、创客教育以及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以下简称“信奥”）等。然而目前鲜有研究关注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所提供的课程活动和比赛项目是否有助于激发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学习兴趣，以及是否会对学生步入大学后的专业或职业选择产生影响。鉴于此，本研究拟通过扎根理论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深入分析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经历对参与者职业倾向的影响，以期为基础教育阶段更好地建设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和开展学生职业生涯教育提供参考。人工智能教育是指以人工智能为内容的教育活动，目的是培养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兴趣以及掌握人工智能相关的知识与技能，最终为国家输送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刘邦奇等，2019；张珊珊等，2020）。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人工智能教育除了依托信息技术课程开展外，一些中小学还根据自身学校特色将人工智能相关内容融入到信奥、创客、机器人等社团活动中，激发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学习兴趣（张剑平等，2008；谢忠新等，2019；张丹等，2020）。尽管人工智能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编程、创客和机器人课程，但这类课程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开展提供了装备支持和知识基础。学生在编程、创客和机器人课程中所获得的编程能力、硬件操作能力、算法思想等为他们后续进一步接受人工智能教育奠定了基础（马涛等，2019）。鉴于此，本研究将活动内容包含人工智能教育元素的社团统称为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主要包括机器人社团、创客社团、信奥社团等主题社团。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社团经历会对学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Holland等（1987）认为，高中课外社团活动对学生的适应能力、自信水平、自我认知水平有显著影响，学生通过能力的提升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准备。Shulruf（2010）对29个高中社团的实证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高中社团经历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自我认知以及受教育期望。黄璐等（2018）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参与学术性社团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蒋承等（2020）对全国80所高校进行问卷调查，发现高中阶段参与丰富的社团活动会对学生的大学学业成绩产生显著影响；该现象在理科生群体中更为明显，高中社团能帮助其提前为大学专业学习做好知识积累与准备。Super（1953）认为，高中是个体生涯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探索阶段。在这个时期，个体通过不断加深对内在因素（包括智力、兴趣、价值观、能力、专业技能等）和外在因素（包括经济、学校、家庭、社会、就业环境等）的认识来缩小职业选择的范围，初步形成职业倾向。Super也指出，职业选择的本质是自我概念的实现过程。自我概念是内外在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个人对自己各方面认识的结果。个体会对各种职业做出判断，最终选择与自我概念相匹配的职业；并且个体认识自己的方式直接影响个体职业选择的结果。与Super类似，Roe（1957）与Krumboltz等（1999）也强调了职业选择是人与环境互动的产物。Roe尤其强调家庭教育方式、父母的态度、父母的职业对孩子未来职业选择的影响，并指出“接纳型”亲子关系会对个体职业意识和职业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依赖型”与“回避型”亲子关系会对个体的职业意识产生破坏作用。Krumboltz等还建议，家长和教师应该从小学阶段开始对青少年进行生涯教育以便他们能够通过主动学习来掌握未来的职业命运。Bandura（1997）认为自我效能感影响个体的选择行为，并强调成败体验、替代经验、社会说服和生理心理状态是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四大信息源。这里的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在执行某一任务之前对自身能力水平的感受与判断。Hackett等（1981）将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论运用到职业领域，指出女性群体在科学、数学、机械等男性为主导的职业领域占比不足，主要是由于女性在这些领域的职业自我效能较低。拥有高职业自我效能的个体更愿意主动获取职业信息，反之，低职业自我效能的个体试图回避自己没有能力从事的职业。综上，国内外已有研究从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学业表现等维度，关注了高中社团经历对参与者专业和职业选择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然而该领域的研究多以传统社团为研究对象，例如，文娱类（歌唱团、舞蹈团等）、体育类（足球社、篮球社等）、学术类（辩论社、书法社、演讲社）等。智能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大量涌现，但鲜有研究以高中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对参与者职业倾向的影响。同时，虽然有关个体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但具体情境下，尤其是智能时代新旧职业快速交替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对已有因素的适用性做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拟以具有时代特色的高中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为例，探究其对参与者职业倾向的影响。