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八旬院士摘国家最高科技奖，800万奖金归个人支配！
来源：经济日报 原标题 《两位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80”后老人，看看他们有多牛》
编辑：学长
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名科学家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78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大奖，5名外籍专家获得国际科技合作奖。
通过评审的三大奖项目，受863计划、973计划、国家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占总数88.2%。其中，自然科学奖支持率为97.4%。进步奖中，企业参与的项目108个，占比76.3%。获奖人员仍以中青年为主，第一完成人平均年龄54.9岁，最年轻的38岁。
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获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成就才能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来看看他们有多牛！
刘永坦
↑图为刘永坦院士在办公室。经济日报记者佘惠敏摄
刘永坦，1936年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湖北武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他是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与技术的奠基人和引领者。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
钱七虎
钱七虎，1937年10月出生，江苏昆山人，防护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军工程大学教授。60余载从事防护工程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建立了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体系，解决了核武器空中、触地、钻地爆炸以及新型钻地弹侵彻爆炸等若干工程防护关键技术难题，对我国防护工程各个时期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以及军队重大技术贡献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
刘永坦，1936年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湖北武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他是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与技术的奠基人和引领者。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
近40年来，他领导和培育的创新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了新体制雷达研究，技术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又成功实现工程应用，在保卫祖国海疆中发挥着强大作用。1991年和201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刘永坦是一位聪明“绝顶”又淳朴厚道的白发老者。接受记者采访时，年过八旬的他思维敏捷，谈起钟爱一生的雷达技术就充满热忱，说到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感想时又谦逊质朴。“我是一个普通老师，在国家大好环境下做了一点事，也是依靠团队的力量。获奖极其荣幸，这是给我们团队的荣誉。”
雷达相当于人的眼睛，能看多远才能保护海岸线多远。刘永坦是一位舍得下笨功夫的科学家，近40年心无旁骛，只做一项事业——对海新体制雷达。他也是一位较真务实的科学家，成为我国对海新体制雷达的理论技术奠基人后不肯“见好就收”，又推动其走向工程应用，将我国“海防长城”的雷达“视距”提高了五倍以上，完成了以“慧眼千里固我海疆”的卓越功勋。
磨难出英豪
个人的命运系于国运。刘永坦一生的每个命运节点，都与祖国大势紧密相连。
