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2016.5期优先看】新时期我国主要中心城市走向“全球城市”的路径研究——基于“中心度—联系度”的辨析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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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版——

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并行演进的30多年来，中国通过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工业国、国民储蓄国和国际货物贸易国。我国的北京、上海、广州乃至武汉等主要中心城市近年来也纷纷提出建设“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目标，力图在未来20~30年逐步占据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形成对全球资源的配置和控制能力。然而，相对于中心城市宏伟的战略目标，具体实现的路径尚不明晰，更缺乏可操作的政策举措。

通过归纳相关的理论研究，本文认为，全球城市是立足腹地、面向全球的中枢；城市的“中心度”和“联系度”则是衡量城市全球地位的两个重要指针，分别测度了全球资本的“控制能力”和“服务能力”。城市的“中心度”、“联系度”事实上都基于跨国企业活动衡量。因此，我国主要中心城市要进一步提升全球地位，并不仅仅在于城市自身的人口、经济、产业规模持续增长的总体表现，更需要检视企业跨国活动和腹地关联的特征，通过恰当的目标和选择可操作的路径提升城市的全球“中心度”和“联系度”，进而增强城市的全球影响力。

根据弗里德曼等学者的研究，代表城市“全球资本控制能力”的“中心度”源于大型跨国公司全球和地区总部的聚集。《财富》（Fortune）杂志数据表明，2013年北京已经超过东京，成为拥有世界“财富500强”公司全球总部最多的城市，似乎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全球资本控制力。但由于中资大企业跨国指数较低，国际影响力不强，因此北京对“全球资本和资源”的控制力仍然大幅落后于东京、纽约等全球城市。

基于全球175家顶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网络“联系度”数据（GaWC），我国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性已十分突出。然而研究发现，由于较为严格的外汇管制带来外资金融开放度较低，我国顶级城市的“国际资本服务能力”相对伦敦等顶级城市差距较大，显著的“联系度”并不意味着北京、上海等城市形成了强大的“全球资本服务能力”，其日益显赫的“全球联系度”除了来自城市自身面向世界的经济活动，更得益于与国内经济及直接腹地工业化的关联——没有全国及长三角等区域产业发展的全球地位，就没上海等城市在全球城市顶级生产性服务业网络中的突出地位。

因此研究认为，新时期我国若干主要中心城市要迈向“全球城市”，除了顺应国家产业转型和金融、贸易改革的大趋势外，还应关注城市自身的可为事务，选择务实的行动路径和规划策略。在“中心度”层面，我国主要中心城市应依托“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逐步实现从“地缘中心度”到“全球中心度”的提升；从“联系度”层面，应意识到我国仍然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期，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工业化的直接腹地是我国中心城市“全球联系度”的内在支撑。中心城市应作为“内外转换中枢”，通过吸引和利用全球资源服务腹地城市群的产业发展，与腹地共同构建世界级大城市群。东中西部各大城市群之间不能仅仅着眼于产业梯度转移，而是要通过国家—区域层面产业规划，逐渐形成类似于美国东海岸“波士华”、德国“莱茵—美茵”、日本东京圈等大城市群那样的大区域城市群分工协作体系，进而在中国经济整体崛起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全球地位。换言之，与伦敦“全球城市”游离于英格兰腹地不同，我国主要中心城市走向“全球城市”的进程与腹地大城市群和国家产业经济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绝不是中心城市仅凭自身能够达到的，应避免陷入类似的认识误区。

——以下为全文——

【摘要】本文基于“中心度”和“联系度”两个理论视角，探讨全球化新阶段和国家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主要中心城市走向“全球城市”的路径选择。文中首先结合国际机构测度的结论，对北京、上海等主要中心城市“全球地位”的认识误区加以辨析，进而提出我国主要中心城市进一步提升“中心度”和“门户度”所面临的限制和可为领域，最后讨论我国主要中心城市未来进一步提升“全球地位”的行动路径和规划策略建议。

