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卢锋，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石豫湘、李欣雨，硕士研究生，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0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后疫情时代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2.0推进中IT治理体系研究”（BCA200089）；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江苏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SJS223020）。引用:卢锋,石豫湘,李欣雨(2023).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育技术学科高质量发展：新使命与新作为[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35(6):51-59.
摘要：作为与信息技术关系最为紧密的教育学二级学科，教育技术学为我国教育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如何稳步走向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审视当前，我国教育技术学科正面临如何精准服务“教育数字化”国家战略需求、何以不断彰显教育技术学科在数字化转型当中的稀缺性，以及怎样积极推动教育技术学科在超前性研究领域的突破等新的历史使命。展望未来，我国教育技术学科一方面亟需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任务，如构建兼顾大规模与个性化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推进高层次教育公平、探索教育结构现代化、积极助力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等；另一方面，需持续推动彰显学科稀缺性的重要工程，包括努力推动新型教育资源建设、引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全面树立教育技术学科自信等；此外还需积极开展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超前性研究，既要认真部署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也要积极开展对未来教育的预测与想象研究。关键词：数字化转型；教育数字化；教育技术学；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与信息技术关系最为紧密的教育学二级学科，教育技术学始终紧跟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浪潮，积极引领教育的信息化发展，且作出了独特的“数字化”贡献。站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起点，面对高质量发展的宏伟目标，认真思考教育技术学科的新使命与新作为，不但有助于为数字化中国建设贡献自身的学科力量，而且对于重新思考教育技术学科的定位和目标具有深远的意义。学科包含两重涵义：一是知识体系，二是围绕这些知识体系而建立起来的组织（伯顿·克拉克，2001）。多年来，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围绕企业竞争优势的创造与维护这一中心问题，形成了不同的战略管理理论，对于学科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本文遵循竞争战略理论的思路，对教育技术学科进行内部条件分析，总结该学科在我国教育发展进程中作出的贡献，梳理自身的竞争优势、能力与资源，探讨当前学科面临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机遇与挑战，进而提出了教育技术学科应对现实挑战的突围策略。为了更好地总结教育技术学科在我国教育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进程中作出的贡献，本研究将以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提出的数字革命三阶段——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和数字化转型（兰国帅等，2020）作为框架，从知识生产、创新等角度，重点探讨教育技术学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刘献君，2022）在其中所作出的引领与支持等贡献。数字化转换特指教育者利用数字技术将信息从模拟格式转变为数字格式，包括信息数字化（Digitize Information）和信息组织化（Organize Information）（兰国帅等，2020）两种形式，即将物理形式的资源转化为数字化资源。我国自1999年开始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至2004年验收时，各级各类教育资源已基本建设完成，初步形成了现代化教育资源体系的雏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4a），这也是我国教育进入数字化转换阶段的标志。在该阶段，教育技术学赋予教育信息化与数字化的“力”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引领力。在教育信息化走向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技术学是引领方向的核心力量。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99年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1999）文件中才首次提及“信息化”，但此前电化教育界已经按照《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国务院，1994）中“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推广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要求，在教学中广泛运用计算机、网络、多媒体等新兴信息技术，积极总结其中的规律（陈琳等，2022），并集中探讨关于教育信息化的定义、内涵、本质、建设思路等事关学科发展的重大课题。这些成果较为集中地发表于教育学尤其是教育技术学期刊。据统计，2004年之前，8本主要的教育技术学期刊共发表“信息化”主题文章528篇，远远超过了其他教育学CSSCI期刊刊发信息化文章的总和，如表1所示。表1 教育学期刊2004年前发表“信息化”主题文章数量统计（注：本表所列期刊为 CSSCI（2021—2022）教育学来源期刊，其中带*号的是教育技术学领域期刊。）
第二，教学资源环境的建设力。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教育技术从业人员全力参与学校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逐步完成了从早期的幻灯机、投影仪、录音机、电视机、录像机等向多媒体计算机的重要转换，并为今天的智慧教室、智慧校园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教育技术学科在学习资源建设方面也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精力。从多媒体课件、网络课件到精品课程，学习者可以使用的学习资源的类型和数量不断增加，优质资源匮乏的困境逐渐被破解。第三，教育技术人才队伍的培养力。基于自身相对完善的“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教育技术学科为教育领域输送了大批具有数字技术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的人才（王运武等，2019）。他们大多成为教育信息化、数字化的践行者，在信息化教学、管理、决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教育技术学科积极参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研究，探索教师适应信息技术升级转化的路径，为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和信息素养的提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数字化升级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和经过转换后的数据，改进和转变业务运营、业务功能、业务模式和流程，使其转化为智能和可操作的知识（舒杭等，2023）。