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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zoning关键词：房价，土地使用法规，邻里效应，政治经济学，重建方案，升级分区原文地址：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231190281What

【摘要】当前全球城市—区域竞合格局正发生巨大而深刻的重塑，中国努力构建“双循环”格局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区域一体化在新时期被赋予了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意义，然而目前制约中国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因素依然显著。本文从制度空间边界、制度空间资源、制度空间尺度三个方面解析了制度距离产生的根源，及其对区域一体化的制约机制；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剖析了纽约大都市区、东京都市圈在区域政府结构、主体合作模式与区域空间规划等维度的经验与不足；最后，结合中国本土治理体制与发展阶段，解释了当前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制度空间边界的延伸融合、制度空间资源配置的多元主体共建、区域尺度的空间规划供给等方面，为削减制度距离效应提供了可能之道。引言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处于瓦解与重建的转折期，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外部冲击加速了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与产业分工格局的重塑进程，区域空间作为全球城市竞争重要载体与基本单元的角色更为突显。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剧变与国内发展环境、发展阶段转变的大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格局，2022年4月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但是，目前制约中国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因素依然非常显著。一方面，市场主体在进行跨行政区交易时面临着高昂的制度成本，产生了“行政区经济”等分割现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不利于正和博弈，导致区域整体利益受损等失衡现象。事实上，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现象一直是区域一体化治理面对的关键问题，这种因制度干预而产生的区域发展矛盾在全球大都市区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例如世界银行在《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分割”是区域发展的三大特征之一。在纽约大都市区、东京都市圈等区域从独立、分散的城市个体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系列制度空间的建构实现了城市功能和竞争力的跨越式提升，为中国消除制度壁垒、推进区域一体化提供了丰富的国际经验与重要启示。本文尝试建立区域制度空间研究的新分析框架——将“制度距离”概念引入区域经济空间研究中，剖析制度距离对区域一体化的作用机制，并在此框架下解析和批判性地反思纽约大都市区和东京都市圈的规划与治理经验，进而探索中国本土化语境下削减区域制度距离效应的应对策略。1

注：图1—图2、图5均源自https://www.hipstorical.com/american-tobacco-campus/；图3—图4、图7—图8为作者拍摄。参考文献[1]

9月15日下午，《国际城市规划》线上系列讲座“U派下午茶”第26期如期举办。这期活动的主题是：“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园区规划研究。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凸显出其独具开创性的价值，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将是巨大而深远的。国内学界对此的反应较为踊跃，从中国知网的不完全检索结果来看，篇名带“一带一路”的学术文章有42174篇，年均4200篇；然而或许是由于相关性不足，或许是“一带一路”的影响尚未波及到，对这样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话题，我们城市规划行业对它的关注度似乎就没有那么高，同样条件下在知网检索，只有18篇文章，年均不到2篇。在这有限的研究队伍中，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王兴平教授团队无疑是高频出现的一个学术团体。10年来，王老师带领团队跟随“一带一路”倡议，把自己的研究方向“产业空间发展与规划”拓展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团队成员先后24次踏上“一带一路”沿线的非洲大陆和中东、欧洲、中南半岛等地区，亲身体验和调研了18个国家的产业园区发展和规划实践，致力于填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园区发展与规划研究的空白。此次第26期“U派下午茶”，我们邀请到王兴平老师和他的三位博士（生）——陈骁、李冬雪和赵胜波——来“下午茶”做客，对他们团队在“一带一路”沿线所做的产业园区规划研究及其相关成果进行交流和分享。此外，我们还邀请到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袁锦富首席规划总监和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杨东峰教授，与四位主讲人展开了对话。针对这样一个较为庞大的研究体系和内容，王兴平老师精心设计了“1+3”的方式来呈现团队成果。首先，王老师为听众们总体介绍了该团队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相关产业园区规划研究的总体情况。之后团队的三位博士生分别介绍了三个具体研究：陈骁博士后介绍了“埃塞俄比亚产业园区规划体系研究”；李冬雪博士介绍了“东南亚产业园区规划体系研究”；赵胜波博士介绍了“日本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践研究”。王老师从四个方面为我们铺陈了团队所做“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园区规划研究的背景、研究方式以及基本框架和代表性成果。包括：（1）团队开展“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园区规划研究的背景。王老师深入浅出地为听众阐释了他和团队开展这项研究的背景和目的；（2）中国开发区规划技术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可借鉴性。王老师分析了中国开发区规划的技术体系与“一带一路”沿线园区规划技术的需求结合点，以及当前学术界在“一带一路”相关研究领域存在的与国家战略要求和实践需求的异化、偏离和脱节等问题，并指出了相关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的热点、冷点和盲点，指出要对“一带一路”沿线本地情况这一“盲点”加强研究；（3）团队“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园区规划研究方法与实践。王老师整体性地为听众介绍了团队近10年在“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园区研究过程中学术发表、实践调研、人才培养、基础信息系统建设等成果情况，以及开展研究的基本方式（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走上去），并强调要从基础做起，杜绝急功近利的掐尖式科研；（4）“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园区规划研究展望。王老师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团队面向未来开展“一带一路”产业园区规划的方向和方式。之后团队三位博士先后介绍了自己和合作伙伴的有关研究。陈骁博士结合团队在非洲研究的部分成果介绍了“埃塞俄比亚产业园区规划体系”。陈博士分别从研究背景、埃塞俄比亚城乡规划体系、埃塞俄比亚产业园区规划体系、典型案例（埃塞俄比亚Gada经济特区）四个方面系统展示了对埃塞俄比亚的研究成果。李冬雪博士分享了“东南亚产业园区规划体系”（同名文章已首发于中国知网）研究内容。李博士从法规体系、编制体系、管理体系三个方面对东南亚地区的园区规划体系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典型国家老挝和典型园区缅甸迪洛瓦经济特区的园区开发特征与园区规划体系特点。最后，李博士对比了东南亚案例园区和中国开发区的规划体系，认为东南亚案例园区对建设实施性规划的编制较为缺乏，但其在减缓社会影响方面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为中国境外园区和境外投资的规划决策提供了参考与借鉴。赵胜波博士分享了“日本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践研究”。赵博士从三个方面展开了介绍：日本海外投资与发展援助概览、肯尼亚蒙巴萨经济特区发展总体规划解读、蒙巴萨经济特区发展总体规划述评。赵博士最后表示，仅以一个案例难以了解日本在海外各类产业区的规划技术体系和规划编制体系，后续会继续关注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各种投资和项目。主讲环节结束后，两位嘉宾就四位发言人的演讲内容进行了点评，并重点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杨东峰教授首先发言，他感谢王老师团队为听众朋友们弥补了由于文化、语言以及地理隔阂等原因带来的缺憾，使我们有幸得以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园区发展和规划情况，认为王老师团队的研究为当今的产业园区研究注入了新的含义。接下来，杨老师针对产业园区的几个相关问题，抛出了自己的思考。第一，在资本大规模流入的前提下，决定一个国家产业园区成功的基本要素到底是什么？其中空间规划在哪里？第二，空间规划对于园区成功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第三，对于中国产业园区经验在海外的落地，除了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等基本情况，是不是有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从学术角度看，该如何回应产业园区给当地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对当地的文化和制度环境，我们该适应还是尝试打破？随后，袁锦富总监分享了自己的感想和体会。他表示，作为王老师团队的合作者，自己在从事“一带一路”相关科研工作中，能从学术和理论的高度审视过往的一些实践，非常有启发。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实践经历，从五个方面总结分享了关于产业园区的思考和建议：产业园区的特殊性、产业园区的规律性、园区规划的在地性、规划标准的适应性、注重规划的政策性。他表示，王老师团队目前的研究已经非常的系统深入，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对比分析，总结出一些共性和差异性的内容以及其背后的原因，这样可能对我们今后园区规划的内容和园区相关标准的完善起到更好的修正作用；另外，“一带一路”产业园区规划建设过程当中有没有失败的教训？还有哪些潜在的问题？这可能可以从反面为在驻在国进行产业园区相关规划和建设提供一些经验。王老师针对嘉宾的问题和建议进行了回应。主持人还请三位博士就嘉宾的分享和建议谈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在之后的问答环节，三位博士首先就听众朋友和编辑的问题一一进行了答复，之后就主持人的提问，分享了自己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产业园区规划研究过程中独特的感受和收获。下午茶的最后，就主持人提出的关于做“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园区规划研究的动因和溢出效应，王老师进行了回应。他介绍了团队开展“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园区规划研究的动因和动力，说到底不是单一地源于个人的学术选择，而是团队对

8月18日下午2点，《国际城市规划》系列线上讲座“U派下午茶”第25期如期举办。这期活动的主题是：构建凸空间系统，窥探城市建设艺术。主讲人章屹老师博士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现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主要是城市设计与规划、空间美学研究。我刊今年第3期发表了章屹老师与郭佳寅博士合著的文章《超越经验性描述——以凸空间分布特征解析城市建设艺术中的尺度法则》，该研究通过构建不同城市的凸空间系统，来分析并定量地研究城市开放空间是否存在一般性的艺术法则。文章本身可能稍显枯燥，但在讲座中，章屹老师溯古通今，娓娓道来，不乏风趣地详解了他们的研究。章老师从人们观察城市视角的变化（从切身体验空间，到用手机屏幕观看鸟瞰的城市全景照片）联想到了尺度的消解（观察方式的变化造成个体经验的碎片化），从人们对建成环境视觉质量态度的变化，得出以下结论：审美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以及审美是可以被人与社会生产之间的正反馈塑造出来的。既然审美可以被塑造，“为什么经过现代规划的城市环境却往往被认为未必比未经规划的城市更好”？再回过头来看看“凸空间”。刚看到这个词是不是有点迷惑？空间……不都是凹的吗？这里的“凸”，其实是指空间的平面形态没有凹进，用数学语言来描述就是：形状中任意两点的连线都在形状之内（图1）。从人的感知角度而言，凸空间是我们最容易感知的空间形态，因为身处其中任意一点都能对整个空间一览无余。在对空间按平面面积大小进行排序时，凸形具有唯一性，因此适合作为空间系统定量分析的单元。图1