抗战中，他逃过了南京大屠杀。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南京。他家境优渥，父亲是浙江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母亲是教师，舅舅是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但国家蒙难，这个温馨的书香之家也不得不在乱世的战争阴云下飘零。1937年冬天，未满一周岁的刘永坦随家人逃难，堪堪避过了后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我家是在大屠杀之前离开南京的，晚一点就没了！”回忆起幼年逃难生涯，刘永坦至今记忆尤深，将路线记得清清楚楚：从南京到武汉，再到宜昌，再到宜昌乡下，再到重庆，又从重庆回到南京。“永坦”之名，不仅是家人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也饱含着期望国家强大的深深企盼。
↑刘永坦在实验室（资料照片）
解放后，他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3年开始实施的，也正是在这一年，刘永坦怀着投身祖国工业化的决心，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工大。经过三年学习后，成绩优异的刘永坦作为预备师资，被学校派往清华大学进修了两年无线电技术。1958年，刘永坦回到哈工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成为哈工大的青年教师。
1965年春，刘永坦承担了国家的“单脉冲延迟接收机”研制任务，主持并提出了总体设计方案。遗憾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人生第一项研制任务，“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刘永坦于1970年插队落户到黑龙江省五常县，在繁重的水田劳作之余，还抽空研读携带的专业文献。点评这段往事时，他说：“爱国就要真正了解我们的国家，千千万万的农民不都是这么辛勤劳苦吗？我有什么好抱怨的？”
改革开放后，他不惑之年出国进修。
下放两年多后，刘永坦于1973年回到学校。1978年8月，正在松花江边抗洪修堤的刘永坦接到参加出国留学人员选拔考试的通知。那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机会，标准很高，而功底深厚的刘永坦考中了。半年外语强化培训后，1979年，刘永坦作为公派访问学者来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电子工程系进修，师从著名国际雷达权威谢尔曼教授。
↑刘永坦院士（右二）与家人的合影（资料照片）
英国是雷达技术发源地。世界第一台实用雷达1935年由英国人发明，1936年出生的刘永坦后来常常笑称自己与雷达同龄。“改革开放对我有非常深的影响，出国后就想，落后这么多怎么办？要拼命赶上去！”看到英国的先进，刘永坦开启了他不服输的逆袭之旅。
他以实验室为家，呕心沥血拼搏一年多后，将现代计算机技术与信号处理技术有效结合，完成了高精度信号处理器的研制工作，成功解决了当时英国实时海态测量中的一大难题。正是这次科研，让刘永坦获得了灵感，与新体制雷达结缘。
刘永坦的非凡才华得到高度认可，谢尔曼教授评价道：“由刘永坦完成的信号处理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贡献是独创性的。”学习期满，伯明翰大学授予他名誉研究员称号，并以优越待遇聘请他留校工作。刘永坦婉言谢绝，于1981年踏上了回国的班机。
极目海天阔
归心似箭的刘永坦，这时已经有了远大目标——为祖国研制新体制雷达。
雷达是现代战争的“千里眼”，对战争的进程和胜负起着关键性作用。生在抗战年代的刘永坦，一直有着“中国必须强起来”的心愿，选择雷达这个方向十分正常。但为什么选新体制雷达？它与传统雷达有何不同？
那时，传统雷达是微波雷达，沿直线传播，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这让我国的海防雷达成了“近视眼”——我国海边少有高山，在海疆布防的雷达，一般只能看到数十公里；而我国海洋国土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用传统雷达，有效监测范围不足20%。
↑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左二）和团队成员一起在试验场工作（资料照片）
因此，当时世界上先进国家将目光瞄向了可以绕弯传播、能看到足够远的新体制雷达，它采用与传统微波雷达不同的波段，代表着现代雷达的一个发展趋势，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领域都有重要作用，被称为“21世纪的雷达”。
选择这个方向需要勇气——新体制雷达在国外也是新的尚未研制出的技术，没有前例可循，还对中国技术封锁；而且刘永坦选择该方向的几年前，国内有关单位曾对该项技术进行过尝试，但由于难度太大、技术储备不足等诸多因素，最终未获成果。
选择这个方向也需要眼光——刘永坦有足够科学素养，能看到新体制雷达的前景，如果新体制雷达实现沿海布防，“慧眼”所向，就可以实现海洋国土面积全覆盖；他也能看到新体制雷达的难点在哪，需要如何组织技术攻关。
回国之后，刘永坦多次去北京相关部委争取支持。“这雷达可行吗？能解决别的雷达不能解决的问题吗？我不断地回答这些问题。”刘永坦说，“最后原航天工业部预研部门支持了这个项目，这样才干起来。”
↑对海新体制雷达天线阵（资料照片）
