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地域生活美学体系——一种以“创造性的生活”为核心的老城更新模式【2023.1期】
【摘要】营建能够支撑“创造性的生活”的空间是践行以“人”为核心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而老城是其最佳土壤。本文由反思入手，针对“泛地域符号”化的模式趋同问题，总结出“三个本末倒置”——生活与生存、未来与历史、文化与经济本末倒置的内因；进而提出正本清源的解决之道：建立“地域生活美学”理念，并基于此探索人本时代老城更新的规划模式。最后本文以绍兴柯桥实践为例，具体阐释地域生活美学空间规划的“六化”方法框架。地域生活美学体系为老城更新的理论完善和实践经验总结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价值。
经历了40年的高歌猛进，我国的城市建设状态趋于理性，逐渐从外延扩张、要素和资本驱动的传统城镇化模式转向内涵提质、创新驱动的新型城镇化模式，是一次由量及质的深刻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类存量更新，尤其是遗存丰厚的历史老城或街区愈发凸显其文化提质和产业升级的示范价值，但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传统城镇化阶段不可避免的观念偏差、模式弊端和技术短板，亟须探索更契合这一时代趋势的发展理念和创新模式。绍兴柯桥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经由“地域生活美学体系”的价值重塑与模式重构，展开了具有现实意义和普适规律的积极探索，为老城更新的理论完善和实践经验总结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 反思“泛地域符号”的同质化模式弊端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与开发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蓬勃发展。以江南水乡为例，周庄、乌镇、西塘、同里等众多古镇通过保护原真遗产、激活文化旅游的经营举措，在有效解决部分民生和社会问题，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形成了鲜明统一的地域特征——提及“江南”，无论指涉江南的具体何处，人们脑海中都会马上浮现“小桥流水人家”的统一图景（图1），这仿佛已然成为认知所有江南水乡的标配要素。这种同一性背后隐匿着亟待反思的符号化与同质化的不良倾向，即景区化初级模式导致特定地域内部的高度相似甚至趋同，使得原生特色因复制而贬值，造就了新的千（百）镇一面。虽然其中不乏成功的转型范例，如乌镇与世界互联网大会跨界融合迸发出了全新活力，但大多数老城古镇缺乏这样的因缘契机。究其原因，存在着价值观及其影响下的开发理念与运营模式上的普遍异化，可以概括成“三个本末倒置”。
生活与生存一直是被日常语境混同的两个基本概念，而“在伦理学中，生活是一个比生存更基本的概念。生存为了生活，但生活却不是为了生存”。换言之，“生活”有其作为绝对前提的自足价值，生存则是为生活服务的实在“资源”，两者不能互换。诚如哲学大家赵汀阳先生所言：“人在目的论意义上的本质是创造性。于是，有意义的生活也就必须是创造性的，否则人的存在目的不可能被实现，所以，幸福只能来自创造性的生活，那种重复性的活动只是生存、只是一个自然过程，无所谓幸福还是不幸……没有创造性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所以人们首先需要一个能够容纳创造性的生活方式的社会”。他进一步指出，作为人性之根本的“自由”亦等同于创造，即人的自由能力如果不转化为创造性的活动其实就没有自由，自由必须投入创造性的生活中才能真正成为现实，否则永远是抽象的可能性，并不真的生效；也就是说，自由必须是实质化的自由，自由是“实”而不是“名”。这个“实”指资源，即时间资源与空间资源，更确切地说，是“用于创造的时间资源与空间资源”。可以看出，幸福、创造、自由和生活是同一件事情，而“创造”的意义就在于把它们切实地做成同一件事情，那么生存与生活的界限亦在于是否（在）创造。