引言

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并行演进的30多年来，中国通过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工业国、国民储蓄国和国际货物贸易国（图1）。中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城镇化进程已有了很大突破，主要中心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然而，随着经济总量和影响力的日益显现，西方世界乐于投入资金、技术，协助中国发展以获得巨大市场机会的“互利关系”已变得微妙【例如，美国在尚未走出金融危机的2010年便“重返亚洲”，2012年提出“重振制造业”，2013年开始在亚太地区全面推动“TPP协议”谈判，2015年推动“南中国海巡航”等，从军事、贸易等方面全方位加强“压迫性竞争”；2015年欧盟将中国正式从“发展中国家”移除，以及在贸易审查、碳排放、知识产权等领域施加更多压力】，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全球化进程开始呈现出与过去显著不同的阶段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国内成本增加、产能过剩、环境问题日益显现，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和城镇化发展路径都需要转型。为应对新时期的上述挑战，中央相应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区域空间战略，加快了我国对内实现区域资源整合、对外实现跨境资本和产能输出的步伐。

图1 2013年世界六大主要经济体部分发展指数（经济数据：亿美元；高铁里程：km)

以国家和全球为视野，我国若干主要中心城市（以下简称“中心城市”）的未来发展关乎新时期国家战略的成效；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及武汉等城市纷纷提出建设“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目标（表1，图2），力图在未来20~30年逐步占据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形成对全球资源的配置和控制能力。然而，相对于中心城市自身的宏伟战略目标，具体实现的路径尚不明晰，更缺乏可操作的政策举措。

表1 我国主要中心城市及其发展目标

图2 我国主要中心城市及分布图

在全面进入“十三五”的新时期，如何不断提升中心城市在全球产业发展和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继而增强其全球竞争力和影响、辐射能力，更好支撑国家空间战略的推进，成为超乎中心城市自身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全球城市体系演化理论和“新常态”下的国家战略为背景，结合“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发展目标，对我国中心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形成机制和演进路径进行深入辨析，并尝试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世界城市体系的理论视角和动态

1.1 全球城市的中心度（Centrality Index）和联系度（Connectivity Index）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全球城市”已经成为我国规划研究的一大热点领域。围绕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究竟如何衡量问题，21世纪以来国际上较为主流的研究大致可分为“控制中心”（business command center）和“网络关联”（network connectivity）两种视角：前者较关注“全球城市”拥有的跨国公司全球总部和主要分支机构网络带来的全球资本支配（global capital control）能力，后者则更强调以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总部和分支机构网络为表征的全球资本服务（global capital service）能力。

“控制中心”视角的研究源于弗里德曼（J. Friedmann）首次提出的“世界城市假说”（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将传统的中心地理论和“核心—边缘”结构运用到全球范围，以认识全球化下的国际劳动分工以及在此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世界城市体系。他认为“世界城市”是全球资本流动的支撑点，其世界影响力主要来自于跨国公司总部和金融机构聚集以及交通、通信的枢纽地位。与之相对，以萨森（S. Sassen）、卡斯特尔（M. Castells）等学者为代表的“网络关联”流派则相信全球城市都应该是专业化的。萨森首次提出了“全球城市”（Global City）概念，将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程度、集中度和强度作为划分全球城市等级的标准，并由此把纽约、伦敦、东京定义为全球城市体系最顶端的“全球城市”。萨森认为基于总部聚集程度衡量全球城市地位的方法较为宽泛，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总部对全球资源流动都具有同等影响力，只有那些顶级生产性服务业网络对于全球资源流动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受其影响，卡斯特尔提出了全球流动空间理论（Global Spaces of Flows），认为全球城市是一个开放体系，全球时代的每个城市都是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一个节点（node），在全球城市体系某一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城市都可以被称为“全球城市”，城市不是依靠它所拥有的东西，而是通过流经它的东西来获得并积累财富以及控制权力。

