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向欧洲经验借鉴：全球化时代城市设计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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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工作的内涵
城市设计以城市的建筑空间组织为对象。“城市设计”（Städtebau）这个专业词汇产生于19世纪末的德语国家，依靠1890—1914年间德国和奥地利在城市设计领域的领导地位，城市设计学科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1910年的大柏林竞赛暨国际城市设计展为例，这次活动成为推动现代城市设计学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同时大大促进了城市设计学科的国际化。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城市规划师和城市设计师如英国的雷蒙德·昂温（Raymond Unwin）、法国的尤金·海纳德（Eugene Hénard）、美国的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和德国的海尔曼·延森（Hermann Jansen）在展览期间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共同开启了对于未来城市进行思考和规划的新时代。
作为城市规划工作的伴生物，城市设计工作首先涉及的是城市建成环境及其建筑空间组织的维度，这一维度又与社会维度、经济维度和生态维度一起，共同构成了城市规划与空间规划工作的全部内容。城市设计的核心工作对象涉及建设用地、建筑群、配套设施网络与绿化等实体性资源。不同于某个单体建筑本身的建造，城市设计是对某个地区的建设活动进行协调与调控，处理建筑物的布局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连接等问题，因此建设活动本身就涉及包括私人和公共在内的多种行动者，需要对这些广泛而复杂的工作进行组织，以便保障整个城市空间的有序性。其工作任务包括：协调与调控建设活动；确定建设区与非建设区以及土地划分；在建设区内部兴建技术设施；通过建筑物、技术设施、植被的布局关系塑造外部空间，特别是公共空间等，其目标在于确保城市建筑空间组织的质量及其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把不同的空间层次之间（从单一地块、街区、片区、城市乃至区域）的建筑空间组织工作相互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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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欧洲城市设计工作面临的挑战
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设计工作更多地集中于地方层面的实体空间领域，致力于满足当地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急需的建设计划，欧洲各国政府也分别制定了规划法规和管理制度体系。城市设计师把精力集中在制定具体的规划方案，并结合项目实施提出各种指导要求，主要依靠政治家和重要投资者提供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保证方案的可实施性。因此传统的城市设计工作主要是关注地方层面的空间发展问题，结合社区政府制定的投资与发展政策，把编制各种法定的建设指导规划作为主要任务，为社区内部的全部或者部分地区在建筑空间方面的发展提供各种引导性要求。
不过随着全球化的影响不断加深，欧洲的城市发展越来越多地聚集在少数城市区域当中。这表现为多中心结构的城市区域主要是基于功能联系发展起来的，每个地方政府都拥有各自的政治权力，使得区域内部的核心城市很难扩展自己的行政边界，尽管在城市功能上与其保持联系的城镇数量早就不只局限在这些核心城市周边。这就迫使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政府寻求发展新的治理形式。不过与此同时，新的努力也没有忽略原来的公共管理和传统形式上的土地利用规划，地方性政治规划和决策机构的原有职责仍然得以保持。
随着城市和空间发展内涵的不断扩大，原先集中在社区层面的城市设计体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一方面城市面临着不断联系成为一体的全球性市场力量，而另一方则是地方政府与其他空间层次治理机构的复杂博弈关系（例如上级的联邦、联邦州、区域政府等）。由于受到复杂的政治和行政体制制约，城市设计越来越不能满足平衡市场压力、推动地方有序发展的任务要求。两者之间关系失衡的直接后果就是代表市场力量的私人部门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前全球化和地方发展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不同尺度的空间层次之间越发割裂这一问题：面对全球化对地方场所的不断渗透，不同的街区、片区、城市乃至区域之间相对稳定的空间联系正在受到冲击。由于资金投入、基础设施水平、媒体关注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城市和区域空间中不同场所的发展境遇有着巨大差异。一方面是城市经济的复兴，部分场所受到全球资本的青睐，并基于其软硬件条件，特别是文化上的吸引力，成为充满活力的地区；另一方面，除了部分被隔离和遗忘的地区受到广泛的社会批评之外，城市内部和外部的很多地区正面临着蔓延和无序发展的困扰，新建居民点大范围的无序发展造成经济上的低效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破碎化，在生态方面也产生大量消极影响，文化上更是令所在区域的居民面临区域认同感逐渐缺失的困扰。
