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欧阳修俊，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玉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广西玉林 537006）；梁宇健，硕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广西桂林 541004）；周润伍（通讯作者），硕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广西桂林 54100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部地区乡村本土人才振兴的现实困境与机制优化研究”（22CSH034）；玉林师范学院2023年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民族地区乡村学生‘文化成年’的教育路径研究”（G2023SK09）。引用:欧阳修俊,梁宇健,周润伍(2023). 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内涵、价值与实现逻辑[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35(4):22-30.
摘要：乡村教育现代化占据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半壁江山”。乡村教育发展相对复杂，与城镇教育发展存在差异，尚未全面从现代化技术中汲取发展的力量。专门探索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议题，意在构建完整、系统、全面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体系。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是以培育乡村人才为中心的现代化，是在彰显乡土特色中全面赶超城镇教育和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现代化，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实现乡村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是传承中华优秀耕读文化并以劳动创造为主导的现代化。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应跳出“二元”论争，积极遵循国家发展的价值引领，秉持乡土文化的价值禀赋，坚定教育本位的价值立场，立足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追求，奠定乡村主体现代化的价值基调。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既要遵循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的一般逻辑，也应符合乡村本土语境，在政治逻辑上以完善乡村教育政策为根本保障，在历史逻辑上以传承乡村教育经验为发展依据，在理论逻辑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科学指导，在实践逻辑上以乡村学校整体变革为基本方略。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教育；教育现代化；乡村振兴；教育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22）。教育是兴国之本，强国之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科技与人才支撑。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是“短板”也是关键。乡村教育占据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半壁江山”，很有必要专门探索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议题。这就要从基本内涵上明晰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本质与边界，从价值取向上明确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从实现逻辑上探索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以构建完整、系统、全面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学理”体系。理解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内涵需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的各自边界及其契合点。中国式现代化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整体框架中理解和建构现代化，在正确对待他国现代化经验的“自我革命”中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非简单的“工业化”和全盘“西化”（吉尔伯特·罗兹曼，2003），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教育现代性的增长，目标是促进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褚宏启，2013）。乡村教育现代性增长是教育现代化进程的“短板”，也是“关键点”。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乡村人的发展为中心，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乡村特色教育现代化道路，坚持传承与发展乡村文化，坚持“自我革命”，以国家力量为支撑从内部变革的分阶段发展进程。这启示我们，应从本质、外延和价值层面来理解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具体归纳为如下8个方面：1.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是以培育乡村人才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首先指向人的现代化。走好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通过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社会各领域现代化的协调进步输送创新人才（韩喜平，2022）。培养乡村人才要求乡村教育现代化在根本上要“指向人，提升人的现代性，培育现代人格”（冯建军，2019）。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是以培养乡村人才为中心的现代化，核心要求是促成乡村学生和教师发展的现代化。乡村学生发展现代化即培养具有现代性的人，让乡村学生从“农业生产”中彻底解放出来，实现其自由和创造地学习与劳动，成为具有现代人格和现代精神的全面发展的人。乡村教师发展现代化即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武装乡村教师，建设具有现代素养和专业自觉的乡村教师队伍，这是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最紧迫的任务。2.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是践行城乡教育各自特色的现代化探讨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问题，需澄清其与城镇教育现代化的关系。