他也得到了哈工大的支持。“这个东西很渺茫的，不一定能有结果。”刘永坦说，但院里还是支持他组织跨专业的6人团队开始攻关。
张宁就在这6人之中，那时他刚刚大学毕业，他回忆说：“刘老师为了留下我，把我爱人从湖北调过来，后来又帮我解决房子、破格提拔教授。”现在回头看，张宁很多感触。他说，“80年代很多人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很多项目是国内跟踪国外思路，而我们所干的系统在国外没有。刘老师以科学家的眼光看到远大前景，带领团队在各种困难和质疑中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许荣庆是刘永坦第一个博士，毕业后也成为这个项目的骨干。“我敬佩刘老师的胆识和担当。刘老师当时刚从国外回来，还在副教授阶段，如果项目做到中途失败，对他个人发展很不利。但他没考虑这些，想的是国家需求。”
新体制雷达面临的各种干扰比常规微波雷达大千倍万倍，技术挑战极高，需要重新建立理论和技术机理。简单地说，它需要一一排除大海上无数海浪杂波的干扰、人们使用的各种无线电信号的干扰、天空电离层上传下来的电磁波干扰。“我们要从比目标信号大百万倍的杂波信号里排除干扰，把目标提溜出来。”刘永坦感慨地说。
1982年得到国家支持、预研项目立项，1983年通过总体方案论证报告，接下来经过80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努力，做了数千次实验、获取数万个测试数据后，刘永坦主持的“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及方案论证”项目获得成功，许多关键技术的突破为后来中国新体制雷达的研制成功打下了良好基础。1986年，新体制雷达从预研项目被列为国家科技应用与基础研究项目。
实战炼宝刀
一般说来，高校主要从事关键科学技术的概念研究和基础研究。到了这一步，刘永坦团队已经完成了预研使命，完全可以结题报奖了。但较真又务实的刘永坦认为，仅仅“纸上谈兵”是不够的，国家需要的真正的雷达实验站。1986年，刘永坦开始主持新体制雷达实验站的研究。
他们在一个偏僻的滨海小渔村里，以便宜的价格租用了一个废弃疗养院作为实验场地。刘永坦的大儿子刘兴钊从哈工大毕业后，也曾在这个实验场地工作过。他回忆说：“父亲的团队能走到今天，不光是对学术的追求，更多是想做成有用的系统。”
建立雷达实验站时，经费曾发生困难，有人打起了退堂鼓。经过反复讨论，课题组决定自筹资金建站，年过半百的刘永坦和大家一起日晒雨淋、迎风冒雨架设天线，烈日晒暴了皮，风雨打湿了衣服。超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付出把刘永坦击倒在病床上，腰椎间盘突出，疼痛难忍，几个月不能下地行走……
1989年，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建成。1990年4月，雷达站完成了整机调试。1990年10月，国家多个部门联合举行的鉴定会宣布：“新体制雷达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水平。”刘永坦在验收会上被人们誉为“难得的帅才”，因为他不仅取得了重大成果，还培养了一支由30余人组成，平均年龄仅有36岁的技术过硬的研制队伍。
↑对海新体制雷达天线阵（资料照片）
1991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实验站建成了，刘永坦满足了吗？没有。他还想把新体制雷达从单个的实验站推向工程化实用化，达到可以应用在中国海疆的程度。
这是一个大工程，刘永坦再一次做出了为大义舍小利的决定。在得知他的决定之后，团队成员们竟然全部义无反顾地做出了全力支持的决定，令刘永坦深深感动。他们说：“刘老师艺高胆大，又善于团结大家一起协力攻关，我们跟着刘老师干有信心。”
1997年，新体制雷达被批准正式立项，哈工大作为总体单位承担研制工作，这在国内高校中还是首次。他们跟航天科工集团、电子科技集团的几个做整机有优势的研究所合作，组织了一个大团队。
这是一场历时更长的奋战，在十几年的奋斗中，由于年事已高，刘永坦院士卸去总指挥、总设计师之职，将接力棒传递到了年轻人手中。在他的鼎力推荐下，由他的学生们承担第一线攻坚战斗：许荣庆教授任总指挥，张宁教授任总师。
回忆起从实验场地转战到实际应用场地的岁月，团队成员都唏嘘不已：很多理论、技术上的难点和空白仍然需要去解决、去填补，再加上地域环境的差异，实际工作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
“这些家在哈尔滨的队员，每一次去外场试验常常要干两三个月然后才能回来休整几天。春节过后，队员们往往要抛家舍业地在试验场地待半年多，任务紧急时每天都要三班倒地工作。”刘永坦心疼地说。
