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2016.5期优先看】经济与社会政治影响下的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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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版——
城市不仅承担着管理和政治的功能，同时也在艺术、宗教和经济的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反映着其时代的社会条件。这种丰富性，让欧洲城市成为其文化特征的独特表达。它给城市带来集市和城墙之间的开放空间，正是在这样的空间里，欧洲的政治解放、社会融合和文化多样才成为可能。而在20世纪和21世纪里人们对公共空间态度的巨大变化，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桑内特（Sennett）在充满争议的著作《公共人的衰落》中，断言公共生活已经退化成纯粹的仪式或礼节。大部分人用默许克制的方式来放弃对国家政治的参与，而公共舞台的弱化不只体现在政治方面，与陌生人的互动和交流被认为即便不是邪恶的也是乏味和低产的。今天的“理想国”变成偶然的呈现。
然而，仍有很多迹象表明，信息社会中的城市生活，伴随着它丰富多样的需求和文化贡献，在其可预期的发展趋势中仍然重要。迄今为止，城市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它的一些物质特性在漫长的连续发展变化中被逐渐固化沉淀。这种令城市区别于简单的建筑集合的肌理（fabric），我们称之为“城市性”。活跃的城市性需要城市空间为人们的面对面接触提供场所。从欧洲当今的趋势看，城市公共空间正在成为自由的个体为了艺术、娱乐和休闲的目的而聚集的场所。从对新的“城市性”进行诠释的角度，今天的公共空间呈现出几个意义深远的特征。
其一，今天的城市公共空间并不具有行使和展示权力（exercise of power）的功能，也失去了集中商业的功能，而是成为自由的个体为了艺术、娱乐和休闲的目的而聚集的场所，这使其符合当代公共生活的基本内涵。今天的城市公共空间在其开放度和自由布局方面，非常类似于希腊时期的Agora——布置着临时性城市家具和艺术作品的城市空间是为人们的交流而开放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城市空间都无法提供这样的自由度和开放度。因此我们可以自然地推测，就像在希腊的城市空间中那样，现代城市空间将被使用人群自由地定义，这种自由是建立在社会内生的民主意识之上的。
其二，今天的城市公共空间正在孕育着新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它们正在融入社区中，成为居民活动的中心。这与当代城市空间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趋势是一致的，也意味着城市公共空间从一种集中的（centralized）提供公共服务的场所，变成分散的、形式自由的和充满社会性的场所。
从城市设计的角度，代表我们自己的时代的，以追求新的身份特征为目标的城市公共空间新范式，必须被创造。城市设计作为调整城市结构的手段，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创造承载新的城市公共空间形式。这些新的城市公共空间，需要达到以下三个主要目标：
（1）促进市民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感（城市空间作为家）；
（2）成为城市中公共和半公共生活的表达（城市空间作为舞台）；
（3）补充城区社会服务功能的不足（城市空间作为社会机构）。
最后，创造对普通公众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这一需求没有改变。它推动着我们去寻找、定义和建造新的空间。可以预期的是，对环境敏感而精细的设计将创造新的城市质量。在此情况下，新的空间与建筑形式将为这个时代带来新的辨识性。
——全文版——
【摘要】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生活的物质载体，其内容、形态及发展受到经济与社会政治环境的直接影响。本文以“城市性”及其质量的实现为评价标准，分析欧洲城市空间在社会政治条件变迁下的发展历史，指出城市公共空间在受外力影响而变化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自适应性，其内容与形态连续演变，而城市性的质量则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不断的诠释和发展。工业革命以后的城市公共空间尽管没有催生出新的城市性质量，但公共空间所承载的内容已经发生深刻转变，其形式也在理性和艺术的推动下向更开放、更自由的方向转变。基于此，论文归纳了当代欧洲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趋势，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提出预测。
