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闹过后，盘点2020年国内十大案件！

本文转载自“法学僧的口嗨”

2020年已经过去，热点和喧闹过后，你还记得哪些案件呢？这里是2020年国内十大案件盘点。

一、朝阳伤医案

2020开年之局便是新冠肺炎之难。几乎在疫情大肆传播的同时，1月20日下午，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发生一起伤医事件，主要受害人眼科医生陶勇双手和头部多处被砍伤，左手、前臂肌腱断裂。

因医患关系处理不当导致的辱医、伤医、甚至杀医事件并不在少数。19年12月24日，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在工作中颈部被刺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凶手孙文斌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公布的信息，2019年至2020年中旬，北京市先后查处伤医辱医案件111起[1]，而这仅是北京一地一年半的数据。

一面是疫情难关下医护人员的奋战抢救，一面是频发的患者暴力伤医事件。医护工作似乎已从悬壶济世的慈悲岗位，变成了令人胆寒的高危职业。

病人基于信任将自己的生命健康托付给医生，由于专业壁垒，病人处于弱势地位，用药、手术等治疗方案由医生决定，病人只能选择接受或拒绝。然而，有一点容易忽略，治病救人是存在风险的技术工作。当病人的高预期落空时，不菲的治疗费、不够友善的沟通、消耗的机会成本、对利益链条的遐想；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推动暴力的发生。此外，医生不仅需要负责治病救人的技术工作，还要参与医院盈利、行政等事务工作。十年医改，好在一些地方政府探得经验，将医药、医保、医疗联动，将医院从靠着卖药创收的路子中带离，医生才更能专注治病[2]。制度的改革，才是医患关系改善的重点。

当然，也有一些暴力伤医事件是由于医疗事故无法走正当途径解决所致。有限的法律知识、繁复的司法维权程序，较低的违法成本，让医疗事故中的病患以暴力为出路，也给职业医闹更多喘息空间，而这则是另一个道阻且长的问题。

[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1030233963227635&wfr=spider&for=pc

[2] 观视频“一勺思想”北大李玲教授谈医疗改革，链接：https://b23.tv/lJvq6I

二、瑞幸财务造假案

1月31日，全球著名的做空机构浑水研究公布了一份89页关于瑞幸咖啡的匿名做空报告，舆论一片哗然。对标星巴克、号称“民族之光”的瑞幸咖啡否认所有指控，深陷泥潭。4月2日晚间，瑞幸咖啡对外公布，经初步调查，公司2019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的总销售额夸大了约22亿人民币。

9月22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瑞幸公司在2019年8月至2020年4月间通过多种渠道在对外宣传中广泛使用虚假数据，欺骗、误导相关公众，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构成虚假宣传行为[1]。

12月17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消息称，其与瑞幸咖啡已达成和解，瑞幸同意针对造假指控支付1.8亿美元罚款。至此，瑞幸已缴纳总计超12亿人民币的罚款，需要卖出超过8545万杯拿铁才能“凑齐”这笔罚款[2]。

究其根源，瑞幸危机仍是企业忙于扩张、一路高歌猛进时忽视了诚信问题。一家公司引发的巨大信任危机，其隐性危害却需要众多行业一起背负。在瑞幸事件后，美国借此对中概股收紧政策。12月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进一步要求中概股披露相关信息；中概股公司此后将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尚不得而知。

[1]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609243351&ver=2796&signature=ruGKT4wlGcHFr3aaEyyAVr7wj-SNH8O3aAsK1SF082ZyvC56ARjiyxhm5bgx8nyGVxlkL8fd8pcLOboGzRiXhootQFVUVW9EZuDxZ2geKR1q4qPgZ*yAOsilus-qL-we&new=1

[2] https://www.163.com/dy/article/FU72I33L05382JCZ.html

三、鲍某性侵养女案

“养父性侵未成年养女”，仅仅9个字就燃爆全网，舆论不仅关注认养手续是否合规、更是充满对未成年人与女性保护的担忧。当这位“养父”被爆是同时在中美两国的执业律师，并在跨国企业担任首席法务官时，排山倒海的愤怒直冲养父鲍某。