studies关键词：能源，非正规性，离网，智慧基础设施，城市研究原文地址：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231172582Repurposing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版图也快速扩张，许多城郊村被划入城市规划范围，形成了大量“城中村”。它们往往处于不错的区位，却私搭了大量房屋，建筑密度极大且杂乱不堪，治安与安全隐患突出，是典型的非正规住房聚集区。其处境敏感而尴尬：一方面为城市中大量低收入人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安身立命之所；另一方面又制约着社区的综合发展，给城市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我国当前正在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城中村治理是城市更新中一个具有典型性的议题。以往城中村的治理往往由政府或开发商全盘主导，忽视了村民的个人诉求，导致拆迁难，甚至造成了一些严峻的社会后果。作为城乡规划工作者，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转变城中村的治理理念和方式方法。那么，在治理城中村之类的非正规住房聚集区方面，其他国家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是否经历过治理思路和方法上的转变？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我刊今年第3期发表了文章《巴西贫民窟协作式规划对我国城中村治理的启示——以贝洛奥里藏特市为例》。7月21日第24期U派下午茶，我们邀请到文章的三位作者——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陈天教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的王佳煜老师，以及天大的博士研究生石川淼同学，对文章进行了深度解读与延伸探讨。此外，我们还邀请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陈宇琳副教授和同济大学城乡规划学博士后黄正骊老师，与三位主讲人展开了对话。王佳煜老师在简述了贝洛奥里藏特市（以下简称“贝洛市”）的基本情况后，将其治理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联邦政府强硬治理阶段、公众重夺民主权阶段、公众深度参与城市更新阶段和规划实施效用减退阶段。其后，她总结了贝洛市贫民窟治理的关键要素和实践模式，包括：重大的政策制度与思想上的转变（政策制度促进土地权属正规化、通过综合评估确定更新优先次序、将环境设施环境融入城市管理机制）；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协作式规划框架；激励政府机构与非政府机构、居民协同合作的参与式预算机制；以及从“拆除清退”到“就地提升”的空间治理与更新。随后，石川淼同学将我们目光转到了国内的城中村。她首先展示了城中村的现状问题，并指出城中村已成为城市、城镇、乡村冲突的聚集点，这种冲突既表现为流动人口与城市本地人口之间的冲突，也表现为城市形态与乡村形态的冲突。石同学将我国已有的城中村治理经验总结为三种模式，即以政府为主导、村民为主体进行参与的北京模式和广州模式，以及更为多元、灵活的深圳模式；并对每一种模式的治理历程进行了分述，总结对比了它们的优势与劣势。在介绍深圳模式时，她还特别选择了下沙村的两轮改造作为案例，使我们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在石同学的讲解之后，陈天老师结合巴西贫民窟治理经验，对我国的城中村治理提出了建议。其一，理念方面应舍弃排斥性规划，采用包容性规划；其二，主体方面应确立多元主体地位，将流动人口纳入多方协商机制；其三，流程方面应贯彻双向协作，鼓励公众参与决策；其四，技术方面应编制专项更新规划，进行精细化治理。最后，陈老师用视频展现了一个天津城中村（天钢村）的现状——仅有“自上而下”的决策，村民没有反馈意见的渠道，导致拆迁处于一个“烂尾”的状态，进而再次呼吁我国在城中村治理问题上亟须转变治理理念，并构建双向的协商机制。主讲环节结束后，两位嘉宾就三位老师的演讲内容进行了点评和补充，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陈宇琳老师表示三位老师的分享非常精彩，认为巴西贫民窟治理的一些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在城中村治理中借鉴。她首先谈到两点启发。（1）对于我国处在自上而下推动的老旧小区改造与自下而上发起的小微空间改造之间的改造项目，可借鉴贝洛市探索出的参与式预算方式——由居民投票或者责任规划师提出改造什么、如何改造，然后在社区、街道、区甚至市层面上进行讨论。（2）我国可以借鉴巴西治理贫民窟时采用的全方位系统思维，既重视建筑质量，也注重生态环境。其次，针对巴西与中国的差异，陈老师也谈了几点看法。第一，与巴西贫民窟治理面临的将土地权属正规化问题不同，我国城中村普遍需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界定违规建筑以及如何将其正规化。第二，巴西的贫民窟基本是外来移民自建自用，而我国城中村中村民的自建住房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的“保障性住房”，因此如何认识村民的行为是治理的一个关键点。这也牵扯出第三点，政府的态度问题——巴西政府需要保障贫民窟居民基本的生存权；但对于我国城中村村民的自建行为，既不能无视又不能鼓励，政府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介入成为瓶颈。接下来，陈老师提出了几点思考。第一，城中村村民获得的租金，是否应该交一部分给村集体或者政府，用于本地的基本安全保障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第二，不同村庄之间的利益会因是否遵守规定、政府的不同投入等而不同，公平性如何保证？政府应该怎么干预？多大程度地干预？第三，原来的大拆大建型改造，由于资金紧缺导致安置村民非常困难，未来基于既有村庄进行更新改造可能成为一个主导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其实有多元化的路径选择。政府如何能发挥基本安全的保障作用？如何对不同区位、不同特征的城中村做好规划的引导？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黄正骊老师认为主讲人的分享和陈老师的点评带来了不少启发，因为她本人主要做非洲贫民窟的研究，所以更多地对世界南方地区的非正规聚落这一现象谈了些看法。首先，黄老师对文章选择贝洛市的贫民窟作为案例对象表示了好奇，因为巴西有很多大城市而且普遍存在非正规居住现象。其次，从外观来讲，巴西的贫民窟可能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贫民窟。相较于居住环境本身，环境和人口带来的健康问题、就业问题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可能才是政府决定治理贫民窟的动因。第三，在讨论巴西贫民窟的发展历程时，不能忽视国内和国际大背景，它们对本地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四，在巴西，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处于一定的分裂状态，因此谈行动主体时需要明确它是哪个政府，从而明晰政策的出台背景与目的。三位主讲老师分别对陈老师和黄老师的看法进行了回应。在随后的问答环节，在线观众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包括：深圳城中村改造的下沙村案例中，外来人口对公共空间的需求与本地居民的冲突在哪里？对于贫民窟改造，哪些方面可以通过最小的投资得到最大的改变？贝洛市住房委员会参与性预算在协作式规划流程中的哪个阶段起作用？以及贫民窟的原有文化该怎样去保护？等等。针对所提问题，几位老师均耐心、高效地予以解答，使大家获益良多。最后，本期下午茶以五位老师简短的总结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本次会议由《国际城市规划》编辑王枫主持。UPI

——精华版——日本在境外主导或参与开发产业园区已有多年历史，其通常以资本参与、规划技术合作、人才培养等方式参与并影响境外产业园区的发展，提高本国园区“软实力”的海外影响力。本文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

6月30日下午，《国际城市规划》系列讲座“U派下午茶”第23期在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新楼一层展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成功举办。本期下午茶的主题是“城市密度分区管控的理论与实践”。密度是我们每天都身处其中的环境状态，我们时刻受其影响，但可能很少想到大部分感受是因为不同的密度造成的。对规划师而言，密度，准确点说，建成环境密度，是我们始终要研习的功课：什么样的密度最适合人居？不同地区的人对密度的需求和感受是否不同？密度需要控制吗？该怎么控制？不同城市是如何实践的？我刊今年第2期发表的“密度”议题文章《城市规划中密度分区管控的基本特征和实践案例》就探讨了这些问题。本期“U派下午茶”，我们有幸请到了本文的通信作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田宝江副教授来分享他对城市密度分区管控的研究。我们还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对话嘉宾——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宋小冬教授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总规划师朱子瑜教授，共同探讨城市密度的相关问题。主讲人田宝江老师追溯了城市密度分区管控的理论渊源，并重点以惠州市惠阳区的实践为例，介绍了城市密度分区的技术方法。田老师首先介绍了密度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密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在建筑和社会经济领域，密度指单位面积容纳的某种量，它可能是建筑密度、容积率这种建成环境相关指标，也可能指人口密度、单位面积产出这类社会经济指标，我们这次探讨的主要是容积率，即单位面积上的建筑面积，通常也叫作建设强度。城市密度变化可以对城市肌理产生显著影响。城市密度分区是指以容积率为强度控制指标的核心，将城市按开发强度分为多个不同区域，其主要作用是合理预测并提出远期城市发展空间密度布局和开发强度控制要求，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管理，同时兼顾效率和美感原则。城市密度分区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理查德·坎蒂隆的残差地租理论、约翰·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阿尔申尔德·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以及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而其直接的经济学基础是阿隆索的土地竞租理论。密度分区的本质是一种经济导向的间接控制，城市中不同地块的经济价值通过相应的密度（开发强度）得到转化和体现。在本次发表的文章中，研究认为城市密度分区的基本特征包括普适性、特定性、层次性和调适性。其中普适性是所有土地适用的共同规则；特定性是指在特定地区的修正；层次性与调适性则是根据规划要求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管控方式。田老师分析了几个国内城市的密度分区案例：东莞制定了差异化的密度分区管理机制；深圳借鉴香港经验制定“一图两表+一套规则”的密度分区方案；武汉采用调适性方法解决不符合密度分区规划的问题。这些案例中，密度分区是根据用地条件和功能结构来确定的，体现了总量的合理控制和经济上的可行性。由此可以归纳出城市密度分区管控的通行做法，但也可发现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接着，田老师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团队在惠州市惠阳区城市设计实践中采用的密度分区方法和技术路线。其技术路线分为三个步骤：整体密度分区-->基准容积+基准高度双重管控-->地块容积率制定。该方法可以根据不同城市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的需求。最后，惠阳城市设计中采用了整体密度分析区和分段控制的方法，将密度分区分为四段或五段，并针对不同情况实施相应的措施（PPT中关于该项目的一些具体数据尚不便公开，编辑部应田老师要求做了技术处理）。在介绍完实践中的具体方法之后，田老师回顾了国内关于城市密度分区的相关研究，并总结了其优势与挑战。田老师认为，密度分区管控当前已有了很好的基础和成熟的做法，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对城市中心的确定存在主观性。密度分区管控的优势在于：宏观层面可以对城市开发总量进行控制；中观层面可以满足分区管控的要求；微观层面细化了开发强度管控原则与方法。其面临的挑战在于：第一，“通则化”的方法在面临具体地块的具体要求时往往并不适宜或“不够用”；第二，当前的密度分区的原理根植于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但当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从单一的经济维度转向生态或更多维度时，密度分区方法是否会发生变化或将发生何种变化仍有待探索。最后，田老师总结，当前的城市密度分区管控主要来源于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而我国经过40年高速的城市化发展，在城市密度分区管控的实践方面已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应进行梳理总结，结合生态文明时代背景，探索新的更具时代特色的城市密度分区管控理论，为实现理论转型作出中国贡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宋小冬教授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对田老师的分享作了补充。宋老师回顾了城市密度分区在深圳、上海、武汉、杭州、宁波等城市的实践历程，肯定了密度分区管控在城市建设管理方面的实施效果，也承认在具体地块上必然存在争议，因为密度分区毕竟只是一种相对简化的方法，这种时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宋老师认为，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城市规划积累的好的经验应该传承下去，包括实践证明有利于城市建设管理的密度分区管控这个方法。此外，他强烈建议以“建设强度分区”取代“密度分区”，因为“密度”的含义比较广泛，容易引起歧义，而“强度”这一说法更加明确，最好能法定下来，作为规划术语，以促进城市规划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宋老师还总结了建设强度分区的三个特点（或说作用）：第一，利于地块间的相互比较；第二，利于开展公众参与，因为有规则才可能做到公开、透明、理性；第三，利于强度的调整和优化，有了原分区的基础，在实践检验后再进行调整，才能使城市建设和管理更加有序和稳定。接下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总规划师朱子瑜教授分享了他关于城市密度的见解和思考。首先，朱总表示同意宋老师关于改正规划术语的建议，以“建设强度”代替“密度”。他指出，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有必要对专业术语进行回溯、明晰和纠偏。例如：比“建筑密度”（英文是building

