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研究 | “反乌托邦文体”及其“文学系统”——从《反常之魔》到《心理测量者》
林云柯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曾任南开大学文学院师资博士后研究员。学术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艺理论与日常语言哲学。出版译著《布迪厄：关键概念》（迈克尔·格伦菲尔编）《论牺牲》（特里·伊格尔顿著）。出版专著《日常理性及其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1项，获天津市社科成果奖三等奖。
内容提要 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文学研究中，“反乌托邦”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但由于时下的相关研究主要将人工智能作为文学的一种外部因素，故而“系统”与“反乌托邦”问题仍处于外部批判阶段，相关研究尚未形成一种内在的“文学系统”视角。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反乌托邦文学”在“文体哲学”层面的演进史，探讨“文学系统”与科学主义视野下一般意义上的“系统”之间的同构关系。
关键词 现代主体 超验论 唯我论 现象主义 反乌托邦
导论：“我思考，故我毁灭”：“自白”与“现代主体”
1984年于斯坦福大学召开的名为“重塑个人主义”的会议上，美国著名日常语言哲学家斯坦利·卡维尔在名为《处奇求正》（“Being Odd，Getting Even”）的发言中提供了一条解决“我思”疑难的“美式途径”，并钩沉了爱伦·坡的冷门文本《反常之魔》（Imp of Perverse）。在该小说的前半篇，哲学独白者详尽分析了“反常”何以是人类行动的内在和原初的原则，随后却突然话锋一转，显露了自己被处决前进行忏悔的死囚身份，以上哲学论述只是为了说明他何以在此等待处决。独白者叙述了自己散发毒物的隐秘作案手法，却又在“我安全了”的强烈心理暗示下产生了公开忏悔的欲望。
（爱伦·坡，图片源自Yandex）
卡维尔认为这一文本生成了一种“哲学段落先导，而后转入虚构故事”的模式：“如果没有论说和故事、哲学与虚构之间直接的扭结，读者可能就仅仅会‘如乌合之众般地把“我”看成疯子’，而不会认识到他是‘为数众多的反常之魔的受害者中的一员’。”他将坡的这一书写类型归纳为“我思，故我毁灭”，认为坡提供了一种解决“我思”疑难的途径，即将“我思”的反常和崩坏视为对于作者认知的普遍分享，“由此，问题就变成了作者必须被设想为存在、或者必须被承认，必须在写作中提供其自身存在的证据”。
在其他早期的文章中，卡维尔就已经讨论过他对于自白的理解。他认为自白不是为了解释或评判，而是必须包含“对于诱惑的最充分的承认”，也就是要去“描述这些诱惑是如何伴随着你”，因此自白不是为了让人相信其内容的真实性，而是关于自白者自己对于诱惑的接受或拒绝。
通过文学“自白”发现“现代主体”的并非卡维尔一人，保罗·德·曼也倾向于凸显书写系统中“自反（毁）”的一面。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基于罪行可确证性的“寻求宽恕”的行为，“自白”中的罪行是否被确证这一问题的独立性在这一行为中被取消，因为对罪行的确证暗示了与对罪行之赦免同样的先验原则，“自白”的开启本身就确认了罪行。虽然卡维尔所论述的“自白”无关罪行确证与寻求宽恕，而是对自身所受到的犯罪诱惑提供一个普遍性的呈现，但他的讲稿难以避免地给出一种暗示：《反常之魔》唤起了一种“文学系统”，它在某种程度上指向一种“自毁性主体”。
（保罗·德·曼，图片源自必应）
同一时期的柄谷行人也通过“自白”重新发现了日本现代文学中“现代主体”。类似于卡维尔，柄谷认为所谓“自白”并非是对于罪过的告白，而是被发展为一种使得隐蔽之事得以产出的“制度”：“现代的‘主体’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作为一个颠倒才得以出现的……自白绝非悔过，自白是以柔弱的姿态试图获得‘主体’即支配的力量。”柄谷并没有如德·曼一般走向“自毁”，反而强调“支配力”和“权力意志”的生成。在承认“自我”幻象的同时，柄谷将其阐释为“功能性的超验统觉空位”。主体希求进入并成为“潜在的中心”，铸成“无法被否认的制度”：“今天的作家说我什么观念思想都不主张，我只是在写作，然而这正是伴随‘自白’而来的颠倒。”