9月17日，最高检、公安部联合督导组通报鲍某案调查结果：养女韩某实际已成年、二人实际为“同居”状态，无法认定鲍某行为构成强奸罪、鲍某涉嫌违反律师执业管理规定。这过于突然的反转，给此前的舆论一记大大的耳光——用情绪和舆论代替事实先行审判，后真相只会比剧本更加曲折！当面对爆料和丑闻时，查明事实或许比表达负面情绪更重要。

本案还有一个关注点。鲍某和韩某本欲用收养关系掩盖两性关系，律师鲍某利用专业知识力图规避法律风险，如在14岁后再发生性关系、强调自己的物质付出、申辩对方对自己的爱情等等。律师作为正义的伙伴，是将法律作为欲望营私的工具，还是将法律作为守护秩序的武器？这个问题需要法律从业者时刻想起；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四、 山东冒名顶替高考成绩事件

中国人最熟悉和信奉的一句话——读书改变命运，却被山东高考成绩顶替事件再次震动。6月，陈春秀案、王丽丽案相继曝光，而后又陆续查处“242人冒名顶替取得学历”者。但放眼全国，又何止这两百余人的顶替呢？

农家女倾全家之力读高中、考大学，一把辛酸拿到的录取通知书却被人拦腰截下，自己的名字被冒用，大半生的命运就此改写。一系列冒名顶替的黑手，不是远在天边的人上人，只是小社会的乡长、镇长，甚至班主任；当然，这背后牵动着的还有各个机关的权力——在户籍制下，想要彻底制造身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人民日报》微博时评说到，“这不是简单的践踏高考公平，甚至深度摧毁一名农家女孩最朴素的梦想。如果无视于此，还怎么实现阶层顺畅流动。”如果高考这条最朴素、最直接竞争的赛道被特权拥堵，人们又该如何相信更为抽象宏大的公平正义？教育公平，一直都是最重要、最底线的公平。

系列顶替事件的相关责任人受到了惩罚，但受害人的损失却永远无法弥补。毕竟，青春和人生，就只有那可怜的一次。

五、 杭州女子失踪案

如何让一个有两套房产、7位数存款、身体康健、孩子尚小的成年人“凭空消失”？杭州来女士的失踪就是这样一桩悬案。

7月4日来女士陪小女儿过生日、5日早晨丈夫发现来女士失踪、6日报警立案。19天时间里，警方查遍了6000小时的监控视频、遍访了上千名住户；当了解到当日受害者家里用水量超过2吨后，警方便从化粪池抽了整整38车的污秽物进行了冲洗、化验。真相竟然是其丈夫因家庭矛盾，将熟睡中的妻子杀害并分尸抛弃[1]。

在本案中，备受关注的除了离奇的案情和残忍的杀害手法外，还有婚姻关系中丈夫对妻子何以下得了手的惊叹。据媒体报道，来许二人属于重组家庭，许提议将来女士拆迁所得的一套房产给许与前妻之子用作婚房，该提议被来女士拒绝，而这仅是家庭矛盾的一角。

婚姻虽然是爱情的升华，但它从来不只是感情问题。当情侣结成夫妇就意味着共担利益得失，但若家庭内部利益不一致，利益无法妥协下的情感就成了绊脚石。此时，婚姻破裂比生命伤害的成本来得低。

婚姻关系的成立与破裂作为个体自由选择的同时，又依托于社会制度，关乎集体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生效，其第1077条所规定的离婚冷静期也随之生效；这或许将有效阻止情绪化离婚、降低整体离婚率，但可以肯定的是，情侣对于是否走入婚姻关系将变得更为审慎。

[1]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609140261&ver=2793&signature=kFpjZC6EL1aNxXBkVk3mIyFzOTfxEQSTs9B5z1OE9my7Yk9x*ECcb0C7fJtPZkkSw-g6EaFh3nvDRjp5sOpN2OIdNqgnzh3FWdjANuIiyDHO0bYXoVWUCSGboOCvc5Db&new=1