可见，数字化升级体现为业务数据化和流程数字化。在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4b）、《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2）的实施和引领下，截至2017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已渐趋完善（顾小清等，2018）。我国开始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不断优化组织运作流程和信息管理，提高业务运营透明度和效率，实现了业务的数据化（胡姣等，2022）和自动化处理的流程数字化（祝智庭等，2022a），这标志着我国教育进入数字化升级阶段。在此阶段，我国教育技术学从业者在理论、技术、人才三个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理论赋能。虽然教育技术学科较多从技术实践视角观照教育规律和属性（杜华等，2020），但其理论贡献并不逊色。无论从理论成果产出还是从核心期刊影响的角度看，教育技术学科都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形成足够的学科自信（卢锋等，2022）。依循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的要求，教育技术学既不断借鉴与兼容其他学科理论，又积极通过教学实践的积淀和创新，不断拓展研究疆界，稳步发展核心知识领域，逐步建构生成了由信息技术变革教育的宏观理论、信息技术融合教育的中观理论及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的微观理论构成的理论体系，为各级各类教育教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技术赋能。在教育部总结的“十三五”以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学校网络基础环境基本实现全覆盖”“优质资源供给和教学应用水平大幅提升”等较好地反映了教育技术学科为数字化升级在技术和教学层面作出的主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有研究者对2010年评选出的国家网络教育精品课程和本科精品课程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教育技术学科和专业的基础课程“现代教育技术”或“教育技术学”占比最高，建设程度也最完善，表现为教学内容与资源丰富、远程导学和教学互动形式多样，并且提供了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重视教学评价与反馈（李婷，2011）。这些经验为其他学科领域的教学资源建设提供了重要示范。人才赋能。通过多年的人才培养，教育技术学为我国教育的数字化升级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何克抗等，2019），包括由“终身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构成的高层次人才，以及不断扩充升级的师资队伍、规模稳步增长的研究生和相对稳定的本科生等。在数字化升级过程中，他们分别承担着引领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重要角色。数字化转型“聚焦应用数字技术对组织活动、流程、模式和能力等进行重新定义，以重塑组织的价值主张，构建发展新生态”（兰国帅等，2020），即系统的数字化。2018年，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不但提出了治理能力优化、创新人才培养、信息素养提升的任务，还提出了基础环境提升、数字资源普及、智慧教育引领、平台矩阵构建等任务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自此，我国教育迈进了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刘增辉，2022），从数字化升级转向寻求教育数字化的系统性变革，即数字化转型阶段。在这一阶段，教育技术学科在生产学科知识、更新学科思维等方面贡献突出：形成特殊的教育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知识逻辑、应用逻辑和社会逻辑是教育技术学发展的三种逻辑路径（安涛等，2019）。从“转换”到“升级”，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以及该领域的主要工作，大多是围绕知识逻辑和应用逻辑来展开的。进入“转型”期，教育技术学开始关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生成教育技术学新理论与新话语的同时，也为其他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以近年来兴起的“教育人工智能”研究为例，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等学科越来越多地从教育技术学相关研究成果中汲取养分，进而形成各自学科的理论。促进学科思维转变。随着我们对信息技术影响教育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教育信息化、教育数字化、人工智能教育等相关领域也引起非教育技术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尽管在这些研究者看来，“信息技术革命未必能够带来一场教育学的革命”，但“信息技术超越时空限制带来的各种便利”“在促进学习上拥有的巨大潜力”已经成为教育界的普遍共识（阎光才，2021）。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信息技术的认识，已经完成了从最初的基础建设、普及应用，到当前强调融合创新的重要跨越（李欣桐等，2022）。而在教育技术学科内部，已经坚决地摆脱了“技术决定论”的束缚，并逐步形成了“技术支持学习”“教育活动的技术实现”等学科思维主题，也形成了“教育技术统一”“教育技术生态”“人机协同”等思维方式。三、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育技术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学科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双一流”建设的关键。为此，各界专家针对“学科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如将“高质量”分解为根本质量、整体质量、成熟质量、服务质量（陆根书，2022）；提出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建设高质量的学科文化，形成高质量的学科发展机制，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并最终体现在“学科组织能够面向现实的重大问题展开超前性研究并获得突破性成果”等（王洪才等，2022）。这些观点基本秉持了过去10余年来“内涵式发展”的思路，即以学校内部因素作为动力和资源，注重学校理念、学校文化、教育科研、教师素质、人才培养工作质量和水平等方面的建设（祝智庭等，2022b）。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学科发展规划是学科发展战略的历史映射和细致呈现；学科发展规划是否有效，需要进一步检视其背后的战略思维、控制强度、逻辑遵循、共识程度等问题（张慧渊等，2004；张继龙等，2018）。由此，战略管理成为指导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之一。将战略管理的理论观点用于指导学科建设，需要特别注意能力与资源在“内涵式发展”的学科竞争中的核心地位，其中要重点考虑三个问题：一是需求，即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和人才队伍如何进一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使之更具竞争领先优势？二是稀缺性，即由本学科知识体系产出的能力和资源，如何使之更具不可模仿、不可替代乃至可持久的特性？三是适宜性，即由本学科知识体系产出的能力和资源，有哪些能够帮助学科面对现实的重大问题，展开超前性研究并获得突破性成果，以更好地抵御外部竞争的发展威胁？基于这样的分析，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育技术学的高质量发展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程度，是学科发展生命力的重要参考指标。