辨析生活的“创造”本义意味着向人本精神的终极回归，即回到“以创造为核心的以人为本”——这一更深且实的本质揭示的是对需求层次理论（其中将生存需求与生活需求混谈叠置）的超越。若把生活与生存混淆甚至关系倒置，就会造成对“人性化”的肤浅解读，继而根本性地影响（限制）老城中人与物的发展思路和方向。譬如认为在留下原住民的同时改善市政设施、配套服务和空间环境就完成了对原生态生活的保护和延续，人们就应该在此安居乐业，却忽视了居民复杂多元的真实需求以及追求“创造性的可能生活”的深层人性。因为那些常规措施仅关涉生存层面，仅作为展开生活的基础条件而非内生动力，若限于此，老城生活极易陷入与时代脱节的停滞状态，缺乏对民间创造力的引导和激发，缺乏对创新人群的吸引和介入，缺乏能够扎根当地且持续创新的产业活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原生态古镇中只见老人、鲜有年轻人活动的症结所在。
1.2 “未来与历史”的本末倒置对遗产保护的异化
流俗的线性时间观将“历史”视作过去之事，认为历史遗产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某种“对象性”史实而建立起以“原真性”为核心的本体遗产观，并催生出西方主流的静态保护理论与模式。这源自笛卡尔确立的主客体二元分立的近代认识论，以此为基础发展形成了现代科学与空间体系，在成功支撑起物质文明和现代效率的同时，也由于工具理性对原初价值理性的镇压和取代而降级为实用主义的利益驱动并急剧膨胀，直接导致了20世纪上半叶被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批判的“欧洲科学的危机”。这一认识论基础对于专业性的研究展示固然无可厚非，但若过于机械教条而演变成所谓的“死保”，就遮蔽甚至背离了遗产的本真价值——遗产与“创造性的生活”之间的可能关联。遗产问题归根结底是“物”与“人”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是“物”与“人”以及形式、工具和目的能否统一的问题。
“生活”是超越“生存”的，其结构首先是面向未来敞开的全然可能性。这诸般可能性从自然却虚无的待定状态经由根植于地域风土的各种创造性劳作转化为锚固于此的生活智慧，再经由历史性的生活累积凝练成最具“存在”价值的文化遗产（凡能成为遗产的，都是可以留给后世去持续开启生活可能性的永恒资产）。海德格尔称这一过程为“诗意地栖居”，其内在价值隐匿于依凭自身实体所能开启的生活世界中，显现于面向未来开启可能生活的创造性活动中。换言之，遗产最大的功用是创造，遗产为了创造而再生。因此，遗产的本真价值从未离开过生活本身——遗产是实在化的可能性，或者说是最具真实可能性的价值体，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生活性源初关联。遗产的本质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通道”，且由于生活始终是当下并走向未来的，所以在此意义上，遗产的未来性创生价值较过去时的对象性认知价值更具优先地位。若一开始就陷入对物用或史实本体的固化，则遗产将不再是“通道”，因其指向未来的可能性被“存在”的自足目的和方法封闭，其经由未来与历史的连通互动而绽放“再生活化”可能性的创造之流也随之被截断而僵死，这是静止、割裂、机械（相对于流动融通、生生不息）的世界观框架下遗产保护模式的核心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价值观，海德格尔一语中的：历史植根于未来【转引自陈嘉映.存在与时间（读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这一观念转换深刻阐释了遗产保护与文脉传承的价值伦理，使我们理解和明辨到底应该延续什么以及如何延续，而非止步于表面化、标签化的形式附会。
如同胡塞尔（Husserl）针对“欧洲科学的危机”所开出的“重返生活世界”良方，对待遗产的态度若要克服异化、摆脱象牙塔式的固有束缚，就必须重新回归被遮蔽已久的生活境域。这一回归绝非倒回传统的生活样态（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而是从遗产与生活原初的创造性关联中发现并再现可供滋养当代的诸种价值，既包括人文诗意观想等关乎道统的虚构价值，又包括百工匠造技法等存乎日常的实用价值。以传统技艺为例，相对于宏大叙事，它就在手边，最生活化却又经常被我们遗忘，尤其是当下它正遭受着现代工业产品的冲击挤压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这意味着地方传统与生活文脉的系统性崩溃。可喜的是，国家自上而下地对于非遗项目的空前关注和越来越多的自下而上的传承活动与创新设计，如石大宇、朱哲琴和王澍等设计师与艺术家的个人化乡土实验，以及中国美院、碧山书局、台湾传统艺术中心等文化机构的“民艺复兴”实践，殊途同归地将治愈病灶的唯一正解清晰呈现——使“遗产回归（创造性的）生活”。
1.3 “文化与经济”的本末倒置对发展模式的异化