伴随着“现代主体的再发现”同时发生的便是某种“系统机制”的发现，它表现为“权威-自毁”两极之间某种不可控的畸变，而1980年代也恰好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人工智能及相关系统的发展中遭遇瓶颈的反思时期。这一“文学系统”?与科学主义视野下一般意义上的“系统”之间的同构关系，便由此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乌托邦的反常”：“决定论”与《铁蹄》
在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思想史中，《反常之魔》所代表的某种心理神秘主义的精神空间被（斯宾塞及达尔文的）进化论支持的“超验论”所占据。从人作为受体的向度上看，超验论被认为是“神性的断言”，是“将一种超自然属性转移到人类的自然构成当中去”的决断性转化。而从人作为策动源的向度上看，它“让这些体征兴奋地运行起来，并传递下去——没人知道它意在何方”。双向不确定的扭结关系突出了自我作为机制的面貌，而这同时也在不断修正着人类的经验，并让人们对经验所给予的不断进行尝试。美式超验论的遗脉在20世纪被收敛于浪漫主义诗学，在H.M.艾布拉姆斯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中呈现为一种激进系统的形象，它暗含一种对社会基础进行全面颠覆的必然性，短促且剧烈，并从某一特定领域蔓延到人类社会整体。
《反常之魔》的“文学系统”结构几乎就是美国文学中超验论演进史的缩影。在属于爱默生和坡的前半个世纪结束后，正是在坡去世的1849年，另一位超验论者亨利·梭罗发表了《论公民的不服从》，并于五年后写就了《瓦尔登湖》，这标志着超验论由一种“神性的断言”走向“经验的断言”。《瓦尔登湖》的写作所自明的是“作者没有称颂任何他没有经验过的东西，除非是他尝试过的，否则也决然不会称之为不可能之事”。至此，“超验论”的挑战从普遍神性（抑或哲学性）与个体自发性之间的制衡，转为个体实践对“经济决定论”等伪经验的抵御。从美式“超验论”、爱默生的“嫌恶”到坡的“反常”，在这一思想史脉络中，现代主体若试图将经验性与普遍性联通，则必然要面临悖谬甚至自毁，否则就无法生成真正的第一人称叙事。这一“系统”拒绝外因干涉其“自行运作”，但其“我思”又潜在地指向了决定论。
（亨利·梭罗与《瓦尔登湖》，图片源自必应）
这种主体生成的系统性困境表现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的并生中。与今日将“反乌托邦”理解为对于“乌托邦”的外部批判不同——拉塞尔·雅各比认为战后文化粗暴地建立起了一种“乌托邦”与纳粹国家的同一性——在美国19、20世纪之交的文学中，两者都是自然主义文学的衍生品。自左拉的“实验文学”以降，自然主义被转译为带有张力的悲观现实主义的概念，决定论作为核心制约因素凸显了现实主义作为经验“编码”的一面。如尼古拉斯·斯宾塞所说，自然主义中从不缺乏自发性主体，即使它在作品中缺席，叙述本身也会暗中调动作者或读者的自由意志，其中决定论总是关涉到自由意志的妥协或顽抗。“反乌托邦系统”捕捉这一张力，并深化我们对“系统”症结的认识。
斯宾塞也钩沉了著名自然主义作家杰克·伦敦的一部冷门小说——《铁蹄》（The Iron Heel）。这部1908年的小说的书写结构几乎就是《反常之魔》书写系统的扩大版本：它以爱薇斯·埃弗哈德所写的《埃弗哈德手稿》为虚拟文本，以她的视角记录了其丈夫内斯特·埃弗哈德的革命故事。手稿前半部分被内斯特滔滔不绝的无产阶级革命辩驳充斥，爱薇斯的叙述者身份几乎可以被忽略；后半部分则详尽记录了革命活动惨烈的失败及绝望情绪，爱薇斯成为穿行于期间的经验个体，占据领导者地位的内斯特则退居幕后。