六、 “少妇出轨快递员”造谣案

9秒的视频与几十张聊天记录能够带来什么？能够带来一个人生活的崩坏。

7月7日，杭州谷女士在取快递时被超市老板郎某偷拍视频；随后，朗某将该视频不打码分享到微信群并和何某一起编造了多张聊天记录，将谷女士编排为出轨快递员的富婆。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之规定，对郎某、何某处以行政拘留。这一谣言的散播给谷女士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谷女士及其男友失去了工作，谷女士被确诊为抑郁症。而这一严重后果的原因，则是郎某口中的“闲得难受，开个玩笑”。

10月29日，谷女士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以诽谤罪追究郎、何两人的刑事责任。12月14日，法院正式受理谷女士的刑事自诉。根据《刑法》第246条第1款之规定，如果诽谤罪成立，郎某、何某或将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互联网时代带来信息传播便利的同时，也提高了谣言传播的效率。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在互联网谣言放大镜的冲击下，很快就变得摇摇欲坠。一句对不起并不能消解玩笑的严肃后果，互联网更不是法外之地，造谣他人者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七、 浙大努某某性侵案

有些伤害一直都在，只是没有被曝光。性侵就是这样一种伤害，加害者在明处光鲜亮丽，受害者在暗处独自颤抖。2020年的一起校园性侵案因杂糅诸多因素，再次引起全社会关注。事件最初因学生不满努某某的校园处罚，在校内交流网中发帖讨论，后被人传阅至外网。在“浙大”、“性侵”等字眼的刺激下，该事件迅速发酵。

2月22日，努某某将醉酒的女同学带回出租房内，企图发生性关系。被害人反抗并称要报警，努某某便中止犯罪行为。在受害人报案后，努某某主动投案供认不讳。4月17日，努某某被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一年零六个月。

7月17日，浙江大学决定给予努某某留校察看处分。7月21日，浙江大学官方微博解释道，鉴于司法部门认定努某某系犯罪中止、具有自首情节，校方故根据《浙江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做出留校察看处分；鉴于网络反映的其他情况，校方立即启动后续调查。7月31日，浙江大学决定开除努某某学籍。努某某事件至此暂告一段落[1]。

本案引发社会关注或有三点原因。第一，强奸案的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为何此案仅判处一年零六个月且判处缓刑？第二，浙大对刑事犯仅处以留校察看处分，是否存在偏袒？第三则是努某某的个人问题。作为民族生，读了深圳内地班为何在新疆高考？课业极差为何能双证毕业？领取贫困补助为何在夜店一掷千金？伤害多名女性为何能逍遥法外？

[1]https://zhuanlan.zhihu.com/p/165941191

八、张玉环错判案翻案成功

不知你是否被问过这个玩笑问题：给你一千万，但只能待在一个房间里，你愿意吗？这个玩笑在生活中有鲜活的案例：江西人张玉环1993年涉嫌杀人而被捕入狱，多次被判死刑；2020年8月4日，张玉环被判无罪释放。在这27年被截断的青春里，面临的是数百封申诉信、妻子的改嫁、儿子成长的缺席、母亲的担忧、兄长的奔波，以及无尽的心理痛苦；获得的，则是496万的国家赔偿。

中国建国以来的错判案大致有政治型错案、确定型错案与“疑罪从无”型错案三类[1]，张玉环案属于第三类。张玉环成功翻案的逻辑有两点，一是以程序违法为突破口启动再审程序；二是进入再审程序后，法院对张玉环案的事实和证据进行重新评估，排除了有罪供述[2]。

疑罪从无的核心价值就是使无辜之人免受牢狱之灾，但其入法在我国经历了一番曲折。刑事诉讼法立法之初，并未规定该原则。改革开放后，民众权利意识与法治意识逐渐增强，对程序正义的诉求更高，对疑罪从无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最终规定了疑罪从无。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所言，对疑罪从无的追求，是从求真到求真也求善[3]。“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一个公民都不应该面临无端的指控，任何一个人的青春都不应当被迫空置虚废。