从教育现代化的整体视角审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既有中国城镇教育特色又有中国乡村教育特色，是城乡教育相互融合、优势互补、共同实现现代化的教育（郝文武，2021a）。诚然，城乡教育“优势互补”是同步迈向现代化的关键，而“优势互补”的前提是乡村教育具备优势。因此，如何挖掘乡村教育优势更为关键。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绝不是简单要求乡村向城市学习，跟着城市走；也不是盲目地走自己的道路，不向城市学习；更不是话语上要城乡融合发展，统筹协调，协同并进，行动上却“先城市后乡村”“乡村跟着城市走”。鉴于此，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首先要认定城乡是“各有特色”的现代化，继而寻找彰显乡村自身特色的教育现代化路线，以谋求各自的快速发展。3.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是全面赶超城镇教育的现代化城乡教育各有特色，是乡村教育全面赶超城镇教育的前提。我们深知，乡村教育由于其更加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特点，尚未全面从现代化技术中汲取发展的力量（杨羽等，2022）。实际上，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农民也面临明显的“数字鸿沟”（王小华等，2022），阻碍了乡村教育的现代性增长。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教育现代化应在城乡教育实现基本均衡发展基础上，努力缩短实现农村教育现代化的时间（郝文武，2021b）。当然，缩短时间差距是暂时之为，长远则必然要实现“赶超”。如果乡村教育始终在追赶城镇教育，那只能永远跟随其后。乡村教育要发挥独特优势，应扬弃“追赶”，开辟“新赛道”，实现“换轨超车”，才能拥有乡村教育“自己的高质量”。故而应积极反思输血式现代化，优化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标准体系，走符合乡村实际的教育现代化之路。4.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是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的中轴是乡村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根本上是要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因此，乡村教育如何促进乡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是重要议题。要实现乡村社会发展，农业现代化是必由之路。乡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标志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尽管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会面对粮食安全、能源资源支撑、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等问题和挑战，但这条路无法绕开，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沿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道路走下去（李克强，2012）。可见，在农村发展农业是基础，也是教育应做出努力的重要方向。乡村教育要发挥其独特的“育人”功能，培养现代化农业人才，将当前工业优势和城镇化红利转为农业工业化的有利条件，不断促进乡村振兴。5.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要唤醒全社会生态意识，倡导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建设和谐共生美丽家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未来人的生存理念和发展方向，与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密切契合。乡村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然场域，积累和汇聚了深刻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乡村儿童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情境优势，具有亲近自然和热爱自然的先决条件。乡村教育应当积极挖掘和运用乡村场域特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化基因和教育资源，促成完整的人的发展。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可积极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教育理念深入农心，发扬乡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教育自觉。6.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是促成乡村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城镇化是现代化应有之义，但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新生活方式的建立不可避免地要舍弃甚至破坏旧生活方式。如果现代化是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对社会的整合和重建，那么现代化就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C·E·布莱克，1988）。因此，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也是促成乡村文明新形态的民生工程。在城镇化进程中有序推动乡村社会结构性变革，适当形成“小型城镇化”，让乡村人拥有“犹如城里人”的满意教育与生活，不仅能够传承乡村既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优势，还能达成“劳动有其岗”“休闲有其所”“学习有其校”的美好愿景，进而步入“居住在小城镇，农忙开车到田地，农闲工作在工厂，上好学在家门口”的现代美好生活。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站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来谋划推动教育工作（郑金洲，2022），努力实现乡村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理想。7.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是传承中华优秀耕读文化的现代化乡村文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新征程不能忽视的重要领域。这一领域展现的一方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另一方面是人文相生的“耕读”文化。耕读文化的主要实践形式是耕读传家。“耕读传家”是中国思想史所不能忽视的民间观念，而对“亦耕亦读”生活图景的向往和追求则是中国文化史应予以关注的重要传统，其对于工业文明社会中精神家园的人文重构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徐雁，2003）。