研究聚焦三大问题：（2）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经历对参与者的职业倾向会产生哪些影响？（3）除了社团经历，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社团参与者的职业倾向？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利用半结构化访谈方式收集资料。在个案选择上，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即按照研究目的选取能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对象（陈向明，2000）。基于此，研究选取杭州市X高中和Y高中作为研究案例来源。X高中与Y高中均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长期开设多个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包括机器人社团、信奥社团和创客社团，为国内外各大高校培养了众多科技创新人才。其中，两所高中的信奥社团与机器人社团在国内外比赛中屡创佳绩，是国内颇具影响力的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能为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在受访对象的选择上，研究采取“三角互证”方法，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来源收集数据以确保数据的效度（Patton，2002）。基于此，研究选取2位社团分管领导（编号为L01~L02）、2位社团辅导教师（编号为T01~T02）和随机选择17位社团毕业生（编号为S01~S17），共计21人，以确保从不同角度对访谈数据相互印证。访谈过程与编码过程交叉进行。每做完一次访谈，研究者随即进行编码，用以迭代访谈问题，保证访谈深入且全面。随着访谈和编码的深入，受访者给出的答案逐渐出现重复，当访谈至第21人时答案已大量重复，编码过程也无新的关系和范畴形成，以此判断数据收集理论上达到饱和。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见表1。（注：*表示受访者已经大学本科毕业，其中，受访者S01 目前从事的职业为数据库引擎开发；受访者 S08 目前是自动化控制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受访者 S14 目前是手术机器人方向在读博士研究生；受访者 S16 目前从事的职业为国际贸易。）半结构化访谈的内容围绕三个研究问题来组织。面向社团分管领导与教师的具有代表性的访谈问题包括：“参与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的学生有哪些特征？”“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对学生选择专业和职业有什么影响？”等；面向学生的具有代表性的访谈问题包括：“你为什么选择加入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是否影响你的大学专业和未来职业选择？如何影响呢？”“父母对你的教育风格是什么样的？父母的职业对你选择专业或职业有影响吗？”等。访谈于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期间进行，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为30至60分钟。访谈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进行全程录音，最终获得约17个小时的录音资料，经讯飞语记转录后获得近19万字的文本资料，研究者将所有文本资料导入NVivo 12进行编码分析。开放式编码是对访谈资料进行逐句逐行逐段的归纳总结，形成能够解释资料本质的初始概念，并将这些初始概念相互联系起来形成概念化类属（陈向明，2000）。研究对收集的21份访谈资料反复进行比较、反思及归纳，最终提炼出39个初始概念，归纳出14个概念化类属。因篇幅所限，研究以兴趣驱动与升学捷径两大概念化类属为例展示开放式编码过程，如表2所示。主轴式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再次分析和建立概念化类属之间的联系（陈向明，2000）。该阶段，研究将14个概念化类属归纳为6个范畴化类属，如表3所示。选择式编码是通过对所有类属进行分析与比较，形成“故事线”来展示事件发展的整体脉络。本研究围绕“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参与者职业倾向的影响因素”这一故事线，构建出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参与者职业倾向的影响因素图（见图1）。兴趣驱动与升学捷径是学生参与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的两大动机。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从兴趣发展、专业积累、同侪效应和行为成就四个维度对参与者的职业倾向产生影响。同时，升学压力、家庭因素、就业环境与性别差异也是影响社团参与者职业倾向的重要因素。基于上图，本研究将从学生参与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的动机、社团经历对参与者职业倾向的影响，以及影响参与者职业倾向的其他因素三个方面阐述高中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经历对参与者职业倾向的影响。编码分析发现，驱使高中生参与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的动机包括兴趣和升学两方面。兴趣驱动。访谈数据显示，共有17位受访者（占80.9%）认为兴趣是学生选择加入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的重要原因。个人特质、比赛经历以及学科偏好是激发学生对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产生兴趣的深层原因。选择加入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的学生多表现出动手能力强、自学能力强、专注、乐观等特质，其中动手能力强是受访者提及频次最多的个人特质。受访者认为机器人社团或创客社团能够提供动手操作的学习环境，满足了学生动手操作的兴趣需要，激发了他们的参与动机。例如，学生S01表示“参与机器人社团让我能实现一点小时候的愿望，自己动手去搭建一个机器人，就好像小时候拆了电视又试着装起来那样兴奋。”有受访者表示，小学或初中参与学校或校外学习服务机构组织的编程或机器人比赛经历激发了他们对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的兴趣。例如，学生S04提到“小学的时候，我参加了少年宫组织的智能机器人比赛。