某种意义上说，《铁蹄》对《反常之魔》式的“书写系统”进行了浅白却又精致的处理，爱薇斯在转述革命偶像埃弗哈德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决定论的过程中爱上了这一偶像，嫁给了他从而也成为“埃弗哈德”，转而在下半部以“经验体”埃弗哈德的身份具身经受了革命的种种失败。“爱薇斯-内斯特·埃弗哈德”在这一书写系统中呈现为无法完全同一的主体（首次革命失败后内斯特要求爱薇斯改头换面，两人重逢时内斯特曾因认不出妻子而推开她）。《铁蹄》佐证的正是经验性与普遍性基于决定论的正向适配所导致的“自我”生成的失败（内斯特本人曾论及经济决定论下的阶级分化必然带来“自毁”），这生成了此后“反乌托邦”的文体意识：除非思考“自毁”，否则“决定论”与“经验论”的互渗必然导致一种系统性失败。
（杰克·伦敦与《铁蹄》，图片源自必应）
自然主义书写背后蕴含的这种哲学问题意识被称为“相容论”，它勾勒了自由的外部困境。个体自由的落实表现为从自身出发的因果链展开，它独立于自然法则的因果性，但个体又存于自然之中，受制于它。现实主义书写接受了“非相容论”，表现了个人在社会历史中“非相容性”的遭遇。而革命则意味着“相容论”的必然境遇——个人虽身在历史之中，却仍可选择新的因果性。一种“元相容论”认为只要从自然法则中摘取与个体自由相容的初始条件即可，这就表现为埃弗哈德“演讲/实践”的言行相继中决定论与自由行动的简单相容，它导致了革命主体的毁灭。但另一种可行的“相容论”则恰恰是以毁灭为要素：自由行动重复且回溯性地补全作为初始条件集的自然法则中的缺失，从而使得自然法则被不断补全为自由行动的充分条件。小说中，名为安东尼·梅瑞狄斯的编辑在序言与脚注中表明《埃弗哈德手稿》是七个世纪前的历史文献，当下时空为革命成功后的“大同世界”。宏大胜利中的阶段性失败无法被逾越，但有限时空内的系统性失败最终仍能成为乌托邦元素。因此，《铁蹄》印证且发展了《反常之魔》的“系统”：“自毁”生成“主体”，但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具体的、在历史中的重复塑造。
斯宾塞参考了卢卡奇与布洛赫的理论，从两种视角解读《铁蹄》这一前后分裂的叙事。卢卡奇曾赞扬卢森堡将“大众自发运动”与“承载无产阶级意识与良知”联系在一起，但又指出过度强调自发性乃至陷入“无政府主义虚无”实际上是陷入了另一决定论与宿命论的陷阱。布洛赫则在《希望的原理》第二卷中写道，社会主义进程就是“从乌托邦走向科学”，这意味着“抽象的世界进程将被终结”：“现存的惨痛不是被哀叹和遗忘的，当意识到自身及自身的原因，它就会成为有理由消除自身的革命力量。”“乌托邦精神”不是绝对自由意志的决然实现，也并非对某种决定论的服从，而是即使遭遇有限时空中的阶段性毁灭也“决不允许实际存在的革命要素因主观义愤而被蒙蔽”。
从《反常之魔》到相隔近一个世纪的《铁蹄》的呈现中可以看到，今日被人工智能相关问题所捕捉的“反乌托邦文学”及其社会管制“系统”的相关问题实则有着源自“文学系统”的自然衍生史。直到1990年代，科学主义才意识到决定论抑或目的论视角下的主客统一无法突破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瓶颈，必须承诺经验体的无限演进才能进入“神经网络”的新范式，这实际上就是卢卡奇追求的历史性的主客统一。这也意味着，任何有限时空都需要在对于“自毁”的思索中才能发现未来的踪迹，亦即布洛赫的“具体的乌托邦”。当“蓝图派乌托邦”的能量在当代被耗尽，“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仍持续“洞悉诱惑性的形象”，并在有限的时空视野中对未来的走向不置可否，而这恰是“探究未来思想的必要条件”。因此，从人工智能的技术视角讨论文学中的某些“新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思想史上的倒错，后世被人们所熟知的“反乌托邦”文学实际上恰恰析出于“乌托邦空间中的反常”，而真正的问题则在于“反乌托邦”基于文体哲学的理解如何可能。
二、“反乌托邦文体”：“唯我论”与《我们》
作为由日常语言哲学介入文学研究的典范，卡维尔在哲学领域以其对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研究而闻名，“规则”无疑是其中重点问题之一。在一种典型的误读中，大卫·波尔将人的行为与规则理解为语言活动的两个方面，规则于是成为被行动所“诉诸”的外部限制，亦即存在“我”与规则的二元。实际上这也是时下人工智能视野下“反乌托邦”阐释的潜在预设，但也同时包含了巨大的疑难：如果规则不能在世界中被发现的话，那么“经验自我”就会呈现为“爱薇斯-内斯特·埃弗哈德”式的主体分裂。脱离了外部决定论基础的主体要如何存在？这一问题通常被归结为“唯我论”问题中的一个面向，即“自我的非遭遇性”所带来的自我确证的疑难。强调语言具身社会性的“私人语言批判”是维特根斯坦给出的解决方案，但这不简单意味着以社会意义上的“我们”替代超验的“我”。伯纳德·威廉斯将其归结为在“第一人称复数的观点”与“第一人称单数的超验观点”之间的区分中留存下了“我们”的可能性。