耕读传家观念和耕读文化传统需要中国乡村教育的文化自觉来有序传承。甚至可以说，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耕读文化的延续是乡村精神家园重建的核心，体现了乡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乡村教育的重要使命就是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核心要义就是在乡村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有效且有序传承中华优秀耕读文化。8.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是以劳动创造为主导的现代化究竟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还是以劳动创造为主导，是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国家行列所必须谨慎回答和认真思考的时代课题（罗建文，2021）。就中国乡村而言，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通过劳动创造。懂得如何劳动和通过劳动创造新生活是乡村人必备的品质。近年来，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文件，为乡村劳动教育发展提供了指引。劳动教育是乡村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应成为乡村学生发展的主要载体，甚至可以将德、智、体、美融合到劳动教育上来，积极开发融合课程和跨学科主题，推动以劳动教育为依托的乡村教育现代化变革，促成乡村人建立以劳动创造为主导的信念，努力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迈向现代化发展新征程。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是面对发展矛盾与现实问题所保持的基本立场，有担当历史使命、撼动问题根本、引领未来方向之为。乡村教育价值取向的三个基本视野是乡村的、教育的、文化与文明的（刘铁芳，2021）。在此视野下，乡村物质与精神富裕是根本问题，文化传承与文明赓续是历史使命，教育振兴乡村是未来方向。但是，在现代化不可逆力量塑形下，乡村教育形成了“中国式—西方化”“传统—现代”“城镇—乡村”的发展矛盾。同时还面临“逆乡土化”的本体价值遮蔽（杨羽等，2022）、城乡空间的“单向流动”危机（叶波，2022）、乡村主体成为“文化无根者”（钱理群等，2008）等具体问题。故而有必要深入思考乡村教育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问题。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之“中国式”表达，要求中国基于现实国情——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国家发展为引领实现乡村教育现代化。当前，乡村教育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面临不确定、不明朗风险，多样化、多方位矛盾，“硬骨头”“险滩”挑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等特征。故应遵循国家发展的价值引领，以国家发展方向为标的，借助国家乡村教育政策支持与资源倾斜应对风险与挑战。从新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史来看，在国家发展的价值引领下，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教育为工农服务”到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再到城乡教育一体化，中国的乡村教育事业稳步发展。乡村教育改善了乡村人力资源结构，有效提升了乡村家庭生活质量，继而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新时代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依旧不能脱离国家发展的价值引领，更不必纠结乡村教育究竟是服务乡村还是城镇，而应立足国家现代化和教育培养人的高度，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宗旨，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相互促进。具体而言，即依托乡村振兴和科教兴国等发展战略部署，借力时代机遇与外源性政策支持，以巩固提高乡村教育普及水平（佘宇等，2019），促进城乡教育公平（欧阳修俊等，2022），提升乡村教育信息化水平（陈超凡等，2021）。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之“乡村”明确了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是植根于乡村场域的教育现代化。教育从本质来讲是一项文化事业，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教育的功能属性之一（朱德全等，2022）。乡村教育因其乡村在场而具有乡土文化性。以“乡”概括乡村聚落形式，以“土”表现农业生产方式，以“乡土”凝聚乡村文化，这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社会文化形式的准确表达。然而，现代化带来的技术革新使集体生产与体力劳动逐渐被机械化手段取代，具有地缘意义的乡土社会集体联系被弱化，乡土文化面临现代化冲击。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要化解当下危机，需秉持乡土文化的价值禀赋，在文化意义上将乡村教育的乡土性厚植于现代化发展理念中，自觉肩负乡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现代化是不可逆的，但乡土文化认同可通过有意义的教育建构来激发，形塑为乡村的文化根基和情感寄托，以弱化个体发展的功利性取向。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并非悲情地呼唤回归传统乡土，而是要创造性地结合乡土文化价值理念，发展新形态乡村教育现代化。以“学缘”社会集体联系，利他共生主义浸润，乡村文明教育传承，天人和谐理念传播，城乡资源互惠共育等教育手段应对危机。乡土文化是现代化发展新样态的精神纽带。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在遵循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要追溯“乡土文化”价值源流，筑牢乡村教育的文化根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之“教育”体现了其性质上与教育现代化的内在一致性。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符合教育发展目的与规律的统一，是有特色、高水平、先进性教育发展的过程、结果及其普遍化（郝文武，2021b）。因而乡村教育无法脱离教育发展目的和规律来谈现代化。一些学者在回应乡村教育现代化价值立场的问题时易陷入“农本”与“城本”的二元争论，但“就教育实质而言，实际上并没有乡村与城市之别，只有教育与非教育、好教育与坏教育之分”（刘铁芳，2021）。可见，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应坚持教育本位，使得乡村教育不迷失于现代化发展之现代性浪潮中，不沦为城市化的附庸。因此，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应回归教育本真，致力于教育自身的现代化。当现代化的靶向与锚点重新聚焦于教育本身，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就能很大程度上避免“偏航”。