[1]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609245279&ver=2796&signature=IGQewEbMWnnEg-ouAk3kQaQGxltCq5NX3U7hkjoucibd6O1kCdqeU81-ECzdTNmnqHY-Jld6E7iSilsNt7nXeGH1HAQmtQS9FZyaHHEk7yciKqA1-To0fU82f29RLGu5&new=1

[2]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609245279&ver=2796&signature=IGQewEbMWnnEg-ouAk3kQaQGxltCq5NX3U7hkjoucibd6O1kCdqeU81-ECzdTNmnqHY-Jld6E7iSilsNt7nXeGH1HAQmtQS9FZyaHHEk7yciKqA1-To0fU82f29RLGu5&new=1

[3] 陈卫东教授文章《疑罪从无：从求真到求真也求善》

https://www.spp.gov.cn/spp/llyj/201808/t20180816_388603.shtml

九、 蛋壳公寓暴雷

走出校园的打工人，绝没想到给他们迎头一击的竟然是当初首月半价房租、支持分期付款、即刻拎包入住、装修精美舒适的蛋壳公寓。这一击不仅让他们无房可住、身负贷款，甚至被逼与房东举刀、走上天台坠楼自杀。这就是运营近44万间房的蛋壳公寓，朝夕之间便让80万人为其买单。

蛋壳的暴雷不仅指向一家公司，更是整个行业的崩塌。长租公寓，除了公司自有房产外，还会租赁散户房东的房子装修出租，简单理解就是二房东。与传统二房东的低价租入高价租出赚差价不同，蛋壳此类长租公寓通过彼此竞价与房东高价签订长期租房合约，低价与租客签订长租合约，但给房东分期付款，诱导租客与银行签订贷款合约来获得资金。保持房屋低空置率和高覆盖率才能盈利，公司必须不断融资砸钱。由此，一个轻资产的租房模式变成了高负债的资金黑洞，赚钱不再依靠实业。蛋壳公寓暴雷是迟早的，只是疫情让它来得更快一些[1][2]。

长租公寓有可能不暴雷吗？买入公司自持房产，保持低价的物业和租入成本、在资金承受范围内有节制地扩张，或许蛋壳都不会摔得这么重，更不会有如此多受害者。当基本生活的衣食住行受到威胁时，尊严和生命在受害者眼里也就不那么珍贵了。

11月4日，蛋壳公寓所属公司紫梧桐公司新增执行标的1400万；12月8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向紫梧桐公司发布了限制消费令。而这样的结果，又能补偿什么呢？最后，还是要整个社会为其兜底。

[1] 整理自B站“回形针”和“半佛”

[2]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609203055&ver=2795&signature=jkcgMBbbBWkzjResbGB2Cyhk-xnFtNFgI2MJte6G5pdC11*vyfi05ji-qyCU6aQE8pa2r9pbm5jEJyW9oNgIVisT4ktkph3L5aeTg2H8aqxHMQTzbs8haDMmbXd70uZa&new=1

十、 阿里系涉嫌垄断立案调查

7月20日，蚂蚁集团发布上交所和港交所同时上市的计划，马云的另一个造富神话即将开启。但在上市前夕，这一神话便告终结——11月3日，上交所发布消息暂缓蚂蚁上市。原以为，阿里系面临的只是互联网金融这一道坎；但没过多久，市场监管总局便于11月11日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12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等三家公司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决定行政处罚50万人民币，向社会释放加强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监管的信号。12月24日，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电子商务法》对平台强制“二选一”的罚金上限是200万元，这对大电商平台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但若阿里的“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确认属实，其或面临48.8亿的天价罚款[1]。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生产生活全行业逐步互联网化。此时，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就显得尤为重要；就此，世界各国经济体反垄断执法机构均采取了严格的监管态度和制约措施。近4年来，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在全球范围内多次遭到反垄断调查；其中，欧盟自2017年来连续三年对谷歌进行反垄断处罚累计超过90亿美元[2]。从此角度来看，中国对阿里反垄断的立案，或许只是互联网反垄断监管的开始。最热门的互联网领域，也需要浇一浇冷水，敦促其走向更为扎实稳健之路。

[1]https://new.qq.com/rain/a/20201225A0GC5Y00

[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6920277096620700&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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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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