在第一部“反乌托邦”作品《我们》（Mы）中，扎米亚京塑造了一个身为数学家的主人公Д-503。虽然在封闭的社会中他严格按照数学的精确性来生活，但却担负着悖论：他是即将飞往无限宇宙的“统一号”的设计师。在提要内容为“最后的数”的“记事三十”一节中，Д-503遭遇了最终的系统悖论。作为数学家，他自然知道数字没有尽头，随即他的爱人I-330说道，人们的错误就在于“竟认定自己是最后的数”，而认为“没有最后的数”的“我们”则“会像秋天树上的树叶，不可避免地会落下来”，但也因此“你和我们是一起的”。实际上，小说也在Д-503那句“我消失了”的最终判词中触及了“现代主体”的基底，犹如《反常之魔》中露出经验体面目的哲学演说者一般。各个“记事”的提要，包括“函数的极限”“41度体温”“晶体的融化”“凝固的波浪”，并涉及无限小、无限大和无理根等，大多关于极限与反常，但这一切极限的智能思考却最终在一个最浅白的常识中“消失了”。而小说就是在Д-503充分认识到如果和爱人走到大墙之外就意味着“彻底毁了自己和所有的人”，并因此拒绝“自毁”中落幕了。
（扎米亚京与《我们》，图片源自必应）
在“唯我论”视角下，从《反常之魔》到《铁蹄》，从《我们》到《1984》，“反乌托邦”题材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在《1984》中小说也是以温斯顿的第一人称体验展开，并时而插入书写行为强化这一视角。第一人称实际上并非是受系统外部压迫之人对其遭遇的客观叙述，而正是“决定论系统”偶像自身，是主人公作为系统自身的“自白”。当人们设想一种“决定论”的威权系统意图控制所有的经验体，这也就意味着系统自身在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不断自毁并生成新的主体。“生成”的后续效应在有限的历史阶段里大概率会失败，但这一技术趋势作为“乌托邦的反常”仍然处于向“乌托邦踪迹”的转化之中，这是《铁蹄》在其外部文本中所许下的承诺。
许煜在《递归与偶然》中提出，控制论的精神就在于：“在每一个死胡同之后都能找到新的认识论，一个新的基础；即使这个基础是无根基的也无需恐惧。”许煜用“递归”替代了“反思”，后者仍然以“我思”与“我被思”的分离为基础，而“递归”则“只有在绝对统一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一种“反乌托邦文体”，亦即一种绝对统一条件下的第一人称书写总是趋向于一种“递归系统”，指向这一系统自身的“乌托邦的反常”。由此，“反乌托邦文体”即伯纳德·威廉斯所提到的保留“我们”的“区分”，这种“区分”作为有限系统“递归”的超负荷“剩余物”，在此“我”才最终遭遇了“我们”。
三、“乌托邦文体”：“现象主义”与《美丽新世界》
在《铁蹄》的开篇，杰克·伦敦饶有意味地将第一个对历史人物做的注释给予了乔治·贝克莱，认为他是否认物质存在的“唯心一元论者”：“在经验中得到的科学新发现被概括成哲学理论后，他聪明的论点终于垮台了。”这一略显突兀的标注透露了杰克·伦敦的某种哲学意识。如果辩论中的内斯特是“决定论”的偶像系统化身，那么贝克莱哲学则可以被归为这一系统的反面。与控制论精神相似，贝克莱的“现象主义”不承认任何先验形式的作用。作为决定论系统的决然对立面，“现象主义”的世界只存在感觉质料，事物的存在方式极不稳定且稍纵即逝，不再作为外部先验条件的时空被包含于事物自身。这一认识观以“递归运作”反馈于主体，结果就是主体也将成为这样的“对象”。由于时空已被收归对象自身，造成系统悖论的时空有限性也被一并消除，只保留下自身不断演进的对象。“现象主义”之所以必然被“决定论系统”所排斥，在于它有可能作为“非决定论系统”在经验体意义上的拟人系统：“日常生活中有太多我们感知和经验到的东西，它们必须被以‘不可靠的虚炫’（false imaginary glare）来建构。”
