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版图也快速扩张，许多城郊村被划入城市规划范围，形成了大量“城中村”。它们往往处于不错的区位，却私搭了大量房屋，建筑密度极大且杂乱不堪，治安与安全隐患突出，是典型的非正规住房聚集区。其处境敏感而尴尬：一方面为城市中大量低收入人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安身立命之所；另一方面又制约着社区的综合发展，给城市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我国当前正在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城中村治理是城市更新中一个具有典型性的议题。以往城中村的治理往往由政府或开发商全盘主导，忽视了村民的个人诉求，导致拆迁难，甚至造成了一些严峻的社会后果。作为城乡规划工作者，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转变城中村的治理理念和方式方法。那么，在治理城中村之类的非正规住房聚集区方面，其他国家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是否经历过治理思路和方法上的转变？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我刊今年第3期发表了文章《巴西贫民窟协作式规划对我国城中村治理的启示——以贝洛奥里藏特市为例》。7月21日第24期U派下午茶，我们邀请到文章的三位作者——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陈天教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的王佳煜老师，以及天大的博士研究生石川淼同学，对文章进行了深度解读与延伸探讨。此外，我们还邀请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陈宇琳副教授和同济大学城乡规划学博士后黄正骊老师，与三位主讲人展开了对话。王佳煜老师在简述了贝洛奥里藏特市（以下简称“贝洛市”）的基本情况后，将其治理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联邦政府强硬治理阶段、公众重夺民主权阶段、公众深度参与城市更新阶段和规划实施效用减退阶段。其后，她总结了贝洛市贫民窟治理的关键要素和实践模式，包括：重大的政策制度与思想上的转变（政策制度促进土地权属正规化、通过综合评估确定更新优先次序、将环境设施环境融入城市管理机制）；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协作式规划框架；激励政府机构与非政府机构、居民协同合作的参与式预算机制；以及从“拆除清退”到“就地提升”的空间治理与更新。随后，石川淼同学将我们目光转到了国内的城中村。她首先展示了城中村的现状问题，并指出城中村已成为城市、城镇、乡村冲突的聚集点，这种冲突既表现为流动人口与城市本地人口之间的冲突，也表现为城市形态与乡村形态的冲突。石同学将我国已有的城中村治理经验总结为三种模式，即以政府为主导、村民为主体进行参与的北京模式和广州模式，以及更为多元、灵活的深圳模式；并对每一种模式的治理历程进行了分述，总结对比了它们的优势与劣势。在介绍深圳模式时，她还特别选择了下沙村的两轮改造作为案例，使我们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在石同学的讲解之后，陈天老师结合巴西贫民窟治理经验，对我国的城中村治理提出了建议。其一，理念方面应舍弃排斥性规划，采用包容性规划；其二，主体方面应确立多元主体地位，将流动人口纳入多方协商机制；其三，流程方面应贯彻双向协作，鼓励公众参与决策；其四，技术方面应编制专项更新规划，进行精细化治理。最后，陈老师用视频展现了一个天津城中村（天钢村）的现状——仅有“自上而下”的决策，村民没有反馈意见的渠道，导致拆迁处于一个“烂尾”的状态，进而再次呼吁我国在城中村治理问题上亟须转变治理理念，并构建双向的协商机制。主讲环节结束后，两位嘉宾就三位老师的演讲内容进行了点评和补充，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陈宇琳老师表示三位老师的分享非常精彩，认为巴西贫民窟治理的一些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在城中村治理中借鉴。她首先谈到两点启发。（1）对于我国处在自上而下推动的老旧小区改造与自下而上发起的小微空间改造之间的改造项目，可借鉴贝洛市探索出的参与式预算方式——由居民投票或者责任规划师提出改造什么、如何改造，然后在社区、街道、区甚至市层面上进行讨论。（2）我国可以借鉴巴西治理贫民窟时采用的全方位系统思维，既重视建筑质量，也注重生态环境。其次，针对巴西与中国的差异，陈老师也谈了几点看法。第一，与巴西贫民窟治理面临的将土地权属正规化问题不同，我国城中村普遍需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界定违规建筑以及如何将其正规化。第二，巴西的贫民窟基本是外来移民自建自用，而我国城中村中村民的自建住房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的“保障性住房”，因此如何认识村民的行为是治理的一个关键点。这也牵扯出第三点，政府的态度问题——巴西政府需要保障贫民窟居民基本的生存权；但对于我国城中村村民的自建行为，既不能无视又不能鼓励，政府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介入成为瓶颈。接下来，陈老师提出了几点思考。第一，城中村村民获得的租金，是否应该交一部分给村集体或者政府，用于本地的基本安全保障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第二，不同村庄之间的利益会因是否遵守规定、政府的不同投入等而不同，公平性如何保证？政府应该怎么干预？多大程度地干预？第三，原来的大拆大建型改造，由于资金紧缺导致安置村民非常困难，未来基于既有村庄进行更新改造可能成为一个主导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其实有多元化的路径选择。政府如何能发挥基本安全的保障作用？如何对不同区位、不同特征的城中村做好规划的引导？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黄正骊老师认为主讲人的分享和陈老师的点评带来了不少启发，因为她本人主要做非洲贫民窟的研究，所以更多地对世界南方地区的非正规聚落这一现象谈了些看法。首先，黄老师对文章选择贝洛市的贫民窟作为案例对象表示了好奇，因为巴西有很多大城市而且普遍存在非正规居住现象。其次，从外观来讲，巴西的贫民窟可能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贫民窟。相较于居住环境本身，环境和人口带来的健康问题、就业问题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可能才是政府决定治理贫民窟的动因。第三，在讨论巴西贫民窟的发展历程时，不能忽视国内和国际大背景，它们对本地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四，在巴西，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处于一定的分裂状态，因此谈行动主体时需要明确它是哪个政府，从而明晰政策的出台背景与目的。
三位主讲老师分别对陈老师和黄老师的看法进行了回应。在随后的问答环节，在线观众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包括：深圳城中村改造的下沙村案例中，外来人口对公共空间的需求与本地居民的冲突在哪里？对于贫民窟改造，哪些方面可以通过最小的投资得到最大的改变？贝洛市住房委员会参与性预算在协作式规划流程中的哪个阶段起作用？以及贫民窟的原有文化该怎样去保护？等等。针对所提问题，几位老师均耐心、高效地予以解答，使大家获益良多。最后，本期下午茶以五位老师简短的总结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本次会议由《国际城市规划》编辑王枫主持。U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