多年来，教育技术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快速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其对国家战略的准确把握。如上世纪70年代末，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成立，可谓是我国远程教育抓住的一次历史性重大发展机遇，为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的起步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世纪之交，面对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国家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教育技术学科通过引领实施信息化战略，将学科建设的水平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面对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未来教育技术学科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精准对接数字中国、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需求，将其合理转化为学科的“教育数字化”任务。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建设数字中国、教育强国以及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自然也是教育技术学高质量发展必须直面的重要任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施，一方面要以系统化、整体化的思维，从技术、业务和人本三个层次，持续做好教育数字化成熟度模型或框架研发、教育数字化就绪行动开展、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和相关教育理论研究等工作（余胜泉，2023）；另一方面还要从“物”“人”“数”三个层面着手，逐步形成以完善的“保障机制”为基础的条件支撑（吴砥等，2022），并持续关注数字技术、教育组织、环境空间与行为实践四大因素系统（胡姣等，2022）。稀缺性这一概念源于经济学领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资源总是有限的。正是人类需求增长的无限性，才造成了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稀缺还可进一步细分为绝对稀缺和相对稀缺。前者是指资源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后者是指资源的总供给能够满足总需求，但分布不均衡又会造成局部的稀缺（N.格雷戈里·曼昆，2012）。对于学科而言，理解其中的绝对稀缺与相对稀缺同样重要。南国农先生说的“教育信息化事业红红火火”，反映的是教育领域对信息化有着巨大的需求，包括教育教学理论、教育资源与环境建设、教与学的过程、教学管理、教学评价等各个方面。这就使得教育技术学之外的其他教育学科资源、教育学科之外的信息化资源，都需要而且可以在教育信息化事业中贡献力量。多年来，教育技术学在资源建设方面占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但在学科地位和话语权方面却并不高。教育技术学科“逐渐地衰弱，独立生存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一“南国农之问”或许可以从稀缺性的角度来审视。一方面，教育技术学科所能供给的知识体系、研究成果和人才队伍等未能不断体现出其在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绝对稀缺”。另一方面，2019年我国有13所高校撤销教育技术学专业，则反映出教育技术学资源在一些地方已丧失了“相对稀缺”性，甚至出现了“过剩”，因而使得这些学校“由于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学生就业等方面资源的严重不足和面临的挑战”（何克抗等，2019）而不得不选择放弃该专业。数字化转型恰好是教育技术学科彰显自身稀缺性的重要机遇。对于绝对稀缺而言，一要强调必要性，即教育技术学科在本学校、本区域发展中具有基础地位，有助于促进其他学科的协调健康发展。二要强调自身发展水平，即教育技术学科能否在未来的学科发展中占据主动。对于相对稀缺而言，则需要不断强化“质量第一”的意识，坚持走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特别要善于依托本学校、本区域的绝对资源优势，在学科交叉融合趋势下不断形成和强化自身特色。科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正如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所说，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问题，它就充满生命力（希尔伯特，2009）。同样，一个学科若能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不断提出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问题，那么该学科就会具备相当的活力和发展潜力，也容易不断获得新的重要成果，从而更好地抵御外部竞争的发展威胁。与其他学科类似，教育技术学也日益重视“以现实问题作为起点”的研究范式（汪基德等，2012）。这些现实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层面的问题，包括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发展和研究方法探讨等；另一类是实践层面的问题，包括新时期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培养（陈丽等，2017；胡钦太等，2021）、教育数字化转型（柯清超等，2023；余胜泉，2023）、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教学模式研究（高琼等，2021；胡小勇等，2022）等。由于教育的问题域广泛且涉及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哲学、技术哲学等众多学科，教育技术学研究更需要努力发挥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在学科边界处挖掘重大现实问题。例如，教育技术学应前瞻地开展教育公平、教育评价改革等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用系统、科学的技术与方法，超前探索和研究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领域，寻求多角度解决重大问题的路径。超前性研究的开展，需要积极营造协同攻关的环境，努力推动多学科协同。超前性研究需要考虑技术应用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并思考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以弥合超前性研究和现实的差距，确保研究成果的长期效益和应用潜力。教育技术学研究者国际交流多、创新意识强，其研究往往具有较前沿的视角，但过分追捧新概念、只谈想法不抓落实的做法，也会使得概念常常化为泡沫，很多研究成果无法解决当前教育领域面临的具有广泛影响和深远意义的现实问题。同时，教育与技术两个系统的复合交织，决定了教育技术学超前性研究需要多学科协同和跨学科协作，并以新技术、新方法、新视角揭示教育的复杂机制。近年来，教育技术学积极回应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以教育信息化建设缓解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以大数据支撑教育评价体系建设，以创新教育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面对数字化转型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教育技术学更要努力深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与教育耦合的新“锚点”，开展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实践。