1 “城市性”和城市公共空间
欧洲的城市现象，是和每个时代所赋予城市的特定角色相关的。城市不仅承担着管理和政治的功能，同时也在艺术、宗教和经济的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反映着其时代的社会条件。这种丰富性，让欧洲城市成为其文化特征的独特表达。换句话说，城市永远处于一种在极致间转换的变化之中，无论是快一点的或慢一点的、连续的或跳跃的、潜移默化的或剧烈的。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多个世纪里，这些变化给城市带来了多样、丰富的形式，迷人的空间序列和建筑之美。但城市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这些。它给城市带来集市和城墙之间的开放空间，正是在这样的空间里，欧洲的政治解放、社会融合和文化多样才成为可能。
而18、19世纪的工业发展和20、21世纪的数字革命，将城市推向前所未有的结构演化，城市发展的加速抑或停滞，变得如此依赖于经济发展的状态。作为这种发展的结果，人似乎再也不需要实质性地依赖于城市物质空间了。
与城市空间在过去的世纪里的发展相平行的，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里人们对公共空间态度的巨大变化，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桑内特（Sennett）在充满争议的著作《公共人的衰落》中，断言公共生活已经退化成纯粹的仪式或礼节。大部分人用默许克制的方式来放弃对国家政治的参与，而公共舞台的弱化不只体现在政治方面，与陌生人的互动和交流被认为即便不是邪恶的也是乏味的和低产的。今天的“理想国”变成偶然的呈现（incidental occasion）。而根据桑内特的论断，城市中公共活动的平台则应该消亡了。
然而，仍有很多迹象表明，信息社会中的城市生活，伴随着它丰富多样的需求和文化贡献，在其可预期的发展趋势中仍然重要。迄今为止，城市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它的一些特性在漫长的连续发展变化之中被固化沉淀，其蕴含的潜力在今天将得到显现。这种令城市区别于简单的建筑集合的肌理（fabric），我们称之为“城市性”。根据西贝儿（Siebel W.）的定义，城市性是一种复杂的、理性的和“分离”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分离”指的是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加以分离，以及将工作和休闲加以分离。城市性可以被描述为物理上的接近和社会的分离之间的一种张力状态。豪斯曼（Häusermann H.）与西贝尔是这样来定义这种城市性的质量的：城市性是城市居民的特定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不以自然约束、政治制度、社会控制为转移的。
活跃的城市性当然不可能通过互联网实现，它需要城市空间来为人们提供面对面的接触。欧洲城市自产生以来，城市空间就是所有城市基本存在方式的组成部分，尽管它们的重要性、状态和作用力因功能和意识的变换而波动。而它们的几何空间结构又具有如此令人惊叹的弹性（resilience），即使在今天的城市总图上它们仍然有迹可循，这也可以解释城市空间于城市质量的特殊意义。
上述开场白提出了如下问题：当代的城市公共空间如何来适应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探讨题目，而且应该成为一个全民的讨论话题，因为事实已经如此清楚：如果欧洲城市不能被放弃，公共空间是任何一个民主社会不可被夺取的权利。因为公共空间是：
（1）特定社会条件的结果和表述；
（2）人们有意或无意的空间及美学想法的表述；
（3）不同使用功能的结果和表述。
2 公共空间作为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趋势的表现
“空间”这个词隐含了多样的且往往是模糊的意指；物理学家认为它是无限的、无目的的、无特征的和各向均质的，但对于城市规划师来说，它指的是一个被精确设定的环境，这个环境的特征和效果是为了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城市空间是一个被定义的可以自由进入的建成区域，供人们来使用。
