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重新思考真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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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民进会员，北京市人大代表。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生活方式研究院联席院长 。
谈及“真人秀”，人们都会提及当年由帕拉蒙在1998年摄制，由彼得·威尔导演的著名电影《楚门秀》。
在这部电影中这个叫楚门的普通的年轻人的全部的生活都在镜头的观照之下，他无所逃逸于天地间。他的全部生活都在公众的观看之下，变成了他们的有趣的娱乐和消遣。公众对于他人的真实的渴望被楚门的日常生活的展现所满足。楚门自以为是真实的生活的感受，其实都是被他所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的。他所在的小镇，他的朋友和生活都是一个电视“秀”。他周围的所有的人其实都是职业的演员，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实实在在地呈现着自己的生活。最后楚门悲哀地发现他在虚幻的世界中体验“真实”。这是一个异常深沉的命题。涉及如何观看和认知“真实”，究竟在我们的生活中何者是所谓的“真实”。这被认为是对当下世界的无处不在的影像记录的世界的一个批判，个人在这里已经无所逃遁。那是一个“假定性”对当事人来说不知情的世界，一旦他知情之后的幻灭才格外残酷。楚门是“天真”的，和无数观看他的眼睛的“成熟”的凝视成为尖锐的对照。他最后要逃离的只是一个摄影棚式的世界。这可以说是一种“虚拟的真实”，让楚门认为真实，于是观众看到后格外有趣的东西，其实全是虚拟的，但却由于楚门的不知情而变得格外的真实。人们在这种对“真实”窥探中得到了满足。在这里观众是了然一切的“智者”，而“楚门”则是不知情的“傻子”，这样的关系构成了电影的张力所在。
但当“真人秀”这些年真正流行起来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其实情况和楚门所遇到的正好相反。现在的“真人秀”反而是一些曾经无数次扮演其他角色的大明星，要在某种真实的情境之下，向公众来扮演“自己”。无论是《爸爸去哪儿》的父子关系，还是《跑男》的竞赛，最终都是这些通过扮演他人已经早已为公众耳熟能详的明星终于希望让公众看到他们的“真实”的生活了。在楚门要逃离和闪避之处，正是明星们需要向公众和社会展露之处。“真人秀”里面没有不知情的楚门，而是好像是从虚构的影视剧世界中走出的明星现在要通过“真人秀”走出虚构，给人们看到他们的“真实”。他们不仅自愿，而且还格外卖力地表现自己的“真实”。这是一个没有不知情的“楚门”的世界。在被设定的“真实”环境下卖力地表演自己的“真实”的明星，所有都知道这个情境的预设的“假定性”的受众，他们其实是格外卖力地在真实的实景之中力求呈现给所有人一种真实。但这可以说是“真实的虚拟”，大家都相信这里的一切都很“真实”。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生活，遇到许许多多真实的人，他们都不是《楚门秀》中的演员，他们往往是一些不知情的路人。但除了这些偶尔出现的路人之外，但那些心知肚明的主角和所有的观众却异常明白，这一切都是假定的，是一场秀。楚门秀的主角不知情，但这里却仅仅是一些不相干的路人不知情，当然他们也可能已经知情，因为许多真人秀节目中都会出现在马路上围观看热闹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所有人都知情的游戏，但所有人却乐此不疲，流连忘返。
这里涉及一个有趣的关于“观看”的真实性的问题。关于电视镜头对真实的世界的全面的监控和观照，让人们置身于一个无所不在的“全景监控”之中，是一个从“现代性”早期就感受的巨大的焦虑。这些批判在现实中当然有其依据和前提。但其实还有另一面，就是所有人都知道这种“真实”不真实，但还是要“相信”它很真实。楚门的悲哀是真实最终虚幻，而当下真人秀的乐趣却在于虚幻却让人感受真实。在《楚门秀》由于主角的不知情而变为悲剧的时候，当下的这些众多的“真人秀”节目却由于所有人都知情而成为了喜剧。在这个关于“真实”的悖论中，真人秀其实展现了当下的生活的某些重要的方面。
这种“真人秀”其实今天的以中产化为标志的主流的受众群体的新的认同感营造的一部分。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的观照，往往通过这种真人秀来获得。这赋予了他们的平淡的日常生活一种不同于既往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来自一种大叙事，而是来自于某种“平庸性”的小叙事。这种小叙事看起来意义极为中性和暧昧，有一些有无聊和消极的因素，社会应该注意，但另一面其实也具有某种面对生活的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它让年轻人在面对今天没有大喜大悲的中产生活，在为追求生活而努力的路上一面能够适应生活本身，一面也能够产生一种积极的面对对自身社会的认同。这些其实是面对未来的积极的因素。和《楚门秀》里楚门最后的绝望和困顿不同，在明星真人秀中，观众看到的是某种认同的可能性。这当然有其可反思的一面，但也可以看到其积极的一面。说明大众文化本身其实就是极为丰富的多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