property关键词：商品化，金融化，全球南方，后社会主义，私人住房所有权，旅游地产原文地址：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231165381Beyond

先说一个题外话。我刊在2020年7月发起了“尺度”征文，征集活动一直持续到2021年底。这一征文虽已告一段落，但我刊对“尺度”的关注仍在。所以，如果您愿意继续探讨这个话题，我们仍然是欢迎的。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密度”，确切地说，是“空间密度”。人类的聚居生活逐渐发展形成了城市，而人口向城镇特别是向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流动，又成为城镇化的重要特征，加剧了城市人口和建设密度的提升，于是，较高的密度成为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国际经验表明，对单一城市而言，较高的密度对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城市健康发展、改善交通以及节约能源等具有正面影响，而如今高密度也已经成为很多大城市的典型形态特征，并被认为是一种解决居住和环境问题的方法，是实现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说，高密度已经成为当代城市空间的一种主要特征和趋势，但伴随而来的也有因局部地区的密度过高以及密度分布不合理造成的城市病等负面作用。广义的城市密度既包含经济密度、人口密度，也包括城乡规划专业更为关注的空间密度。囿于专业所使，本刊将本次“密度”征文的最终落脚点限定在空间密度上。空间密度是反映城市物理特性的重要指标，被认为是理解城市运作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形态的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城镇化率超过60%，绝大多数大城市的规划建设转向存量更新的背景下，如何更加深入地理解空间密度的含义，揭示空间密度所代表的多重内涵与空间形态特征，进而探索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的途径与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在更广阔的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中，如何更可持续地推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建设，创建更加优美宜居的人居环境，对空间密度的研究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本次征文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切入。一、探讨空间密度的多重含义针对空间密度，运用跨学科的视角与方法，从多维角度拓展其研究框架，更加全面地理解与运用密度。例如：文化视角下密度的形成与差异问题；经济视角下密度的价值与效率问题；更新视角下密度的品质与优化问题；景观视角下密度的评价与提升问题；以及生态视角、管理视角、环境视角、实施视角等等，这些多学科思考和方法的介入，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密度、理解密度，进而运用相关知识，通过调整空间密度来提升规划设计的效率和效力。二、揭示空间密度的规律与特征研究表明，空间密度不仅仅是一组组抽象的概念或者数字，而是具有丰富内涵并相互关联的城市现象，是城市空间发展规律的重要表征。深入剖析密度的特征，揭示密度的内在机制与规律，加深对密度的认识，提高城市规划设计的有效性，具有重要价值。例如：空间密度所表征的空间特质及其与空间品质的关系；空间形态的建设密度与人群密度，以及它们与空间活力的关系；建设密度与功能结构、功能区、中心体系等的内在机制与作用机理……等等。本刊此次推出的议题征文，采用较为开放的形式。时间上，本次征文的截止时间为2024年12月31日，也就是说，感兴趣的作者可以在近2年的时间内，随时在我刊投稿平台（www.upi-planning.org，“作者在线投稿”栏）提交稿件，在留言栏注明“密度投稿”即可；程序上，所有的稿件都会经过正式的稿件评审流程；组织方式上，欢迎个人作者随时自由投稿，更期待对这一议题感兴趣的学者联合各界力量针对核心问题成组投稿；出版方式上，编辑部将根据录用稿件的累积程度，在未来近2年的时间里，尽快但不定期地安排出版，也就是说，稿件一旦录用就会进入一个较为快速的出版通道！如有任何疑问，请发邮件至upi@vip.163.com，或致电010-58323806/58323803。UPI

Cidades，以下简称《规约》）。这一举措是非政府组织通过社会运动争取城市环境改革的最大成就。《规约》提出创建一个特殊的用地类别，即“特别社会利益区”（ZEIS:

6月9日下午，《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的系列线上讲座“U派下午茶”第22期如期举行，主讲人之一冯旭老师特意来到了现场。本期下午茶的主题是“日本农村规划的源与流”。这已经是U派下午茶第三次以日本作为主题了，前两次分别是去年7月的“‘云’游日本”和12月的“从防灾生活圈到安全生活圈——日本经验与中国思考”，可见我们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的关注。日本是亚洲的第一个发达国家，在全世界的发达国家中也长期名列前茅。前两次与日本相关的讲座主要还是关注日本的城市空间和城市规划，而这一次，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了日本乡村。由于地理和气候特征相近，日本的农作物与中国类似，以水稻为主，而且在几千年里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这使得日本乡村的空间形态——包括乡村聚落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田地的尺度、田地与农宅的关系等等——与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非常相似。农村的巨变是与城市的巨变同步发生的。二战后，日本城市化进程加快，1950年日本的城市化水平仅为35%左右，30年后的1980年，已经超过75%。也就是说，在这30年的时间里，超过40%的日本人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面对这些巨变，日本乡村是如何应对的呢？它的农村规划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又经历了哪些变迁？对我们有哪些启示？我刊今年第2期发表的《人居环境科学视角下日本农村规划研究的演变与启示》，以史料解析的方式，梳理了日本乡村规划的主要学术平台——日本建筑学会农村规划学术委员会保存的大量档案、文献和资料，其目的在于把握二战后日本乡村规划理论研究的内容演变与阶段特征，为预测我国乡村发展及乡村规划理论研究方向，重塑人居环境科学领域的乡村规划理论研究体系提供借鉴。本期下午茶，我们有幸请到了本文的两位中国作者——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冯旭老师和东北大学江河建筑学院的张然老师来作分享。本文通信作者冯旭老师讲解了城镇化视角下日本农村规划制度的演变。冯老师首先在全球视野下比较了主要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特点：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起源于工业革命之后，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平稳转型，而亚洲发达国家（主要是日韩）的城镇化是从二战后才开始的，伴随着乡村人口快速流失、产业结构来不及调整等问题，亚洲国家始终在解决城镇化不同阶段下的乡村衰败问题。接着，冯老师将日本农村规划制度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农地改革阶段、农村土地利用及规划体制建立阶段、国土一体化发展阶段，并对各阶段进行了详细介绍和系统归纳。针对每个阶段，冯老师都总结了当时日本乡村的主要问题，农村发展的相关政策，乡村建设的各类实践，以及农村规划研究的热点。最后，冯老师总结了日本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针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国土空间规划和乡村振兴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优化建议。随后，本文第一作者张然以日本农村规划学术组织演变与代表人物为主要内容进行了分享。她介绍了日本乡村规划的主要学术平台——日本建筑学会农村规划学术委员会的形成、组织架构、代表人物及相互关系、研究内容的演变、主要内容和学术成果输出渠道。张然老师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梳理，以及自己留学日本期间亲身经历的学习、研究过程，为我们展现了日本农村研究的一手信息。两位对话嘉宾——同济大学的李京生教授和清华同衡规划院城乡所闫琳所长，先后从自己的研究和实践出发，与两位主讲人展开了对话。李京生教授简单回顾了自己留学和乡村规划研究的经历，认为学习和借鉴日本乡村规划的经验很有必要，一方面可以了解日本近现代农村发展和乡村规划研究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可以学习日本乡村规划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敬业精神。在谈到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乡村规划时，李老师总结：自由和约束这两个词非常重要。区域层面可以认为是在自由里找约束，一旦某些要素被限定，就应该是在约束里找自由，要给予一定的弹性，给乡村发展更多的出路。另外，从法理上讲，有必要将自下而上的过程纳入乡村规划编制的程序，其相关的方法和技术规程都应该去探讨，这是乡村规划的特点所决定的。闫琳老师提出了三个问题：（1）中日两国的乡村发展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真正地借鉴日本的经验？反过来说，就乡村发展而言，两个国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2）日本农村的发展历程也是曲曲折折的，其最核心的转折点在哪里？（3）当前国家对城乡资源管控要求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乡村地区如何实现更加平等和更可持续的发展？同时，闫老师也在（部分）自问自答中，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两位主讲人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回应与探讨，在线观众和编辑们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日本的“市町村”里的“村”和我国的“村”是一样的概念吗？还是说它相当于我国的“乡”？日本的城市和乡村是如何划分的？日本农业的本土保护政策和相关的农业促进措施有哪些？在日本旅游时觉得本土的农产品价格高而且进口产品很少见（嘉宾后来回答说并非如此），这样的农产品市场特点与日本的农业发展政策、经济社会的内在联系是什么？日本在粮食自给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考虑，怎么做的？在做日本相关研究的过程中，一些以日文汉字表达的概念、术语和专用名词，是可以直接“拿来”，还是应该充分“汉化”？几位老师在回答和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更加深入的思辨，讲座在满满的信息量和充分的沟通碰撞中结束了。乡村发展、三农问题都需要更多的关注，希望这期下午茶给大家带去了足够的养分，能激发大家的更多思考和灵感。本期下午茶由《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主任张祎娴主持。UPI