从那时开始，我就对机器人产生了兴趣，高中加入机器人社团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加入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的学生表现出对数学、科学等学科的偏好，这种学科偏好让他们在编程学习过程中更具优势。比如，学生S15在小学的时候就对数学和科学感兴趣，其表示参与涉及编程的比赛感觉比较轻松，高中也很自然地加入了信奥社团。升学捷径。来自信奥社团的受访者表示，部分学生将参与信奥社团视为升学捷径。自2003年自主招生政策实施以来，众多高校将信奥在内的五大学科奥林匹克竞赛成绩设定为入学或可参加本校自主招生考试的“门票”。通过信奥竞赛成绩换取大学“门票”是许多学生选择加入信奥社团的直接动机。来自信奥社团的分管领导L01表示，信奥社团更青睐在小学或初中有过编程相关比赛经历的学生。因为信奥社团学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学生在小学或初中就参加过编程比赛，以科技特长生加入信奥社团；另一部分学生从零开始接触编程，学起来比较困难。但是，2020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划”），改革了招生选拔模式，停用了高校自主招生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这导致参与信奥社团的人数骤减。教师T02就表示，“强基计划”缩小了凭借竞赛进入高校的通道，参与信奥社团的学生人数比自主招生时代减少了很多。来自机器人社团和创客社团的师生反映，机器人社团与创客社团的比赛经历虽不会对升学产生直接影响，但部分学生加入机器人社团或创客社团，仍期待通过比赛获得奖项进而拿到目标高校的推荐信，以便在升学优惠政策下获得面试优势。例如，学生S16表示“高考竞争太激烈了，我想通过机器人比赛获奖，拿到推荐信，通过‘三位一体’进大学”。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经历对参与者职业倾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兴趣发展、专业积累、同侪效应以及行为成就四方面。兴趣发展。访谈数据分析发现，有14位受访者（占66.6%）表示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在学生兴趣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学生受访者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帮助他们将个人兴趣爱好发展成为职业兴趣。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通常与高校或企事业单位合作紧密，因此为学生提供了走访大学校园或职场，接触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或工作人员的机会，这为学生认识大学专业并了解未来职场提供了真实场景，提升了学生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兴趣，对学生专业或职业选择有重要影响。例如，学生S01表示“机器人竞赛相当于为我提供了接触专业知识和职业信息前置的一个渠道，与我的职业选择强相关。”（2）教师受访者也指出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有助于学生将个人兴趣爱好转化为专业能力或职业能力。与传统的课堂讲授教学模式不同，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强调以项目式教学为基础、以问题研究为导向、以竞赛项目为载体，从资料收集、方案设计到项目实施更倾向于让学生自主探索，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分工协作。因此，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动手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都能得到较大程度的锻炼。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提升了学生对专业和职业的认知程度，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养，能够为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或职业输送人才。机器人社团分管领导L02表示，机器人社团能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探索能力与表达交流能力，这些综合能力的提升对学生未来就业有益。专业积累。有12位受访者（占57.1%）表示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为学生的大学专业学习带来了帮助。这些受访者将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所开设的课程视为大学先修课程，认为此类社团通过开展课程教学、竞赛项目与技术训练，帮助其提前掌握了大学专业课的知识与技能，奠定了专业学习基础，增强了他们选择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自信心。以信奥社团为例，其课程内容包括编程语法、信息知识、算法知识、数据结构等，基本涵盖了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核心专业知识点。教师T02表示，高强度的竞赛项目实际上已经帮助学生做好了计算机科学专业系统、完备的技术训练，到大学后他们可以直接实践应用，所以社团的学生基本上都会选择计算机科学专业。不止如此，这些受访者还认为此类社团为学生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有效地缓解了学生进入大学后的专业学习压力，优秀的专业成绩提升了其深造的竞争优势。例如，学生S17表示，两年的比赛集训，使其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相对于没有社团经验的同学，其在考研或者保研上更有优势。同侪效应。研究发现，有7位学生受访者（占33.3%）表示，因年龄、兴趣、背景等条件相近，自己更易受到社团中其他个体的影响，这种同侪效应影响其专业选择和职业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社团成员之间因存在相似的个体特征，在相互交流过程中更易得到对方的理解和信任。换言之，这种同侪群体之间的沟通能够增强个体的采纳意愿，进而影响其职业倾向。学长学姐会劝说学弟学妹们去学他们所学专业，会与其讨论职业发展规划，从而影响学弟学妹们的选择。（2）同侪群体中通常存在着榜样人物，个体通过自己与榜样人物的比较找到差距，并在借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模仿榜样人物的专业和职业选择过程。访谈发现，多数受访者把同一社团中已取得学业成就或工作成就的学长或学姐作为榜样人物，并选择了与之相同的专业或职业。