当前，通过新实践形成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思想等，重点解决了“如何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如何为弱势群体提供充分的教育支持”等教育资源公平配置的问题（刘宝存等，2023），不但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独创性的研究成果，而且有可能形成强有力、难以被其他对手模仿的核心竞争力。四、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育技术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当前，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加速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技术学科应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在明确新使命的基础上努力作出新贡献，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了实现精准服务“教育数字化”国家重大战略这一新使命，我们需要深入理解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满足个性化教育需求、助力推进教育公平、探索教育结构现代化、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意义价值（朱永新等，2023），进一步明确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任务并加快完成。这些任务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构建兼顾大规模与个性化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我国教育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教育快速发展的普及化带来了急剧增长的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如需要为学习者提供更丰富的教育供给和满足更多个性化的需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政府对于教育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高度重视，教育技术学科应充分利用大数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学习分析、元宇宙等创新技术，构建兼顾大规模与个性化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撑。二是推进高层次教育公平。进入新时代，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群众对更好、更公平教育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教育发展之间的矛盾（杨银付，2019）。为此，利用信息化的方式转变教育服务方式、优化教育的资源配置、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应当成为教育技术学科助推教育公平发展的重点。在“停课不停学”的特殊时期，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的发展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实践跨越（柳立言等，2021）。我国教育已经从以信息技术推动教育的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发展到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为实现教育高层次公平开辟了新路径。经过10余年的实践，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在以信息技术助推教育公平这一路径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育技术学科可在高层次教育公平上大有作为。具体而言，在机会公平上，教育技术学科可利用在线教育平台、云资源等为学生提供更加公平的学习机会，使他们不受时间、地域、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而可以平等地享有优质的资源。在过程公平上，教育技术学科可设计精准推送机制，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教育信息资源和精准化的学习服务（熊才平等，2016）。在结果公平上，教育技术学科可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建立智能化的学习评估系统，为学生提供更为客观、公正的学习评估，避免评估结果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三是探索教育结构现代化。教育结构是教育体系的结构性框架，是教育存在样态和结构类型的总和（高书国等，2019）。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探索教育结构现代化对于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教育结构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调整以实现教育结构的现代化：网络要素参与，实现各种教育结构之间的联通（王少媛等，2018）；构建与现代产业结构对接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加大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高书国等，2019；胡娟等，2022）等。此外，教育技术学还可通过参与开发并提供在线学习工具、自学课程、学习平台，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平台融合发展，为实现各种教育结构之间的联通提供实践平台。四是助力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初期，电化教育从业人员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作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类教育的指导者和参与者而成为独特的存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升级换代，教育技术学专业人员要积极成为推动其他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深入思考者和全面实践者，在助力缓和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矛盾的同时，也促进自身的高质量发展。稀缺性的彰显，一直是教育技术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彰显学科稀缺性的重点工作有很多，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努力推动新型教育资源建设。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以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和自主化为特征的智慧学习环境正在逐渐形成。多年来，教育技术学从业者积累了资源建设的丰富经验，具有强大的资源建设规划能力，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学科人员的显著优势。未来，教育技术学科需要面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全新挑战，努力推动智慧型教育资源建设，不断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提升其学习体验，满足其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从而为学习者提供更为智能化、个性化和自主化的学习支持（黄荣怀等，2021）。二是引领全民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化转型赋予教育技术学科的时代使命。2021 年，中央网信办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明确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重要战略意义，提出了“构建知识更新、创新驱动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体系”“培养具有数字意识、计算思维、终身学习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数字公民”等具体任务。