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哲学意蕴探析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着重要的哲学意蕴：从本质特性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定性，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体现“两个结合”赋予的特殊性，三者是辩证统一的；从主体意蕴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领导主体与人民主体相结合、事实主体与价值主体相统一，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相异化的悖论；从实践方法论上看，主要包括坚持实事求是与远见卓识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坚持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相结合、坚持“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相结合等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规律预存与封闭固化的，它将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而不断拓展新的问题域。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质特性；主体意蕴；实践方法论

［作者简介］周康林，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讲师

世界各国对实现现代化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的探索和解答各有殊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自强不息的艰苦奋斗，“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1}。从历史演进、理论创新、实践路径、价值逻辑等方面解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当前的热点议题，但从哲学意蕴角度进行阐释的力度尚显不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虽然遵循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它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它蕴含着同“他国式”或“外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鲜明区别的哲学意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规律预存与封闭固化的，它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而不断拓展新的问题域。从本质特性、主体意蕴、实践方法论等三个层面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哲学意蕴，不仅对我们从根本问题上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什么能够成功有所裨益，而且对我们坚定不移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性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关涉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跨越式发展而变成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如何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性，这是我们从哲学视角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解答的首要问题。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定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一条具体路径。现代化是由工业化引起世界各民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等诸多领域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过程，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由此进入大整合与大加速的历史时代。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高效的社会生产、便捷的社会交往、多样的社会生活、多元的社会文化、规范的社会秩序等方面，这些都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共同追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曾敏锐地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后之来者，自然会把先发国家呈现出的发达景象当作自身发展的重要参照，同样会经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进程（比如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等），同样需要解决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增长与生态、效率与公平、开放与秩序、发展与安全、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矛盾，只是中国在这个一般进程中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战略、不同的理念以解决世界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毋庸讳言，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普遍问题与前沿问题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以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程度显现出来，因而，我们需要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定性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性。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社会主义指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新出路，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庸俗理论家将自由竞争看作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他们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看作“世界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深刻揭示工商业周期性危机的内在根源，指明现代工业发展史实际上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的历史，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消灭大量生产力”的方式化解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狭隘性和局限性，预示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必将被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取代。俄国十月革命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打开了人类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之门，以生动的实践向后发国家指明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实出路。

社会主义为中国革命前途举旗定向。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即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包括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3}。鸦片战争之后，现代化作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传递而来的外源性压力倒逼中国开启现代化之路的探索之旅。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未能使中国成功走出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自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确立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自觉将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发展趋势紧密联系起来，使中国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前景作出社会主义定向，中国经济发展“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4}。这表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不是要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5}。