在欧洲城市历史中，我们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去寻找那些根据理性原则来精心布局设计的、对市民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空间。非常有意思的是，印度、美达布索米亚和埃及的文化并没有孕育出同样的政治、社会或心理条件，来提出对城市公共空间的需求：这样的空间必须是所有社会阶层的人都能够自由进入来消磨时光或者进行交流的。伴随着独特的希腊生活方式、民主制度以及城市和个人之间的全新关系，使城市里让人聚会的公共空间——Agora——成为一种必须。Agora是一个城市中心广场，包含了带有空间覆盖的集市和容纳各种活动的公共建筑与众多庙宇，而空下来的那些区域（圣坛和雕像们矗立的地方）则成为自由容纳特殊事件的公共空间（图1）。为了服务于这个目的，它的空间组织则呈现出一种自由布局的结构。根据这个原则，在后来希伯达姆斯（Hippodamus）于海伦时期（Hellenistic Period）设计的正交体系的街道系统里，规划Agora则需要在原有城市结构上空余出几个街区。
图1 雅典的Agora
与Agora相对应的是罗马城市里的Forum。Forum是罗马帝国对城市规划最重要的贡献之一。Forum是罗马城市中商业与民主生活的中心，在几乎所有罗马城市空间结构中都占据最重要位置。此外，罗马城市的另一大成就是“Castrum”（图2），这个模式里主要的道路Cardo和Decumanus垂直相交。Castrum起源于为士兵在陌生环境里建造的堡垒（或兵营），随后对罗马帝国时期的新建城市的规划起到主要作用，它的规模也得到极大扩张，如北非的Timgad（公元前100年）就起源于小型的Castrum，其形态呈现出小型的、规则的棋盘结构，在中心区则为forum、剧院、竞技场和浴场留出空间（图3）。这也显示了城市物质结构如何通过改变适应新的功能条件，像一些中世纪城市也是在原来功能结构（如兵营）上，在中心加入教堂和市政厅，例如意大利的帕尔马。
图2 古罗马的兵营形制Castrum
图3 在Castrum基础上形成的城市Timgad
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多样的社会形态和功能发生在不规则的城市布局当中：Signoria代表了世俗政治力量的中心，主教广场与宗教建筑代表了宗教生活的中心，而市场则代表了城市商业生活的中心。世俗力量与宗教对公共空间组织与设计的影响，在意大利中世纪城市达到了顶峰。
例如，锡耶纳的坎波广场被誉为“广场中的广场”，它就是在中世纪城市的结构下变化发展，几经历史变迁，延续到现代时期的。哥特风格的市政厅占据着广场的统治性位置，体现着城市的自豪感，塔楼102m的高度令其在700年内傲视群雄。从中世纪以来，这里举行每年两次的赛马会（Corsa del Palio）。在举行活动的时候，市中心就变成了一个露天舞台（图4）。市政厅坐落在广场里最低的位置，这并不完全是出于建筑学意义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坐落在任何的其他位置都可能显示对某一部分城区的偏袒。很容易看出，坎波广场完全成了城市的中心。和其他的意大利中世纪城市不一样的是，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在锡耶纳是分离的。哥特风格的主教堂与市政广场远远分开，坐落于锡耶纳三座山之一的峰顶上。在这些条件下，中世纪城市的公共空间被一种被巧妙控制的富有节奏的组织原则所主导，建筑成为围合空间和创造张力的手段，并通过其物质性和多变的体量制造典型的空间张力。
图4 锡耶纳Campo广场的市民节日
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广场类似，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魅力来自于其历史与艺术的品质及丰富的城市活动。广场里特殊氛围的形成源于L形布局划分了两个独立而相互联系的城市空间，其中一个成为城市的带有欢迎性质的仪式广场，而另一部分是一个优雅的城市沙龙空间（图5）。
跨过阿尔卑斯山往北，中世纪的晚期，这里诞生了意义非凡的城市发展方式。诺德灵根（Noerdlingen）是中世纪帝国城市的典型代表（图6）。在内环线（Inner Oval）以内，老城和它的中央市场空间被哥特风的圣乔治主教堂（1505年建造，拥有89m高的钟塔）、市政厅和舞厅（Tanzhaus）统治。这三者的组合成为城市广场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反映了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是如何影响城市形态的，这一点到今天依然如此。
图6 北德城市诺德灵根