为此，在全球化过程中，缓解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对空间总体发展，特别是不同空间尺度层次之间连结的影响，并将发展的机遇从城市局部引至更广泛的空间尺度层次及其相应的场所，就成为城市设计在区域空间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特别是不同空间尺度层次之间连结的影响，并将发展的机遇从城市局部引导至更广泛的空间尺度层次及其相应的场所。这就促使城市政府的角色越发向着协调者的角色转变，将城市设计工作的重点放在推动包括公共部门、私人投资者、房地产所有者、社区居民之间的广泛合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相应的议程和平台，使各方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力能够相互得到反馈，从而实现协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引入战略性的发展框架，最终提高城市生活的吸引力。
依靠欧洲国家既有的法律制度体系和强有力的公共部门，城市设计仍然是地方社区参与区域合作、推动地方发展的主要工具，因此今天欧洲的城市设计本身就反映了社会价值体系，体现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基于福利国家的传统，城市设计成为公共部门推动社会导向发展政策的重要手段，对于推动市场繁荣与维持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有重要作用。为此就需要基于区域的空间发展趋势，制定城市发展的长期目标，对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的布局做出规定，同时塑造社区中整体或部分地区在场所和景观方面的意向。一般来说，在这样的城市区域开展城市设计工作要依靠地方政府代表和区域内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大企业的代表、高等教育机构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其主要的任务是突破既有的政治限制，对城市区域的未来发展战略形成共识。除此之外，其他城市区域合作关系的内容主要是确定新开发项目的选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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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城市设计实践的差异
欧洲人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特别是为其漫长而丰富的城市发展史而骄傲。这些城市是靠君王与市民、工匠、工商业人士与投资者在多个世纪里建造起来的。当城市政府和投资商对城市加以改造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尊重既有土地产权所形成的城市结构，由个人拥有的那些经过细分的土地产权关系决定城市结构的主要特征。到20世纪末之前，欧洲每个城市的形象都是按照各地特有的建造方式发展起来的，各国的法律体系和区域化的建筑法规都为此做出了大量具体的规定。
对于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来说，观察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能够发现很多自身在100年前曾经历过但是已经不再出现的现象——城市化早已结束，大多数的城市不再增长。随着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曾经显著的城乡差异基本消失。与中国城市仍面临不断扩张相比，德国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必须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处理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方面的挑战，通过合理的决策权衡并维护社会关系。面对机动化交通的汹涌浪潮和随时代不断更迭的城市建设风尚，正是靠着富有责任感的市民、建筑业主、政治家和规划师，大多数欧洲城市才能相对较好地保持自身的稳定性，确保历史古城等场所至今一直富有活力、经济健康且功能多样化，大多适宜于步行，保持了较高的生活品质。
在欧洲，今天的城市早已不再由那些受过现代主义思想启蒙的城市设计师和城市规划师所掌控，更不会按照他们绘制的规划蓝图付诸实施。很大程度上，城市化进程早就已经结束了，城市设计主要体现在各种各样的城市更新任务当中。只有少数经济保持繁荣的大都市，像巴黎、伦敦、米兰或柏林还在继续向周边扩张，而且是在环保规划和其他管控措施不对它们加以限制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今天，欧洲的城市早已嵌入到多中心的城市区域当中，其中包含了各种不同规模的城市，它们根据自己的潜力承担了城市发展和经济方面的各种功能。这些城市区域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无数的市民、土地所有者、企业家、投资商和银行、政界人士以及工程师做出了无数决策，今天的城市就是这个过程产生的结果，而政界人士和工程师则负责具体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实施。
类似地，中国人也会为自己的历史古城长达4000年的历史而感到骄傲。不过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里，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快速城市化，各种新城和城市扩建区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而这主要是仰赖于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和各种国际顾问在绘图板上完成的规划方案。精明的开发商依靠机动化交通和各种新技术，利用廉价的农民工，基于西方价值为导向的消费和新生活方式把这些城市新区建立起来。但是这些新建地区的居民并不能享受到那些在旧城中才能得到的生活质量，倒是许多充满吸引力的地方在今天变成了博物馆式的场所，时间在这里不再流动，那些精彩的城市建筑现在都成了纪念品商店、咖啡馆、快餐店或者背包客的旅店，很多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完全变成了国内外游客的目标，这些游客希望在其中找到新城里面再也找不到的东西。