对超智能系统的设想实际上正基于这一视角的转化。较之于有限时空内的管制系统，超智能系统不仅往往会被设想为一系列限制性规则集合而成的威权体，更会被设想为一个规模巨大的经验体，其统治力就来源于对于社会中所有经验体的涵盖，个体在一种对于超智能系统的想象性共情中认同了该系统具有基于人格的判断力，但同时也没有任何外部基础能够否认它。作为“人格主义”的主要代表，舍勒认为“人格”“亲历”（er-lebt）每个存在与生活，但它本身永远不会是“生活过的”（gelebt），而“恰恰就是并且必定是次生的东西，以及无法在注意力的同一行为变异中把握到的东西”。正如许煜引述苏珊·韩的解释，“拟人主义”同时意味着设想一个憎恶矛盾的自然系统。这就造成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悖论，在通过“现象主义”建构一种对于矛盾存在持中立立场的“非决定性系统”之后，这一工程就旋即转向一种对于一切偶然与矛盾极端敏感的系统。此处发生的是原理与结果之间的矛盾，也就是经典意义上的“异化”。
因此，被视为落后形而上学的“现象主义”引发了一种错时效应，作为人工智能系统的新阶段，实际上落实到人文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中，也许当下的研究并未真正产生时下如此多的“新”或“前沿”问题，它反而可能是向之前范式的轮回式退返。如《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这样的“反乌托邦”作品所采取的书写方式仍与传统的“乌托邦文学”保持一致，即对于乌托邦现象与信息的采集。这种文体中不直接触及“乌托邦的反常”，从“乌托邦”到“敌托邦”的转折点在于外部经验体的进入导致系统对于自身原理的记忆复苏，作为“反乌托邦文体”的前史，这标志着系统历史性视域的开启。书中的幸福神经制剂“SOMA”（希腊语意为“身体”）充当了系统原理记忆开启的屏障，从“野蛮世界”返回的琳达与约翰代表了对“遗忘”的贪恋与反抗。正如舍勒所说，人格意味着历史性的开启，同时也意味着系统重回“递归性主体”的进化之路，从而回到“反乌托邦文体”自身的系统悖论之中。《美丽新世界》是“反乌托邦文体”的前史补述，也必然走向《铁蹄》的结局：出于义愤的自发性暴乱以及作为启蒙者的“野蛮人”之死。
（《美丽新世界》，图片源自必应）
对超智能的想象反而将我们带回问题起源处对“自发性”的理解，它肇始于经验本身，而并不主要是对于“决定论”的确信或者基于义愤的暴力。如《西部世界》这样的科幻作品实际上仍位于这一脉络之上，虽然其科技世界观的设定更强，但掩盖在人机殊途表象下的仍是这一传统问题。即使在非科幻题材的作品中，将“回忆”这种经验存储的形式保留为“乌托邦的反常”也十分重要，如《百年孤独》那著名的开篇一句：“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四、“超智能返祖”：终极系统形象与《心理测量者》
对于“反乌托邦”题材作品的影视改编鲜有佳作，几乎成为一个历史性难题，其中最著名案例就是《银翼杀手》初映时糟糕的市场反响，而《银翼杀手》的翻身史与1990年代人工智能范式的转化不无关系。这或许说明了文体逻辑上的限制，或者形式与内容的同构关系也会带来影视改编理解视角上的限制。
2020年剧集版《美丽新世界》的改编策略就极具代表性。剧集中对于原著比较显著的改动有两处：第一处，剧中约翰的母亲在掩护儿子逃跑时死在了飞船飞向“新伦敦”的途中，而非死于过量服用SOMA；第二处，为迎合人工智能想象，“新伦敦”被设想为由名为“因陀罗”的超级人工智能系统所控制，其“人格”形象呈现为总统女儿一类的人物，时常与母亲对弈娱乐，而“野蛮人”的进入也被表现为该系统布局中的一部分。这个形象是符合前文所讨论的原著的文体意识的。但琳达这一人物的消除，以及与此同时被取消了的直接的二元对立设定，并将所有的“反乌托邦”因素都寄托于“野蛮人”自身的经验演进之上，却导致了问题的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改编剧集虽突出了高速蒙太奇和迷幻氛围的渲染，但却因高度的感官刺激将观众置于凝视者的立场，而令观众无法体会在阅读中的经验展开。实际上大多文学名著在影视改编上的问题都可归结于此，在加入了人工智能想象的“反乌托邦”题材作品中这一问题最为明显。
