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金林：叶圣陶“读”出来的沈从文
沈从文被视为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是自学成才的典范。读者朋友也许都会以为沈从文那些风格独特、自然、轻灵、隽永的作品是他发奋“写”出来的，可沈从文却说他的创作常常是被编辑“逼”出来的。他在1947年9月致定一的信中说：
弟二十年来多数作品，也多半是徐志摩、叶圣陶、徐调孚、施蛰存诸先生主持杂志编辑时，用“鸡毛文书”方式逼出。（《新废邮存底·二十二》）
信上说的是客气话，但也是实情。沈从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品大多发表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新月》杂志、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和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徐志摩和施蛰存怎样“逼”沈从文为《晨报副刊》《新月》杂志、《现代》杂志写稿，我知之甚少。因为研究过叶圣陶，对圣陶先生“逼”从文先生为《小说月报》写稿的事，倒是知道一些的。不过与其说“逼”，不如说“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作品是叶圣陶“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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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小说月报》革新，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会刊，由沈雁冰主编。自1923年1月开始，改由郑振铎主编。因为刊登的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的稿子，《小说月报》受到了文艺界的批评，就连沈从文也曾说过偏激的话，指责文学研究会“独占文坛”。1927年5月，郑振铎赴欧游学，《小说月报》暂由叶圣陶代编，由徐调孚协助。在以后的《小说月报》上出现了许多新作家的名字。1927年6月，叶圣陶在来稿中读到沈从文的短篇《我的邻》，觉得这个短篇写得很有特色，就约请他多为《小说月报》写稿。到1928年底，经叶圣陶之手，沈从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我的邻》《在私塾——一个老退伍兵的自述之一》《或人的太太》《柏子》《雨后》《诱讵》《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等七个短篇，还发表了新诗《想——乡下的雪前雪后》。1929年初，叶圣陶把《小说月报》交还给郑振铎主编（仍由徐调孚协助），1932年一二八事变，《小说月报》因商务印书馆遭战火而停刊。从1929年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沈从文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有《说故事人的故事》《会明》《菜园》《夫妇》《同志的烟斗故事》《萧萧》《血》《楼居》《丈夫》《微波》《逃的前一天》《薄寒》《山道中》《医生》《虎雏》等。虽说这期间《小说月报》的主编是郑振铎，可沈从文的作品却仍是叶圣陶和徐调孚要来的，在沈从文给朋友们的信中可以看出来。
郑振铎
叶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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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施蛰存的友谊是人所共知的，而郑振铎与施蛰存则非常对立，郑振铎曾经猛烈地抨击过施蛰存，施蛰存感到很不愉快，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到了他的心情。沈从文在1934年12月25日给施蛰存的回信中劝他“莫太在小事上注意”，“不要太注意批评”，信中写道：西谛我不常见到，见到时也不会说什么。我觉得他为人很好，只是许多事情热得过分，便乱了一些罢了。（《新废邮存底·五》）
当时郑振铎和沈从文都在北京。假如郑振铎在1929年至1932年经常约请沈从文给《小说月报》写稿，或者沈从文这期间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都曾经过郑振铎的手，是不会“不常见到”，更不会“见到时也不会说什么”的。而叶圣陶把《小说月报》交还给郑振铎之后，仍一直给郑振铎帮忙，沈从文的小说仍旧是叶圣陶和徐调孚“用‘鸡毛文书’方式逼出”来的。沈从文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多达二十二篇，他早中期的代表作《柏子》《会明》《菜园》《夫妇》《萧萧》《丈夫》《虎雏》都刊登在《小说月报》上。李同愈在《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新中华》第3卷7期，1935年4月10日）一文中说：
以甲辰的笔名开始，从北京寄到上海的《小说月报》发表了小说以后，沈从文的短篇才引起了大多数读者的注意。许多学习写作的年轻人也不知不觉地模仿起他的调子来，我就是其中一个。
固然，沈从文的成功成名要归结于他的朝气、才华，以及“端起来就不放下”（湖南话，意思是“抓住不放”）的执著，但也得力于《小说月报》的提携，以及叶圣陶的欣赏和关爱。叶圣陶特别看重沈从文，不仅经常向朋友们推荐介绍，还循循善诱，引导孩子们欣赏阅读沈从文的作品。