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实行土地改革，采取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营经济、统一全国财经等政策举措。1953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旨在解决新民主主义社会“该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6}。我们党领导人民通过“一化三改”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构建了全新的本体，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根本基础。我们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本体上大规模地开展“四个现代化”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许多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是由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后明确提出来的。邓小平曾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7}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贯穿中国道路的始终，是具有“本体意蕴”的社会存在。{8}离开了社会主义这个具有本体意义或本质意义的规定性，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就丧失了存在的现实基础。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中国始终未能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之路，而是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未能扭转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命运。历史和事实已经深刻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9}。现代化是人类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迅速变革的时代产物，它在本质上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革命，但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现代化，没有脱离特定社会制度的现代化，也没有脱离特定生产关系的现代化。离开了社会主义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定性，就会陷入“问题”与“主义”相分离、甚至相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困境。脱离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而大肆空谈形形色色的“现代化”，有意模糊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制度本体上的根本区别，仅仅通过中、西现代化发育程度的简单比较，就会得出“中国式现代化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错误结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就是社会主义。只有深刻理解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的本质，才能破除人们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种种幻想和迷思。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追求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却从属于掌握大量资本、操控国计民生的少数资本家，其结果必然导致“少数人所得而私”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是为“现实的多数人”谋利益的“现实的运动”，它不仅追求物的全面丰富，而且要求在共创共享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发展目标、战略选择、价值导向等层面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第三， “两个结合”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鲜明的特殊性。从中国实际来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从中国实际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这固然没错，但还不够全面。如果仅仅是基于国情不同，就冠以特殊性之名，那么，这样的特殊性往往是泛泛而谈、不得要领的。如果仅有中国实际，仅有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深度介入，贫穷落后的中国实际就很难得到根本性改变，中国特色就会变成贫穷落后的代名词，甚至会被一些人作出“妖魔化”的阐释。笔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的过程中实践生成的。“两个结合”不仅表现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指导思想，而且表现为按照指导思想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去改造不发达的中国实际，使中国国情逐步摆脱不发达的历史状态，使中国不断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奋进，加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两个结合”拓展了我们认识中国实际的视野，提升了我们洞察中国国情的眼力，使我们能够更加自觉地站在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的高度科学把握自身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与最基本的国情是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两个结合”不断深入推进，中国同样在不断改变自身发展的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中国实际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历史区间，但它的历史坐标和历史方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已经开启初级阶段的后半程。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半程的中国实际已经不再是不发达的代名词，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共创共享美好生活的新起点。“两个结合”推动不发达的中国实际不断优化向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才能展现出重要的现实意义，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验和人民的检验。“两个结合”旨在解决基本原理与中国问题、指导思想与文化根基之间的逻辑张力，既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大方向解决中国问题，也要通过对中国问题及其特殊性的深入研究而形成指导中国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既要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也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相适应、相协调。不断深化拓展的“两个结合”正在将中国实际的后发劣势转化成现代化建设的后发优势，我们应该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信念。只有不断拓展“两个结合”的深度与广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才能显示出更加广泛的普遍性意义。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体意蕴

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由“现实的人”通过自主活动开拓出来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实践主体，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根本力量。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根基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生成具有本质规定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过程既是群众队伍扩大的过程，也是“行动着的群众”共创共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荣光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把握。

第一，从结构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领导主体与人民主体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导主体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这条道路的开创主体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主体，实现领导主体与人民主体有机结合是成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式革命道路孕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革命的主体构成直接决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体结构及战略选择。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扫清钳制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种种障碍。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要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与“谁是我们的朋友”，进而联合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我们党把唯物史观确立为哲学的根据，并根据我国特殊的社会阶级结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中国理论形态和实践样态。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它“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12}。在欧美工业发达的国家，工人阶级占全部人口的大多数，在农业占主导的近代中国，农民阶级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们党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深入分析，逐渐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3}。中国革命要获得胜利，就必须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军队。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转向基本问题，确立了群众史观的中国逻辑与中国话语，实现领导核心与主体力量的初步结合，为我们党确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将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为新中国的国体，这个国体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基础是工农联盟，充分彰显了人民主体的实践精神与价值底色。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有序推进“一化三改”，推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逐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期，有序将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引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发展轨道，开启农业支援工业与工业反哺农业的现代化融合发展新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在城市有序推进各个领域的机制体制改革释放社会活力，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带动下加入城市产业工人队伍，加快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国城乡之间的交往流动性显著增强。随着人民主体与市场主体的相互融合变得更加深入而广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工农联盟越发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对党的领导工作提出新要求。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队伍扩大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工农联盟的结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进展而不断调整。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与农业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还将继续壮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主体的结构构成还将进一步优化。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主体结构有效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秩序稳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人民主体力量相结合，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引领与道路拓展有机统一的独特优势。