在向文艺复兴城市过渡的过程中，广场的范式被进一步发展了，由严格齐整的建筑界面和标志性建筑限定的空旷的广场形式形成了。帕尔马诺瓦（Palma-Nov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曾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军事前哨要塞。小镇的布局是八边形的，有一个八边形平面的中心广场（图7）。小镇的主要功能是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如设置堡垒、弹药库、阅兵场地和居民的居住场所。八边形的中心广场是一个空旷的空间。广场的尺度较大，与周边的界面被隔离开来以满足防御的需要，而形成广场界面的两层高的建筑则更像是一个布景（并没有参与到广场空间组织当中）。Piazza Grande广场的中央唯一的设施是升旗点上的一个小小的纪念碑。在这里，城市性荡然无存。帕尔诺玛的重要历史地位来自于它的军事堡垒功能。它是文艺复兴时期完全根据设计功能意图建造的城市。军事功能成为城市形态、功能和设计的基础。
图7 服务于军事功能的Palmanova
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广场的设计追求严格的几何秩序。站在中心点视点的透视成为城市空间新的设计追求。文艺复兴对广场严格的几何形状的追求在向巴洛克时期过渡的时期被一种更自由和复杂的设计取代，伴随着等级明确和更严格的中轴对称的空间。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重要的建筑成为广场中轴线上的主宰。正如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显示的那样，贝尔尼尼（1656—1667）设计的环形柱廊像双臂拥抱着形态完美的广场（图8），轴线的端点是圣彼得教堂。在广场的中央，也是信徒汇聚的地方，矗立着方尖碑。对宏大的空间感的追求，要求广场至少一个侧边被打开。在这里，这个伟大广场的设计正是为了反映象征天主教中心的主教堂的伟大和重要。与意大利中世纪空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市政厅和环绕它的市场，以及教堂和主教广场的关系被割裂了。公共空间的这个变化正反映了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变迁。
图8 梵蒂冈圣彼得广场
巴伐利亚王国的路德维希二世在1271年宣布成立的城市基茨比厄尔（Kitzbuehl），则见证了另一种变化，那就是地方经济和市民文化的兴起给城市公共空间带来的影响。17世纪，铜和银产业的发展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经济财富很快推动了市民城市的发展，这个城市以古老的广场和行业中心大楼为中心，它们至今天仍是该城市的瑰宝。在产业发展时期形成的城市空间特色成为现在发展冬季运动和旅游的重要基础，它被新的城市功能所继续诠释和发扬（图9）。
图9 基茨比厄尔的冬季运动会
我们再来看看奥地利另一个城市萨尔茨堡（Salzburg）。在蒙赫斯山脚下，市民广场（Residenzplatz）、首府广场（Kapitelplatz）和主教广场（Domplatz）三个重要城市空间环绕着主教堂，构成了17和18世纪城市的文化和宗教中心，也是整个城市赖以发展的基点。200年以后，这些公共空间物质结构基本保持不变，而功能内容却不断更新。如果没有它们，今举世闻名的萨尔茨堡音乐节几乎不可想象（图10）。
图10 萨尔茨堡的夏季音乐会
这些18世纪和巴洛克时期的例子也将欧洲公共空间的发展带向了一个阶段的结束，在这个阶段中，公共空间成为承载城市文化、历史和地方性的重要载体。在讲述19世纪的例子之前，我们再来看看美洲，这里的城市发展受到了欧洲的强烈影响。1573年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城市规划法之一，规定了新的殖民地城市必须包含的内容和形式。在Santiaga Del Leon（今天的卡拉卡斯）的规划里，规划法就规定了一个二维的棋盘平面布局，并在中心设置广场（图11）。与广场邻接的用地被保留用作宗教和公共设施功能。而棋盘状的布局保证了城市可以以这些基点为中心向各个方向延伸。250年后法国官员L`Enfant则在这个模式的启发下，赢得了华盛顿规划的竞赛。他通过在棋盘结构中引入射线状的街道，消除了棋盘结构中的过度严肃和单调的感觉，并利用这个结构的延伸，强调了这个新建立的国家中权力的分布。城市总平面里有三个显著的中心，分别是代表民选代表的议会中心、代表民选总统的白宫和代表历史基础的华盛顿纪念堂，它们也是美国宪法的三个最重要基础（图12）。
图11 菲利普二世画的卡拉卡斯平面
图12 华盛顿特区卫星影像图
3 公共空间的没落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随着生产方式、新的休闲活动方式和货物运输方式（商业）的变化，公共空间对于城市统治者、宗教和市场贸易者而言不再那么重要了。新时期依始，很多欧洲城市的防御工事首先被拆除了。对于阿道夫·路斯或奥托·瓦格纳而言，被当作整体艺术（total work of art）的完美而时髦的公共空间，就像在豪斯曼的巴黎改造或维也纳指环路（Inner Ring）改造的中所实现的那样，无疑成为他们设计那些新颖和摩登的建筑的重要驱动力。随后勒·柯布西耶规划城市空间时运用的那种极端模式，只能在这个背景上得到理解。