对于中国大量有着深厚历史积累的城市来说，在当前社会、经济与文化要素急速转型的背景下，现有的实体空间结构，特别是历史文化和开放空间等要素也面临着转型与重构的要求，如何在尽可能地尊重现有的空间肌理的同时，发掘并释放城市空间新的活力，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需求提供充满价值和吸引力的城市空间框架，无论在战略层面、还是日常性的建筑实践层面，都是无可回避的基本命题。对于当前的城市设计工作来说，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和趋势：
* 城市中心区成为整个城市区域的窗口；
* 传统的市民街区成为转型的焦点；
* 衰败的街区中采取创新性的复兴策略；
* 城市及区域中废弃地的再开发；
* 城市及区域如何应对景观破碎化带来的挑战；
* 城市绿地及开放空间体系的塑造；
* 生态友好的城市发展方向如何与机动化模式相互协调；
* 城市内部的空间发展在战略规划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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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从欧洲学习城市设计的经验吗？
在自己特有的社会政治框架条件下，21世纪的中国城市应当如何从汲取欧洲城市设计经验的过程中思考自己的发展方向呢？中国很多城市的市长、政府行政官员组成了无数的代表团，试图通过到欧洲考察来寻找答案。但是通常来说，这些大多只是走马观花的访问只能让人浮光掠影地了解一点点成功故事的表象，参观者很难看到这些成功背后的心血。城市设计不等于是造房子，在欧洲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城市是大量人群共同参与的结果，在欧洲公众参与的历史较长，在中国公众参与的历史可能较短，不同人群所追求的利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对这一过程需要不断加以干预，而且这种干预必须以每个社会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和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在某个时间点，某项决策往往因为当地特殊的政治格局而得到支持或者经历失败。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从欧洲的城市设计、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中学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在观察国外这些城市经验的同时，必须坚持与自己国家的情况相互比较，不仅要观察在巴黎、柏林、伦敦、弗莱堡或其他地方所展现的成果，更要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让这些城市的规划得以变成现实。这些城市建设构想能够得到落实，有可能是依靠当地的土地产权结构，或者是特定的税收制度。通常来说，能够成功实现规划，必须依靠充满责任意识的政治活动人士，多方参与也不可或缺，还有的时候刚好是当地的相关者在正确的时间抓住了机会，同时借助友好的战略合作联盟实现了规划。这些成果一般都是大量相关者合作的产物，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单个建筑师或者城市设计师才能说自己是唯一的创造者。
对于那些实际访问或者通过网络来考察欧洲城市的中国人来说，如果他们希望向欧洲学习，就有必要关注一下本专辑，思考其中介绍的城市设计和城市开发项目及政策可以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提供哪些经验？可以帮助中国城市了解哪些内容？为此，编者把既有的规划成果分成了五个行动领域，它们分别是：欧洲城市中心区的更新及城市形象改善，大城市内城旧工人居住区的转型规划，城市大片工业废弃地的再开发并安排新功能，提高城郊边缘地带的品质以及通过城市设计构想来塑造整个城市区域的造型与结构。
下面将从五个角度对欧洲规划文化的特殊之处加以说明，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内容也有助于帮助中国城市思考在未来几年或几十年所必须面对的挑战。届时依靠政治驱动、主要出于经济目的而推动快速城市化的势头将逐步减弱，中国的规划师们将不得不着手应对这一转变给城市居民带来的影响。
4.1 历史文化和维护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化在欧洲已经发展了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不断的文化和技术革新，再加上国家及区域政府的持续引导，共同塑造了密集且具有等级结构特点的欧洲城市网络。在空间结构上，这个网络仍然保持了相对均衡的特点。在城市发展方面，欧洲城市将土地视为稀缺资源，尽管有时候也会因为某些经济利益或政治要求而忽视这点。在城市发展政策和战略中，人们努力保护城市遗产和资源，采取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方式，努力创造有吸引力的内城、公园和公共空间，同时加强当地的商业贸易——这些都已经成为被广泛追求的内容。由于城市规模、经济条件和发展压力的差异，各个区域在城市发展、城市扩张或城市更新的干预程度有所不同。不过，加强城市宜居能力的要求在绝大多数的城市发展过程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与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欧洲城市的地方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实体空间外观和地方传统方面（包括广场、教堂和市政建筑 、公共场所和街道、纪念碑和建筑符号、城市公园及花园），此外也体现在地方性的社会文化传统方面（包括造型与表演艺术、音乐、设计、文学和饮食等）。