上述两大理论流派奠定了世界城市体系的理论基础，并相应衍生出测度“中心度”（Centrality Index）和“联系度”（Connectivity Index）两种实证研究方法，分别测度城市在全球网络的“控制中心地位”和“门户枢纽地位”。“中心度”的测度方法主要基于全球顶级跨国公司总部的定量研究，例如通过财富500强企业总部数据测度城市的全球资本控制力（图3）；“联系度”的代表性成果是泰勒及其“全球化与全球城市”团队（GaWC）通过搜寻175家顶级跨国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会计、法律、咨询、保险、广告、金融五大类）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分支驻点布局，定量得出526个城市组成的“全球城市网络”。当然，“中心度”和“联系度”两个理论视角并非彼此排斥，全球经济网络视角下“中心度”必然需要通过网络联系体现；而萨森、泰勒（P. Taylor）等一系列“联系度”研究也与“中心度”存在明显的延续关系。但无论从全球“中心度”（表2）还是“联系度”（表3）的测度看，21世纪以来我国若干特大城市的全球位序上升情况十分显著，北京、上海等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似乎已逐渐迈上顶层的显赫地位。

图3 2005—2014年世界500强企业分布情况

表2 2005—2014世界500强企业全球总部数量按所在城市分布情况

表3 2000—2013年GaWC175全球顶级生产性服务业网络联系度城市排名

1.2 世界城市的全球性（Global Network）和地方性（Local Hinter-work）

世界城市的“全球性”与“地方性”亦是全球城市体系研究者讨论的一对重要关系。美国经济学家科恩（R.Cohen）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跨国公司和城市等级体系》一文中，首次引入了“跨国指数”（transnational index）以诠释跨国公司经济活动对其总部所在城市带来跨越国家主权边界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奥尔德森（Alderson）等学者定义了城市的“外向度”（out degree）和“内向度”（in degree）：前者指位于某城市的跨国企业总部对全球分支机构的信息和指令，后者指位于某城市的跨国企业分支机构接受来自企业总部所在城市的信息和指令，这样的往来关联总和决定了城市内外联系的强度。奥尔德森认为，城市的外向度不仅仅来自于拥有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更在于以“跨国指数”衡量的企业国际化水平。泰勒进一步定义了“城镇性”（town-ness）和“城市性”（city-ness）两个概念，阐释了全球城市的内外关系：“城镇性”强调的是城市腹地发展（hinter-work），“城市性”则强调全球网络发展（net-work），全球城市则作为一个内外转换的中枢。泰勒认为，随着城市规模变大和能级提升，将越发倾向跨腹地与其他城市发生连接，因此“城市性”越强，反之则“城镇性”占据主导地位。萨森亦认为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城市都具有“双重存在”的地理属性——不仅是所在区域的中心，也是空间不邻近但密切联系的全球网络节点，而“全球城市”对于邻近区域的依赖度较低，体现网络的联系比重更高。

上述关于全球城市“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内外关系研究，对理解和解释全球城市“中心度”和“联系度”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2 我国中心城市“中心度”和“联系度”的认识辨析

归纳相关的理论研究，全球城市是立足腹地、面向全球的中枢；城市的“中心度”和“联系度”则是衡量城市全球地位的两个重要指针，分别测度了全球资本的“控制能力”和“服务能力”。我国主要中心城市要进一步提升全球地位，并不仅仅在于城市自身的人口、经济、产业规模的持续增长，更要通过恰当的目标和选择可操作的路径，提升城市的全球“中心度”和“联系度”，进而增强城市的全球影响力。

根据国际研究机构的测度方法，我国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中心度”和“联系度”已经非常显著，似乎正在成为伦敦、纽约、东京那样的“全球城市”。但这样的判断与现实直观感受存在明显的差距，是我们对现实“浑然不觉”？还是对国际机构的测度结论存在某种似是而非的认识误区？事实上，无论“中心度”还是“联系度”都是基于企业衡量的，为了获得可靠的判断，除了关注城市自身的总体表现外，更需要检视企业跨国活动和腹地关联的特征。下文将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