在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规划中，界面围合的街道和广场再也不存在了。无所不在的“开放感”（Openness）是被追求的目标，而建筑的各个面都被打开来接受不受阻挡的阳光。阳光带来卫生和健康，建筑被绿化环绕，“公共”和“私有”不再加以区分。另一个趋势是，公共空间和自然空间（natural space）被整合到一起，二者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亲密关系。在勒·柯布西耶给巴黎规划的布满高层建筑的方案中，公共空间和自然空间完全是同位的，其结果是一种对空间的否认（denial of space），形成空旷（vacancy）或者没有空间的城市（spaceless city）。建筑比邻相望，相互隔离，失去联系。后来出现的巴西利亚或者昌迪加尔规划中，建筑之间那些空间看上去简直不适合人类居住。
这可以被理解成是泰勒和福特的理论在城市规划上的转译，这个理论认为运动与速度是可以分离的。以这样的逻辑推演，如果人的公共生活可以和城市空间分离，那么城市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孤立的建筑用以承载孤立的功能，功能之间的联系也是是通过明确无误的交通设施来完成，而公共生活也要依赖于所谓的“公共建筑”。其结果是，传统意义上被明确定义的公共空间，也是作为各种城市活动庇护所的公共空间，它的目的被消解了（图13）。在看似完美运行的城市中，缺失的恰恰是社会融合所带来的“城市性”的质量。
图13 建筑与景观的关系：柯布西耶的草图
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对于城市应该如何发展的立场矛盾重重。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活动和空间去中心化（spatial decentralization）的理念进一步被广泛传播；城市进一步蔓延，而那些蔓延的城区往往功能单一、城市公共空间匮乏；另一方面，地域文脉丧失，传统城市空间结构正在一点点消失（这往往是由背后的经济力量推动的）。也许，对城市公共空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这个时代的社会本身，正如本文开篇引用桑内特的论断：公共生活退化，社会舞台正在消亡。现代社会个体化现象（individualization）严重，人们纷纷选择退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这个条件下，“城市性”的质量和城市空间（作为“城市性”的物质载体）似乎已经失去关联。然而，尽管诸多迹象显示出城市公共空间将面临消亡的趋势，我们仍然坚信，城市空间对人类仍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出现良好的发展趋势，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对城市公共空间重新展示出兴趣；各地政府也把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建设作为城市发展和扩大公共利益的重要目标；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开发或更新项目中，城市公共空间的开发建设起到了极好的先导作用（如鲁尔区的转型、汉堡港口城开发、巴黎塞纳河沿岸城市更新、维也纳Otakring-Simmering城市更新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在说明，城市公共空间的复兴初见端倪。当代经济与社会政治条件的深刻变化，并未将城市公共空间带上末路，而是为城市公共空间注入新的内容，并以此催生新的形式。新的城市性质量，必然诞生。
4 城市设计与新公共空间
那么，城市公共空间的新内容是什么？今日社会的公共生活，有一部分已经脱离物质媒介（如和信息传递相关的功能转移到媒体、互联网上）；在民主化趋势下公共空间的权力展示功能也已渐式微；集中商业、贸易的功能则转移到其他形式的空间中去了，如大型购物中心和办公楼。那么留给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生活内容是什么呢？
从欧洲的趋势看，城市公共空间正在成为自由的个体为了艺术、娱乐和休闲的目的而聚集的场所。从这一点上看，当代公共空间的作用更类似于古希腊那些在形式和功能上十分自由的广场空间，而非中世纪那些服务于商业和政治集会的广场，或文艺复兴晚期以后的那些服务于政治和宗教功能的广场空间。
这样的城市空间如何被创造？显然，恢复和改造老的城市公共空间，让它们回到原始的状态是远远不够的。代表我们自己的时代的，以追求新的身份特征为目标的城市公共空间新范式，必须被创造。城市设计作为调整城市结构的手段，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创造承载新的城市公共空间形式。这些新公共空间，需要达到以下三个主要目标：