经过10几年的艰辛努力和刻苦攻关，刘永坦团队又一次圆满完成了任务，2011年成功研制出我国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与国际最先进同类雷达相比，中国雷达的系统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价更低，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标志着我国对海远距离探测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2015年，团队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但他们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盯准了新的目标。团队成员位寅生教授回忆说：“2015年获奖时，我问刘老师，新体制雷达已经到一个高点，再上一个台阶要面对很多困难，还继续做吗？刘老师说，关键时候要能坐得住冷板凳。”
“下一步，我们还想解决新体制雷达的小型化问题，让它能更广泛的应用。”刘永坦说，“要为国家做点什么，才不虚一生。知识分子要钱有什么用呢？能为国家的强大做贡献才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和坚持。”
钱七虎，1937年10月出生，江苏昆山人，防护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军工程大学教授。60余载从事防护工程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建立了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体系，解决了核武器空中、触地、钻地爆炸以及新型钻地弹侵彻爆炸等若干工程防护关键技术难题，对我国防护工程各个时期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以及军队重大技术贡献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
钱七虎，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以往的报道中，这位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除了偶尔“亮相”某场学术报告，几乎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
虽然已是82岁高龄，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仍然精神矍铄，健步如飞。如今，他依然保持着早年擦凉水澡的习惯，一周至少两次游泳。用他的话讲，运动是为了强健体魄，更好地服务科研工作。
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的奠基人、防护工程学科的创立者......如果说研究核武器等毁伤武器是在造“矛”，那么防护工程研究则是在铸“盾”。耗尽毕生心血，为我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立下不朽功勋，而今，面对纷至沓来的赞誉和掌声，钱七虎笑言，最喜欢的还是科技工作者这个称谓。
“国家选派我出国学习防护工程，那就是把信任给了自己”
用今天的话说，年轻时的钱七虎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
中学时期，他6门课有4门100分，当年上海代表团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其中一个慰问品就是他的成绩单。后来，响应国家号召，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求学，6年间，他只回家一次，每逢假期主动留下来学习，闻名全国的松花江雪景，都没有看过。离校时，作为全年级唯一一个全优毕业生，他被保送至前苏联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这一次，面对迟到了多年的苏联留学，钱七虎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除功课外，他最大的兴趣爱好是去书店看书买书，上街的次数是很多，可留苏6年他愣是没去过一处景点，就连著名的列宁墓都没有去过。直到上世界90年代机缘巧合到俄罗斯开学会会议，才弥补了这个遗憾。
只知道学习的钱七虎，1965年学成归来，根据组织安排，担任了原西安工程兵工程学院教员。当时世界正面临核武器的威胁。“防护工程是我们国家的地下钢铁长城，‘矛’升级了，我们的‘盾’就要及时升级。国家选派我出国学习防护工程，那就是把信任给了自己。”那时起，为中国设计打不烂、炸不毁的“钢铁坚盾”就成了他一生执着追求的目标。
上世纪60年代末，戈壁深处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速冲进了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当时他受命进行空军飞机洞库防护门的设计。