教育技术学科在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信息素养、视觉素养、媒介素养、计算思维、算法素养等教育教学经验，在这场教育数字化转型行动中必将发挥更大作用。在实践层面，要以加快弥合数字鸿沟为目标，合理运用以往素养教育教学的经验，分层次、系统地引领或配合相关部门为提升全社会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贡献学科智慧，包括培养高端数字人才，提升老年人与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数字技能，培训普通劳动者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等。在理论层面，要不断拓展数字素养与技能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入性，以数字素养与技能内涵研究为核心，开展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内涵体系、教育教学模式、评价方式、影响因素等多层面研究，厘清各研究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促进数字素养与技能研究的持续深入发展。三是全面重塑教育技术学科自信。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积极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与实践，全面重塑学科自信，是教育技术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点工作。自成为教育学二级学科以来，教育技术学科始终保持着敏锐的学科危机意识，敢于面对学科专业发展中的真问题，反思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不足。如关于“教育技术学科定位”（李龙，2003）、教育技术学科建设的“中国道路”（南国农，2006），以及著名的“南国农之问”（任友群等，2012）、“教育技术的学科自觉”（李芒，2012）、“‘互联网＋时代’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定位”的思考（陈丽等，2017）等。其中的每一次探讨，几乎都能引起学科队伍内部的反思或总结、振奋或焦虑。教育技术学这种不定期发作的“间歇性综合征”，已经成为学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多年来的学科发展系列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学科认同是教育技术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学科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还处于起步阶段，学界主要停留在对其价值与理念的探讨之上。面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遇，积极通过多年在教育信息化领域的积累引领相关研究与实践，虽然不一定能终结对学科认同的危机，但可以通过发挥数字技术促进教育教学的正向作用，帮助部分学人形成对教育技术学科的认同。开展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超前性研究，要以不断产出成果为目标，其主要任务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认真部署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我国教育仍然存在诸多不可回避的难题。这些问题或具有中国特色，没有经验可以照搬；或由于历史原因造成，属于疑难杂症，难以一时根除。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又与人民群众的需求息息相关，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意义深远。例如，教育标准研制的问题，就是我国教育界为实现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赢得教育发展的主动权而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之一。自美国于20世纪末掀起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运动以来，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教育标准研制工作，并已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中国教科院教育质量标准研究课题组等，2013）。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技术学科不断根据自身的发展目标和教育实践的现实需求，开展了基础教育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网络资源标准等教育技术标准化研究，为促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教育技术学仍需深度参与教育标准的研制工作，努力提升在标准研制中的话语权，为中国教育国际化及其话语权地位的提升贡献力量。二是积极开展对未来教育的预测与想象研究。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教育领域同样深受影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扩展现实、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推动了一种高度探索性的新研究模式的产生，形成了“新的强调预测性的研究方向”和“预测性文化”（艾尔弗拉德·诺德曼等，2021）。教育技术学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其研究范围除了要回顾过往或聚焦现实，也需要着眼于未来，即对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新教育或学习图景展开深入的预测与想象研究。未来教育研究范式强调以将来时的视角回望现在的教育时空，为当下教育领域的变革提供前瞻性视角，审视目前的教育局限性并明确应当努力促进的方向，帮助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实践者及时做出反应并采取行动。如EDUCAUSE已连续多年发布的《地平线报告》，描述了影响未来高等教育教学的宏观趋势、关键技术实践、未来场景，旨在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并帮助学习者、教师和领导者更深入地思考其正在做出的教育技术选择及原因。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随着教育学其他二级学科对信息技术的逐渐熟悉与掌握，教育技术学更应关注新兴技术，以超前性视角瞻望未来，观照现实。作为教育领域新技术实践的先行者，教育技术学科理应积极开展对未来教育的预测与想象研究，为现有的教育研究打开越来越多的新切口，并成为指导当下教育实践新的风向标。需要注意的是，对未来的想象是一种思想实验，它在理性或逻辑上是可能的（谭维智，2022），而非凭空臆想的空中楼阁。总之，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是教育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使命，更是包括教育技术学在内的教育学科的重大发展机遇。教育技术学科需要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学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任务，充分发挥“破解教育实践中的问题与矛盾”和“引领教育创新实践”的学科优势（陈丽等，2017），在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当中作出应有的卓越贡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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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3-04-25 责任编辑 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