第三个本末倒置更为显性且普遍，即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往往最终沦为被商业利用的工具和附庸。除了短视的逐利驱使，对文化的认识局限亦如前述的静态遗产观，借由与商业逻辑的空间嫁接，合谋造成了文化的外化简化，并因模式同质、易于复制而在全国各地无度泛滥（最典型的便是新天地系列）。文化唯有生活化才是“活”的——“culture必须同时是culturing才是活的，或者‘文化’不仅是在用文去‘化’生活，文化自身也必须同时在被‘文化着’，因此，如果要保持文化的活力，就需要使文化重新文化之（re-culturing）”。文化本应是开放流变的动词而非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名词，而使文化内化于生活的 re-culturing 仍离不开“创造”，即通过创造价值来创造文化，因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反之，“好”的文化和文化制度也是培育和维系人类创造力的根脉所在，赵汀阳先生精辟地指出：“具有较高价值的文化就是一种蕴涵着较大创造余地的、为人类创造精神准备了广阔的自由空间的、也就是更能激发并保持人类创造性的文化。这种文化最具特征性的一个现象是，它的传统所起的作用只是为进一步的创造提供了基础而不是把进一步的工作限制为派生性的注解。与此相反，具有较低价值的文化就是具有工业化倾向的，即可以按某种模式批量生产和再生产的文化。”文化与创造是一体的，或者说，文脉的价值是创新，二者在依存互哺的良性累积演替中形塑着特定时代与地域的异质性生活世界，特色由此而生。这一点值得深思。
由此反观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本”应为脱胎于地域文脉的“创造性的生活”，在确立地方的全球位势的过程中自内而外地孕育滋长着真实的本土特色，作为核心吸引力衍生出与之匹配且能扎根当地的产品类型与商业模式，继而产生附属性的经济价值，即“末”。尤其是在从经济效率至上、文化锦上添花甚至可有可无的状态向关注人的健康幸福、社会融合与共享自治等纵深议题的转型重构阶段，“文化生活化、生活产业化”成为使文化与经济紧密捆绑的重要趋势——台湾兴起的美学经济和创意生活产业、故宫博物院近年来以日常生活器物为主导的文化产品研发等等，都是依托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源顺势而为、建立起文化以为“本”的内源性价值逻辑。
1.4 小结
以上“三个正本清源”最终都指向生活，指向创造，指向物与用、形式与目的、历史与未来的统一。由此，历史文化街区或老城的真正人性之美，就不应该是一种泛地域符号或历史橱窗中的美，而应是一种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地域生活之美。规划设计这种美，就需要一种“地域生活美学”的思想理念，将空间之美的生活本源、创造本源重新带回规划师的视野，从而为老城更新类规划在时下流行的旅游导向和原生态导向之外，建立起新的诗意栖居导向。
2 地域生活美学理念及其规划要点
地域生活美学理念包含三层涵义：生活性、地域性和体系性。生活性通过营造生活世界，走向文化与生活的精深层次；地域性旨在突破符号化的表象趋同，修复和再现特定地区的差异性，尤其是持存于其中的差异性生活；体系性系统整合了所有能够重获生活（创造）可能性的软硬件要素和产品（无论是空间或非空间的、物质或非物质的），以重建一种老城复兴的整体价值体系与正向发展模式。相应地，秉持地域生活美学理念的规划包括以下三个重点。
2.1 面向“创造性的生活”的社区营建
我国当下的城市更新正由硬件化的物质空间改造深入到以“人”为核心、多维协同的综合治理。在此背景下，“重启日常性创造的人居模式”将进一步明确人本关怀的深层内涵及其空间化的实现途径，即重返工匠精神的“生活性”社区营造。如果说文化是创造的“根”，那么生活就是文化生根的“土壤”。例如建筑师刘家琨坚持将事务所置于成都玉林社区的普通住宅楼里，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贴近生活，让设计灵感从日常经验和事件中萌生出来；又如北京杨梅竹斜街和上海田子坊等自发改造型创意街区，都因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传统街道生活的邻里氛围和交往模式而一直良性运转、稳步演进。如果没有涵育人文创新环境的生活土壤作底，就难以规避无根性失真失语带来的过度商业化及其种种症结。