施存哲与沈从文的《废邮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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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36年1月，开明书店《新少年》杂志创刊，由叶圣陶主编。叶圣陶在该刊开设了“文章展览”专栏，每期选登一篇现代人的文章，在每篇文章之后加上评析，有的是指出这篇文章的好处，有的是说明这类文章的作法，有的是就全篇说的，有的只是说到其中的一部分。叶圣陶认为“能写文章算不得什么可以夸耀的事儿，不能写文章却是一件缺陷，这种缺陷跟瞎了眼睛聋了耳朵差不多，在生活上有相当大的不利影响。”（叶圣陶《〈文章例话〉序》）因而希望孩子们通过看“文章展览”，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文章展览”一共“展览”了二十四篇，这些文章中有的是小说、诗歌、戏剧，叶圣陶也把这些文艺作品看作普通文章进行讲解，后来结集为《文章例话》，1937年2月由开明书店初版，到1949年曾经再版十次左右，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就有沈从文的《辰州途中》。
《辰州途中》，是从《湘西散记》中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节选出来的，原文有27个自然段，4600字左右，叶圣陶节选了其中的六段，即原文第三至第八个自然段，大致1400字。叶圣陶认为这六个自然段可以独立成篇，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旅行记，就给另起了一个题目——《辰州途中》，在后面写了将近2000字的讲解，刊登在1936年8月25日出版的《新少年》第2卷4期上。将《辰州途中》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叶圣陶的节选特别精当，非但没有影响到内容上的完整性，反而使文章更加凝练、辰河的风物更加鲜明、内容更加突出，沈从文写旅行记的手法和技巧也更加清晰。叶圣陶称沈从文这篇旅行记的写法“是把自己印象最深的事物记下来，宛如摄一套活动影片，与此无关的简直丢开不写”；很欣赏沈从文描摹“滩水险急”、纤手老头儿“对于生存还那么努力执著”，以及“那小山水村如画如诗印象”的手法和语言，一一指点这篇旅行记的“佳胜”和“意味”之所在，最后归纳说：“原来旅行者连篇累牍写在旅行记中的，往往只是当地人以为不值一谈的，甚至是从来没有关心过的事物。这不全由于‘当局者迷’，也由于旅行者的眼光和心胸超过了一般人的缘故”，他的这些讲解处处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
记得一位老作家在谈到《辰州途中》时说过：“没想到好文章也可以删，而且删的这么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兼作家，教育家与编辑出版家三重身份于一身的叶圣陶“读”作品是有他特有的“眼光和心胸”的。沈从文在1930年12月发表的《谈中国创作小说》（《文艺月刊》第1卷5期，1930年12月15日）中，赞美叶圣陶“以最诚实的态度”创作他的故事，他的作品“是比一切作品还适宜于学习取法的”；他的作品，“在过去，以至于现在，还是比其他人某些作品为好些。”沈从文在1934年1月写的《论“海派”》中历数“海派”恶劣品质，同时郑重指出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杂志编纂的叶圣陶“不会被人误以为海派”。沈从文1935年8月在《大公报》发表的《谈谈上海的刊物》，称赞叶圣陶主编的“有五万份销路”的《中学生》杂志，“谋出路的态度或方式”，是把《杂志》“办好”，说“《中学生》杂志许多大学生还应当看看，因为它上面有许多文章，值得全国学生注意”。沈从文在写给朋友的信里指名道姓骂编辑，说编辑都是给书店老板赚钱的，可对叶圣陶从来没有一句闲言碎语，只有尊重的话。
沈从文的老家——湘西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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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对叶圣陶的敬重，沈从文把他的作品交给叶圣陶由开明书店出版。1987年，叶至善先生应上海三联书店的约请，把他和他父亲叶圣陶撰写的书刊广告汇集起来，编成《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正式出版。我协助至善先生把圣陶先生撰写的有关从文先生作品的广告收集起来，经圣陶先生审阅后选定了《春灯集》《黑凤集》《边城》《湘行散记》《湘西》《长河》《月下小景》《从文自传》等八部书的六则广告，编入《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1988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后又编入《叶圣陶集》第18卷，1994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虽说这六则广告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经过六七十年的过滤和沉淀，今天读来依然感到非常亲切，对沈从文研究仍然富有指导意义。遗憾的是，叶圣陶的这些精炼的评述在当时未能引起评论界的重视。且看短篇集《春灯集》《黑凤集》的一则广告：
《春灯集》《黑凤集》作者被称为美妙的故事家。小说当然得有故事，可是作者以体验为骨干，以哲理为脉络，揉和了现实跟梦境，运用了独具风格的语言文字，才使他的故事成了“美妙”的故事。我国现代文艺向多方面发展，作者代表了其中的一方面，而且达到了最高峰。读者要鉴赏现代文艺，作者的作品自不容忽略。……
在我国现代作家中，叶圣陶素以“认真”和“严谨”著称，为人处事讲究规矩和分寸，说话办事留有余地，不走极端。象“美妙的故事家”“代表了其中的一方面”“达到了最高峰”这一类绝对肯定的评断，没有十成把握他是不会轻易说的。广告辞写得这么精美，这么高瞻远瞩，富有创见性，说明叶圣陶对沈从文的作品品味得深，“读”得相当认真。
（本文转载于中国民主促进会网站，原文刊载在《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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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九龄
责任校对：闻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