例如，学生S12表示“师兄们给我提供了一种范式，让我看到把兴趣和职业相结合的样子，我觉得他们这样挺好，我也希望走同样的路。”行为成就。有3位学生受访者（占14.2%）表示，学生在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中所获得的行为成就影响其专业选择和职业倾向。（1）参与社团的学生将获奖经历视为行为成就，他们认为这种获奖经历所带来的愉悦感能够不断激发个体内在的学习动机，帮助他们建立稳定的自我效能感，这是他们选择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重要原因。例如，学生S02提到“高二暑假，我带队在机器人比赛中获得了‘最佳风尚奖’，这让我意识到我真正地喜欢机器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我选择了机器人工程专业。”（2）社团参与者将领导经历视为一种行为成就，并影响其做出专业选择。例如，学生S06就表示“我担任队长之后，带领学弟学妹拿了一次冠军。这次经历锻炼了我的领导能力，让我相信我能管好团队，对选择机器人相关的专业更有信心了。”受访者表示，社团经历不是影响社团参与者职业倾向的唯一因素。除了社团经历外，学生的职业倾向还受到升学压力、家庭因素、就业环境和性别差异等因素影响。升学压力。有14位受访者（占66.6%）认为升学压力是影响社团参与者做出专业选择的最重要因素。这些受访者普遍认为，在加入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后，学生的个人兴趣较难得到其他老师的支持与鼓励。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参与社团活动常被视为一种“不务正业”的行为。例如，学生S06提到，经常会有班主任来社团抓人，让学生回教室自习。在升学与兴趣的两难之间，学生将会做出两种选择。（1）离开应试教育环境，选择出国寻找兴趣发展的空间。例如，学生S03因为在机器人上投入过多时间，其他学科成绩跟不上，所以放弃高考，选择出国就读计算机科学专业。做出此种选择的学生倾向于根据兴趣选择大学专业，最终选择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发展。（2）权衡利弊，优先培养应试教育所需的能力。学生S11就一直在做取舍，某次比赛需要去澳大利亚，但因耽误上课时间，其选择放弃随队比赛，优先完成国内学业。做出此种选择的学生，高考成绩是影响其选择的最大变量。当高考分数较为理想时，学生倾向于选择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反之，即使学生对人工智能相关领域拥有浓厚的兴趣，也不能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专业。例如，学生S16表示“我的高考分数没能到自动化专业的分数线，只能选择社科专业，这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割裂。”家庭因素。有10位学生受访者（占47.6%）表示家庭因素是影响其专业选择和职业倾向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父母的教养方式影响孩子的兴趣探索。教养方式民主的父母尊重孩子做出的选择，同时以一种沟通或讨论的方式执行对孩子的管教责任。例如，学生S06提到“我妈比较鼓励我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包括我参加社团、出国比赛和选专业，只要跟她沟通好，都是支持的。”（2）父母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孩子的专业和职业选择，尤其是父亲的职业对孩子影响更大。有受访者表示，长期受到父亲职业的影响，对机械、自动化、工程等方面具有浓厚兴趣。比如，学生S03提及“我父亲是工程师，在我小时候，他经常带我去电子市场，跟我讨论做一个小作品，所以我对这方面很感兴趣。”同时，孩子会通过父母的职业对未来职业角色进行评估。如果对父母的职业不够认同，他们会倾向于选择与父母完全不同的行业。例如，学生S09表示“我爸做了一辈子技术岗，搞科研，评职称，评上正高之后他反而迷茫了，我不想跟他一样，我觉得中医比什么科技都更值得学。”（3）父母的生涯规划意识对于一些受访者而言很重要，甚至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生涯发展。受教育程度高并且较关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发展的父母，会为孩子做出相关生涯规划，他们的孩子选择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或职业的可能性较大。例如，学生S14表示“我父亲是大学教授，他对AI领域和就业环境很了解，他已经为我规划好未来的发展路线，所以我大学本科读机器人工程。”就业环境。研究发现，有6位学生受访者（占28.5%）认为就业环境对其专业选择和职业倾向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1）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势头好，薪资待遇高，人才需求旺盛，是促使学生选择相关专业或职业的主要原因。例如，受访者S15表示，成为“大厂青年”是其最向往的工作之一。进大厂做程序员薪水高、待遇好，而且各行各业都离不开计算机方面的人才，所以其选择了计算机科学专业。（2）人工智能相关行业的“996”生活、“内卷化”现象等就业环境现状让部分受访者望而却步，他们更看重眼下的稳定生活状态，拒绝成为只吃“年轻饭”的“大厂青年”。例如，学生S07就说：“众所周知，到大厂工作会面临淘汰的风险，而且把一生的心血都花在优化比别人的注意力快0.1秒的应用上，我觉得没有意义。”（3）在短视频文化流行和流量为王的时代背景下，各种新兴行业逐渐成为年轻一代的职业选择。短视频内容博主、直播带货等新兴工作机会对个别受访者来说吸引力很大。学生S10就表示其不会选择成为循规蹈矩的互联网行业的产品经理，更倾向于做短视频内容博主，分享一些产品设计理念。性别差异。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中男女生比例悬殊，选择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或职业的女生更是凤毛麟角。受访者反映，信奥社团成员男女比例约为9∶1，机器人社团成员男女比例约为7∶3，创客社团成员男女比例约为6∶4。研究发现，造成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男女生比例悬殊的原因主要是传统观念，即家长们普遍认为，女生的幼儿时期应在“琴棋书画”方面培养兴趣，这导致鲜有女生在儿童时期选择参加科技类兴趣班。因此，较男生而言，女生因缺乏科创比赛、编程、机器人训练等经验，无法达到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的要求，错失加入此类社团的机会。例如，学生S05就提及，周围的人大多认为女生就应该长头发、学文科、学唱歌跳舞，这种对性别的刻板印象让男女生积淀下来的学习基础差距很大，造成现实中男生的数理水平远高于女生。