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老会员陆琦：我为周总理治病
我为周总理治病
我原来是一名开业的专科医生，一直从事医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历次爱国主义教育，我的旧人生观发生了改变，逐渐认识到医务工作者应为工农开门的真理。
1956年的时候，陈礼节，当时的杭州市副市长来动员我，找我谈了几次，要我参加民进。后来，由余文光（浙医二院的院长）、石华玉（浙二胸外科主任）两个人作为入会介绍人，我在1956年年底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大概在1960年秋天，我在杭州，有一天突然省卫生厅的同志来找我，同时来的还有公安厅第三处的同志，说请我去会诊。什么事情他们也不讲，而且要马上准备走，我也不晓得怎么一回事，从没有遇到过，家里也很担心，当时准备好了就跟他们走了。有卫生厅、公安厅三处的同志陪我去，一去就到了飞机场。飞机场有一架专门飞北京的飞机，飞机上就我和保卫人员。到了北京以后，来接我的是保健局的局长——黄树则，他把我安排好后才同我讲，是周总理啊，叫我看病，我这才晓得是这个事情。
本来我一直担心，什么事情一直都是保密的，从离开杭州到北京，一直在担心，我也是担心，家里也担心。到了北京知道是为周总理治病的时候，才放心一点。我胆子也很小的，毕竟这是为我们国家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治疗。第二天，把我领到总理办公室，让我做了一些检查。当时总理这个痔疮比较严重，有炎症，而他又正好准备去东欧国家访问，所以他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我让这个炎症赶快消失，同时提出要不影响他的工作，不影响他的生活，在这个前提下，要我采取一些措施。我拿出我最好的技术给他配药、开方子，各种看家本领都用上了，经过一个礼拜，炎症很快地消失了。总理也很高兴，因为他整天在忙国事，国家的事情当时很多，基本上都是工作到夜里一两点钟，上午都是10点多才起来。我们都准备好，等他起来就给他处理了。中午基本上都是在西花厅吃饭，有总理的保健医生，一个保健局局长，有时候部长也来，多数是保健局局长负责的。炎症消退后，我们又给总理设计了一个坐浴的架子，这个坐浴的架子能折拢来，随身好带的，便于他清洁局部。大概10多天后，我回杭州了。回来以前，总理给我一张有他签名的照片，当时能得到总理签名的照片也不容易，十分珍贵。这是我第一次为总理看病。
第二次，是1961年接近春节的时候，大概早半个多月，总理到杭州来了，住在西湖饭店，卫生厅又叫我准备好，也住到西湖饭店去。总理同我讲，这次毛主席给他一个月的假期，总算空下来了，过年以前到杭州来休养又治病，他是一心一意要把这个痔疮医好的。而我当时也改进了治疗方法，为他重新制定药方。治疗期间也不影响他的工作，不影响他的生活。他的国事太忙了，在治疗期间还要经常会见外宾。有一次宴请外宾的时候，总理要我也去，而且给我安排在首席的一桌就座，他对一个普通的医生这样看重，我内心非常感动。经过10多天的治疗，总理的病基本痊愈了。当时总理考虑到春节快到了，就在楼外楼宴请所有参与治疗的医护和保卫工作人员。宴请的时候邓大姐说，她同总理有四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是同学关系；第二种关系是战友关系；第三种关系是同事关系；第四种关系是夫妻关系。后来总理提出来要喝点酒，他说这么多的人为我个人服务，我要敬陆大夫。那时邓大姐问我，陆大夫，你看总理好不好喝酒啊，白酒很厉害的。我说，总理毛病基本上好了，身体都很好很健康，稍微喝一点点，也能活血健身。总理听我讲后，说好，站起来喝了小半杯，敬了大家。
在这次吃饭以前，总理请邓大姐到我家里来。总理跟我说，他就要回北京了，叫邓大姐到你家来看看你的老母亲。我说这怎么担当得起呀，我只是个小医生。但是总理交付下来了，第二天邓大姐就来到我家，看望我的老母亲和我的老伴，还有四个孩子，我当时很感动。邓大姐还征求我老母亲的意见，说请陆大夫同总理到北京过年。