基于文体与智能系统同构关系的一致性想象的杰出代表就是日本动漫《心理测量者》（PSYCHO-PASS）中的“西比拉”系统，其主要功能表现为对于人民的“犯罪心理指数”做出量化判断，依此决定其职业归属或是否该被治安部门处死。剧情的核心冲突是出现了一个“免罪体质者”，他因意识到自己不会被系统所制裁，于是利用自己的特质进行犯罪活动。《心理测量者》2012版以“西比拉”的真相为结尾，系统构成实际为所有“免罪体质者”大脑的集合，系统的运作由系统无法涵盖的经验体所支持。这一系统形象也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递归行为”，所呈现出的其实是古早的长老院式决策模式。
（《心理测量者》，图片源自必应）
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文“前沿”研究中，这种“超智能返祖”现象常常被忽略或掩盖。虽然很多人研究者在“神经网络”范式下的人工智能想象中着迷于人工智能进化中的“奇点”，但“奇点”本就是一个无法依据现有理论推定有什么存在的处所，因此“神经网络”下拟人的智能体只可能被设想为人类智识密度的最大量化。如果说前述“反乌托邦文体”中的人与社会系统之间仍存在一种性质上的分裂（如美剧《西部世界》）或外部关系（如《美丽新世界》），系统对于其逻辑之外的人仍通过抹杀、麻痹或失忆消除矛盾与偶然性，在这类一次次的失败与死亡中人们是被迫遭遇历史性的侵袭与自毁，那么在终极系统的想象中，超智能系统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已发生了颠倒。《心理测量者》中的“免罪体质者”完全凌驾于系统及遵守其算法的执法者之上，较之《铁蹄》与《我们》中的反抗者，他们更接近于一个对系统的施虐者。正如弗洛姆将“威权人格”作为“逃避自由”的一种类型，它源于施虐与受虐双方的共谋：“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超智能系统正是在这种颠倒中塑造了自身的“威权人格”。
事实上，这不正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不可动摇的“终极系统”的“人格”状态么？不再以有限的权力统治有限时空内的事物，因为这样一来它就需要将大量的功耗花在维持这种有限性本身之上，这无异于和时空本身对抗，反抗者只需要一步步踱出历史性的维度，终究可以触碰甚至跨越系统的边界。而一旦系统自身不再具有有限的权力概念，而只是作为“威权人格”的集合体与放大器，它的能力仅仅来自于对人类本身某种“威权人格”可能性的收容——借用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表述来说，它不是被“设定”，也不被中介，而是直接的现实性本身——那么究其纯粹的可能性而言（“免罪体质者”何以产生，剧中没有任何说明），完全没有可颠覆的基础；而究其现实性而言，偶然出现的“免罪体质者”就是社会现实自身，它是“西比拉”管制下所有人所依赖的“算法基础”，是有其划分标准的“法”的必然生成物。而这几乎可以说解释了人类政治起源最核心的奥秘，在法内与法外的偶然差异中，在诸多“例外状态”的“人格”积累中，人们塑造了自身无法动摇的社会管制系统。
在“终极系统”形象的想象中，“不可动摇的智能系统”实际上暗示了柄谷行人所说的“功能性的超验威权感的空位”，它召唤主体的进入，“反乌托邦文体”无外乎是对这一诱惑的描绘。如今，当我们希求从文学视角思考人工智能及其可能形成的社会管制问题时，《西部世界》以及《1984》的讽喻可能已无法真正承担当下的思考。但至少在树立起一种相关“文体哲学”的同时，我们或许也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想象出的各种“终极系统”如果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落地成真”，真的就必然会产生对于人类的统治欲么？时下很多讨论似乎都默认了这一点。而相比之下，柄谷式的问题其实才更为迫切：在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问题时，我们自己潜在的权力意识状态又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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