老城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生活底蕴对于激发民间的创新活力有着其他城区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因而对于非遗匠人、设计师和艺术家等创意人群具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唯此生活化模式，方可化解亦步亦趋、不假思索的同质化跟风，生长出基于日常性创造的社区环境和质感及其空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直指“创造”这一人性本质与幸福本源，使得人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re-culturing）乃至老城的发展成了一回事。
2.2 以“文脉创新”为价值导向的遗产保护与再生
如前所述，传统只有在符合时代需求的发展创新中才能得到实质性的保护与传承，没有创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与传承。文脉作为生活智慧的历史性累积，是创新最主要的养分源泉；反之，文脉亦借由创造性的活动而得以延续，即文脉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这一理解指引出一种能够超越表层变形的泛化误解，回到“场所营造”的身体力行而重建物我关联的更深层的遗产保护与文化复兴的本真路径。特别是在传统生活方式与产业模式已然难以为继的大势下，复归文脉、系统性地发掘和彰显历史遗产的创新潜能，结合现代设计赋予其独特的“存在”价值而重获一种“再生活化”的人文蜕变，就别有深义。具体而言，全面整理各类可供创造的遗存或既存素材，并根据一定的人文主题或线索分合重组，创建植根本土的创新资源平台，即面向未来的地域“生活资产”智库，是地域生活美学体系的基础与支撑；而以王澍、董豫赣、王欣为代表的本土建筑师，始终持守着这份本义本心，从观念、空间、材料和建构等方面为活化传统、再生诗意探索出了极具中国文化特质的设计模式，更直观地揭示着传统的生活性意义。因此，以“文脉创新”为价值导向的地域生活美学理念能够超越对历史价值的认知误区，在保护文物原真性之上，深入场地探究“遗产回归生活”的价值整合与经营机制，还原并拓展生活本应具有的文化内涵、丰富性以及遗产作为社会福祉的天命和责任，是一种更接近本真的遗产保护与文化复兴路径。
2.3 产城人文一体化的创新生态构建
老城作为历史有机体，其构成要素历经日用浑然的生活演化，早已形成高度耦合交织的意义关联，不可截然割裂或分化，任何单维的简化操作都是短视且不科学的。就像各地老城中屡见不鲜的建设乱象：出于资本趋利的本性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很多城市在粗暴清拆“老旧风貌”之后移植空降一个被抽象文化符号包裹粉饰的外来商业体，昂贵的租金彻底驱逐了守护传统但利润微薄的民间小店，沦为一种隐秘的“无地方性”空间；当满足了大众初期的新鲜感，终因缺乏内源性特色而变得寡淡无味、水土不服——乱象源自无根性。地域生活美学体系正是重返并植根于地方和现场的“有机构造”途径，力求创建一种深度融合遗产、人、社区、产业和城市的整体性的老城空间发展模式，包括价值体系、创新生态、产业模式和空间体系。其中，培育创新生态、营造创新环境是五位一体的联结核心，因为特色化的创新环境作为一种场域，既包括物质空间载体，也包括涵育人文创造力的机制与氛围，能够修复和激活老城自身的造血机能，进而以内生结合外联的协同方式重构地域性人居空间范式。
下文结合绍兴柯桥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在地实践，进一步阐释地域生活美学体系的空间规划方法框架，形塑一个“有态度、有温度、有厚度”的现代江南水乡生活世界（图2）
3 地域生活美学体系的空间规划方法
柯桥（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前身是城市发源地柯桥古镇（图3）；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廊道中的浙东古运河段穿越街区中心。被现代城市建设包裹的历史街区内留有江南水乡的典型风貌特征与肌理格局（图4，图5）；同时，现状居民以老人和外来低收入者为主体，这些弱势群体无力也无心维系水乡生活的健康风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所有没落老城的共性问题——活力低下且社会问题突出，私搭乱建甚至损毁原真，有价值的遗产资源被闲置而日趋破败，生活服务配套匮乏且业态低端混乱，基础设施落后导致卫生安全隐患，各时期建筑体量风貌极不协调，等等；此外，早期的柯桥轻纺城发端于此，并快速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轻纺产业基地，汇集着大量的产业集群和商贸活动，是绍兴地区独具特色的城市名片和经济支柱；目前正处于创新驱动和三次创业的转型阶段，对休闲商务、产业交流和公共服务等城市功能需求迫切。