另外就是多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地方经济，人们积累了丰富的手工艺和贸易传统。维护城市的身份认同以及保存建筑方面的文化遗产是早就确定的公共政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城市保护作为一项负责任的城市政策受到了广泛尊重，得到了各种公共政策、发展计划和广泛交流活动的支持。正是因为受益于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欧洲城市都在财政可负担的范围内尽可能维持自身的地方身份认同。为此人们施行了各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对建筑和城市设计严加监控；另一方面也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同时还会向业主和开发商提出各种建议，对保护建筑所处的环境加以指导。相应地，城市政府也得到了有影响力的地方市民组织和关心此事的媒体支持，较为有效地对那些可能损害历史城市景观的建设行为加以监控。
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欧洲超过80%的居民是在中小型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这些城市的人口在1~10万人之间。至少对于西欧地区的居民来说，这类城市都可以满足体面的高品质生活要求（诸如住房和包括学校教育、卫生和文化设施、购物中心、各类活动场所及银行等公共和私营服务）。通常来说，这些中小城市的生活质量与大城市相差不大。而且在生活质量指数中，生活质量并不只是与收入、交通、消费、享受医疗和教育设施的可达性有关。欧洲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民主治理体制，而且经济较为繁荣，不论是最富裕阶层还是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人们在选择生活和居住地点时首要考虑的因素。本专辑关于德国弗莱堡和蒂宾根的文章就展示了欧洲中小城市以人为本的规划同样可以取得革新性的成果，值得人们仔细研究。
4.2 城市更新成为优先事物
随着欧洲在人口发展和经济结构方面的转变， 城市更新和现有城市建成环境的现代化受到政治上的高度重视。另一个原因则是对控制土地过度消耗的关切，这也是因为人们非常关注土地过度使用的问题，希望能够对其加以控制，而这一关切又受到后工业时代市民新价值观的支持。由于各自面对的挑战不同，城市更新的方式也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由于消费活动和交通机动性不断加强，城市中心经历了持续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列入文物保护名录的建筑物也得以现代化，建筑遗产得到了复原的机会。人们尽可能在现有城市空间内部添加新的结构，以满足市场对于商务和办公空间的需求。在火车站现代化改造以后，其周边地区常常会被开发成购物中心区。很多街道被改造成步行区，最近又结合自行车出行的需要做了进一步调整。公共场所的品质得到优化，一年四季都吸引着广大的市民和游客，同时还会举办各种城市大型活动。不过驾驶汽车进城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内城地区公共交通比私人小汽车更受重视。对于地下交通系统不划算的地区，就会考虑开发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系统。在欧洲所有的城市都可观察到这种再次都市化（re-urbanization）的普遍趋势，那些位于内城边缘的原工人居住区也没有被拆除。这些区域会被逐步现代化，特别是要满足在节能方面的规定。不过，这种转型过程也带来了人们并不希望看到的绅士化，特别是在较大的城市中更为明显，通常这种变化都会遭到当地市民的强烈反对。
整个欧洲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对空间产生了多种影响。工业生产已经改变或远离了原有的城市区位。物流方面的创新使大量铁路站场变得多余。很多遗留的工业废弃地都是位于内城，所在区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人们正在采用公私合作的方式，逐步把这些地区改造成新的功能混合城区，包括住宅、办公楼、文化设施和公共空间等各种用途。随着价值观发生改变，再加上生产模式的更新，人们重新意识到在内城地区进行密集开发的重要性。对于没有子女、而且往往是双职工家庭的创意阶层来说，他们不愿意选择那些位于城郊的独户住宅并为此每天往返通勤。新型城市经济的生产空间可以安排在市中心的功能混合地区，这些地方有助于人们的面对面交流，时间安排也要合理很多，这些条件对于新经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4.3 知识经济作为新的重点
在全球化和城市竞争激烈的时代，知识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顺应社会发展的逻辑，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兴起，知识社会已经表现出替代工业社会的潜力，大学城也变得相当有吸引力。今天，城市市民和劳动力的知识、公共机构与团体、私营企业以及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知识都成为欧洲城市最重要的资本。知识既是资源，也是珍贵的地方资本。它帮助吸引投资和高质量的劳动力，使城市在政治领域和国际媒体中拥有了自己的特色。对于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而言，知识已经变得和工业时代的矿产资源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为此，城市政府正尽其所能地让城市中与知识相关的机构变得可见和容易接近。为了吸引创意和创业劳动力留在本地，同时吸引投资商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城市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可负担住房、充满魅力的购物街区、种类丰富的文化与休闲设施等方面，洁净的空气、高效率的公共交通、引人注目的公共空间、流行文化活动和发展迷人的城市空间成为首要任务。对城市发展来说，城市在知识层面的吸引力被视为一笔巨大的资产。
