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史故事｜ 冰心对民进的“一片冰心”
1951年，冰心从日本归来之后，被作为高级统战对象，经过统战部有关工作，她决定加入一个民主党派。她与吴文藻商量，要加入就一起吧，这样外出参观学习，还可以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
冰心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一荣共荣的关系，也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身的利益。吴文藻对加入哪个党派与冰心有不同的想法。为此，冰心请民进的雷洁琼及其丈夫严景耀来家交谈。后来，费孝通也来做吴文藻老师的工作，希望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经过选择比较，吴文藻同意了冰心的意见，一起加入了民进，这不仅是因为雷洁琼、严景耀的说服，还因为叶圣陶、赵朴初等也都在民进。于是，由严景耀和雷洁琼两人介绍吴文藻，雷洁琼与陈蕙（慧）介绍冰心，1956年7月，冰心与吴文藻一起加入了民进。
冰心与吴文藻
1956年8月11日至23日，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冰心当选为第四届中央委员。冰心向她所在的中国作协作了说明：“加入民进，有朋友介绍和劝导，而且是同我的爱人一起加入。我们可以互相鼓励，在组织生活中，我也希望得到同志们的鞭策和帮助，在党的领导之下，一同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冰心自书干部简历）
1958年11月17日，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大会选举产生民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冰心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于同年12月10日，民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民进中央常务委员。“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79年10月，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冰心当选民进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并于同年10月23日，民进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民进中央副主席。此后是第七届民进中央副主席，第八、九、十届民进中央名誉主席。冰心加入民进之后，进入民进中央，一直是民进的领导人。同时冰心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加入民进的冰心，积极参与民进的各项活动，完成民进派给的外出调研任务。1959年3 月18日至4月8日，民进中央委员中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雷洁琼、谢冰心和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葛志成、张纪元、顾颉刚等，分别到上海、浙江、安徽、河南、辽宁、广东、陕西、湖南等地，深入到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冰心被派往河南，同行的有许广平、谢为杰、刘瑶章、艾思奇、贺致平、高一涵、李伯球等十余人。他们从北京乘火车启程，冰心与许广平、谢为杰同住一间包厢。3月23日至花园口参观。冰心在日记中写道：
1964年5月至6月，为配合学习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在全国政协的统一安排下，冰心与民进在京中委、政协委员葛志成、严景耀、林汉达、顾均正等和雷洁琼、张明养、巫宝三、吴文藻等分别到河北省霸县（今霸州市）和山东省泰安县（今泰安市）参观学习当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 月 26 日，沙窝村工作队副队长王金生汇报。冰心在日记中记下了参观的情况：
到了何振江家，果然与众不同，但他本人看上去像个劳动人民，细高黑瘦，后又到酒厂，有对联云云，最可怜的是小学，光线、空气都很坏，儿童坐在砖上。街上人衣着较好，房子也整齐，小孩带（戴）银镯等。晚饭后座谈，结果认为符合第九条（决定），是混入党内分子，一开始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冰心在参观与视察中，经常将目光集中在教育与儿童的身上，了解教师与孩子的情况，以便写文章、参政进言时使用。“文化大革命”后，民进恢复活动，她总是与吴文藻同时进出，参加民进组织的学习与讨论，为民进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80 岁之后，因为行动不方便，几乎是足不出户，但她会在家里与民进的会员、主持工作的秘书长等，讨论民进的会务与活动的开展，为民进的活动题词鼓励。