优先发展教育，尤其是优先发展乡村教育是国家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方略。为避免“圈地自限”，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应依据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教育性特征，形成整体式和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思维，认识到高水平乡村教育兼具促进乡村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无论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面临何种发展争议，发展教育本身是其不变的内核。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之“现代化”阐明了乡村教育现代化的过程目标与教育现代化的一致性。中国教育通过较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初步完成了以高速增长为特征的外延发展任务，教育高质量发展诉求日益强烈（秦玉友，2019）。高质量发展也成为中国乡村教育的时代追求。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工作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教育实现了质的飞跃。随着乡村社会矛盾的变化，传统乡村教育普遍存在发展粗放问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周洪宇等，2022）。因此，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应以高质量发展为价值追求，提高乡村教育办学质量，促成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有学上”的教育普及到“上好学”的高质量跨越。公平与效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从发展目标、内容、路径和机制上贯彻公平与效率原则，创设高质量内生发展新格局，以高质量发展为价值定位，以优质公平的乡村教育反哺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人才强国、教育强国与科技强国的长远建设目标。5.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奠定了乡村主体现代化的价值基调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因其教育性而隐含了“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需以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社会各领域现代化的协调进步输送创新人才，同时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韩喜平，2022）。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立场、人文特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相契合，具有独特的人学意蕴和人文取向。因此，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应确立乡村主体现代化的价值基调，将培养具有现代品格的时代新人作为核心任务，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以人民为中心”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同频共进。乡村主体现代化是要进一步推动乡村教师等利益相关者对乡村教育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参与，特别是要实现乡村教师发展现代化。从教育功能出发，乡村教育旨在培养乡村少年的健全人格、乡土情感和综合素养。乡村教育要秉持现代化教育理念，探索以乡村儿童发展为主的符合乡村地方特点的现代化教育方式。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奠定了乡村主体现代化的价值基调，破除了工具理性蔽障，实现了价值理性回归。其以人文道德支撑现代化人格形成进而缓解现代化带来的精神道德危机，彰显了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关怀。乡村教育是“在乡村”的教育，与教育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表明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道路既要有自身的话语体系且符合乡村语境，又要遵循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政治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张志勇等，2022），以确保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顺利推进。政治逻辑是政府或政党治理国家的政治规律，是政策自上而下施行应遵循的运行原则。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实现乡村现代化（丁志刚等，2019）。推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乡村治理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内容。教育政策是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工具（蒋建华等，2021）。因此，以乡村教育政策为基本工具推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加快建设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体系的根本保障。一是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应以坚持优先发展乡村教育事业为基本原则。在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乡村教育优先发展是一贯的也是未来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200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国务院，2003），将乡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新华社，2010），为建立高质量乡村教育体系指明了方向。2018年，《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推动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新华社，2018a）。这些政策文本深刻阐明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和价值。因此，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要继续坚持优先发展乡村教育事业，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政策倾斜，促进乡村教育跨越式发展。