于是，年前我就跟总理一起去了北京。总理有专列，路上还安排我一个人一个房间，一路过去，经过上海、苏州、无锡各停留一天后，一直到北京。在北京的时候，我住在中南海招待所，每天仍旧早上为总理换药与癒合处理，吃饭都是在中南海西花厅。年关接近，总理交代秘书，打电话到杭州，把我爱人接过来，一起在北京过春节。我爱人到了北京以后，总理也接待了我们，还亲自点菜招待我们。当时他点的食物，有些我们从没吃过，比如那个黑米粥，我不晓得米还有黑的，可烧成粥的，我毕生还是第一次吃到黑米粥，还有新疆带过来的哈密瓜，我也没吃过，我只晓得有哈密瓜，也没尝到这个味道，也没有看到过。当时是冬天，这些都使我感到非常新奇，一个小医生能吃到这些东西，确实是不容易，而且还是总理亲自点的。
在北京的时候，总理一般都会叫秘书成元功晚上安排送我到人民大会堂小剧场。人民大会堂有很多小剧场，总理喜欢看京戏，也送我去看看。他一般会忙完工作再过来，所以会迟一点。有时候小剧场会演爱国主义的话剧，内容都很好，叫我去看。而且第二天早上换好药后，总理还会问我，你看了这个剧本有什么感想。我说我看了以后，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太好了，很生动，演得非常生动。我每次看过表演后，第二天上午为总理治疗时，都要向总理汇报我个人的感受。另外，总理还安排我们夫妻到十三陵水库去看看。当时邓大姐说：“这样吧，把我的车子让陆大夫夫妇两个人去，我同总理拼拼（车）好了，免得再麻烦车队里又安排。”又有一次，总理晓得我们第一次到北京，就和邓大姐一起，跟我们夫妇俩专门拍了照片。总理有个专门的摄影师。在杭州的时候，我一个人也同总理拍过。平时我同总理接触比较多，每天早上9点多就去，等总理起来。
总理夜里总要工作到2点多钟，早上10点多才起来洗澡。等他洗好了，我们再去为他治疗。跟他接触的时候，看到他的日常生活，比如他的衣服，作为总理，我想总是应该穿新的，但是他不是这样，他的衬衫，好补的总要补一补，这个也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能看见，平时谁看见呀。比如他要去接见外宾了，才戴好的手表，一只金表，平时在家里都是戴普通的表。这些都说明，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很节约，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
我还想起来，离开北京前，总理请我们吃饭，邓大姐提出来让我们上交的粮票收回去。当时我们国家吃粮食都要定量，我们当时带去一些全国粮票，吃多少天就交给他们多少。走的时候，邓大姐还拿出了工分券，给我爱人，说你要回杭州了，买点礼物，买点实用的东西带回去。邓大姐还把她参加国际妇女节的时候会上发的一条围巾，作为礼物送给我爱人，把总理访问东欧带回来的一个工艺盆子，也送给我做纪念。
我在北京为总理治病期间，总理还亲自把我介绍给其他领导人看病，他说有痔疮，就找陆琦大夫。比如吴玉璋、陈叔通、郭沫若、陈毅、陈赓，这些领导人我都给他们看过。有一次，陈叔通给我写了副对联、条幅，都是他亲自作的诗，因为我为他看好了病，他非常感激。这些写好了，我都要送给总理看，总理还问我，他写的是什么。还有郭沫若，他也给我写过，还送给我一本他自己的书《彩虹曲》。他还给我写过一副对联，写的是毛主席的诗词，叫“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些东西多珍贵啊！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组织上派我到东阳山里培养赤脚医生，当时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我都不晓得。我的单位、我爱人的单位、我儿子的单位，都来抄家，抄了9次，这些值得珍藏的东西，都没有了。
不过，现在想开一点，都无所谓了。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13年3期 朱敬平 陈淑莹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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