2.1 “中心度”的认识辨析

根据弗里德曼等学者的研究，代表中心城市“全球资本控制能力”的“中心度”源于大型跨国公司全球和地区总部的聚集。《财富》杂志数据表明，2013年北京已经超过东京，成为拥有“世界500强”公司全球总部最多的城市，似乎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全球资本控制力。分析2014年总部位于北京的52家“世界500强”企业可以发现，上述企业全部为国有或国资控股，其中包括39家中央企业和11家国有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总部。显然，北京在国内资源配置和资本控制方面居于绝对主导地位。

然而从以海外业务资产额、利润额、员工数和分支机构数占比加权衡量的“国际化指数”（IBT）看，大型中资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普遍不高，事实上只是“全球500大”，并非“跨国500强”。例如，2013年中国的全球“财富500强”企业有近50%没有任何国际业务，海外收入比例高于30%【外营业额是否超过30%被普遍认为是衡量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的企业占比仅为5%（图4）。此外，我国100强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指数也远不及世界顶级跨国公司，甚至仅相当于发展中国家顶级跨国公司平均水平的1/3（表4）。从分行业情况看，即使是拥有全球最强盈利能力的中资银行业，其国际业务占比也十分有限。例如，2013年全球银行中利润最高的中国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国际化指数仅分别为3.8%和2.2%，远低于汇丰、花旗等同级别外资银行50%以上的水平（表5）。因此，尽管北京已是“世界500强总部之都”，但由于中资大企业跨国指数较低，国际影响力不强，因此北京对“全球资本和资源”的控制力仍然大幅落后于东京、纽约等全球城市。

图4 2013年中国500强企业海外收入占比

表4 2013年末顶级跨国公司分类指标对比情况

表5 2013年各商业银行主要指标对比（营业额单位：百万美元）

2.2 “联系度”的认识辨析

从全球“联系度”指标看，基于全球175家顶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网络联系度数据（GaWC），我国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性已十分突出。例如，2012年上海的全球联系度已经超过东京，仅次于纽约、伦敦、香港、巴黎和新加坡，位居全球第六位，北京也已位列全球第九位。然而，显著的“联系度”并不意味着北京、上海等城市形成了强大的“全球资本服务能力”。以上海为例，由于资本市场及金融开放度较低，上海在国际外汇和外资证券市场的影响力较伦敦、纽约乃至香港都存在着数量级的差距（图5,图6）。由此产生的一个现实悖论是，既然上海在外资金融开放度较低，“国际资本服务能力”相对顶级城市差距较大，其日益接近全球顶级城市的GaWC“联系度”重要地位又从何而来呢？

图5 2013年全球外汇日交易额TOP9金融中心与上海（单位：亿美元）

图6 2013年全球市值Top10证券市场挂牌境外上市公司（个）

研究上海“全球性”与“地方性”关系可以对上述悖论作出解释。据泰勒的观点，顶级全球城市具有较强的“全球性”和相对较弱的“地方性”。例如在GaWC全球城市体系中排名首位的伦敦，与全球金融、大宗期货、航运服务的交易服务联系紧密，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表现出强劲的复苏；而与其“直接腹地”——制造业衰退的英格兰腹地经济低迷状况缺乏相关性，较弱的“地方性”关联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和企业联系的脱节，这可以从大伦敦地区与英格兰腹地区域对脱离欧盟的截然不同态度中得到较好印证（图7）。然而相似的空间尺度下，上海与长三角的经济联系明显更为紧密，经济增长表现具有更为显著的一致性（图8），因此上海事实上承担着“全球—长三角”内外转换中枢的角色；赵民等通过分析顶级外资银行业务量分布比例、郭静等通过港口国际转运货物目的地分布情况等数据，提出以外资银行业和国际航运服务业为代表的上海顶级生产性服务业市场份额更大程度上依赖于长三角的直接腹地，其次才是上海本地需求（图9）。换言之，如果与伦敦等顶级全球城市相比，北京、上海的“联系度”除了来自城市自身面向世界的经济活动，更得益于“地方性”——与国内经济及直接腹地工业化的关联——没有全国及区域产业发展的全球地位，就没有北京、上海等在全球城市顶级生产性服务业网络中的突出地位。