二是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应以深化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为基本导向。打破城乡教育二元发展结构，由城乡教育分割走向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科学发展方向。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新华社，2008），为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新华社，2010），城乡教育一体化在政策上正式落实。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习近平，2017），为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确立了方向。因此，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要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促进城乡教育在差异化发展中走向融合共生。当然，城乡教育一体化不是同质化，而是“各有特色”的一体化，需要乡村教育设法“换轨超车”，拥有“自己的高质量”。城乡教育有差异的一体化，强调一体化的过程与方法，主要任务在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谭天美等，2022），长远目标是实现乡村对城市的赶超，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城乡教育高质量发展。三是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应以实现乡村教育振兴为基本支撑。以乡村教育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支撑具有政策依据。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统筹规划布局农村基础教育学校，保障学生就近享有有质量的教育”（新华社，2018b），为乡村教育振兴作出了具体的规划部署。2021年，《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等作出了进一步指示（新华社，2021），强化了乡村教育振兴与现代化的关联。2022年，《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按照乡村振兴重大战略部署和振兴教师教育有关要求，对教师的培养培训提出了具体措施（教育部，2022），是建设现代化乡村教师队伍以推进乡村教育振兴的重要决策。故此，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应进一步探索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进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契机实现教育现代化。历史逻辑是从历史事实中映像和反思出来的历史规律性，深刻把握对象的历史逻辑是准确把握历史规律的关键（罗建文，2018）。建党以来，中国的乡村教育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回顾中国近代乡村教育的发展历程并总结经验，是在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把握历史主动、增强历史自信的重要依据。新中国成立前，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学者就深入乡村开展教育实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最先将平民教育从城市推向了农村，率先把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教育领域，开启了知识分子下乡的先河（张志增，2016）。梁漱溟的“邹平实验”促进了知识分子由城市向乡村流动，缔造了以道德精神为基础的新的乡村文明（纪德奎等，2013）。陶行知把现代教育融入乡村改造之中，通过乡村教育改造乡村，最终达到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舒志定，2018）。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要把乡村教育家的实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一是要继续增强知识分子建设乡村的使命感，让更多的知识型人才投身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二是要积极开展现代乡村教育试验，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乡村教育经验，进而全面推进乡村教育迈向现代化。三是明晰现代化战略下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关系，以乡村教育现代化推进乡村社会现代化，构建乡村文明新形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乡村教育实践主要经历了主导与调整、整顿与探索、深化与协同、治理与统筹四个历史阶段（彭泽平等，2021）。在乡村教育70多年的实践中，乡村人民“有学上”的需求得到满足，乡村学校教育质量稳步提升，为实现乡村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诸多学者提出要兼顾乡村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平和优质均衡（张地容等，2022），把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农村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张乐天，2012），在政策话语体系中适当增加“向农性”的成分（赵垣可等，2019）等。还有学者指出，“为农”是乡村教育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李森等，2017）。这一经验启发我们，“为农”也是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乡村教育的长远追求。无论是直接“为农”还是间接“为农”，都是在贯彻“人民至上”理念，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也应认识到，“离农”也能间接“为农”。乡村教育如果培养“离乡”但又“思乡”的人才，其虽身处“异乡”，同样也能积极助力乡村发展。理论逻辑是从要素视角探索研究对象的内在结构及其关系，探明对象的根本属性和发展方向。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以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据此，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支撑是符合历史、切合实际的。第一，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应走“非同一性”的乡村教育现代化道路。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他（马克思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事实上，马克思并不认同将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等同于各国的现代化，而是强调各国现代化的“非同一性”。西方的乡村教育在近现代发展进程中占据先发优势，率先迈向教育现代化，产生了乡村教育现代化等同于西方乡村教育“城市化”的思维。