然而，教师受访者表示，女生在参与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中表现出较好的耐心、较强的表达能力、较成熟的领导力、更容易发现问题等优势，能够有效弥补男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劣势。教师T01就表示“我觉得女生作用很大，那些维护性、工笔性，或者需要对外宣传的部分女生做得更好，因为女生比较细腻，想得比较周到。”基于对21位受访者的访谈，本研究探究了高中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经历对参与者职业倾向产生的影响，最终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第一，兴趣驱动与升学捷径是学生参与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的两大动机。个人特质、比赛经历、学科偏好以及升学优惠政策是激发两大参与动机的深层原因。小学或初中参与学校或校外学习服务机构组织的比赛经历能够激发学生对人工智能领域产生兴趣，成为学生参与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的竞争优势。第二，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从兴趣发展、专业积累、同侪效应、行为成就四个层面对参与者的职业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兴趣发展与专业积累是受访者共同提及的影响因素。除此之外，学生受访者还强调了同侪效应和行为成就对其职业倾向的影响。第三，除了社团经历，升学压力、家庭因素、就业环境、性别差异也是影响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参与者职业倾向的重要因素。其中，升学压力是受访者提及频次最高的影响因素。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的教养方式以及父母的职业与生涯规划意识，都会对社团参与者的职业倾向产生重要影响。在就业环境方面，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参与者除考虑薪资待遇、工作环境等因素外，还表现出对新兴职业的接纳态度。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中男女比例悬殊，选择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或职业的女生较少，这与女生的传统培养模式相关。基于上述发现，研究从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的角色定位和职业生涯教育规划两方面做以下思考。本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在参与者未来职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升学压力下，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作为非正式教学活动较难获得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全力支持，参与此类社团的高中生往往不愿或不能在社团学习活动中耗费过多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强基计划”实施以来，绝大部分“一流大学”将破格入围条件从获得五大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级奖项提高至国家二等奖（含）以上，降低了学生通过信奥获奖参加自主招生或者直接保送的概率，导致参与信奥社团的学生人数骤减，对此类社团建设带来巨大挑战（庞颖，2020）。相对而言，其他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未受到明显冲击，以竞赛为依托的单一发展模式仍值得反思。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该如何找到新的角色定位，对此，本研究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褪去功利性色彩，将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建设为学生兴趣发展平台。在应试教育背景下，高中的教育教学内容整齐划一，满足了大多数学生的发展需要，但学校缺乏对学生个人兴趣发展的关注和思考（刘静，2015）。然而，高中生正处于兴趣发展、职业选择的关键时期，学校忽视学生个性化兴趣的培养，必然会导致高中生未来专业和职业选择的“盲目性”和“功利性”。学校可以将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作为学生个人兴趣发展的平台，这既是对学生个人兴趣发展的观照，也是对社团建设初衷的回归。一方面，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可作为个人兴趣投放空间，给高中生忙碌的学习生活增添乐趣。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可通过项目式学习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地将学生的兴趣爱好转化为能力素养，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二是对标国家创新人才战略，将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打造成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平台。人工智能时代，大批量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加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需要（李建中，2019）。学校可以将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打造为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平台，利用其多领域、多学科的交叉优势和项目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以机器人社团为例，为了从无到有地搭建出一个稳定运行的机器人实体，学生需要创造性地考虑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软件编程到硬件搭建，复杂繁琐的制作过程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发展。不止如此，机器人教育本身属于跨专业培养，通过搭建机器人，学生对基础学科知识的理解更为透彻，知识体系变得更加完善，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三是弥补“大中衔接”缺口，将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建设为大学专业提前学习平台。