1986年8月中旬，由民进中央编辑、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应当尊敬的人》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汇集了民进35位从事教育文化工作的先进会员的事迹与经验，是民进中央在教师节献给广大教师会员的礼物。赵朴初为该书题写书名，冰心为其作序。1990年3月3日，民进中央妇女委员会在机关礼堂举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80周年庆祝会。雷洁琼、陈舜礼、楚庄、叶至善，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万绍芬及全国妇联组织联络部负责人韩学智等，应邀和民进女会员一起共庆佳节。冰心年迈且行动不便，便为庆祝会写了题词鼓励 ：“希望民进女会员们深入基层，调查和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以此来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八十周年。”
与台湾同胞对话，争取和平统一，是民主党派的重要工作内容。由于冰心的威望与影响，且在台湾有许多朋友与亲人，民进的对台工作，冰心总是义不容辞。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阐明了尊重台湾现状，实行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具体要从“三通”开始。冰心在同日便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台湾同胞谈话，指出：“当我读到今天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告台湾同胞书的时候，一阵兴奋快乐之感，涌上了我的心头！我知道我的许许多多的台湾朋友们的欢乐的心弦，也会和我的一起合拍地颤动。”“台湾回归祖国，在我们两地广大人民的心里，本已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中美建交这股强劲的东风，又最后驱散了重重的烟雾，使得三十年来隔海相望，望眼欲穿的弟兄姐妹们，终于可以重新携起手来了，我们两地亿万人民的希望终于实现了，以后就只看我们的实际行动了。”冰心引经据典，动情地说：“在台湾，我有许多的朋友和同学，多年隔绝，想望已深，每逢读到《诗经·蒹葭》文章，就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几句，我往往一唱三叹，不能自已！现在，通往台湾这个在‘水中央’的祖国宝岛的道路，已不是道阻且长，而我的‘所谓伊人’的朋友们，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相见不远，只在于我们的努力！”（《冰心全集》第七卷） 1981 年10月1日，冰心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竭诚拥护叶委员长的讲话，“昨天中午听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使我感到十分激动，十分兴奋！我觉得这九条方针政策，句句都是出自祖国十亿各族人民的心底，真是披肝沥胆、骨肉情深！遥想和我们隔海相望的台湾同胞，凡是热爱故乡、热爱祖国的，一定会欢欣鼓舞，群起响应。从此我黄帝子孙得以家族团圆，同心协力，振兴中华”（《冰心全集》第七卷）。1982年7月29日，民进在京部分中委和部门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座谈讨论廖承志致蒋经国信。冰心与周建人、叶圣陶分别发表书面谈话，一致认为廖承志的信，表达了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心愿，诚挚希望蒋经国当机立断，捐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从速实现第三次合作，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冰心20世纪80年代的关于教育的建言、文章，许多来源与出发点，均出自民进。民进的主界别之一是教育，大部分会员是教师，尤其是中小学的教师。民进的工作，保持了与教育领域的密切联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教师的待遇等，在民进的简报等资料、文件中多有出现，这是民进向执政党进言的重要内容，冰心的进言，往往不仅通过会议的发言，更主要的是通过文章，公开发表出现，所以，20 世纪80年代那一段时间，教师待遇、中小学教育、科学与民主的重要性等，多在她的文章中表达过，并且情绪很强烈。恰如冰心于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组讨论时所言：“我是1900年出生的，岁数较大，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比有些年轻的同志乐观得多，因为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我为什么要加入民进？民进是一个教师的队伍，是一个有潜力的队伍。希望在未来，未来在召唤。不管我过去的文章写得是好是坏，但对孩子的印象却是很深的。小学教师的话对于孩子是‘圣旨’，老师是‘上帝’。假若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教师队伍，搞好中小学教育工作，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该有多好啊！孩子们愤恨林彪、‘四人帮’糟蹋了他们美好的十年。我们民进这个教师队伍是一个气壮山河的部队。我们教师工资低福利差，但是我们的心血不会白费，孩子们永远忘不了自己的第一个老师……”