“门打不开、飞机出不去，就无法反击敌人。”钱七虎发现，飞机洞库的防护门虽然没有被炸坏，里面的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防护门发生了严重变形导致无法开启。怎么办？他首先想到的是改良防护门相关设计计算采用传统手算的模式，使用先进力学计算理论和计算设备。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时先进的计算设备是大型晶体管计算机，单位没有，他们也从未接触过，辗转多方协调，只能利用节假日和别人吃饭、睡觉的空隙打“时间差”蹭设备用。有了“金刚钻”，可面对一本天书似的上机手册，整个团队又傻了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钱七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啃这本“天书”。两天后，当他再次站在团队成员面前，说的第一句话是，“可以上机操作了！”原来，两天时间，他不仅看懂了“天书”，而且着手编写了大型防护结构的计算程序。
咬住青山不放松，历时两年多，钱七虎成功设计出当时国内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飞机洞库防护门。但因科研任务重常常不能按时吃饭，不久也接到一份“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溃疡”的医疗诊断书。
身体发出了信号，任务顺利完成，照理该休息下了。可研究成果通过后，他又趁热打铁开始了“有限单元法在工程结构计算中的应用”的编著。这时，严重的肠胃疾病尚未痊愈，长期的劳累又诱发了痔疮，疼痛使他无法像常人那样坐在桌前，他就趴在床上看书写作，每天坚持工作12小时以上。
时光不负情深。这本在床上写成的专著，问世不久便获得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在1979年召开的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钱七虎一个人就入选了8篇关于防护工程方面的前沿论文和研究成果，学术界为此一震。在1980年学院进行职称评审时，助教、讲师都不是的钱七虎，破格评上了副教授。
那一年，他43岁。
“大脑越用越灵活，作为科学家就要始终做一个‘蓄水池’”
敏锐的洞察力，这是熟悉钱七虎的人对他的一致评价。
这从一连串的“率先”中便可管窥一斑：在国内首次应用空气动力学原理与方法解决防护工程孔口防护的一系列计算问题；率先研制土中柔性轻型野战防护工事，解决当时急需快速构筑大批量工事的紧迫需求；率先研制出国内第一套空中核爆压力试验模拟装置，为构建地下工程防护理论技术体系提供了必备......
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即抗深钻地武器防护工程的系统研究。
“矛”与“盾”总是在攻防对抗的进程中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随着侦察手段的不断更新、高技术武器与精确制导武器的相继涌现，防护工程在高度透明化的战场中，常常是“藏不了、抗不住”。
“孙子兵法讲，‘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信息化战争中，伪装和防护不是‘无能为力’，而是要走综合防护、土木工程防护与信息化防护相结合的路子。”上世纪90年代，钱七虎就提出建设深地下超高抗力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
十年磨一剑。他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个难关，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设计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国战略工程安全装上了“金钟罩”。
勇于攀登的人，脚步从不停歇。
“十九世纪地面上建了很多桥，二十世纪又修了很多高层建筑，二十一世纪将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世纪。”早在1999年，钱七虎就敏锐地发现，地上空间利用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那时，他就首次提出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的战略，此后陆续组织编制了全国20多个重点设防城市的地下空间规划。
随着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快速发展，人类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不断走向深部：深逾千米乃至数千米的矿山，埋深逾千米的水电工程引水隧道。所有这些地下空间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都会遇到关键性问题，比如高地应力和高温条件下深部岩体的变形、破坏，特别是岩爆问题。
安全开发利用深地下空间，钱七虎又花费了近20年，攻克了困扰世界岩体力学界多年的16项关键技术，解决了近30项技术难题。“这是中国同行在发展岩石力学所起重大作用中一个令人钦佩的范例。”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美国工程院C.Fairhurst院士如是评价。