我国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割裂导致学生对大学专业课程和学习方式不熟悉，使得高中生在进入大学后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大学的学习模式，容易对专业学习和未来职业选择感到迷茫（黄兆信等，2010）。本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在学生专业积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为学生奠定一定的大学专业学习基础，为将来的深造带来优势。学校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与高校紧密合作，开发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的课程，在高中阶段前置优质的大学教学资源，实现高中与大学专业知识学习的连续性和衔接性，让高中生对大学专业和相关职业产生一定的认知，形成初步的专业定向、职业倾向，避免学生在选择专业和职业时受从众心理影响。四是重塑高中生就业观，将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建设为未来科技领域职业体验平台。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着年轻一代的就业观，他们更愿意从事颇具时代特征的新职业和新岗位。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通过建立学生与人工智能领域相关职业之间的联系，为学生提供直接的职业认知和替代经验。对于尚未步入职场的学生而言，这种替代经验是他们获取专业知识，增强职业决策力的有效方式（樊丽芳等，2017）。学校可以将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作为职业体验平台，通过与企业紧密合作，鼓励学生尝试人工智能相关的工作岗位，获得丰富的职业体验。学校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开展竞技项目、座谈、参观等活动，间接地拓展高中生对专业和职业的认知。与此同时，学校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中独有的团队合作关系，建设一对一的“学徒制”，通过社团往届毕业生为现有参与者提供经验传授和生涯咨询服务。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人工智能教育类社团参与者渴望走向一条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职业生涯道路，然而，各种因素的叠加影响很有可能导致参与者的职业目标与现实选择失配。究其原因是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不足导致学生自身职业生涯规划意识薄弱。据此，本研究提出“家校社协同”的职业生涯教育模式。一是家庭层面，父母应帮助孩子构建早期职业生涯意识，树立正确职业观。父母应细心营造一个接纳型家庭环境，支持并引导孩子的探索行为，做好孩子的兴趣启蒙，努力构建孩子早期的职业生涯意识。对于女生而言，父母应打破固有观念，鼓励女生参与编程、机器人等人工智能相关科创活动，通过表扬和赞赏提高女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增强她们尝试不同职业角色的信心与勇气。除此之外，父母应以身作则，为子女树立正确的职业观，通过自身职业让子女对工作内容、工作方式、薪资报酬产生一定的认识；同时父母应加强对职业生涯规划知识的学习，协助子女对就业环境、就业信息进行深入了解与评估，帮助子女形成正确的职业观，避免职业选择过程中的盲目性。二是学校层面，教师应遵循学生认知规律，打造小初高“一体化”的职业生涯教育。职业生涯教育全景式和长期性的特点要求学校教育须具备“一体化”思维，重视小初高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有效衔接（马治国等，2016）。小学生的可塑性是其认识和理解职业生涯的先天优势。因此，在该阶段学校应侧重于职业生涯认知教育，通过带领学生走访具体的工作场所，如工厂、医院等，使他们逐步了解现实的职业世界；通过开展职业模仿游戏、选修课、课外活动等扩大学生的兴趣范围，引导学生进行生涯认知探索。在初中阶段，学校应侧重于生涯探究式学习，通过开设独立的职业生涯教育课程，传授职业生涯的知识与策略，逐渐培养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为高中的选课选科做准备。在高中阶段，学校应侧重于生涯体验式教育，可通过社团以及社会活动加强与校外企业机构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尝试各种职业的机会；也可邀请不同工作背景的家长或往届毕业生作为高中生的职业生涯规划顾问。在小初高职业生涯教育中要特别注意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对女生职业发展的影响，应鼓励女生从事科技相关职业。三是社会层面，校外学习服务机构应发挥重要作用，赋能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在小学或初中阶段参与校外学习服务机构组织的比赛经历能够激发他们对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产生浓厚兴趣，对学生未来职业选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21年，国家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明确指出，发挥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场所在课后服务中的作用，让学生享受优质的校外教育资源，这为校外学习服务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校外学习服务机构应积极回应国家人才需求，立足学生兴趣发展，开设科普、艺术、文体等实践活动或竞技项目，促进学生多元化、个性化健康成长。校外学习服务机构可通过与中小学的紧密合作，利用双减“5＋2模式”中的课后两小时，选派教师到中小学开展职业生涯教育课程，还可开设家庭教育课程和亲子活动项目，宣讲生涯教育的重要性，引导家长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与学校、家庭协同育人，共同赋能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注释：
① “三位一体”是指将考生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高考成绩和学校综合测试成绩按一定比例计算出综合成绩后，择优录取考生的一种录取形式，是一种融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和高考三方面评价要素为一体的多元化招生考试评价形式。