Law），详见参考文献[44]】。其中，剑桥的数据有着最显著的拟合度（0.92），这或许与之生成最多的凸形数量有关，也可能因为该城市尺度较小，故研究区域覆盖的城市功能相对完整，相关数据更为全面。图6

systems关键词：聚居地，城市规模分布，人口统计学，方法，城市化，城市体系原文地址：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221129801以上内容源自Urban

Studies）杂志达成网络合作，不定期推送友刊的精选文章摘要。读者们可以借此了解国际城市研究的新动向，同时学习城市研究领域学术英文的正规表达。欢迎大家批评指正。Spatialising

戳这里查看本文精华版【摘要】把握城乡发展不同时期的乡村发展特征与主要矛盾，有助于预判乡村发展方向，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乡村规划理论方法研究。在城镇化进程及各时期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日本与我国较为相似，一直是我国城乡规划建设的主要参照国。本文以日本人居环境科学领域背景下乡村规划的主要学术平台——日本建筑学会农村规划学术委员会为对象，在对其保存的大量历史档案、资料、文献进行整理的基础上，重点分析自1967年该学委会成立以来，历年学术集会的核心议题与内容，从而把握二战后日本乡村规划理论研究的内容演变与阶段特征，为预测我国乡村发展及乡村规划理论研究方向，重塑人居环境科学领域的乡村规划理论研究体系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本文也对国内学者了解日本乡村规划核心研究人员系谱、主要研究机构、学术平台建设过程与架构，以及近年来由日本引入国内的乡村规划热点理论的产生背景，起到普及和溯源作用。城乡规划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实务工作推动的。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城镇化驱动下，大量开发、建设、管理工作集中在城镇地区，推动着城市规划理论不断拓展和深化。而乡村长期处在以稳定农业生产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下，直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前后，乡村规划与建设实践才逐渐增加，相关理论研究开始得到重视。由于我国城镇化速度快，区域发展不均衡，各地乡村都面临着从发展方向抉择到技术方法运用的问题，只有充分理解城镇化不同阶段的乡村发展方向，才能使乡村规划更具科学性与前瞻性。与我国同处东亚地区的日本，其城镇化过程与我国较为相似，对日本不同城镇化阶段下乡村发展探索热点、乡村规划理论研究内容的理解，有助于把握我国未来乡村发展方向及现阶段应着重解决的乡村规划问题。隶属于日本建筑学会的二级研究机构——农村规划学术委员会（日文为“農村計画委員会”，下称“农村规划学委会”），是日本人居环境科学领域乡村规划方向的核心学术平台，相关学者、实践家、政府管理人员在此开展信息交流、调查研究、成果汇报、刊物发行等学术活动。2017年，在其成立50周年之际，时任主任委员的山崎寿一组织了对农村规划学委会的档案、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其内容不仅反映了日本人居环境科学背景下乡村规划学术平台的构建过程、核心研究人员系谱、工作开展情况，也体现了不同阶段乡村规划发展的特征与热点话题。这一文献史料研究在日本城乡规划学界亦不多见，引入中国学术界尚属首次。本文三名作者均隶属或曾隶属于山崎研究室，第一作者和第三作者作为本项工作的负责人直接参与了整理工作。文章将其核心内容予以概括、分析，以期为我国的乡村规划研究工作及学术平台的建设提供借鉴。1

在刚过去不久的五一假期，相信全国各地都有很多朋友度过了徜徉十里古城、赏美景、品文化的美好时光。马蜂窝大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全国旅游热度最高的省份——浙江省，即是凭借江南古镇等景点、景区吸引了大量游客。小编虽未远游，闲暇之余也看到不少花式宣传文案，如慢游人文古城、XX古城蝶变、XX古城沸腾，等等。然而，其中也夹杂着“不去后悔，去过更后悔”的感叹。缘何古城、古镇如此之“热”？我想，作为游客，最初一定是被这些地方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所吸引。但受限于开发模式、保护方式的单一，古镇的“查重率”也是异常之高，甚至早已失去地域特色，残存的只是缺少美感、被“消费主义”不断侵蚀的若干“典型”物质空间。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文化复兴，传统文化正在带给人们越来越多的惊喜。遗产丰富的老城、古城、古镇等作为存量更新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也是规划学科高度关注的话题。规划设计师们应如何妥当处理保护与更新之间的关系，践行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恰当地展现历史和当代之美呢？我刊今年第1期发表的《地域生活美学体系——一种以“创造性的生活”为核心的老城更新模式》就抛出了作者自己独特的思考。5月12日下午，编辑部很荣幸地邀请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详细规划四所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杨超老师，分享他对地域美学和老城更新的一些思考。杨超老师首先从浙江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柯桥古镇的一线更新实践出发，延伸至对“泛地域符号”的同质化发展模式的反思。他指出，同质化发展趋同的背后，其实是抽象的力量在起作用，而场景只是抽象的表征。对此，杨老师以学理思辨的三组的关键词带领大家追本溯源，在境域化视角下重新理解文脉。基于以上思考，杨老师进一步揭示了遗产保护和再生过程中的三个本末倒置及其带来的相应的“异化”——生活与生存的本末倒置对人本精神的异化，未来与历史的本末倒置对遗产保护的异化，以及文化与经济的本末倒置对发展模式的异化；最后，他提出了地域生活美学的方法论（即一种以“创造性地生活”为价值核心的老城空间发展模式），以及如何将这一理念贯穿应用于柯桥古镇的老城更新实践，以构建“产城人文一体化”的创新生态，让遗产回归生活本身。主讲环节结束后，我们还邀请到了是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杨宇振教授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高元副教授作为对话嘉宾，与杨超老师展开对话，并对话题进行了点评与补充。高元老师认为，老城更新的话题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非常有价值和意义，杨超老师的这篇文章及其对理论的思考来源于长期的规划实践，更能反映出中国旧城更新的困境，也更加符合中国语境。同时高老师结合自己团队的研究和国内外的经验进行了补充：第一，对于生存和生活的理解，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可能指生产、生活和生命，而生命是超越前二者的，一种对价值、意义以及精神层面上的更高层次追求，中国人与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不同，可能更多强调遗产对于参与的人内心的触动，实现与古人的心意相通；第二，关于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维度，可表现为文化对环境的修复、对知识和技能的传播、包容和社会参与等多方面；第三，对于老城更新的本质，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空间生产的过程，其中涉及的关系和逻辑较为复杂，针对不同地区的发展诉求也不甚相同。最后，高老师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创造生活——不论主动还是被动——我们关心的都是创造出的新的东西，而（所谓的）创新有没有底线？在变化的世界当中要坚守的不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杨宇振教授首先表示，古镇“查重率”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对杨超老师的思辨讲述和泛地域化符号的问题也提出了以下几点讨论：首先，关于杨超老师分享的三部分主要内容（对抽象的反思、对抽象的批评以及如何创造地域生活美学）之间的理论逻辑是如何推演、转换，杨教授认为还有待进一步梳理；其次，对于关键词“境域”的理解，杨教授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如历史的商品化问题、权力的合法性生产问题、身份的焦虑问题；最后是对于“抽象”的认识，杨教授指出，抽象是一种需要高度训练的能力，我们当下关注的包括柯桥古镇在内的大量案例，恐怕还没有达到抽象的层面，或者说还不能称之为符号，而仅仅是停留在简单、具体的拼贴复制阶段。此外，杨老师还补充介绍了很多与现代主义规划理论相关的历史、学者及其著作，以及一些生动的实践案例，引发大家学习和思考。在随后的问答环节，杂志编辑和主持人提出了自己关注的问题，包括：柯桥案例中的产权问题是如何处理的，对“创造性的生活”的扶持有哪些具体的政策，以保障更有生命力的、野生的更新？杨老师在理论方面的长期积累，对于实践项目中与甲方的沟通有何具体帮助？对于没有列入名录的古镇、古村，如何在更新的过程中避免资本化，以及面对自然消亡的趋势，规划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等等。针对所提问题，三位老师均耐心、高效地予以解答，使大家获益良多。在活动的最后，杨超老师表示自己在理论方面的学习还有待进一步的积累和深化，并对两位对话嘉宾参与讨论表达了感谢。我们期待像杨超这样富有思辨精神的规划师设计出更优秀的作品，也祝愿大家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开创出属于自己的“创造性的生活”！本次下午茶由《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高淑敏主持。UPI

深圳各时期密度分区的特征比较注：表中所有关于人口密度和建筑容积率等数据，均是笔者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深圳市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以及建筑普查数据计算而得。6.2