不过，科学没有平坦的大道。“大脑越用越灵活，作为科学家就要始终做一个‘蓄水池’，不停地学习、吸收新知识。”出差时，无论是坐火车还是飞机，无论时间长短，钱七虎都要给自己准备一些阅读资料。平时在住所，除去吃饭、休息、锻炼时间，他只有两件事，“看资料和改资料”。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钱七虎仍旧没有闲下来。翻看他2018年6月以后的工作安排表，几乎每个月都有数个活动，活动地点涉及到5个省市，还有一场国际学术会议。
“干事业就像爬山，只有不断地拼搏进取，不断挑战一个又一个高峰，才能使科学发展走在最前沿、最前列。”钱七虎说，自己像“雷达”和“海绵”，要通过参加各类活动，捕捉和储备大量科研前沿信息。
“国家需要什么，科学家的兴趣就应该在哪”
师之大者，为国为民。
曾经的伶仃洋，是中国人民的心中之痛。如今，这条被誉为“工程界珠峰”的港珠澳大桥，横卧伶仃洋东西两岸，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钱七虎就是为大桥建设贡献智慧力量的专家之一。
“国家需要什么，科学家的兴趣就应该在哪，要站在国家全局考虑问题。”对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建设方案的建议，钱七虎可谓良苦用心：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建设全长约6公里，未来建成后要确保伶仃洋能通行30万吨邮轮。钱七虎综合考虑洋流、浪涌、沉降等各方面因素，提出合理化建议方案。
“隧道工程领域的创新既要步子迈得开，更要迈得稳。”作为南京长江隧道专家委员会主任和上海祟明长江隧道、武汉长江隧道专家委员会成员，钱七虎对这些长江隧道的建设方案提出了方向性的修改意见。
1992年，珠海机场扩建，需两年内建成可降落大型客机的机场，然而雄踞三灶岛南端的炮台山成为机场扩建的天然屏障。“炸掉炮台山！”消息传出，咨询者、洽谈者纷至沓来，但很快又归于沉寂。
爆破总方量1085万立方米；50%的土石方要一次性定向爆破到大海，50%的土石方要松动破碎；把半座山扔进大海，需要上万吨炸药，还要确保山外600米和1000米两处村庄安全，房屋不得倒塌……弄清炮台山爆破的真正难度后，大家开始犹豫了。“是挑战，更是机遇！”关键时刻，时任工程兵工程学院院长的钱七虎立下军令状。
当年12月28日，珠海三灶岛，随着爆破工程现场总指挥一声令下，霎时间，1.2万吨炸药和数万支雷管在程控起爆器精确控制下，分成33批，在38秒内逐一起爆，其爆炸当量相当于二战时期美国投放广岛原子弹的60%。这一爆，时至今日仍保持着直列条形装药工程爆破当量的纪录，它不仅吹响了珠海特区改革前进的新号角，同时也开辟了我国爆破技术新的应用领域。
按照规定，学院参与工程设计和施工组织的同志都拿到一笔可观的奖金，指挥部非要给他一份，他却坚持一分钱都没要。“如果一个人是追求个人名利，那你的关注点始终是在个人幸福的方向；如果你树立的是一个基于国家的价值观，你关注的就是国家、民族和人民。”钱七虎说。
看淡金钱的钱七虎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习惯。1993年5月，钱七虎随团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他们选择了一个房租便宜的旅馆。会议伙食很贵，而他们住的房间正好有燃气灶具，就与其他两位同志商议，不吃会议的伙食，去买点鸡蛋、蔬菜，回来自己做饭吃，省钱又可口。中途转机时，他们找了路边的一个汽车旅馆，三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回院后，他把这趟去美国节省的400美元，全部交给了财务部门。
一次，他到北京参加会议，看到随行的参谋住房有两张床，便退掉会上给他安排的套间，两人睡一间房子，又有人说他不会享受。钱七虎说，共产党的官是带头吃苦的官，不是带头享乐的官，不管别人怎么说，他自己心里有一本账。
不过，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多了，留给家庭的就少了。
“我有任务，走了。”在那些不分昼夜、紧锣密鼓工作的日子里，钱七虎和很多从事绝密工程的科学家一样，临走时只能给家人留下这6个字。之后几个月，他就从人间悄然“蒸发”。与恩爱的妻子异地分居16年，1981年，他们终能在南京长相聚，但因为忙于工作，对夫人和两个孩子顾及很少。
1988年，钱七虎的儿子参加高考落榜。院内其他领导和招生部门的同志出于关心，出面张罗。按当时四百多分的成绩招入本院读书是不难办到的。“院内其他亲属子女该不该照顾？每年招生时那么多条子怎么答复？”他婉言谢绝大家的好意，说服儿子按录取分数线上了地方一所高校的自费走读大专生，毕业后自谋职业。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质，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现实。”钱七虎说。如今，只要有时间他都会陪着老伴一起散步，他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一起看日落日出。
来源 / 经济日报 （记者佘惠敏 沈慧 郭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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