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尺度重组——大都市区域主义理论下的区域治理转型与规划实践研究【抢先版】

【编者按】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尺度重组——大都市区域主义理论下的区域治理转型与规划实践研究》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1970年代初期全球经济危机后，以国家为核心、以地缘政治经济为支撑的福特—凯恩斯发展模式逐渐解体，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城市化与国家调控的空间同构关系逐步脱钩。“全球—地方”连接催生了以全球城市（global city）为对外接口，以发展腹地为内部支撑的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region）的崛起。与空间重构相嵌套，尺度修复同步推进，并与强调跳出政府与市场、行政与民主、效率与价值二元关系的治理理论相结合，衍生出大都市区域主义（Metropolitan Regionalism），引导了西方国家以区域规划为载体的尺度重组（re-scaling）与治理变革。

以《2021伦敦规划》为例，其尺度重组特征突出体现为：（1）两级规划事权的划分与闭环规划运行，提升了区域尺度重组的精准性；（2）公众参与及合作责任（DC: Duty to Cooperate）、告知和协商责任（DIC: Duty to Inform and Consult）、地方企业团体（LEP: 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等协作机制创新，保障了尺度重组多向性（图1）；（3）立法与财税机制协同，增强了区域尺度韧性。其治理改革印证了大都市区域主义理论建构的新制度主义逻辑——区域尺度重组既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根植于社会的活动，其演化既依托于特定的规则，又体现出“路径依赖”特征。表现为国家（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网络主导决策的多样形式同时存在，区域“民主行政”并未形成“价值理性”的形而上学统一，决定了区域治理并不具备唯一的“尺度组合”范式与直接的“制度输出”价值。但其模糊价值理性中潜藏的“工具理性”（通过政府科层、市场、网络等尺度工具的融合运行，为区域治理中的民主与行政、效率与价值统一提供理论框架与现实可能性）及“区域尺度观”（多中心、模糊边界），仍具有重要的“价值输出”意义。

图1 《2021伦敦规划》中的地方协作机制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我国的区域规划本是西方舶来品，其发展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在地化磨合后，受“全球—地方”连接影响也逐渐显现出与西方国家类似的转向趋势：面对共时性的区域发展问题与“本地制度修复”需求、趋同的效率价值兼顾政府改革目标，具备综合公共政策属性的大都市区规划取代政府结构性改革成为区域尺度重组的重要载体。但在与西方国家具有“在地需求”与“结果认同”一致性的同时，制度起点与阶段目标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大都市区治理的推进需要遵循由“善政”到“善治”的路径——区域公共行政体制的“现代化”建设是政府重塑的重要目标。这种背景下，大都市区域主义理论提供的“工具理性”与“区域尺度观”输出价值对我国大都市区规划与治理改革的启示在于：（1）在以“善政”推动“善治”的路径下，大都市区尺度重组可以通过政府“扁平化”改革来推进；（2）由于条块之间张力的存在，我国“一元框架”下具备政府科层、市场、网络等尺度工具融合运行的空间与现实必要性；（3）作为大都市区尺度重组载体，我国区域规划改革应依托“混合审视方法论”，构建以分级内容（共同责任与共同权益）、分级运作（自上而下刚性运行的共同责任与自下而上弹性运行的共同权益）、分类保障（权威保障与利益保障）为核心的区域规划框架，并以空间生产方式的变革（从知情权与监督权入手）带动空间生产内容的革新。UPI 

作者：罗超，湖北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讲师。[e-mail]

黄经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

彭建东，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

胡鹏亮，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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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王   枫

排版 | 张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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