可以说，柯桥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市与产业的双重原点，具有“唯一性”价值。但无论是物质空间环境还是非物质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生活，它都处在与城市发展严重脱节以致关乎兴废的十字路口，其片断化的有限遗存资源也使之无法与其他完整古镇相提并论，故价值整合与创新尤为必要。
3.1.2 都市水乡创新社区
令人欣喜的是，柯桥当地的民间文化与传统技艺非常发达且延续至今——仅柯桥区就拥有各级非遗186项和非遗传承人66位，涉及曲艺民俗、匠作技艺、名仕文学和医药饮食等各个生活领域，可谓是“活着的文脉”。区政府十分珍视这些手作匠人，将柯桥民间艺术家协会常设于街区中并有常驻会员（全部为各级非遗传承人）20余人，成为不可复制的潜在财富。本次更新充分依托这一独特的民艺禀赋与匠人资源，利用古镇的区位与交通优势，通过政策机制手段吸引了多家设计机构和多位独立品牌设计师（尤其是年轻人）达成入驻意向，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且能够定居于此的“创意型新住民”群体——这是地域生活美学体系的最核心要素，他们将与留下的原住民共建混合社区，在经营各自“创造性事业”的同时发展出在地产业，并身体力行地长期营造、持续改善其生活场所，聚沙成塔地构筑起充盈着工匠精神的真实鲜活的地域生活内核，进而引导和带动原住民的自组织微更新和社会治理，逐渐形成独具柯桥水乡特色的创业创新环境。因此，在研究比对区域现有同类历史街区和文创空间的前提下，本次更新差异化地将街区定位为“都市水乡创新社区”，打造以传统技艺结合现代设计为根基的创新实验场，凸显生活艺术主题，并经由“六化”策略予以落实。
首先仍须保护原真，包括精细化的遗产调研建档，梳理和叠合各级上位保护规划的法定范围和刚性要求，针对不同类型和保护级别的历史建筑与环境要素制定更新模式导引，继而形成圈层化的梯级保护与建控模式（图6）；在延续传统格局的同时精准区划并分类导控，以确立风貌基调，彰显先在禀赋。这是使遗产回归生活、再现其创新潜能的价值前提。
通过系统化织补道路交通、城市功能与社区服务、地下空间和市政管网等民生设施（图7），改善空间供给水平，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如市政管线敷设，为了应对老城复杂多变的街巷宽度及其两侧的各异功能，本次更新差异化地设计了40种与之适配的管线布局和断面形式，以确保管线顺畅接入各户。这些基础性操作为社区良性运转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与物质保障。
对本土遗存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与空间经营是地域生活美学体系的重中之重，也是“人创产、产兴城、城育人”的关键环节。本次更新基于创新资源平台建立起水乡生活美学的全域体验和文化产业体系，可分为文化体验、生活体验和产品体验三大板块（图8），引领场所营造与产品设计。具体而言，文化体验板块整合各类历史与现代文化空间样态，分布式地设置多样化的创意生活与办公场所，为非遗传承人、民间匠人、艺术家、文化机构和独立设计师等创意型新住民提供众创空间，鼓励生活办公一体化、社区化的人居模式；同时利用这些公共空间举办各色节事活动，小到新品发布会，大到国际设计周和主题艺术节等，不断注入时尚活力，滋养创意社区的文化软环境。生活体验板块更侧重于日常休闲，包括乡土饮食、创意市集、主题活动、开放园林等，蕴涵着水乡特有的场所感。产品体验板块则将民间技艺融入现代设计，研发、展示和营销日用器物和工艺品等匠心手作的文创产品，一碗一罐虽微小却最能投射出此时此地的生活意趣。运营模式上，积极引入与“生活美学”理念相匹配的民营品牌和社会资本，共同孕育、维护多元共生的创新生态，自然衍生出契合当地经济形态的商业模式和服务业态，发展出根植于地域文化的创意生活产业。
3.2.4 文化精神场域的脉络化重塑
发展文化的生活空间及其承纳的日常性与节日性内容是老城复兴的灵魂，更是滋育和发展地方人文精神与创造力的实在场域。其类型多样且尺度各异，如本案例中的柯桥民间艺术馆、创意曲艺小剧场、董希文与陈半丁纪念馆、永丰老街、西官塘下岸、融光寺与柯城寺、同仁当、民艺工坊区、设计大院、由王星记扇厂改造的民艺体验场以及一系列小型民间文化专题馆等，串联起水乡生活的体验脉络。设计赋形方面，在细致研究古镇传统的台门建筑型制、滨水空间、街头空间等本土空间类型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区段展开多样化的肌理织补和场所营造，和而不同地与古镇整体风貌融为一体（图9）。