然而，“先发并不是必然和必须，利用既得优势地位制造路径锁定以限制后来者的创新与超越，其行为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反动”（辛鸣，2022）。对此，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理论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框架中推进乡村教育现代化，以超越西方乡村教育“城市化”的现代性方案。第二，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应以乡村生产方式现代化作为根本前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a），这深刻阐释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乡村教育从本质而言属于上层建筑，由乡村经济基础所决定。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由此推知，乡村生产方式决定了乡村教育的发展方向。同时，列宁指出马克思是按生产方式的变化来划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罗荣渠，2004）。故此，乡村生产方式现代化成为乡村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根本动力。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要立足乡村经济基础现代化，即以实现乡村生产方式现代化为根本前提，在乡村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同步实现教育现代化。第三，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坚持乡村人民至上的崇高理念。“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深刻阐释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作用和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了传统的现代性逻辑，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物”的逻辑支配“人”的逻辑之认识弊端（唐爱军，2021）。马克思指出，“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b）。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社会历史都无法脱离人民群众这一主体而得以发展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现代化，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如前文所指，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奠定了乡村主体现代化的价值基调。因此，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既要紧紧依靠乡村人民，发挥乡村人民在乡村教育现代化中的作用；又要努力办好乡村人民满意的教育，保障乡村人民“有学上”和“上好学”。实践逻辑是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和实践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过程中的内在规律性（罗建文，2018）。乡村学校变革是乡村教育实践的核心工作。《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了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充分发挥基层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华社，2019）。故此，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应具备整体式的战略思维，积极推动各级各类乡村学校进行变革。宇宙全息论强调“部分”与“整体”共生共存，认识与理解“部分”和“整体”互为前提（彭新武，2003）。显然，推动乡村学校整体变革也要着眼于局部的变革，因为“局部之和并不一定等于整体，但学校整体地变革离不开局部”（杨润东，2019）。无论基于整体，还是观照局部，其主要目的是要实现“复杂现象大于因果链的孤立属性的简单总和”（魏宏森，1983）。有学者指出，评价、课程、教学、管理和技术的变革是促进优质学校现代性生长的基本路径（杨小微等，2021）。相应地，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以评价、课程、教学、管理和技术的变革促进乡村学校现代性生长亦具有可行性，是推动局部变革以实现整体性变革的重要着力点。一是在县域城乡教育发展中构建乡村学校现代化建设的非同一化评价标准，实现异质化评价。正如前文所指，城乡是“各有特色”的现代化，应积极寻找乡村教育“自己的”特色现代化路线，谋求各自的快速发展。因此，针对乡村学校现代化建设的评价，不应局限于城市学校更容易实现的人工智能赋能的“智慧校园”“未来课堂”“体验中心”等“硬指标”，更应体现于乡村学校的乡土文化建设，包括“耕读文化”“乡土课程”“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等“软指标”。二是在县域城乡教育发展中开展乡村学校课程专项改革行动，探寻适合乡村学校发展的“一校一案”。实际上，21世纪初开展的“新课程改革”给乡村教育课程带来的变化可谓“仅仅促进了其课程表的变化”，实质上对乡村课程改革并未形成根本性影响（欧阳修俊，2019）。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乡村学校的师资、生源、教学基础设施等相对落后，难以落实“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故此，应在县域内优化师资，整合教学资源，立足学生发展水平等，对乡村学校课程进行专项改革，使之更切合乡村学校发展实际。三是从县域层面提升乡村教师队伍质量和满足学生学习需求，以实现乡村学校教学质量的现代性生长。一方面，要借助“县管校聘”良机，强化政策倾斜力度，引导教师“来到乡村教”；还要推动乡村振兴吸引教师“留在乡村教”；更要持续提供发展空间促进教师“在乡村教好”。另一方面，要关注乡村学生学习方式、学习时间、学习场域等要素变化，推动学校教学方式、教学计划、教学空间等同步实现现代性生长。四是构建和完善“县—乡（镇）—村”的教育管理体制，发挥“乡”元素在乡村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乡村教育管理存在“以县唯一”的难题，需要调动乡镇、乡村和村民的积极性加以解决。因此，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应在县域内构建和完善“县—乡（镇）—村”的教育管理体制，其目的是“下放”乡村学校管理的权力，积极释放乡镇与乡村主体的功能，让更多乡村主体参与到乡村学校建设中。五是在县域中完善对乡村学校的技术供给。在新时代，教育现代化借助人工智能已实现了由“后发”到“超前”的跨越式发展（石连海等，2022）。对此，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在县域层面既要保障好技术设备的供给，解决好技术设备更新迭代而产生的问题，尤其是技术设备维护与维修的经费；又要加强对教师的技术指导，提供系统专业的技术培训，促进乡村教师技术素养提升，尤其要为乡村大龄教师提供简洁易学的内容，以促进乡村教师的技术素养整体、全面的现代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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