第二，从过程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事实主体与价值主体相统一。资产阶级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发起者，他们虽然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将“抽象的人”确立为“至尊的神”，但他们却没有为保障普遍的人权提供现实的基础。资产阶级按照以资本为中心的价值逻辑将工人阶级组织在以机器为中心的生产逻辑中，使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丧失自主性而沦为机器的附属物，遭遇主体颠倒为客体的生存困境，这就必然导致工人阶级创造历史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相异化的悖论。资本家阶级不劳而获，工人阶级劳而不获或过劳致死，工人阶级创造的越多，他们得到的却越少。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直接创造者，他们必将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兴起而壮大，其他阶级则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没落，因而，工人阶级是最具有首创能力和革命前途的阶级。以工人阶级为先进代表的真正的人民作为世界革命的主体力量，他们能够承担起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与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历史使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仅要自觉地为工人阶级谋利益，而且要坚信工人阶级能够自己解放自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主体在结构上表现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主体，其中，中国共产党是人民主体的核心，她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也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而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领导核心同人民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血肉联系，而不是利益交换关系或者委托代理关系。苏联共产党蜕变成官僚集团利益的代表者，背离了人民，放弃了正确的现代化观，虽然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辉煌成就，却无法避免亡党亡国的命运。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是同程共进的。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主体，激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的积极性、创造性、主体性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动力源泉。中国人民不断从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中解放出来，借助中国现代化“并联式”发展过程中催生的诸多新业态而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人民群众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开创主体，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价值共享主体。中国式现代化力图使物的全面丰富、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形成良性互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事实性与价值性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有机统一。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方法论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规律预设的，而是在“两个结合”的深化拓展中实践生成的。我们党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创与拓展过程，形成了具有诸多中国特色的实践方法论。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与远见卓识相结合。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不仅体现在中国的时空方位中进行现代化探索，其更深层的逻辑在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起“本质的关联”{14}。这种“本质的关联”要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导者必须做到实事求是与远见卓识相统一。“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5}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观，远见卓识来源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我们党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才能兼具实事求是与远见卓识的双重品格，才能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作出正确的主体选择。在“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的世界历史实践格局下，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历史遗产上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体现了顺应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远见卓识。实事求是就是要明确中国实际的历史方位，远见卓识就是要坚定改变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党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逐渐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明确中国国情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具有“变”与“不变”的特征，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区间没有变，但中国在大历史区间中的具体历史方位和历史坐标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党根据中国实际不断变化的历史坐标，适时优化调整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和发展理念，不断细化发展目标，推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内涵转化，在不断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成就的过程中逐步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历史区间。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我们党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努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旨在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自觉以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自觉按照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和价值导向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难题。我们要自觉将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问题及其特殊性纳入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中进行思考，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沿问题成为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前沿问题和典型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揭示的规律性就能显示出更加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二，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变革的发展过程，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曾经历一个“历时性”与“串联式”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习近平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16}如果说“串联式”的发展过程体现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时性”，那么，“并联式”的发展过程则体现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共时性”。中国需要在几十年的时间集中解决发达国家现代化“历时性”发展二百多年依序产生的现代性问题。“并联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高度压缩的时空中持续推进，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呈现。我们国家需要在较短时间内集中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共时性”呈现的现代性问题，离不开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实践方法。整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把统筹兼顾确立为实现国家富强的战略之举，只有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少数人所得而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逻辑带来的社会撕裂和社会对抗，才能实现人人都有份的国家富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将统筹兼顾确立为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旨在增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协调性，进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协调发展当作制胜要诀，将统筹的重心转移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之上，旨在推动中国现代经济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

统筹兼顾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必须做到重点论与系统论相结合。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难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党善于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打开工作局面。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四个现代化”中找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进而围绕解决中心问题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邓小平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7}新时代，我们党依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通过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经济增长与增进民生福祉统一起来。当前我国产能不足的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要越发成为更紧迫的任务，我们党统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自主创新为抓手着力破解卡脖子问题，旨在通过提高供给质量和增加有效供给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结构的变化。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我们需要聚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多元化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意味着统筹兼顾的涉及面会变得更广，在统筹协调中把握发展重点的难度同样会增加。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协调发展、均衡发展、整体发展的关键要诀，也是中国现代化实现后发追赶的制胜要诀，彰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