3.2.5 特色景观基质的社会化共建
绍兴地区不仅水网发达，园林传统也颇为兴盛，如沈园、青藤书屋、兰亭等都各具特色。尤其是青藤书屋，较苏杭园林更疏朗朴拙，深具“大隐于市”的艺术家气质——这与“创意社区”的定位非常契合。因此，本次更新基于对青石板原乡基调的保留，结合绿地系统并利用边角闲置地，有机织补或传统或现代的街头微园林系列，将水乡、街巷与园林融为一体，共同编织“开放园林网络”的景观基质（图10）。不同的设计师、艺术家或业主可对各色小园进行个性化设计，经整体技术把控和品质审核后由各业主自发建造与维护，以此延续古镇小型开放空间的类型化传统和空间趣味，构筑地域特色鲜明的创新环境和生活氛围，激活社区营造与社会治理的自组织模式。
最后是面向实施的空间管控。本次更新从人的感知、使用和创造出发，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小型更新单元的精细化导控逻辑，包含5类环境更新单元和14类建筑更新单元（图11，图12），共计166个生活单元，继而针对每一类单元的特点定制修缮、改造和营建的控制要素与设计要求，形成协调治理型的全域空间管控体系。以建筑更新单元为例，首先确立三级区划的标准和边界：一级区划以历史街巷为界，严控任何建设行为不得侵占公共空间，保护传统格局和肌理骨架；二级区划将控制要素一致的建筑单元划归为同一类，以便于整体管控；三级区划以宅院及其生活关联性与完整性为依据精准划定基本生活空间单元，作为最小更新单位。对于这些单元，在通则管控、严守底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包括建筑边界、建筑高度、庭院率、主入口位置、管线接口区段等在内的刚性控制和风貌引导要素，同时为建筑设计预留创作弹性，以营造差异性。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看似微小的细节严控实则最关乎真实的个体经验与整体品质。譬如在划定建筑更新单元的同时也将沿建筑边界的小型公共开敞空间明确界定出来，为街坊邻里提供即时交流场所，否则建设过程中稍有疏忽或懈怠，这些小空间就“建”没了。又如管控图则中明确规制了地下空间和市政管线的接口区段，因为如果缺乏有效的引导和限定，就等同于不受控制，最后极有可能出现各种明暗管线散乱布置甚至私搭乱接的失序情形，将直接影响居民的使用安全和体验并制造不良形象，故应在规划中指出其最合理的位置或弹性区间。这些具体要素与技术信息对接建设管理的主要媒介，需要将其中诸多“潜在的合理性”发掘和呈现出来，并深刻理解其管控目的和背后的价值导向，缜密思量“有为与无为”的界限与程度而非过度设计，如此才能有的放矢，使“绣花功夫”精准到位（图13）。
“六化”策略对于老城空间治理具有一定的普适价值，为构建地域生活美学体系奠定了软硬件基础，而且能在城市经营的过程中实时调适、动态维护。目前，规划实施进展良好，竣工区域已近半，其他工程亦在陆续建设中，未来可期。
4 结语
李克强总理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强调：“要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和尊重个性、尊重创造的环境，使创新成为一种价值导向、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时代气息，形成浓郁的创新文化氛围。”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依托强大的技术支撑和人民导向的执政信仰，不仅是国家层面提升社会生产力的战略需要，更是关乎个人幸福生活的核心要义。唯有创造才能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下，复归文脉及其根植的“生活世界”是抵抗千城一面、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地域生活美学体系”作为一种超越形式的模式探索，正是力求整体性地建立存量资源的价值创新与空间再生机制，围绕生活文脉这一人性本义重组历史、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在使遗产成为资产的同时重建地方文化自信。存量更新，大有可为。U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