冰心与孩子们在一起
冰心为教师题词
对于参政议政，冰心就是“老了”，也是积极进取。1988 年底，民进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推举冰心为名誉主席。这是民进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名誉主席，也是本届唯一的名誉主席。大会结束后，冰心坐在手推车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当有记者问道 ：“谢老，您被民进的同志推举为名誉主席，有什么想法呢？”冰心坦然地回答，“我老了，做不了多少具体事情了”。随后便提高了声调，“但有一个想法，非讲不可。这就是：民主党派要同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时，还要敢于民主监督。民主党派不要光是中共一号召，就举手同意，要认真、负责地对中共和政府的某些腐败现象进行批评、监督，真正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冰心的民主监督、对腐败现象进行批评、监督的话，在1957年之后的任何的民主党派中，都难以听见了，冰心在记者面前直言，也是给全体民进会员的鼓励。当听说民进六大开得很活跃、民主气氛很浓时，她高兴得连声说：“那好，那好，越讲民主越好。这就是进步。这说明你们90年代的人，比我们80年代的人强。” 其后新当选的副主席冯骥才、邓伟志在楚庄的带领下，专程拜访了冰心。见到三位民进的新领导，同时又是熟悉的朋友，冰心兴致勃勃，侃侃而谈，说：“既然我们已经是‘同党、同志’，我就有什么说什么……”她这一说可不得了，“民主党派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用的是人民的钱，一定要为纳税人服务，为人民群众说话。不为人民说话，就不成其为民主党派，就没有存在的必要”。1957年之后，敢说民主党派用的不是共产党的钱？冰心正本清源，将“人民的钱”这一简单的事实点破，这让已是著名作家的冯骥才都眼睛一亮。在谈到多党合作的十六字方针时说：“‘长期共存’是权利 ；‘互相监督’是义务。现在，在监督方面比较弱。”之后，更是语出惊人，奉劝年轻人胆子要大，说，巴金的胆子就很大，要向他学习，并且将话引到自己的身上：“毛主席讲，说真话要有‘五不怕’。第一不怕离婚。我谢冰心现在已经没有婚姻可言了。第二不怕开除党籍。我不是党员，不存在开除党籍的问题。我是民进会员。请问三位副主席 ：你们会因为我讲真话，开除我会籍吗？”三位副主席都笑了起来，“你们笑了，看来你们不会开除我，那我就要再往下说”。邓伟志后来在写纪念文章时说，冰心前辈的“高见”，都是难得听见，甚至闻所未闻，真正的振聋发聩！
冰心与巴金
早年的民进，曾以创办《民主》周刊，产生过重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民主》复刊，由几位年轻人来编辑。开始，冰心担心办不好《民主》杂志，但当1990年第一、二期的《民主》杂志出刊后，大出她的所料，冰心认为办得太好了，阅后用了“狂喜”二字来表达心情。“我为我写的那篇自卑的祝词，感到羞愧！我居然发出了‘我们办得好这个刊物吗？’这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疑问！”90岁的老人什么事没有见过，竟然为一本刊物“狂喜”，因为在她看来，这里的文章实在太精彩。首先是柯灵的《幸存者的足迹》，题目就很有意思，“幸存者”，什么时候的幸存者？打开一看，说的原来是夏衍。“夏衍同志是我的老朋友，他也送过我一本《懒寻旧梦录》，我也细看了，知道了许多本来不知道的事，感触也很深，但那些旧梦都已过去多年，不寻也罢。我倒是同意柯灵同志所说的 ：‘我们期望能看到旧梦以后的新梦。’我想‘新梦’定比‘旧梦’难写多了！”一段时间，冰心的名字总与夏衍联系在一起，两位有着不同“旧梦”的世纪老人，有着相同的“新梦”，旧梦可寻，“新梦”能写吗？所以发出了“新梦”比“旧梦”难写多了的感慨，一般人难以从这句感慨中读出冰心的心情，但理解他们二位老人的学者，却是一看便明白，说这个比“夏公”还大几天的“谢婆”，思想实在犀利而深遂。之后是江北的《黑色的星期六》，纪念胡耀邦的文章 ：“读了使我泪下。正像胡耀邦同志夫人李昭所说的那样，他‘为党为人民操劳了一生’。我自己特别感受到的是他为千百万个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改正了冤假错案，使这些本来就不被人重视而又打入地狱的臭老九，重见了天日！”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被冰心放大起来，“从天安门到八宝山，15.5 里长的街道两旁，到处挤满了人，宽阔的十里长街，再一次记录下一个悲哀的史实”。这是送别胡耀邦的悲壮情景，八宝山之后，骨灰便要离京，送到江西德安的共青城安葬。冰心将“再一次”三个字又放大 ：“这里说的‘再一次’，指的是上一次悲痛的‘十里长街’，是1976年千千万万的人民，号哭着追送周恩来总理灵车的动人场面。”