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第一个地方组织的变迁
2018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同时也是民进最早的地方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港九分会成立70周年。70年前，在中共香港分局的指导和民进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港九分会参与和见证了民进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全过程。从最初的港九分会到如今的广州民进，其中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
响应“五一口号” 港九分会应运而生
1948 年4 月30 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5 月5 日，马叙伦、王绍鏊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1948年6月26日，民进在港的理事举行谈话会，决定筹建民进港九分会，以扩大民进在港九及华南地区的影响和作用，并推选孟秋江（中共党员）、司马文森（中共党员）、陈秋安、林伯子、王幸生、梁园、孙用均为筹备委员，陈秋安为召集人。在中共香港分局的指导和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的直接领导下，1948年8月15日，民进港九分会在香港成立。
作为民进第一个地方组织，民进港九分会的成立是适应中国革命发展形势和民进自身发展需要应运而生的。在当时香港复杂多变甚至极端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港九分会为民进发展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准备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宣传爱国民主 港九分会融入革命洪流
民进港九分会虽然历史不长，但从成立之初就注意发展会员。《民进港九分会会员登记册》中，登记的会员（不含总会在港人员）为20人，会员界别主要来自文化教育出版界（占55%）和工商界（占30%）。港九分会充分发挥会员的界别优势投身革命斗争，特别是发挥文化教育出版界会员优势，宣传进步思想。
原民进广州市委会主委范兴登（原名范有祯），当时在香港南国书店工作。范兴登等同志与香港“前进”“新民主”“智沅”“学生”等进步书店一起面向海外、国内做了大量宣传工作。范兴登还因为出版《战斗的越南》《越南八月革命》和宋学苑“劳协”的《工人大团结》等书刊，被香港特务机构多次传讯。此外，作为机关刊物，港九分会还创办了与《星期报》合作增开的《民主》副刊。
范兴登
港九分会也发挥工商界会员优势，抨击腐败时政。港九分会负责人陈秋安是著名工商业家（其父陈伯贵在广州开设制药厂——利济轩，该厂址二楼后来成为华南分会的临时办公场所），在港参与创办其安化学工业社和香港建中商业专科学校，团结和争取了一批工商业者和进步学生，有效地配合了华南地区日见高涨的解放运动。
广州荔湾区新豆栏上街12号（原利济轩制药厂）
此外，港九分会还配合爱国民主运动，揭露独裁政府的反动本质。针对国民党独裁政府镇压民主运动的罪行，民进于1948年9月17日在香港发表谈话，指斥南京政府迫害学生。1948年9月18日，民进发表了题为《警惕国人，新“九一八”又来临了》的谈话，抗议美国政府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呼吁全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更坚决和人民的革命力量站在一起，共同努力奋斗，争取中国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
组织建设上，港九分会注意搭建机构，发展会员。民进港九分会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就成立了秘书、宣传、联络三个小组，并确定了小组负责人、成员；会议还通过了经修正的分会《简章》，就全体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扩大理事会的会期，理事任期和职数以及会费收取等一系列事项进行了规定。在发展会员方面提出“每分会会员需发展一名会员”的要求。后来的几个月里《简章》几经修订，组织发展的要求根据形势需要也相应调整，港九分会的机构和职能得到初步完善。
迎接华南解放 华南分会勠力同心发挥友党作用
为更好地适应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需要，进一步扩大民进在华南地区的影响和作用，1949年1月22日召开的港九分会第十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梁纯夫提出改港九分会为“华南分会”并筹备“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支会”的建议。该建议得到会议的认同。1949年2月中旬分会理事会郑重向总部提议，将“中国民主促进会港九分会”改为华南分会。4月2日总部同意改港九分会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华南分会”。1950年初华南分会迁址广州。
根据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安排，1949年7月，分会会员陈芦荻、梁纯夫、谢加因、胡明树等参加了东江大鹏湾教导营学习，准备接管广州。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21日，四人日夜兼程抵达广州，参加了军管会文艺处、新闻处等部门的工作。
为贯彻民进一大精神，拥护《共同纲领》。1950年4月15日—26日，陈秋安、范兴登、谢博君、梁绿华等代表华南分会参加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民进一大”）。学习贯彻民进一大会议精神，成为当时华南分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民进华南分会时期，继续按民进创建时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以“团结自由职业者及工商界人士”为原则，“面向工商界及知识分子大量吸收会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而后更是确定了“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大力发展高素质会员。
华南分会从香港迁至广州时，暂借新豆栏上街12号利济轩二楼为办公地址。后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和广州市民政局协助，1950年9月13日，分会迁入桨栏路（今荔湾区桨栏路）110号后座（宁波会馆）办公。
广州荔湾区桨栏路110号后座（宁波会馆）
服务中心大局 广州市分会固本强基精心履职
根据民进一大“在大城市适当发展”的决议精神，民进中央决定将华南分会改名为民进广州市分会。1950年8月17日，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广州民进十分注重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机关建设、基层建设等方面，其发展的活力延续至今。
此外，民进广州市分会也注重调整发展重心。作为工商业家的筹委会主任委员陈秋安，早在港九分会及华南分会时，由他经手已发展了一批工商业者加入民进，广州解放后，他又从海外动员了一批工商业者回广州陆续加入民进，以至于在筹委会领导机构中，工商界所占比重较大。1950年11月，民进总部召开了三届二中全会，对会员发展对象和发展重心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发展的重心应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作者。”之后，筹委会贯彻民进三届二中全会精神，发展会员“基本上停止了发展工商界，以照顾到统战工作的适当分工”。此外，还进一步严格入会程序。
自1950年下半年起至1952年7月间，筹委会先后在文化、教育、科学界发展了一批大学教授、专家及中小学校长加入民进组织，如全国著名教育家、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蚕业专家李燮华，公路建设专家容祖诰，儿科专家朱钟昌等。而后基本形成了会员以教育界为主的组织结构。
陈秋安
民进广州市分会在成立之初就积极发挥服务中心、参政议政的作用。
一是参加土地改革。1950年10月，根据民进《发动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土改工作的通告》，筹委会迅速制订了“土改”学习计划，并组织会员认真学习“土改”的政策、法令。先后派出陈秋安、谢加因等多人到“土地改革工作委员会”“广州市城乡联络处”工作，参加土改工作团。
二是支援抗美援朝。在1950年8月筹委会召开的第一、第二次会议上，就反对美帝侵略的宣传工作做了认真安排，并派谢加因、黄兑西两同志参加“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组织会员参加广州市各界人民庆祝八一建军节暨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示威大会及游行。会员自费通过创作宣传画、漫画、年画等方式宣传抗美援朝。筹委会的全体干部从每月薪金中捐献5%，直至战争结束为止。与此同时，筹委会又发动会员捐献手榴弹支援志愿军，共计捐得300万元，可购买手榴弹150枚。
此外，筹委会还积极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为配合镇压反革命活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在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广州民进代表分别就土改工作、积极调整工商业、继续恢复生产、发展社会教育等方面提出提案和建议。
回顾从港九分会到广州市分会七十年的历史，从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应运而生，到拥护《共同纲领》、投入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广州民进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为中华民族解放和建设事业而斗争的强大基因。这些基因不断生长而凝聚成为民进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为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多党合作事业给予了强大精神动力和深刻启示。
（本文节选自《民主》杂志2018年7期《从民进港九分会到民进广州市委会》一文，欲知更多精彩，请关注当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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