——精华版——城市规划是对建成环境的公共干预，包含规划编制和开发控制两个主要环节。密度（开发强度）管控是开发控制的核心指标之一。通常意义上，密度表示单位土地面积上要素的分布情况，比如人口密度（单位土地上的各类人口分布）和建筑密度（建筑基底面积与用地面积之比值）。在《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中采用了密度分区的概念，用以管控城市的开发强度（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之比值），深圳等内地城市也沿用了“密度分区”，但更多城市（如上海、武汉等）则采用了“开发强度分区”的概念。在城市规划实践中，开发控制（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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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许多地方尝试围绕产业发展来激活乡村活力。随着数字化、信息化向乡村蔓延，电子商务作为促进乡村产业的一种具有创新性、代表性的路径和手段，逐渐在乡村蓬勃发展，且现实表明其潜力巨大。它重新焕发了一些乡村的活力，逐渐兴起了以淘宝村为代表的数字乡村。一批又一批嗅到商机、掌握关键技术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进一步带动了当地就业。比如，网上冲浪达人可能听说过的“宇宙中心”山东曹县，就是一个典型的受益于电子商务产业的县城，拿目前已实现淘宝村全覆盖的曹县大集镇来说，在过去十年间，8000返乡者、5000外乡人主要受电商驱动来此创业、就业，常住人口增长了近1万，年龄结构也朝着年轻化的方向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当代活生生的自下而上推动的城镇化案例。作为常年生活在城市中的城市规划工作者，基本都会好奇：电商究竟如何推动了大集镇乡村的城镇化？这样的城镇化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会带来哪些重要影响？其地方政府、创业草根、市场之间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在理论层面能找到恰当的解释吗？2023年4月7日的第20期U派下午茶，我们邀请到我刊编委、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曹县副县长罗震东老师。罗老师以其作为通信作者发表于2023年第1期的文章《乡村增长机器：电子商务推动城镇化的微观机制研究——以山东省曹县大集镇为例》为出发点，以“怎样解释中国的乡村发展？——从钻石模型、流乡村到乡村增长机器”为题详解了八年来对当代乡村发展机制的认知转变和研究历程，并对文章重点做了深度解读。此外，我们邀请到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为我刊编委的张京祥老师和济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教授王林申老师，与罗老师展开对话。罗老师首先为参加下午茶的朋友们介绍了研究缘起。从最早费孝通先生所讲的江村，到后来的浙江村、河南村，再到现在的淘宝村、网红村等，中国关于“村”的概念非常多。但仔细思考，其实这些概念都是描述性的，它们之间是否有一些理论的路径和脉络？这些乡村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罗老师及其团队尝试为中国的乡村建构属于自己的概念理论，甚至规划方法。罗老师围绕山东曹县大集镇展开了多年的研究。他先简单介绍了大集镇这一欠发达地区近15年左右的发展和致富过程，进而提出问题——对于这样的发展过程，该如何解释？从最初宏观地将之看作电商推动的自下而上的新型城镇化，到运用“流空间”理论进行解释，到尝试超越描述，建构乡村增长机器理论来解释其微观作用机制，罗老师梳理了其对这一发展过程的认知变化。接下来，他对比城市增长机器理论进一步阐释了乡村增长机器理论的框架和构成逻辑，并运用该理论详细分解了大集镇三个阶段的增长过程。在总结中罗老师指出，乡村增长机器运行过程中对城市增长机器弊端的回避，是乡村地域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而乡村增长也引致了更为复杂的城镇化挑战，如淘宝村的空心化问题、乡村的城镇化规划问题等，需要我们予以关注。最后，罗老师以三点体会结束了演讲：（1）探索越多困境就会越大，而破解困境的过程就是在孕育创新；（2）怎样解释中国的乡村发展，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更大的进步期待更多的研究者走向前沿、走向深处；（3）超越描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才有可能建构属于中国城乡规划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主讲环节结束后，两位嘉宾就罗老师的演讲内容进行了点评和补充，并提出了疑问。张京祥老师认为，罗老师将原本源于西方城市的增长机器理论用于中国乡村，是一个很有意义、创新的研究视角，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做了新的拓展。张老师指出，电子商务进驻乡村，极大程度改变了乡村的生产组织、空间形态、生活方式和治理体系，致使乡村发生了深刻且全面的变迁。中国乡村的发展与振兴有其独特的一面，其跃迁很可能是非线性的（无需重走城市走过的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且不会是简单地重复西方路径（特别是现在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我们需要找到乡村振兴的“中国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商驱动的乡村振兴虽然不是中国乡村振兴的全部答案，但为乡村的非线性变迁、非西方路径打开了一扇门。罗老师构建的乡村增长机器理论框架中，增长联盟的主体是“村民”，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此外，张老师也提出了三点思考：第一，淘宝村的发展是资本和生产驱动的乡村增长，本质上是逐利的，如何才能走向乡村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第二，文章中揭示的乡村增长联盟如何才能转变成新时代的、兼顾公平的、规范的乡村治理体系？第三，文章详细解读了乡村的增长机器，对外部各种制度（激励性或约束性）没有更多讨论，但其实乡村的制度供给严重滞后于发展需求，它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将是巨大的。王林申老师首先表示，罗老师的成果分享非常深刻，贯通性的讲解十分透彻，对于从事电商相关的规划实践的人员具有非常好的指导意义。然后，王老师从增长的角度提出了三点感受：（1）大集镇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虚拟的中心”，所做的很多事情对现实空间需求较小，而能在虚拟空间实现跨村镇、跨市、跨省的支配；（2）小商品生产型淘宝村的集聚，符合传染型空间扩散模型，带动了更大区域的增长；（3）随着淘宝村的产业聚集，农村电商会有扩展和转移，只要对物理空间产生需求，淘宝村就会“逆向”辐射，形成从淘宝村到淘宝镇，再到淘宝县的辐射机制，且辐射过程中会有“门槛”。对于增长联盟，王老师也分享了几个调研中的印象，如大集镇基层政府的干部懂互联网，懂服装生产，更能够回应老百姓的切身需求；相比其他乡镇，大集镇的基层干部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切；等等。之后，王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其一，如果土地没有增量而是要做减法，反增长联盟会不会比较快速地出现且壮大起来？其二，电商这种新技术在增长联盟和反增长联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罗老师逐一、细致地回答了张老师和王老师的提问。在随后的问答环节，在线观众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包括：互联网的发展会对中西部欠发达区域的乡村的空间包括农业生产空间产生的影响；应该如何倡议一个长效机制，保证一些新组织、新想法、新生产方式的非正式制度合法化？在全国范围内散点的“淘宝村”“淘宝镇”，除了虚拟的销售链之外，它们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或其他形式的流如何融入所在县、城市乃至大都市圈的区域发展网络当中？目前是否已经有淘宝村或镇在尝试进行全面治理？等等。针对所提问题，罗老师均耐心、高效地予以解答，使大家获益良多，此次下午茶活动在大家的意犹未尽中圆满结束。本次会议由《国际城市规划》编辑王枫主持。番外篇值得一提的是，罗震东老师和张京祥老师在讲座后马不停蹄地赶赴了另外一场活动——由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主办的“二十大代表谈乡村振兴”。该活动主讲人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大集镇孙庄村党总支书记孙学平。孙庄村目前已成为全国闻名的淘宝村，而孙书记作为其电商创业带头人，带领全体村民实现村庄发展的三次转型升级，在村里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演出服加工基地，形成了完善的“互联网+服装”产业体系。孙书记在演讲中详细介绍了孙庄村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历程，探讨了淘宝村发展对于乡村振兴的切实意义。鉴于该活动演讲主题与本次下午茶非常契合，特经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同意后将演讲视频一并发出，期冀帮助大家更一手、更深层次地理解电商活动带给乡村的影响和变化。UPI

【编者按】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尺度重组——大都市区域主义理论下的区域治理转型与规划实践研究》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对于城市规划师或设计师来说，城市形态并不陌生。从城市形成的那一刻开始，城市形态就在不断演变，伴随城市的发展，城市形态记录并展现着城市的“形”的“痕迹”及构成逻辑。如果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形态无疑是观察、了解、认知、研究这一有机体“生长机制”的最佳工具。在城市规划领域，城市设计工作是最关注城市形态的。尽管城市设计理论经历了多次演变，但最终设计师们在方案的构思、比选和确定的过程中，对具体形态仍然情有独钟。不过遗憾的是，虽然从理论上说，城市形态学方法为城市设计提供了知识前提，但现实中由于诸多原因，多数城市设计师并不能很清晰地了解城市形态认知的一般途径，因而可能缺乏足够扎实的设计基础。我刊2022年第6期发表的文章《城市形态认知与设计的思维比较和联动》，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3月10日下午，编辑部有幸邀请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讲师、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UAL工作室主创设计师宋亚程老师，在第19期“U派下午茶”活动上与大家分享了他对于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认知途径的观点。宋老师结合自身教学、科研和实践经验，以“城市形态学时常被指责为无法直接指导实践，而城市设计又常被质疑缺乏实证研究”的矛盾为思考起点，展开了他对于两者思维方式差异的探索。在简单梳理了城市形态学和城市设计的理论和学派后，宋老师介绍了在本文中尝试建立的比较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框架，包含四个元素：前提设定、模式认知、模式操作、联系实际，并基于此分别对两者的四个维度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解读。宋老师认为，在多专业协同的城市设计工作中，城市形态可以整合吸纳地理、经济、交通、生态等其他专业的“专题研究”内容，并将其转为城市设计的意图，由此他建议城市规划/设计工作者建立“认知—设计”联动的实践思维路径，包括历时性的设计思维路径和层级转换的思维路径。接着，宋老师以南京紫东地区核心区、南京荷花塘—钓鱼台居住型历史地段更新、苏州科技城核心区TOD综合开发城市设计等实践项目为例进行了说明。最后，宋老师总结，城市形态学作为一门专注于形态认知的实证性学科，具有较为稳定的理论与技术框架，可为形态设计提供极大的支撑作用；吸纳城市形态学的相关知识，建立从形态认知到设计的科学框架，可为未来多学科的交流与互动提供稳定的基础。主讲环节后，三位嘉宾老师对宋亚程老师的分享内容进行了点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田银生教授首先肯定了这篇文章的价值，认为此文让他“眼前一亮”。而后，他从自身经历讲起，补充了自己对于城市形态学理论的认识。第一，研究城市形态学首先要明确目的，要理解它是什么（城市形态的客观构成，包括外在特征和内在逻辑）、为什么（不同流派产生的原因）、怎么做。第二，要明白城市形态研究的重要性，他结合最近接触的王建国院士领衔的基于风貌保护的广州老城区城市设计项目，康泽恩学派的有机分解思想对于城市小气候、绿色低碳城市、健康城市等研究方向的作用等进行了解读。田教授还结合自己运用康泽恩形态学理论成功解决广州从化温泉镇改造设计难题的经验，生动地表述出一个结论，即城市形态理论在设计实践中“有用且好用”。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城乡规划系刘鹏副教授认为本文是难得的联系城市设计进行的城市形态理论总结，脉络清晰，逻辑缜密。刘老师指出，在目前的城市有机更新的背景下，已经不能在“白纸”上进行城市设计，而应了解不同时期城市的形态变化，在此基础上开展规划和更新工作；第二，城市形态具有多层级性，城市整体、地块单元、建筑等的形态是有机关联的；第三，优秀的城市设计案例可以为城市形态研究提供线索，他辅以柏林的批判性重建策略进行了说明；第四，尽管城市形态从客观物质空间出发，但它同非空间要素关系密切，例如地块是具有产权属性的形态单元等，因此它不只是空间/设计的概念，而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如何将形态学知识融入形态准则和控规导则等制度/规划法规层面，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城乡规划系教授、博导、副系主任徐苗老师同样肯定了城市形态的价值，认为这个话题历久弥新。她指出，城市形态是城市设计的本源——无论是新城建设还是历史城区修复，无论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各种要素向城市集中还是后工业时代逆城市化的蔓延，什么样的城市形态是健康的城市形态，这一直是个重要问题。而对于城市规划师/设计师而言，要想做出好的设计（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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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这里查看本文精华版【摘要】营建能够支撑“创造性的生活”的空间是践行以“人”为核心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而老城是其最佳土壤。本文由反思入手，针对“泛地域符号”化的模式趋同问题，总结出“三个本末倒置”——生活与生存、未来与历史、文化与经济本末倒置的内因；进而提出正本清源的解决之道：建立“地域生活美学”理念，并基于此探索人本时代老城更新的规划模式。最后本文以绍兴柯桥实践为例，具体阐释地域生活美学空间规划的“六化”方法框架。地域生活美学体系为老城更新的理论完善和实践经验总结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价值。经历了40年的高歌猛进，我国的城市建设状态趋于理性，逐渐从外延扩张、要素和资本驱动的传统城镇化模式转向内涵提质、创新驱动的新型城镇化模式，是一次由量及质的深刻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类存量更新，尤其是遗存丰厚的历史老城或街区愈发凸显其文化提质和产业升级的示范价值，但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传统城镇化阶段不可避免的观念偏差、模式弊端和技术短板，亟须探索更契合这一时代趋势的发展理念和创新模式。绍兴柯桥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经由“地域生活美学体系”的价值重塑与模式重构，展开了具有现实意义和普适规律的积极探索，为老城更新的理论完善和实践经验总结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

