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史故事 ｜ 林汉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扫盲工作

题 记

林汉达先生（1900—1972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翻译家。他从20世纪20年代起即从事研究和写作，先后编写出版了《上下五千年》《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向传统教育挑战》《高中标准英语读本》等著述，涉及面广，颇有影响。在这些荣誉与成果背后，体现的是他一生为中国的教育发展事业不断思索、寻找出路的执著和坚韧。

今年恰逢林汉达先生诞辰120周年，我们特别分享这篇旧文，重温先生为群众教育事业奉献心血的风采。

汉达先生从事群众教育工作，说来有历史渊源。20世纪30年代，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研究院就读的就是民众教育系，获博士学位。1947年6月，他来到东北解放区，任辽北省教育厅厅长，曾在双辽、通辽、法库、新立屯、洮安、阜新等十多个县的农村，做过农民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当过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后改名工农教育司）司长、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主要职责是开展全国的工农群众教育，从识字、学文化做起，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扫盲要认汉字。作为语言学家兼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的汉达先生，在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解决扫盲先认哪些字的问题，1952年教育部公布了1500个汉字常用字表，以备编写识字课本用。他利用各种场合热情推动汉字简化，有时以自己姓名的三个字为例，说明简化的好处：“林汉达三个字，繁体字一共34笔，而简化字（包括简化写法）则只需14笔。”他说推广简化字，能解决广大工农群众认字难、写字难的问题，功德无量。他还为制定国语拼音文字作出了贡献。

1951年，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教学分三步：先学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识字的“拐棍”；然后突击认字，先求会认、会讲，不求会写、会用；最后开展阅读、写字、写话活动，巩固提高。文盲战士集中突击学习半个月，就能认识150个字，读下部队的小学课本。汉达先生认为可找到了识字的“捷径”，便以巨大的热情亲自推动、指导“速成识字法”在工人、农民中进行实验。在重庆、天津等地的工人中实验成功了。在北京东郊高碑店村青年农民中实验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6名青年文盲，1951年冬季集中突击学习164个小时，大都能认识1600多字。于是1952年便在全国工农群众中推广用“速成识字法”扫盲。推广这个方法，要先培训教师。当时，我在北京市教育局工作，便向他求援。汉达先生慨然应允，亲自去讲课。培训班就在崇文门内汇文中学的大操场上开班，学生们自带小板凳，有的席地而坐。先生生动详尽地介绍“速成识字法”的教学方法和要掌握的要领，学员们深受鼓舞和教益。先生讲评操浙江镇海的宁波腔, 虽然极力用普通话讲，许多学员有时仍然听不懂，就让坐在他身边的人加以“翻译”，先生便借此机会再次说明推广普通话之重要与迫切。“速成识字法”的推行，适应了当家做主人之后急迫要求摘掉文盲帽子的工农群众的愿望，大大激发了学习积极性，在各地迅速形成了识字学文化的高潮，扫除了一批批文盲。我在北京郊区遇到一些乡社干部，他们提起当年，常自豪地说：“我就是速成班毕业的!”

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52年11月。领导班子很强：主任是德高望重的楚图南先生，副主任是李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林汉达和祁建华。扫盲工作委员会仅存在两年，于1954年11月又合并于教育部。这两年里，扎实地做了不少工作，如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扫盲工作会议；规定了扫盲标准和扫盲毕业考试办法；对扫盲冒进现象进行整顿；在冬学结束后，推动农村办常年民校；出版《扫盲通讯》和识字教材等等。这些工作为日后大规模开展扫盲工作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这些工作，在集体领导中都凝聚着民众教育专家汉达先生的智慧与心血。

值此汉达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可以告慰于先生的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很快将实现全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先辈们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所付出的辛劳，做出的业绩，将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00年2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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