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怀念林汉达先生

       林汉达先生（1900—1972年）是我的同道、同事和难友。他是一位教育家、出版家和语文现代化的研究者。他一生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向传统教育挑战、推进扫盲工作、研究拼音文字、编写历史故事、提倡成语通俗化等等。

向传统教育挑战

1941年，林先生出版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向传统教育挑战》，一方面有批判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学说，一方面向中国的传统教育提出强烈的挑战。他认为，要振兴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教育成规。一种成规是“照本宣科”：教师只是把自己做学生时候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一本《三字经》可以用一千年，这是“轮回教育”，这样的教育阻碍知识的更新。另一种成规是“模式僵化”：教育方针、学程组织、课本内容、教法实施等，件件都有刻板的规定，不许越雷池一步，教师和学生同样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智慧创造力。

他淋漓尽致地批判“镶金嵌玉的锄头”“小和尚念经”“熟读唐诗三百首”“填鸭子教育”“铁杵磨成绣花针”等传统教学法。他认为，“兴趣和努力”是不应当分割的，“兴趣生努力，努力生兴趣”。他认为，要普及教育必须扫除文盲，而这又必须在根本改革社会制度之后才有可能。他把“扫盲”“普及教育”“语文改革”“出版事业”“社会发展”，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发表的教育理论，好像是针对着今天的教育实际问题，仍旧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推进扫盲工作

1952年，教育部成立“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林先生担任副主任。他满腔热忱、全力以赴，投身于大规模的扫盲工作。这一年，教育部公布“常用字表2000字”。1953年，扫盲委员会规定“扫盲标准”：干部和工人识2000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200～300字的应用短文；农民识1000常用字（后来增加为1500），大体上能阅读通俗的书报，能写农村中常用的便条、收据等。不识字或识字数在500字以下者为文盲，识500字以上而未达到扫盲标准者为半文盲。扫盲年龄为14～40岁，后来改为12～45岁。这些标准到今天基本上还没有多大改变。

林先生进行扫盲，重视师资，培训扫盲教师，编写教材，从小学里抽调优秀教师担任扫盲教师。可是，正在他埋头工作的时候，形势大变。军队里冒出一种“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用冲刺式的突击方法，在极短时间内，识字几千，一时传为“奇迹”。于是，停止了扫盲教师的培训工作，把正在培训的教师下放农村，不许回归原校。这件事，林先生不以为然，但是力争无效。林先生对我说，这是他后来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之一。军队里试验成功的速成识字法，向农村推广时，失败了。不久，“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被人遗忘了。林先生也离开了扫盲工作，但是他始终认为扫盲是个重要问题，继续加以研究。

研究拼音文字

1928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1933年从苏联引进的“拉丁化新文字”，引起了林先生的强烈共鸣。他认为二者各有不足之处，于是取长补短，设计自己的新方案，创立一个拼音化运动的“中间派”。他的方案称为“简体罗马字（后来改称“国语拼音”），主要特点是：采用“国语罗马字”的基本式，去除烦琐的标调变化；规定“定型字”和“定型词”，分化同音词。他说：“我所主张的拼音文字是简化的国语罗马字，也就是改正的中文拉丁化。”1942年他出版《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对拼音文字的“正词法”和其中的“同音词”问题，提出了他的新见解，使语文界耳目一新。他认为，拼音文字不能寄生在汉字上，应当撇开汉字，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解决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词”问题，除用声音不同的同义词，以及用复音词代替单音词以外，需要采取“定型化”方法，对常用的同音词规定“特别写法”。他用“简体罗马字”译写出版《路得的故事》和《穷儿苦狗记》（1942），在实践中验证理论。

编写历史故事

林先生认为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语文现代化的首要工作是“文体口语化”。文章不但要写出来用眼睛看得懂，还要念出来用耳朵听得懂，否则不是现代的好文章。

他认为历史知识是爱国教育的必要基础。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写通俗的历史故事上。这一工作，一方面传播了历史知识，一方面以身作则，提倡文章的口语化。

林先生曾对我说：“我一口宁波话，按照我的宁波官话来写，是不行的。”因此，他深入北京的居民中间，学习他们的口语，写成文稿，再请北京的知识分子看了修改。一位历史学者批评说，林先生费了很大的劲，这对历史学有什么贡献呢？但是，这不是对历史学的贡献，这是对教育和语文的贡献。“二十四史”有几个人阅读？中国通史一类的书也不是广大群众容易看懂的。中国青年对中国历史了解越来越贫乏。历史“演义”和历史“戏剧”臆造过多。通俗易懂而又趣味盎然的历史故事书正是今天群众十分需要的珍贵读物。

他接连编写出版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春秋故事》《战国故事》《春秋五霸》《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新编》《上下五千年》（由曹余章同志续完，香港版改名为《龙的故事》）。用力之勤，使人惊叹！这些用“规范化普通话”编写的通俗历史故事，不但青年读来容易懂，老年读来也津津有味，是理想的历史入门书。这样的书，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里，实在太少了。

提倡成语通俗化

在编写历史故事时候，他遇到许多“文言成语”。“文言成语”大都是简洁精辟的四字结构，其中浓缩着历史典故和历史教训。有的不难了解，例如“大题小做”“后来居上”“画蛇添足”。可是，对一般读者来说，很多成语极难了解，因为其中的字眼生僻，读音难准，不容易知道它的来源和典故，必须一个一个都经过一番费事的解释，否则一般人是摸不着头脑的。例如“惩前毖后”“杯弓蛇影”“守株待兔”。文言成语的生涩难懂妨碍大众阅读和理解。是不是可以把难懂的文言成语改得通俗一点呢？林先生认为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

他从1965年到1966年，在《文字改革》杂志上连续发表《文言成语和普通话对照》，研究如何用普通话里“生动活泼、明白清楚”的说法，代替生僻难懂的文言成语。他说：“有些成语，文言里有，普通话里也有类似的话，例如‘赴汤蹈火’，普通话中就有‘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说得更形象化些，有‘上刀山下火海也干’，意思跟‘赴汤蹈火’完全一样”。又如，“罄竹难书”，群众的语言中就有“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意思完全相同。他认为，“普通话比文言好懂，表现充分，生命力强，在群众嘴里有根”。

为了语文教育大众化，他尝试翻译中学课本中的文言文为白话文。例如《文字改革》杂志1963年第8期刊登的他的译文《爱莲说》。他提倡大量翻译古代名著，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做得很不够的一个方面。把文言翻译成为白话，便于读者从白话自学文言，更深刻地了解文言，有利于使文言名著传之久远，同时也推广了口语化的白话文。

跟林先生一同下放宁夏平罗

1971年，平罗西大滩劳改农场改名的“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林汉达先生（当时71岁）和我（当时65岁）两人一同被派去看守高粱。在高高的土岗上，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家，没有人的影儿。

林先生仰望长空，思考语文大众化的问题。他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拔苗助长”，“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停了一会儿，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我说：“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他忽然大笑起来！他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林先生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先生说，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口语化就是要能“上口”，朗读出来是活的语言。规范化是要合乎语法、修辞和用词习惯。林先生说:“三化”是外表,还要在内容上有三性:知识性、进步性、启发性。

太阳落到树梢了。我们一同走回去,有十来里路远。林先生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把现成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立志把社会推向更进步的时代！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00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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