大都市区的融资城市政府通常有两种方式增加收入来满足城市所需的开支，即自身收入和外部融资。自身收入由使用者付费和地方税收组成，外部融资由转移支付、借款、公私合作和国际援助性资助组成。2.1

——精华版——20世纪初期，城市规划学科在美国初步成型，在之后的100多年间，各时期的社会运动和思潮、不断转变的政府职能与更加精细的专业技术都塑造着城市规划的学科发展和教育体系。1930年代至今，城市规划在城市与社区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本文首先回顾了美国的城市规划教育的三个阶段：1930年代以前，1930年代—1970年代，以及1980年代至今。1909年，哈佛大学景观建筑学院开设了首个城市规划课程。1930年代以前，城市规划专业城市规划的根基仍然是建筑学、工程学和景观学，教学内容主要是探讨规划原理、理论和历史的讲座，思考实践和应用的课程，研究技术细节（诸如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课程，以及极少学校开设的关注特殊主题（比如住房、经济和城镇规划）的课程。1929年，美国进入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面临经济停滞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以带动经济发展的名义发布“罗斯福新政”等一系列措施直接干预经济。二战结束后，一方面美国践行“福利国家”政策，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美国城市需要大规模重建和更新，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规划教育开始关注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以及城市规划作为行政手段的新功能。1960年代后，美国的社会科学调查发展进入一个爆发期。数据和可视化分析也逐渐应用起来。在这个时期，城市规划既不完全是政府职能，也不完全是私有资本的利益体现，在规划项目中这两种特性难分伯仲、互相牵制。1970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和原本的国家干预政策不再被大众认可，“新凯恩斯学派”兴起，强调“适度”国家干预。国家层面的规划项目逐渐减少，福利政策和大规模规划项目不再得到往日的支持。此时，规划和经济发展又体现出回归资本化和私有化特征的趋势。1972年，已经有6个院校开设了由美国规划师协会认证的本科生城市规划项目。1980年代后，城市规划项目的研究方向增多，划分也更细致，没有划分专业方向的硕士项目屈指可数。城市规划研究生项目的核心课程也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基本由一门统计类课程、一门规划理论课程、一到两门社会科学类课程和一到两个实践项目组成。接下来，本文以十所美国规划院校硕士项目为例，总结了其城市规划专业目前的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展现了美国主流规划教育的发展方向。十所院校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罗格斯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佐治亚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这一部分主要体现了如今美国规划教育如何与财政学学科交互。从现阶段我国城市规划专业的课程设置来看，城市规划仍是工具属性，而非政策属性。城市规划从业者的专业技术已达到要求，却缺乏在政策层面上的认知。整体来看，财政学等学科还未进入我国规划院校的视野中。最后，笔者结合美国经验和我国院校情况给出以下几点建议：完善学科体系拓展教育渠道开阔学生视野，提升综合素质——精华版——【摘要】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要求城市规划专业从业者拥有更完整、更多元的知识背景。研究城市规划与财政学等基础学科的交叉建设对我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从三个阶段回顾了20世纪初至今美国城市规划和公共财政及其教育的发展；接着以10所美国规划院校硕士项目为例，总结了其城市规划专业目前的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展现了美国主流规划教育的发展方向；最后讨论美国经验对我国城市规划教育和实践的启示，希望我国的规划院校能健全学科体系，拓宽教育渠道和完善城市规划人才培养。自美国哈佛大学1909年开设第一门城市规划课程——“城市规划原理”以来，城市规划学科在美国蓬勃发展。城市规划专业一直具有多元和复杂的特点。20世纪初期城市规划学科初步成型，在之后的100多年间，美国各时期社会运动和思潮、不断转变的政府职能与更加精细的专业技术都塑造着城市规划的学科发展和教育体系。1930年代至今，城市规划在美国城市与社区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本文从规划院校如何教授公共财政课程视角出发，追溯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历史，并以美国10所院校为例详细分析了现今的规划院校硕士项目如何设置课程体系。1

土地增值回收政策工具的起源与发展土地增值回收的理念起源于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租理论。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土地增值回收方法主要是地价税。1909年英国《住房与城镇规划诸法》（The

Studies）杂志达成网络合作，不定期推送友刊的精选文章摘要。读者们可以借此了解国际城市研究的新动向，同时学习城市研究领域学术英文的正规表达。欢迎大家批评指正。The

——精华版——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社会公平，城市规划在公共物品的配置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城市规划既要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求，又要依托有保障的财政支撑才能实施落地和持续运营。然而，我国的财政体制与城市规划管理体制之间不够协调一致，存在着众多矛盾，导致某些规划项目在制定时并未充分考虑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一些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财力不足、融资渠道受限等问题。“财权上收、事权层层下移”是我国现行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特征，这也是导致城市规划与城市财政之间不协调的根本原因。本文从城市规划的视角审视了我国城市财政体制与规划之间存在的不协调、不兼容的问题，分析了“为规划而财政”和“为财政而规划”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对此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城市规划和城市财政的协同。在分析“为规划而财政”这一现象时，作者以我国某地级市的交通规划为例，聚焦于该市某下辖区在城市规划中所涉及的轨道交通和道路交通建设的各项成本，通过对比该地区近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反映出城市规划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地方政府造成的财政压力，一定程度上迫使地方政府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进行融资。虽然引入社会资本能够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但由于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明确，政府在合作中的责任和义务边界不够清晰，这无疑给城市财政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在分析“为财政而规划”这一现象时，作者以撤县设区为例，指出某些规划并非出于理性的发展目标，而是为了追求城市建设用地和土地财政收入的增加。例如，一些城市撤县设区后，虽然短期土地出让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其商品住宅显著供大于求，拖累长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城市土地资源的浪费，并未达到城市规划的初衷。此外，文中还讨论了我国目前仍缺乏完善的土地增值回收机制来缓解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营成本所带来的财政压力等问题。最后，笔者建议通过中长期财政支出责任协调机制以及政府预算与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协调机制来加强城市规划与城市财政的衔接与融合。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投融资方面，地方政府可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通过编制滚动规划和滚动预算，设立基础设施相关特别账户，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构建土地增值回收机制等，加强城市规划与财政部门间的合作与协同，从而提高城市规划和城市财政的可持续性。——全文——【摘要】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合理的规划，合理的城市规划既要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求，又要依托有保障的财力支持才能实施落地。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层面的财政制度一直缺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财政与规划的脱节现象，甚至出现了“为规划而财政”和“为财政而规划”等不合理现象。前者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加，助长地方过度融资的倾向；后者为了增加土地财政收入，重复规划、盲目“铺摊子”，造成资源浪费和大量“烂尾”工程出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城市财政和城市规划尽可能地协调一致——城市规划需要充分考虑财政的负担能力，同时城市财政需要不断优化，为未来的城市规划提供可持续的财力支持。城市是人类活动的中心，是工商业等经济活动的聚集地。城市与乡村相对应，具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和以非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城市具有行政边界，是政府行政的单元。在我国，一般将设市建制的地方称为城市，因此我国的城市更多是一个行政管理的概念，不仅包括地理学意义上作为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地的城市，还包括城市周围的乡村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我国财政体制和城市规划管理体制并不完全一致——规划部门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多从城市发展愿景出发，没有充分考虑地方政府财政的制约，导致一些城市规划者在制定规划时，刻意迎合城市管理者的美好愿景，规划出一些“高大上”但对资金要求较高的基础设施项目；然而在这些项目落地过程中，地方政府又面临财力不足、融资渠道受限等问题，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于土地财政以保障项目的实施。尽管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未售土地为担保对城市建设项目进行融资，但各城市中有限的土地资源使得无论是土地财政还是城投债融资模式均无法持续。在本文中，笔者将从城市规划的视角审视我国城市财政体制与规划之间存在的不协调、不兼容的问题，分析“为规划而财政”和“为财政而规划”两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并对此提出建议，以促进城市规划和城市财政的协同。1