（1）促进市民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感（城市作为家）
城市公共空间要走入社区中去，成为市民生活的室外大客厅，社区的凝聚力在这里形成和巩固，而居民也以此获得身份认同。在西班牙，1975年弗朗哥统治结束后，发展公共空间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这也是西班牙国家民主化改革战略的一部分【巴塞罗那的公共空间建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建设（1976—1985）是以“General Plan Metropolitano”（1976）为蓝本，在原有空间结构上进行调整和改造，增设很多服务于社区的公共空间与公园，因为预算比较紧张，这个阶段的建设更像“城市修复”（city repair）或“城市针灸”（city acupuncture）。第二个阶段的建设（1986—1995）是以1992 年奥林匹克运动的举办为目标，通过一些大型城市更新和发展计划（如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第三个阶段的建设（1996 年以后），致力于更大规模的空间发展计划。在“两大河流之间的空间转型”（Transformation between two rivers）的目标下，在城市的东西边界之间规划了很多大型项目，如机场的扩建以及对Rio Besos 公共空间的改造和建设。为了服务这个目标，以前的城市总图“General Plan Metropolitano”也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这个期间出现的很多杰出的城市公共空间代表，其共同特点是他们与城市居民区的结合特别紧密，很多广场都位于城市外围区域那些原本比较单一的城区，城市公共空间的植入可以很好地提高这些城区的活力，增强市民的身份认同感，成为居民区中的“社区中心”。这个时期也同时伴随着市民民主意识的觉醒，为社区争取更多的公共空间则成为市民运动的普遍象征。萨尔瓦多·阿连德广场（Plaça de Salvador Allende）建于1985年。因为市民的抗争，原本用于建设的用地最终被转变成一块服务社区的公共空间。广场的几个部分坐落在不同高差上的，以保证和周边的城区（包括一个社区教堂）都具有很好的连接，很好地起到了“社区中心”的作用。这个时期公共空间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都很好地考虑了市民对广场的使用方式，通过景观、建筑的设计确保广场对多样性活动的适应性。例如帕尔梅拉广场（Plaça de la Palmera）就是将广场和公园结合起来的著名案例。理查德·塞拉设计巨型雕塑（两道3m高、52m长的弧形墙，中间环抱着一株巨型棕榈树）区分了两个空间区域迥异的区域，其中一个是安静的休闲区域，分布着松树核桃树，核心位置是一座景观建筑“音乐厅”；另一个区域被设计成沙地，为游玩和摇滚音乐会提供场所。私密与开敞、安静与活力、“软”与“硬”、遮蔽与阳光在这里形成有趣的对话，既赋予了空间在艺术上的品质与个性，也适应了城市活动的多样需求（图14）。
图14 巴塞罗那帕尔梅拉广场
（2）成为城市中公共和半公共生活的表达（城市作为舞台）
自由的个体为了艺术、娱乐和休闲目的走到一起，城市公共空间成为他们自由自我的舞台。带着这个目的，新公共空间必须尽可能开放并有吸引力，无论是通过有创意的空间形式、环境特征或是活动策划。在这方面，维也纳博物馆区广场（Museumsquartier）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布斯堡王朝时期遗存的皇家马术学校和舞厅建筑被开放给公众，围合的院子被改造成城市广场。与周边密集的城区的边界联系、混合功能的设置，加上新旧建筑结合形成的的特殊氛围（传统建筑围合的合院中植入两个体量巨大造型前卫的现代建筑，分别是当代艺术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令这里成为很受年轻人欢迎的公共空间，是聚会、休闲、小型演出、展览的理想场所（图15,图16）。另一个例子是瑞士卢迦诺的“城市酒廊”（City Lounge）。根植于一个当代艺术概念，建筑之间的场地被铺上红色塑胶（用以模仿地毯的效果），地面起伏（用以模仿家具的形态），从而将城市空间变成一个“位于室外的家庭起居室”（图17）。这种令人惊异的设计，提供很强的吸引力，其目的是要把市民从小家庭的室内环境里带出来，带到城市大家庭的环境中去。
图15 维也纳博物馆区鸟瞰
图16 维也纳博物馆广场
图17 瑞士圣加仑的“城市酒廊”
（3）补充城区社会服务功能的不足（城市作为社会机构）
