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夜的写作，让我对时间有了更敏锐的认识。有时候我沉沉睡去，经常梦见童年，据说大多数人的写作都与童年有关。至于我，梦大都会发生在清晨，在半明半暗的时候，在天边红褐色的残霭即将变成白色的流云的时候，我有时松开手上的笔（我是一个至今也不会用电脑的人），梦见童年回归，母亲用鸡毛掸子给我打扫房间，沉静的动作里有着某种永恒。
——摘自《有味》
准点的星辰
一个人的静，是不是有重量的？假如有的话，我认为它最好的方式，是用一颗心做枰坨，用大地做星盘，才能称得起。
我是个好静的人，想卸去一切的重量，但我总是还做得不够，有时候想彻底安静一下，忍不住地在音乐中咳嗽一声，也会让我觉得可耻。关门即是深山，那深山就在自己的心里，静其实是没有止境的，如同一幅星空运行图，只剩下了基本的线条，无边无际慢慢转啊转，几万年都是如此，再大的动静，都无法去得知了。最静的时候，都听得到外面花瓣落地的声音。我认识一个人，就有这样的静。找到他，你心里需要好大的一片旷野，他远离城市，一生只做一件事情。
他是个做称枰的手艺人，我喜欢看他工作的样子，他反复地提起秤来看它的准度，眼神里有宗教的虔诚，假如那秤是对的他就会静止好长一阵，阳光把他轮廓勾勒得很清晰，他最后会盯着准星悄悄笑一下，然后舒上一口长气，心里有了无限的满足。他累的时候，就和我说说话，但手里的工具却没有被放下过，谈起做秤的事情，他的眼睛里永远有着喜悦的光芒。所以，在这里我开始称他为吕爹。
称枰不好做，是个真正的细活，我学了好多次，现在都还没有学会，它的繁琐程度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接受。但这还在其次，很多时候，做秤不是手艺的事情，是心的事情，心里想着的东西很重要，虽然做出来的是一个工具，但它从此就是一个标准，你控制了它，它再去控制一个无边的世界。手上会犯错误，但心可以去纠正它，细细的木杆前粗后细，最容易被刨折，一定要非常小心了。最后是那颗定盘的星，它是所有结构中最重要的，因为它控制着平衡。无论多大的称，只要那个星戥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秤算是成了，这是个了不得的大事情，何况自己做好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了不得的，一头挑起人间生计，一头挑起天地良心。
一个谦卑的物件，何以承担生活的粗砾与精巧？或许只有称枰可以承担。称枰，古时被称为衡器，再复杂的衡器，用的也是基本的杠杆原理，衡是一个动作，是吕爹的动作，当他盯着秤尾的起伏的时候，那就是天底下最大的责任。所谓的衡量衡量，也是从这里来的，世间万物都可以衡量的，这既可以是有形之物，也可以是无形之物，比如学问，也是可以拿来称一下的，古有王充《论衡》，现代有吴宓的《学衡》，看看它到底有多重。
小时候，我可不知道衡量是什么，妈妈牵着我上街去买新鲜的椿芽，那椿芽有沾着露水的醇香，是我童年美味的一部分，看着卖椿芽的大娘多放了几棵椿芽，称枰的尾巴高高地翘了起来，我高兴得恨不得马上抓了就走，妈妈从容付完钱，望着大娘微笑一下，说谢谢啦，大娘说明天还有新豆角类，你记得来咯。回来的时候，我高兴地把石板路一路踢得嗒嗒直响。我知道，妈妈今天遇到了好人，这一把，果真称重了不少。
我后来才明白，这个叫做笑脸称，对于那些小生意人来说，那个称枰不是光算钱的工具，它也是对人情远近的表达，多一把，少一把，高一寸，矮一寸，他们都会看着你的眼睛，并期待你也还以同样的微笑。后来，我们用上了电子秤，用上了冰冷的磅秤，那里面有科技的精确，却不再有温暖的模糊表达。
汪涵在打秤花，就是在秤杆上钻孔。
吕爹13岁开始做称秤，算到现在，吕爹刚好做了60年，假如他做得不够小心，也许会做不了这么长的时间，早就应该烦了腻了。关于秤的事情，他有很经典的评论，他说：“错得毫，那就错得厘了，错得厘就错得分了，错得分就错得钱了，错得钱就错得斤，所以天天都怕失之毫厘。”
外面有人在打理抚乱的田埂，有人在和邻里争吵，那么复杂的世界，都需要他亲手刻下的准星来讲出个道理，至于别人会怎么去用他，他从来没有了解过，他坚信他准星的硬度，会还原世界的本来面目。
后来来了几个贼伢子要吕爹做黑心称，他们对吕爹说钱可以多出一些，但花栏要做重些，毫子做歪些，吕爹大吼一声：“称是良心，哪里偏得？”
到底偏不偏得？做秤的人有样东西永远用不着称，那就是砝码，吕爹就有，大的100斤，小的有一两，个个像判官一样黝黑扎实，吼完那一声，吕爹眼睛像十三四岁一样刷亮。这就是吕爹的尊严，把一把秤做得更细腻一些，把该说的话说得更响亮一些。
人散去了，吕爹越来越安静，这作坊的时光只属于他一个人，在他说出这些简单的经历的时候，小小的虻虫在房间里飞舞，铁挫子发散着幽暗的光。他和我说话时偶尔转动一下眼睛，就像沩水河上最早的春潮，那时候他还年轻。
吕爹是对的，心里多了一毫也是高了，心里偏了一厘也是远了。
（摘自《有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