第三，坚持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变革与稳定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得益于我们党坚持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相结合。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对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后发追赶至关重要。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寻找事物的发展规律，这实际上蕴藏着站在全局高度找规律以解决问题的战略思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施“和平赎买”的战略方针，同时强调“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推进“和平赎买”的同时要做好斗争准备，以守住捍卫新生人民民主政权的安全底线。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来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并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布局“永远不改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等重要论断是从宏观战略上来讲的，不能因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某些问题或挫折就轻易放弃。实际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两个基本点”的重要内容，蕴含着我们党推进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底线。“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底线，是一个有机整体，违背其中任何一条都会产生连带效应，最终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党关于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布局与底线设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的。新时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辩证统一，其中，战略举措中的“全面依法治国”凸显了鲜明的底线意识。进入“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为顺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目标的历史性转变，我们党在保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等战略举措不变的同时，适时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替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战略目标的前瞻性与战略举措的稳健性的有机统一。

同传统社会的稳定性与封闭性相比，现代化是一个变革与开放的发展过程。我们党带领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相结合，其目的在于妥善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越发清晰，我们党对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布局也变得更加稳健，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底线设定同样变得更加科学。长期以来，我们党不仅重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问题，而且自觉将底线思维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比如在新时代强调现代化建设的生命底线、民生底线、生态红线、法治底线等等。我们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战略思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航灯，那么底线思维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稳压器。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既善于从战略布局的层面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发展目标，又善于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设定相关底线，以防范和化解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风险挑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依然需要坚持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相结合，以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如期实现。

第四，坚持“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绕不开的重大课题。在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片面宣扬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认为政府应该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其结果不是出现理论预设中的“无为而治”，而是出现“无为的政府”与“失灵的市场”同时并存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局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旨在克服市场经济的无序竞争造成的混乱局面，减少盲目生产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提高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曾将计划与市场根本对立起来，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国家调控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判断，认为市场与计划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与计划都只是经济手段，二者可以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强调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断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8}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从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反映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习近平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19}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就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保障市场主体自主经营、公平竞争，进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建设有为、善为、高效的政府，守好政府职权边界，减少对社会资源的直接配置，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有效弥补市场失灵。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就是要将培育有效的市场与建设有为的政府统一起来，防止我国现代化建设出现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局面，减少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和干扰。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在利用资本的同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同时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旨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有机统一。

第五，坚持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相结合。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常态，二者的有机结合深刻诠释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基点与内生动力。独立自主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孕育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作为“先生”的共产国际曾深度介入中国革命纲领的起草制定过程，甚至一度掌握中国革命军队的指挥权，教条主义盛行曾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在最危急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深刻批判了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开启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由此逐渐打开新局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逐步实现从独立自主搞革命到独立自主搞建设的历史性转变。1958年，我们党确立“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通过坚持独立自主赢得了改革开放的主动权，既排除了“苏联中心主义”的干扰与钳制，也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孤立和封锁。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明确自身属于“第三世界”，表明“不参加任何集团”、不依附于任何国家的国际立场。邓小平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0}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关系变得空前紧密，为了把握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推动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增强独立自主的能力与实力。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独立自主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前提，改革开放是独立自主的内在动力。我们党站在时代发展潮头，勇于改革开放，极大拓展了中国独立自主的世界眼光与实践格局，使中国能够更加理性从容地处理自身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的中国是胸怀天下的中国，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实现发展自身与贡献世界的有机统一。现代化道路没有固定模式，中国用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相结合的创造性实践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话语统治与思维囚笼，能够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立足本国实际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信心，共同拓展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我们党领导人民秉承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独立自主地开拓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道路，走出了前人没有走出的现代化道路，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仅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通过自身发展的正向外溢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境界与实践魅力。 

注释：

{1}{9}{1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3}任平.论全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出场逻辑[J].阅江学刊，2022(1).

{4}{13}{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8—679，692，522—523.

{5}{1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8—9.

{6}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16.

{7}{10}{2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373，3.

{8}曹典顺.“中国道路”的哲学意蕴[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6).

{14}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J].中国社会科学，2021(6).

{16}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4—25.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0.

{1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19}习近平.“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D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27/c_1110885467.htm. 

责任编辑：周青

（本文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