对于一些新建城区而言，全面的社会服务功能尚未形成，建立城市空间往往成为人群引入和融合的必要条件，也令城市发展获得可持续性。这对于那些“半城市化区域”，即希沃特（Sieviert）所称的“中间城市”（Zwischenstadt）（这些区域往往面临着人口增长乏力、社会收入结构偏低、社会服务设施不足的问题），显得尤其重要。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德国鲁尔区的开发，这里很多工业遗产地段被开发成混合功能城区，城市公共空间的设置成为项目成功的关键。例如杜赛尔多夫媒体港的滨水空间的开发，就是把公共空间和周边的混合功能城区（很多建筑都是通过转化原有厂房）进行紧密结合，补充项目的公共服务功能，成为充满活力的居民聚集点（图18）。在艾森关税联盟厂矿区的更新中，被植入的公共空间（例如150m长的溜冰道）不仅是服务于游客，也可称为附近居民乐意使用的设施（图19）。当然，对于一些一般性的新建住宅区而言，公共空间更是至关重要的。在Kueppersbusch的住宅区开发中，住宅完全根据公共空间的布局进行设计，形成富有特色的公共空间序列。该空间成为居民活动的中心。也为社区景观提供了很强的辨识度（图20）。
图18 杜塞尔多夫的媒体广场
图19 艾森关税联盟厂矿区的溜冰道
图20 Kueppersbusch 住宅区的公共空间
综上所述，对于所有创造新的城市空间的尝试而言，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其核心问题并不在于如何美化城市空间，而在于如何创造城市形态来满足新城市性的意图。我们认为，城市设计必须进一步专注于创造城市空间，注入多样的城市性质量和潜在使用功能。通过这种方式，也使城市设计能够参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调控。将公共空间与市民的公共生活联系到一起，这是新的城市性质量产生的先决条件。
5 结语
作为变化中的经济与社会政治条件的反映，两千年来公共空间的变迁明确地证明，每个时代最强的力量，无论他们来自于宗教、世俗或军事或者是它们的共同作用，都将公共空间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正像我们所分析的一样，一直到巴洛克晚期，这个进程从来没有间断过，而城市性也由此不断得到发展和诠释。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在工业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的大变动中，新的城市性质量并没有出现。然而，今天的知性（Intellectuality）和艺术却催生了城市空间形式的巨大变化。
区别于过去伟大时代的城市空间，今天的公共空间在城市性质量上有两个意义深远的特征。
其一，今天的城市公共空间并不具有行使和展示权力（exercise of power）的功能，也失去了集中商业的功能，而是成为自由的个体为了艺术、娱乐和休闲的目的而聚集的场所。正如我们在很多当代欧洲城市公共空间中所看到的，今天的城市公共空间在其开放度和自由布局方面，非常类似于希腊时期的Agora——布置着临时性城市家具和艺术作品的城市空间是为人们的交流而开放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城市空间都无法提供这样的自由度和开放度。因此我们可以自然地推测，就像在希腊的城市空间中那样，现代城市空间的设计将被使用人群自由地定义，这种自由是建立在社会内生的民主意识之上的。
其二，今天的城市公共空间正在孕育着新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它们正在融入社区中，成为居民活动的中心。这与当代城市空间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趋势是一致的，也意味着城市公共空间从一种集中的（centralized）提供公共服务的场所，变成分散的、形式自由的和充满社会性的（非功能性的）的场所。
最后，创造对普通公众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对此的需求没有改变。它推动着我们去寻找、定义和建造新的空间。可以预期的是，对环境敏感而精细的设计将创造新的城市性质量。在此情况下，新的空间与建筑形式将为这个时代带来新的辨识性。
作者：克劳斯·森姆斯罗特，奥地利国家银十字勋章获得者。曾担任95维也纳-布达佩斯世博会规划委员会主席（1990—1991），奥地利国家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执行委员会主席，ETH苏黎世高工杂志《disP》执行编委，维也纳工大建筑学院院长（1994—2012），教授。semsroth@tuwien.ac.at
许凯，奥地利维也纳工大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xukai@tongji.edu.cn
公众号编辑、排版：张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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