参考文献：
[1]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03.
[2]樊丽芳,乔志宏(2017).新高考改革倒逼高中强化生涯教育[J].中国教育学刊,(3):67-71,78.
[3]黄璐,魏宏皓(2018).学术性社团活动对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影响研究[J].中国大学教学,(4):38-42.
[4]黄兆信,李远煦(2010).大学新生适应性问题研究——从高中与大学衔接的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5):83-85.
[5]蒋承,姜昕旸,李宜泽等(2020).高中社团经历如何影响大学学业成就[J].教育学术月刊,(6):66-75.
[6]李建中(2019).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学习与创新教育的转向[J].中国电化教育,(4):10-16.
[7]刘邦奇,王亚飞(2019).智能教育:体系框架、核心技术平台构建与实施策略[J].中国电化教育,(10):23-31.
[8]刘静(2015).高考改革背景下高中生涯规划教育的重新审视[J].教育发展研究,35(10):32-38.
[9]马涛,赵峰,王有学等(2019).海淀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发展之路[J].中国电化教育,(5):128-132.
[10]马治国,周常稳,孙长梅(2016).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的迫切性与可行性探析[J].教育探索,(1):22-26.
[11]庞颖(2020).强基计划的传承、突破与风险——基于中国高校招生“自主化”改革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7):79-86.
[12]谢忠新,曹杨璐,李盈(2019).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内容设计探究[J].中国电化教育,(4):17-22.
[13]张丹,崔光佐(2020).中小学阶段的人工智能教育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30(1):39-44.
[14]张剑平,张家华(2008).我国人工智能课程实施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电化教育,(10):95-98.
[15]张珊珊,杜晓敏,张安然(2020).中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挑战、重点和策略[J].中国电化教育,(11):67-72,96.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教育部部署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EB/OL].[2022-04-22].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01/t20200115_415579.html.
[17]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7).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2022-04-22].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
[18]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EB/OL].[2022-04-22].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24/content_5627132.html.
[19]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M].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40-66,87-110.
[20]Hackett, G. E., & Betz, N. E. (1981). A Self-Efficacy Approach to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Women[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8(3):326-339.
[21]Holland, A., & Andre, T. (1987). Participation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Secondary School: What Is Known, What Needs to Be Known[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7(4):437-466.
[22]Krumboltz, J. D., & Worthington, R. L. (1999). The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from a Learning Theory Perspective[J]. 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47(4):312-325.
[23]Patton, M.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Methods[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48.
[24]Roe, A. (1957). Early Determinants of Vocational Choice[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3):212-217.
[25]Shulruf, B. (2010). Do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Schools Improve Educational Outcomes?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56:591-612.
[26]Super, D. E. (1953). A Theory of Vocational Development[J]. American Psychologist, 8(5):18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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