——精华版——随着城市规划加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特别是当城市从增量为主转向存量为主后，规划的财务效果就变得非常重要。但长期以来，财务分析的缺失一直都是城市规划最薄弱的短板。作为工程学科的城市规划基本不考虑规划的财务问题，更是很少对不同规划的财务后果进行比较和评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规划企图从主流经济学中寻找适应规划的财务分析工具，而空间分析恰恰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盲区。无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可以在完全不涉及空间的前提下讲述所有经济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借助城市更新问题，为城市规划找到一个合适的财务分析工具。这个工具需要依托一个全新的城市理论。我们试将城市视作一系列公共服务的集合，政府是一个投资和运营公共服务的“企业”，围绕着这个企业的投入产出会形成一组基于会计学的财务报表，而根据财务表的科目就可以对城市更新的财务效果展开规范分析。在这一组财务报表中，最重要的就是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这两个报表分别对应城市发展的两个阶段——资本型增长和运营型增长，共同构成政府投入和产出的完整循环（图1）。图1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步入存量更新时代，城市更新在各大城市开展得如火如荼。从世界范围看，依托历史建筑遗产推动地区复兴已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推手，工业遗产不仅承载着历史、文化等多方面价值，更因其独特的建筑风貌和空间体量等而在推动城市“存量提质”中具有独特优势。如果能在保护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恰当的改造再利用，不仅能留存一段历史，还将进一步带动周边地区的整体复兴。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家都知道工业遗产的改造再利用往往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研究、论证与探索过程。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些工业遗产的未来具体功能尚未确定之前，或者已明确目标但尚未实施之时，它们就只能闲置吗？其实不然——1990年代，欧洲国家在推动城市更新、可持续保护建筑遗产的实践中作出了“临时性利用”，也可称为“过渡性使用”的尝试，并取得了一部分成果，为工业遗产避免长期闲置或仓促规划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策略。随着我国很多地区产业结构退二进三转向后工业化阶段，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建筑和空间遭到废弃。截至2022年底，仅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国家工业遗产就达200多项，它们都在等待着像首钢工业园那样发生蝶变。作为城市研究与规划工作者，我们有必要学习借鉴国外的利用策略，并思考其对于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适用性，进而为城市更新建言献策。2023年2月17日，新的一年的第一期下午茶，也是我们第18期U派下午茶开张了。本期下午茶我们邀请到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孟璠磊副教授，来为大家深度解读其作为第一作者发表于2022年第6期的文章《工业遗产临时性利用开发——以阿姆斯特丹西煤气厂为例》。同时，我们邀请到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杨舢老师和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王鑫副教授，与孟老师展开对话。由于疫情管控措施的解除，我们很开心地邀请到孟璠磊和王鑫两位老师的“真身”走进我们的“茶室”，与编辑部成员以及视频会议室的成员面对面地展开了分享和交流。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工业遗产研究讨论如何使工业遗产更好地服务于城市更新，而孟老师在这一过程中将自己对工业遗产的再利用研究聚焦到一个很特殊的点上——工业遗产的临时性开发利用。他指出，目前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强调如何对其进行适应性利用，而寻找最优解的过程基本是一个较为长期的时间段，在这一过渡期内可以尝试对其开展一系列基于遗产保护、以盘活闲置空间为目标的临时性功能置换或建筑改造，充分发挥工业遗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他以阿姆斯特丹西煤气厂为例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孟老师首先梳理了西煤气厂的兴衰历史，以及西煤气厂关闭后，一些相关工业建筑和设施从工业遗存到工业遗产的认定历程。之后，他剖析了西煤气厂的转型与开发过程，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用地功能讨论期（1967—1991年）、临时性利用时期（1992—2000年）以及临时性利用永久性利用混合时期（2003年至今）。一些建筑在转型发展前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进行搬迁，为了使其在搬迁期内保持活力，阿姆斯特丹市议会和项目组对场地实施了临时性利用策略——通过“短租”的方式将部分结构条件较好、改造利用潜力较大的遗产空间出租；以及将西侧煤气厂划分为三个有明确主题的功能片区和一个不确定的功能片区，对可能的功能预留弹性。西煤气厂不断摸索符合自身条件和诉求的渐进式策略，避免了开发与利用过程的“一锤定音”，孟老师将其经验总结为：在功能上将确定与不确定目标相结合，在组织路径上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共赢，在遗产活化上实施工业遗产“以用代保”；并进一步分享了自己的相关思考。主讲环节结束后，两位嘉宾就孟老师的演讲内容进行了点评和补充，并提出了疑问。杨舢老师认为孟老师对西煤气厂案例的剖析非常细致，同时表示更关心其中临时性利用的内容。他首先提出，在欧洲的城市化进程中，有很多城市更新项目采用临时性利用策略，“尺度”对于临时性利用的发起方式、效果等有较大影响。其次，国内一些工业遗产的再利用会与大型事件相结合，自上而下统筹开发，工业遗产与临时性利用的交叉域会不会比较窄？第三，相对于“遗产”，针对“遗存”的临时性利用更好开展，利用也更加成功，“遗产”的名号在我国反而会对临时性利用产生一些限制。另外，暂时剥离“临时性”这个定语，工业遗产的再利用与城市化发展水平紧密关联，目前国内的讨论对象多集中在上海、北京，而中小城市的工业遗产再利用很少引起关注，临时性利用更无从谈起，这一点值得深思。王鑫老师表示孟老师的演讲带来了很多启发，进而提出了如下疑问和看法。其一，临时性利用这样的城市更新路径，是否有一套评价标准？不同实施主体（如政府）如何确定这一方式的可行性及其带来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效益？其二，在我国，涉及“遗产”的开发都有相应的政策方面的支持，那么在西煤气厂这个案例中，是否有法律法规支持临时性利用？其三，工业遗产本身是被保护主体，但如果放在城市更新语境下，也可以是一种“资源”。在实施层面，可以在不同尺度上进一步激发其价值。其四，西煤气厂的临时性利用进行了二三十年，这样的利用是否还能称为“临时性”？临时性的时间应如何界定？孟老师就杨老师和王老师的提问逐一回应，细致作答，与嘉宾们展开了热烈的对话与交流。在随后的问答环节，在线观众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例如：遗产周边的社区（遗产社区）在遗产利用（或临时性利用）中发挥的作用；在西煤气厂案例中，土地价值是否远远低于遗产本身的价值；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临时性使用项目如何实现协商规划或者更加深入的公众参与；等等。孙志涛副主编也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临时性利用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意义但被忽略的话题，它将时间因素纳入了我们的视野。如果城市规划工作者意识到临时性利用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常态，那么我们在对城市和空间的认识以及相应的布局上也会有更加开阔的认知。老师们的讨论非常热烈，引发了大家更多思考。最后，本期下午茶以三位老师简短的总结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本次下午茶由《国际城市规划》责编王枫主持。UPI

capture）的融资方法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或建设和改造社区和商业区。土地增值回收是一种在限定区域范围或项目范围内通过“得益者付费”实现融资的做法，它的一个优点是不直接占用城市财政空间（fiscal

杂志达成网络合作，不定期推送友刊的精选文章摘要。读者们可以借此了解国际城市研究的新动向，同时学习城市研究领域学术英文的正规表达。欢迎大家批评指正。Transnational

以下为2022年全6期目录，点击封面图可跳转当期目录，每篇文章均含链接。2022/1期（总第189期）本期主题：西欧城市更新政策与制度的多元探索2022/2期（总第190期）议题：尺度2022/3期（总第191期）本期主题：人口收缩背景下村镇的可持续发展2022/4期（总第192期）本期主题：城市物流设施的规划与政策转型2022/5期（总第193期）本期主题：国土空间规划的层级传导2022/6期（总第194期）本期主题：城市模拟与预测

金鹰土地利用模型与货运交通模型的整合——英国货运模型实例分析焦熙和交通驱动下微观地块尺度的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以深圳市为例姚尧

bus）基于无轨或接触型线网的大运量巴士服务（长度18～24m，运送数千人/天），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零净碳排放的项目代表之一。目前建设的一条线路为塞纳河右岸从圣克劳德桥（pont

戳这里查看本文精华版【摘要】城市规划实施的成效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规划政策和理论关注的重点，其核心在于如何界定和评价城市规划成效。200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早已明确城乡规划实施评估是修改城乡规划的必要前提和法定程序；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了《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办法》；2021年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基本思路仍是采用规划目标实现度，包括居民满意度和建设结果与批准规划的空间符合度的“输入”和“输出”一致性测评方法。规划目标实现度、空间建设与规划符合性固然必要，但评判规划结果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更为重要。基于规划成效的实质性认知和社区影响评价等基本理论，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RTPI）组织研发了用于评价城市规划实施结果和影响的操作性“工具包”及其应用手册，即《测评关联要素——规划结果评价指南》（下称《评价指南》）。通过对规划实施结果和影响的评价，测评和追溯深层次关联要素，从而建立全周期的监测、评价、反馈和持续改进的机制，为政府确立和调整发展战略目标、优化政策决策和绩效管理目标、确定优先投资事项等提供重要依据，最终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评价指南》实质是对规划结果和影响评价的一个应用框架，适用于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公共政策以及不同空间尺度、不同阶段和类型的规划评价。广泛的适用性、应用的全过程性和周期性、结果的可视性是《评价指南》重要特点。理解《评价指南》的方法论，对于我国建立长期、动态的国土空间规划和政策持续改进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引言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RT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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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煤气厂历史概述西煤气厂位于阿姆斯特丹老城区西部，场地包括西侧煤气生产区和东侧绿地区（图1），由原荷兰大陆煤气协会（Imperial

戳这里查看本文精华版【摘要】城乡规划本质上是对利益的分配。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部分政府规划行为向市场偏移，加剧了公私权冲突。规划救济是规划运作过程中的纠错机制，可以协调和弥补不公平和遗漏的利益分配，缓解社会矛盾。本文对以“规划与环境法院”为核心特色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规划法中的救济制度进行整体性研究，以期在国土空间规划重构性改革背景下，探究如何在法律层面构建和优化我国的规划救济制度。引言城乡规划本质上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对空间和土地权益进行分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规划建设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城市获取土地出让金，也成了利益主体的一部分，有时会忽略公共利益和各利益主体的诉求。我国现行的《城乡规划法》私权救济存在制度缺陷，降低了规划运行效力；部分地区对个体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建设行为执法不严，损害了政府执政威信。如何协调规划中的权利关系，提高国家制度管理规划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法治社会必须面对的严峻事实和挑战。规划救济可以停止侵害规划利益的行为，纠正偏离规划目标的结果，并补救被侵害的合法权利，是协调“政府—市场—社会”权利关系的一项补救性措施和纠错机制。在国土空间规划重构性改革以及《空间规划法》立法工作紧张进行的背景下，本文将结合规划和法学学科，探究如何借鉴昆士兰经验，为优化我国规划救济制度提供参考。1

