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大至刚的学者书法家马叙伦
马叙伦的一生，为人，一身浩然之气一以贯之；为学，致于君子之学以美七尺之躯；表现在书法之学上，以敬畏之心捍卫国学道统，一丝不苟，其书法作品，更是至大至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马叙伦饱含激情写下大幅作品“得宿”二字，标志着他颠沛流离、为正义流血战斗的大半生，终于安得归宿，表现出他与人民的共同宿愿得到实现。可以想见，“得宿”二字寄托了马叙伦先生何等真挚的宿愿。
1949年1月27日在沈阳，东北各界欢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马叙伦一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兴致所致即席口占一首：
喜气横眉吉语多，已教美帝叹如何。
高堂坐论抒长策，众志成城致太和。
正德自须新礼乐，厚生宜急利机梭。
且从天半悬吾眼，五十年间清大河。
马叙伦先生满怀胜利豪情，挥毫写下了这件书法作品，并跋语释文：“1949年1月27日，东北各界欢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余以赴政治协商会议，兴焉，即席口占。是日，初梨先生实任主席，因书以就正。马叙伦时在沈阳。”
马叙伦论书眼界颇高，时人字皆不入法眼，作书不涉唐以后一笔，论书有句云：“唐后何曾有好书，元章处处苦侵渔。佳处欲追晋中令，弊端吾与比狂且。”
所著随笔《石屋余渖》对时人书画痛下贬语，谓王福厂作字如描花。又云康南海、于右任书虽不弱，康尤胜于远甚，二人恃其善书，有玩世之意，所作随意为之，遂入恶道。黄晦闻学米南宫，但得其四面，即筋骨风神，无其脂泽，将入枯木。马叙伦于沈尹默稍有好感，谓其功力不出米虎儿之上，又云：“尹默于书，正清代所谓三考出身，于右任尝比之为梨园之科班，而自比于客串，亦非轻之也。”
而沈尹默评曰：“石屋先生天资强敏，精力过人。早岁蜚声文苑，震惊诸老辈。从事人民革命事业，栖遑奔走，夷险如一。而博览群书，著述不辍，临池弄翰，特其余事耳。三十年前见其笔札，已极清劲之致，为时所推，称为善书。”“而君则恣情水墨，超逸绳检，但求尽意，乃近世之王绍宗也。”
马叙伦一生作书，天天临摹，只要身体健康，从不间断。积数十年的经验，他写了《论书》绝句二十首，集中反映了他对书法的精辟见解。马叙伦强调起笔落笔，必须“意在笔先”，“总使吾笔下后，悠然无间，人目所至，恰当其心，斯乃谓稳，亦不俗矣”。对于历代名家手迹，他主张反复观摩其神韵，以求神似。他说：“临古人书，形似甚易，而得神为难。”由于实践了“神摹”之法，他作书不入某家牢笼，出入自由。他说：“入而不出谓之奴”，这是作书之大忌。
相传苏轼用单钩法、低捉管悬肘作小字，米芾教人学书，必令其悬肘，学者多畏其难，不愿听从。而马叙伦作书，腕肘俱悬，指臂齐运，即蝇头小字也不例外，故能使转自如，拙媚相生。为了学习悬肘作书，他主张从写壁入手。他说：“写壁实为无上善法。苟能书壁，则桌上悬肘作书，绝无难矣。”悬肘作蝇头小字，时难能可贵，古之大家多悬肘作小字，近人难以持之。
马叙伦的四卷本《六书解例》（1931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全书悬肘以蝇头小楷工整誊写，可见书法造诣之深，实为后世之学者所难以仰及。
马叙伦在论证悬肘问题时指出：
“唐以前盖尚无如今之桌椅，席地而坐，铺纸于几，其作书也，无不悬手，故不但仰可题壁，亦俯可题襟，使笔如使马，衔辔在手，控纵自如，平原则一驰百里，崩崖则小勒即止。
今有桌椅，故作书者作方寸内字，几无不以腕抵桌，而笔皆死矣。甚者即方寸外字亦复不悬手，彼因不知所谓书道，亦何足怪。故今欲学书，写壁实为无上善法，苟能书壁，则桌上作书，悬手绝无难矣。盖写壁较桌上写，难不啻以倍也。在壁有尽，或竟无可书之壁，岂遂不可学书耶，可张纸于壁书之。然壁实而纸浮，书之更难，久学亦无难也。
至于桌上作书，即方寸内字亦须直躬而坐，悬手使笔，初试竟不能下一笔，习久而以俯身以腕抵桌为不便矣。”
另有一点须单以言之。“三希堂”因三件国宝法帖而得名，其中两件——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失散海外。鉴于马叙伦极高的书法文化造诣和刚正严谨的一贯作人原则，1951年周恩来托马叙伦从香港将《中秋帖》和《伯远帖》购回。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07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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