并且引申道 ：“这时我想 ：第三次这样的‘十里长街’，会什么时候重新出现呢？”这是一个疑问句，也是一个否定句，冰心在此是“借文发问”，引人深思。还有贺宛男的《一个非党副县长的心里话》，“我想请同志们细细地去重读一遍！为什么一个‘非党’的副县长，她要为民主政治争气，却弄到了‘欲干不能，欲罢难休’的痛苦境地？为什么中青年非党从政者中不少发出了‘要从政，一定要入党的声音’。现在的中国的执政者，当然是共产党，但是非党人士不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吗？为什么只能‘该握手时握手，该举手时举手，该拍手时拍手’呢？这是我们中国的公民们应该严肃地思考的问题”。明白地表达了老太太对非党领导干部成为摆设、从政而无实权的情况的不满。还有金性尧的《功臣不可为》，“是读了故宫博物院印过的汪景祺的《读书西征堂随笔》里谈到的一些‘功高震主’而不得善终的事实”。这个“主”自然是古代所说的君王、君主，但冰心打通古今 ：“使我想到那个‘主’，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人民的好处，所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古来枭‘主’心中不易的真理，从近代的世界史看来，又何尝不是如此！”
仅在第一期上便有这么多精彩的文章，第二期跟上，徐章英的《关于教育问题的某些思考》，冰心认为“也值得细读。”她说引用文章里一段“老调”，“就是每次领导上做‘政治报告’，必有一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但是在分配‘经费’时，却总是‘一工交，二财贸，剩下多少给文教’。这是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中国的公民们也要弄个明白”。还有作家赵丽宏的《友尊》！冰心称之为“举发性”的文章：“一个博物馆警卫居然变成了博物馆革委会主任。他和‘四人帮’时期的康生一样，‘都是抄家物资，凡是有点古气的，都集中在我这里了’，‘由我一人掌管，旁人不得过问’，骄横之气，使人发指！这使我想到至今还没有下落的我的被红卫兵们抄去的郭老、茅公和老舍先生夫妇送我的字、画、扇子等等……”在民主、教育与“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依然是那个战法，借文发问，借题作文，借力发威，一点也没有变化，而且让人感到老太太真是不屈不挠、不忍不让，并且是老而弥坚。最后还表扬一番编辑，“我佩服你们年轻人的勇气”，这种勇气是“既已办了，就要敢说敢言，反正我也无乌纱帽，不怕承担风险”。冰心接着调侃，说“我也没有乌纱帽，但是我老了”。并且用毛主席的话作为座右铭鼓励他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喜读〈民主〉第一、二两期》）
我常说，我们有和执政党“长期共存”的权利，就该尽上“互相监督”的义务。我们要做对他们“促进”的诤友，不应该做一个只懂得“握手，举手，拍手”的被人漠视的，无足轻重的所谓朋友！（《新春寄语——愿〈民主〉同人有话就说》）
冰心加入民进不算早，但她和民进的许多老会员都是朋友，加入民进后，更是经常可以见面，一起学习、开会、参观访问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成了终生的朋友。雷洁琼是民进创始人之一，一直是民进的领导人，她们在燕京大学时就认识，冰心说，“雷洁琼是我一生最敬爱的朋友，从1931年她来到燕京大学算起，我们相识60多年了”。那时雷洁琼与吴文藻都在社会学系任教，吴是系主任，雷洁琼经常到燕南园冰心的家里，“共餐谈笑，十分亲密”（《雷洁琼文集》序）。冰心由雷洁琼介绍加入民进，接触的机会更多，关系更密切，晚年的冰心足不出户，雷洁琼经常去探望，每到生日都要专程前往拜生、祝寿，真正是终生的朋友。赵朴初也是，第一次相见是1955年出访途中，“当我看到团员名单上有赵朴初居士时，我总觉得对于这位超然物外的居士，我们俗人应当敬而远之。想不到见面交谈之后，他竟是一位不但可敬而且是可亲的朋友！他洒脱温蔼，不但深通佛学，而且精书法，善诗词，在这些方面都是我没法做到，而却是朴初的擅长。我们又都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彼此熟悉了以后，他每写出一首诗或词，必正笔赠我。他的一首《金缕曲》，追悼周恩来总理的，每次披读，总使我下泪”（《赵朴初诗词集》序）。赵朴初的诗词写得好，开会期间，常与冰心唱和 ；赵朴初的字也写得好，常常主动给冰心写字，若是相求，则是有求必应，包括“冰心研究会”“冰心文学馆”的牌匾都是赵朴初写的，甚至冰心与吴文藻的墓碑也都是由他来写的。这种交往与友情，传为人间佳话。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19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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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九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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