无论是欧洲城市还是世界其他城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各自的地方经济为基础的，包括地方商贸、工商业企业、工业生产、私人服务和知识产业，它们均涉及到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然而在19—20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土地区划和功能分离的范式，相应的规划模式要求把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分离。基于这个范式，再加上汽车逐渐侵占城市空间，共同导致了郊区化，造成了长距离的通勤和交通堵塞问题。近些年来人们发现，欧洲城市随着持续的经济结构转变和全球的劳动再分工，这种采用了很长时间的城市发展范式正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新的城市经济更趋向于功能混合的开发，以适应“创意阶层”新的需求，这就使内城变得更有吸引力，郊区的社区也变得更加独立。在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推动下，新的生产形式在欧洲的内城地区发展起来，这就需要新型的整合式生产空间。以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为先导，位于内城、交通便利的废旧工业建筑变成了受追捧的功能混合开发地区，生产、居住、文化和休闲用地在这里被结合起来。此外，智能技术（网上购物、网络机动性以及新的物流形式等）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城市经济并进而影响城市发展，仍需进一步观察。
4.4 社会和生态维度备受关注
从传统上来看，社会问题在欧洲城市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虽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随着全球金融体系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逐渐侵蚀了精心设计的国家福利制度，加剧了社会差距，整个欧洲的城市规划师都要对此有所反应。一般来说，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为所有的居民都提供了多方位的社会服务。依靠相对较高的收入所得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等，为市民提供了相对全面的服务分配体系，旨在支持那些经济上弱势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市民。在英国的状况有所不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制定规则和住房政策的过程中，无论是建筑规范还是区划方面的法律，都广泛地体现了欧洲城市发展对于社会维度的考虑。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可负担住房、住房协会和合作社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欧洲规划文化中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也反映在有着良好组织的市民参与方面。
在促进生态城市发展方面，通过学术界、各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的影响，欧洲城市逐渐缓慢地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在维持城市发展的同时让城市变得更有利于生态环境。大量资助项目支持地方政府在限制城内私家车和改进公共交通系统方面所做的努力。这些项目提倡拼车并建立“P+R系统”（即停车换乘系统），鼓励使用自行车，并在公共交通站点设立自行车停车处。许多欧洲城市在这些政策领域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 ，逐渐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并形成了新的区位偏好。年轻的城市居民愿意在内城居住和工作，这一新潮流也进一步巩固了这些政策。此外，新的智能技术也促进了出行方式的改变。随着欧洲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法规，再加上市民运动和绿色政策的发展，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正成为欧洲城市关心的核心问题。除了城市机动性这一话题以外，可再生能源战略也得到了优先考虑。例如德国的弗莱堡和蒂宾根这些城市已经成为采取负责任的生态发展策略的模范城市。一开始，那些掌握大量资源的经济利益相关者对此并不关心，但如今他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曾经强烈反对采取环境政策的工业界现在也注意到，环保技术已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甚至可以对外出口，所以也支持推进这些政策，并促使城市投资给智能能源领域，以促进城市的发展。他们意识到绿色城市已成为社会的梦想，开始承诺帮助实现生态城市，同时也追求从绿色消费中受益。
4.5 基于规划文化反思决策与实施过程
