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冒效鲁二三事
翻译家傅雷先生是民进的创始人之一，缅怀故人，使我想起了傅雷与家父冒效鲁的交往片断。
1976年一天，我陪父亲在上海看望画家唐云先生后，经过江苏路傅雷故居，面对灰白的墙壁上血红的残阳斑点，衬托出黄昏暗淡的色调，徘徊久之，父亲忽然感觉一丝凉意掠过心头，惘惘凄恻之情油然而生，往事如烟，飏空而降。晚上父亲向我诉说起这位直谅多闻的诤友。
1947年夏，父亲住在北京王府井大街。
一天，傅雷夫妇如约翩然光临，因为是钱钟书先生的介绍，父亲见到傅雷夫妇，已经越过初次见面一般礼貌上的亲切。傅雷夫妇可能是第一次到北京做客，住在北京饭店。傅雷对家父说起北京饭店种种，并认为这是典型的法国式旅店。父亲对建筑一窍不通，只能支支吾吾，本来受钱钟书之托作向导，现在反被傅雷导向了。
父亲陪他们逛了东安市场，浏览了厂甸的书铺和古玩铺，还去了北海公园等京城名胜。好在父亲生在北京，又在北京上大学，平时骑自行车驱遍九城，大大小小的胡同，知道不少燕都掌故，春明梦华。北京的文化魅力是无穷的。那些天，他们沉浸在悠悠京城文化的氛围中，傅雷夫妇对家父的陪同比较满意，相识而相稔。
1948年初秋，父亲刚回到上海，傅雷知悉后，特地在淮海中路巴黎新村寓所设宴款待，钱钟书作陪。
以后傅雷出游到滇桂，直到解放后有一天，傅雷电话约家父去江苏路新居叙谈。他知道家父喜欢饮酒做诗，拿出一瓶特制五加皮来款待。这下可苦了父亲，他从来不喜欢喝什么药酒，即使人参枸杞补酒也绝不沾唇。客随主便，啊，这酒竟然味道醇厚，毫无饮药酒要攒眉之苦，从此父亲记住这是“钟柚”牌的五加皮，闲谈中知道这是傅雷所珍藏的佳酿。
解放以后，俄语奇货可居，父亲在北京学的俄语（与瞿秋白同校），又在苏联当了多年的外交官，许多院校拟请他去任教，傅雷亦希望他去光华大学。同时出版社也闻名请父亲翻译苏联小说，他开始译瓦卓夫的短篇小说，父亲国学基础好，白话文一般，译稿文白杂糅。父亲请傅雷对译稿指教，只见傅雷密密麻麻地用红墨水加以润饰、修改，朱墨斑斑，可见他为译稿所耗心血和做事认真。这以后，傅雷把他译的巴尔扎克小说源源相赠。
傅雷译作宏富，文字流畅，译文以传神取胜。那时见面交谈常围绕着翻译语言艺术，这些对父亲翻译、校稿大有益处。
傅雷还收集了很多解放前后翻译小说的不足之处。
20世纪50年代初，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主持召开全国翻译工作会议时，傅雷呈上万言书，列举翻译小说中种种错误不当之处。此信被部领导击节称赏，传令文教翻译界暑天挥汗学习讨论，因此打破了许多人避暑计划，弄得怨声载道。但他们无话可说，因为该万言书写得有根有据，引起了翻译界一场小小风波。父亲为此事和他开玩笑说：“老傅，你的大号要改三分之一，把‘又’换成‘口’。”傅雷名怒安，“一怒而安天下”。把怒安改成恕安，以恕道对学人，一恕而安也。
在谈到翻译语言时，傅雷佩服严复，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穆勒名学》时，许多译名是他独创的，如“逻辑”等等。傅雷还提到颜惠庆博士编的《英华大辞典》有筚路蓝缕之功。颜博士清末在商务印书馆编字典时，不像后来有英和、独和、佛和、露和等字典可以“借镜”，全凭他绞尽脑汁来创译，如“瓦斯”“干部”等等。
傅雷本人在译作中大胆创新，译本中改称国王为“王上”是他首创。傅雷是浦东人，为了译文流畅，他常琢磨老舍著作中的地道京白，并参考《国语大辞典》。对书中一些细节也绝不放松，为了解决一些疑团，他常常对照该法文著作的英译本，到徐家汇藏书楼查阅法文参考书，以至不惜写信到万里之外的异邦友人或原作者（如罗曼·罗兰）询问，务必做到正确无疑后才罢休。
他的译文也仿照白居易“老妪能解”的办法，往往把稿子先念给住在二楼的宋老太听听，看看有什么疙里疙瘩的地方，有则改之。
傅雷对朋友，甚至对朋友之友也是关怀备至，真正做到“爱屋及乌”之能事。这种例子很多，试举一二。
傅雷极为赞赏黄宾虹老人的画，他有许多宾虹老的画，毫不吝啬地分赠朋友，他颇有见地的说，画还是分散些好。
他对宾虹老人之友、一位失业的老先生的生活也很关怀，千方百计给他找投稿的地方，最后还为他找了一个家庭教师的位置。父亲有位画家朋友，当时画院还没有成立，这位画家穷愁潦倒。傅雷知悉后，特地请家父找这位画家画几幅画，寄到法国，为他扬名，这是傅雷扶危济困和使国画可以绵绵不断传承的良苦用心。后来这位画家蜚声日本，成了傅雷莫逆之交，到黄山采风时，特地捎上等毛峰送傅雷以报知己之情。
谈到傅雷最后的日子时，父亲神情凝重。
傅雷博览群书，又精通美术音乐鉴赏，所以他译《贝多芬传》《约翰·克里斯朵夫》自然就显得出色当行。然而，他本人的性格也和书中主人公有许多相似之处，有强烈的悲剧英雄色彩。在全身心译了罗曼·罗兰的巨著后，情绪受到感染，影响他性格的形成。
1957年的诤言使他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儿子傅聪不得已出走，从此傅雷离群索居，默默地在书斋里，从翻译中寻求心灵对话和精神寄托。1966年8月底，在“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中，他身心遭受更大的创伤，面对人格尊严遭受的极度羞辱，他愤懑万分，清高的傅雷与夫人一同走上了所谓“自绝于人民”的不归之路。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父亲默然了，独自陷入哀思，含泪赋诗悼傅雷：
愁听邻家笛，空嗟鸷鸟亡，
当年谈笑处，门外立斜阳！
1979年4月，接到柯灵通知，父亲拖着年迈的身子，从安徽赶到上海，参加傅雷夫妇的追悼会。一些安慰，一声叹息，一炷心香，哲人永逝。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06年1期）
推荐阅读
责任编辑：小涵
责任校对：闻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