戳这里查看本文精华版【摘要】由于海陆空间类型多样、管辖主体多、系统多元复杂，传统规划方法难以有效应用于海洋空间规划。累积影响评估与管理作为一种综合评估多系统、多要素关系的工具，正全面应用于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空间规划。本文概述累积影响评估与管理的内涵，梳理其在大堡礁海洋空间规划的背景和体系，并从技术方法、运作机制两方面阐述其具体应用。之后，笔者从机制、方法、对象、过程四个方面总结大堡礁累积影响评估与管理实践的特点，为我国海洋空间规划的评估与管理提出建议。海洋是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空间规划的重要议题，为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已有约20个国家实施海洋空间规划，其中加拿大（1997年）、中国（1997年）和澳大利亚（1998年）是最早对综合海洋管理立法的国家。我国海洋空间规划研究与实践起步早，现已形成包括海洋主体功能区划、海洋功能区划、海岛保护区划和海岸带保护规划等内容，覆盖国家、省、市县的海洋空间规划体系。然而，当前我国海洋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实践中仍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评估与管理方面：第一，对海陆复杂系统中各要素因果关系和相互影响考虑不足，评估与管理海洋复杂系统状态的方法与工具需完善；第二，评估多关注水质、生物多样性等自然资源状态，缺少对社会经济要素的综合考虑，重点不突出；第三，对实施评估重视程度不足，动态适应性不足，不能根据实时状态有针对性地调整实施与管理方案；第四，社会力量参与度低，在海洋空间规划制定和实施管理过程中缺乏实质性参与。针对海洋空间规划评估与管理完善，已有研究的主要观点包括四个：一是引导海洋空间规划的利益相关者全程参与，扩大数据采集来源；二是突出生态优先和综合型属性，加强收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人类用海信息，增加对人类累积性影响的关注；三是发展适合海洋复杂系统的评估方法与工具，增加对特定要素、累积性压力风险的评估；四是提高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的动态适应性，建立实施评估和修正制度，明确可适时调整的弹性指标等。当前的研究对我国海洋空间规划的编制和管理提出了展望，仍需更多引介评估与管理过程的具体方法、运作机制和实践案例。累积影响评估与管理（CEAM:

verbindet）理念，经过多年实践，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协作规划模式，推动了维也纳市区2000多个都市花园的建设，打造了“邻居绿洲”（Grätzloase）（图1）与“角落花园”（Garteln

芬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基本模式二从开发流程、开发与改造内容上看，两种模式比较相似，仅在参与主体、资金流向和责权分配上有所区别，后文主要针对相对复杂的第一种模式进行介绍和分析。3.1

戳这里查看本文精华版【摘要】伴随我国城市改造的重点从旧城更新转向老旧小区改造，诸多问题不断凸显。过去30年中，新加坡及时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区需求的转变，通过大量的改造项目持续推动公共住宅区的更新。一方面通过形式多样、差异化的环境营造提升了老旧住宅区的空间品质，培育了居民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维系了原有紧密的社会邻里和家庭代际联系，以避免贫民窟、绅士化等社会问题的出现。本文通过对新加坡公共住宅区相关更新政策、具体改造策略和实践活动进行梳理，总结出新加坡公共住宅区更新改造的四个特点：与时俱进的改造策略应对多样化生活需求，采取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民主决策的更新机制，持续性的科学研究与技术支持推进更新实践，以及注重全面可持续的社区发展。笔者期望新加坡的更新经验能为我国当前老旧小区改造的工作提供借鉴与启示。引言中国目前诸多城市的改造重点逐步从旧城更新转向老旧小区改造。2019年7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将加大力度对17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加快改造；2020年7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城镇老旧小区量大面广，涉及上亿居民，改造什么、如何改造、资金来源与后续管理等难题逐渐凸显。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

2022年12月23日下午，第17期U派下午茶于线上举办。这次我们再度邀请到了下午茶的老朋友、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刘泉老师，围绕他和另外两位作者发表于我刊今年第5期的“尺度”议题文章——《15分钟生活圈的三个尺度和规划趋势》作进一步解读；同时邀请了两位嘉宾——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黄瓴教授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肖作鹏副教授与主讲人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主讲人刘泉老师的研究缘于其团队对城市发展新趋势、新技术的思考。在线下线上不断融合、新技术产品与空间要素结合的背景下，生活圈内部的功能也在不断发生新变化，形成新的模式。结合这些新变化，刘泉老师首先对1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涉及的时间、空间和人口这三个尺度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梳理，并指出15分钟生活圈其实是一个综合概念，随着智慧技术的发展，居民从外部获取公共服务的尺度也会发生变化，因此不应完全固化为“15分钟”或某一特定空间距离和交通工具，而是与人口密度、人群等多种要素息息相关。此外，三个尺度的重要性也随着现代主义、新城市主义和智慧城市规划等不同时期的规划发展需求而变化，15分钟生活圈中的时间尺度具有将人口、新技术带来的多种服务统一认知标准的灵活特点，获得了更加适应技术变化的尺度价值，变得越发重要。随之而来，技术进步使居民可以获得更完善的服务，生活圈的规划也需要形成与新技术融合的新方法，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生活圈模式。相信这一点，疫情时代的我们也都深有体会。嘉宾对话环节中，第一位嘉宾黄瓴教授对刘泉老师的研究视野及前沿性高度肯定，并从传统建筑学、社会学的视角进一步解读了“生活圈”对我们的影响。黄老师认为，生活圈本身是一个社会空间的内涵，其背后有深层次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联，离不开每个人、每个家庭、社区或更大的范围的社群。除了我们可能感知得到、摸得到的“物质”尺度，还有更多只有自己可以感知到的、深层次的文化联系，涉及生活圈的人文性、社会性、技术性、整体性、阶段性、在地性，等等。此外，黄老师还结合重庆的老区更新实践，强调了“服务圈”的概念，特别是疫情时代，生活圈的社会性比行政管控下的治理性更加凸显，值得规划师关注。第二位嘉宾肖作鹏副教授首先补充了自己对“时间”重要性的观察，指出时间的成本、时间的消耗和时间维度的多样性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增强的。其次提出了“尺度”到底是谁的尺度？城市规划如何将各个设施与生活圈内的供给者和提供者相耦合等问题，引发规划师们思考。由于社会空间微观单元的重构涉及多个主体的构建过程，因此规划师应理解设施本身的逻辑变化，包括可获得性、可达性和可负担性等，进一步丰富、夯实社区生活圈的理论方法基础。在问答环节，多位朋友针对规划实践提出问题，例如：在具体的规划方案里，如何以空间规划推动技术应用，亦或是靠市场推动；如何识别生活圈中心；社区的边界和中心如何界定；未来乡村生活圈建设应注意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均得到了几位老师的细致讲解，引发了热烈讨论。至此，2022年的最后一期下午茶活动圆满结束。本次下午茶由《国际城市规划》责编高淑敏主持。UPI

戳这里查看本文精华版【摘要】作为欧洲城市街区保护更新最早的成功案例之一，德国柏林夏洛腾堡街区118街坊试点项目在西方城市更新的演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基于良好的住房保障制度和城市更新中的住房公有化政策，该项目统筹考虑了住房改善、遗产保护、成本控制、公众参与乃至本地小微企业权益。通过改造思路、建筑技术和实施流程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举措，在保护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的同时，保留了原有社区结构并有效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118街坊试点项目的成功对德国乃至欧洲城市更新方式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住房保障与有机更新的相互支撑、遗产保护与居住改善的有效平衡、现代住宅历史建筑的保护更新方式、基于经济可行性考虑的制度和技术创新以及对本地小微企业的关注等方面，为我国当下的城市更新转型实践，特别是以居住功能为主的街区更新探索提供了相应的经验和启示。引言以北京、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的城市发展逐渐步入存量更新阶段。2021年8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式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在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必然反映，也意味着传统上依靠增量驱动的大规模城市重建模式未来将无法长久持续。我国城市更新的主流方式实际上正面临着不可避免的转型——从大拆大建为主转向以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为主。就本质而言，这一转型将不仅体现为物质空间规划和设计方面的变化，更依赖于相应的制度改革、政策调整和策略创新。回顾西方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1970年代也普遍经历了主导方式的类似转型。尽管时代、文化背景有所不同，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我国与西方仍然具有较强的可比性，特别是在制度、政策和策略方面，西方先行者在类似历史节点的经验或教训依然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在西方国家中，德国的城市更新实践有着鲜明特色。尽管同样是从整体拆除重建模式（reconstruction）向小规模、渐进式城市复兴模式（rehabilitation）的转变，但德国自1970年代开始的城市更新转型与自由主义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的美、英等国不同，并未放弃政府的责任，也没有过度渲染市场的作用。色彩浓厚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使得德国的城市更新制度重视与住房保障的有效结合，从而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对住房市场的有效干预以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信关系，则使德国（以及在文化和制度上与之类似的荷兰、奥地利、瑞典等西、北欧国家）的城市更新转型从实质上走向一条与美、英不同的道路。在这场变革中，柏林夏洛腾堡街区118街坊的保护更新成为德国城市更新实践的标志性事件。该项目是欧洲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最早的成功案例之一，在欧洲乃至西方的城市更新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意义【欧洲城市更新转型的另一标志性项目是同时期意大利博罗尼亚老城的整体保护更新】，其经验至今仍对欧洲国家城市更新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深刻的影响。1

戳这里查看本文精华版【摘要】本文从食物环境特别是邻里食物环境对膳食质量的影响入手，探究空间规划介入食物环境研究的必要性，总结食物环境研究领域的三大议题，分别是由于缺少新鲜健康食物造成的食物荒漠，过多高热量低营养食品造成的食品沼泽，以及与食物价格、新鲜度有关的食物海市蜃楼。在此基础上，文章梳理了目前食物环境研究面临的四大挑战与机遇，即跨学科协同探究膳食质量因果链，走出市场理性的误区，明确食物环境优化的空间抓手，以及应对食品产业的自我保护。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