在大多数欧洲地区，城市发展都是嵌入在各种规则与法规所组成的复杂体系当中，这个体系负责调控城市发展的实体空间、环境、社会以及审美层面（虽然较少涉及）的问题。通常来说，围绕单个城市发展项目的争论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这些立场的两极一个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要求，另一个则强调国家干预以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观。虽然泛欧洲（欧盟）的总体框架正在逐步落实，欧洲各国的规则与法规仍存在大量的差异，在德国甚至各联邦州之间都有差别。对于中国的同行来说，这其中值得注意的主要是在构建法律体系的同时，加强法律实施的有效性。另外，在大多数地方或区域规划及决策程序中，市民可以通过各种制度认可的形式参与进来——有时候是作为私人土地或财产的所有者，有时候是作为市民社会的地方性团体参与其中。事实证明，这些参与活动对公共及私人投资的质量非常重要。不过，公众参与往往会延长规划的过程：寻找共识、探索备选项和妥协方案、聚齐利益相关者、说服开发商保持耐心都需要时间。另外，当地媒体对有争议的规划流程以及政治意见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欧洲的城市设计师和规划师已经体会到，自己的工作远远不只是在既有城市环境的土地上盖几栋房子。城市设计就和开发房屋一样，需要与住户不断地沟通，不断地加以维护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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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欧洲城市的成长经历了多个世纪。中国最近的快速城市化则是在近几十年里发生的。面对这种快速发展的过程，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城市发展政策和战略所暴露的缺陷和错误中总结经验。经济理性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一直选择只是到美国和欧洲这些西方国家进行短暂考察，而不会去关注文化环境之间的差异性。本专辑的内容展现了广泛的规划经验。它表明，实体空间方面的城市发展植根于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框架，尽管这一框架是能够被研究和了解的，但是并不能简单地被移植。向欧洲学习城市发展，需要对城市发展项目的条件和动力进行更深入的反思性观察，才能理解其背后的社会发展过程。
虽然人们总会把移植经验看作是一种契机，但这其中始终存在着危险。把国外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直接向中国移植，然后根据中国条件稍做调整，这方面套用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应对城市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过程中，中国必须要走自己的道路。为此中国的城市规划师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办法。希望他们将来能有更多的时间从过去总结经验。他们需要向国家的政治体系争取到更多的支持，以便为所有的市民提供更高品质的生活，而不只是服务于从国家巨大经济增长中受益的一小批精英。
从欧洲的视角来看，放慢城市化的步伐，赋予城市化以人性化的面孔，同时克服较低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中国政府在未来10年所面临的两个最艰巨的挑战。在欧洲整整一个世纪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在应对城市和区域挑战、维持所有公民的生活水平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值得中国的建筑师和规划师认真研究，并将其作为获取灵感的资源。
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本身就孕育了巨大的学习基础，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范围内研究空间、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实验室，在这里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围绕各自利益不断地相互较量。此外，中国的城市也是影响未来城市发展的那些新技术应用的重要市场。许多活跃在中国这个广大市场的行动者都渴望从城市化的挑战中受益，在自己获益的同时，他们往往会忽视大众对社会、文化和生态问题的关切，无视地方和区域在传统与文化方面所面临的损失。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追求更加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道路，鼓励市民社会的发展，支持普通民众对于自身利益的表达，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虽然新技术确实可以助一臂之力，但更加重要的是建立和加强适当的管理体系，以引导并调控国家的利益分配，发展消费导向的经济。一旦中国的城市设计师和规划师在应对当前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方面取得了广泛成果，下一代的城市设计师和规划师就会从向欧洲学习转变到向中国学习。
易鑫，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工学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克劳斯·昆兹曼，博士，德国多特蒙德工业大学空间规划学院荣退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巴特雷特规划学院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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