图7 伦敦—英格兰腹地经济总量变化率（2007—2013）

图8 上海—长三角腹地（江浙）经济总量变化率（2006—2014）

图9 上海外资银行业务量、国际航运进口目的地分布情况

3 中国中心城市提升“中心度”和“联系度”的路径探讨

前文辨析表明：（1）中资大企业跨国指数较低、城市的“外向度”不足是制约北京等中心城市“中心度”继续提升的主要瓶颈；（2）尽管国际金融开放度仍然不高，但与其直接腹地紧密关联的“地方性”是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主要中心城市“联系度”日益显著的重要支撑。这些辨析，对于正确认识我国中心城市的发展阶段、发展动力以及功能定位有着重要意义，唯有基于清晰的认识方能科学制定持续提升其世界影响力的发展路径。

3.1 提升“中心度”的路径探讨

由于全球城市“控制全球资本和资源”的影响力来自于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因此中资企业国际化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中心城市提升“中心度”的发展路径。从全球化推动中国制造业发展，到中国成为全球化主要动力，我国主要中心城市的国际角色亦需要随之转换：2015年我国对外投资预计将历史性地超过FDI，对外资本输出成为“新常态”，中资企业的跨国指数将加速提升，这无疑对中国主要中心城市扩大“外向度”、提升“中心度”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由于中资企业国际化基础条件不同，提升“中心度”的选择不能一概而论。例如，2013年中资100强跨国公司中的80家国有企业，其中涉及能源、矿业、贸易和运输等国企51家（图10），这表明目前中资企业海外投资主要在于进口资源和原材料，进而投入国内生产，而这显著不同于西方跨国公司在海外开办分支企业、销售最终产品和提供技术服务的贸易模式。此外，中资企业在国际业务利润水平、产品研发投入方面较西方跨国公司也存在较大差距【例如2013年中资500强研发经费普遍只有收入的1.5%，远低于普遍认为的5% 企业国际化生存的基准线，且往往还被作为“利润调节器”，2005—2013年中资企业对外投资收益均值仅为3.3% ，甚至低于历年国内存款利率】，但也开始出现了华为、中兴等在研发和海外盈利水平方面令人瞩目的顶级跨国公司【例如长期以来，华为的研发投入超过收入的10%，技术进步使企业国际化进程十分顺利，2011年海外市场销售额占比超过2/3。华为的员工队伍也在全球化，目前全球雇员约14万人，一些市场的本地雇员比例超过90%，为中资企业甚至外资企业树起一个典范】。根据《中国制造2025》规划，我国将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国企合并重组、购买发达国家企业股份等多种方式，加速形成一批在欧美成熟市场展开全面竞争的顶级跨国公司集群，中资企业与欧美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产业同构”将会加剧。可以预见，中资先进制造业转型和国际化进程将极大增强企业总部所在的中心城市的“全球资本和资源控制力”，但这将有赖于国家金融体系、现代企业制度、法治水平、技术和人才等的全方位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国中心城市要形成类似于东京、纽约那样的“全球中心度”并非不可及，但尚需时日。

图10 2012年中资100强跨国企业类型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亦是中资跨国公司的既有优势领域，这类企业在中资跨国公司百强中占比超过1/5。随着国内城镇的基建放缓、产能持续过剩，向亚洲发展中国家输出优势产能和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已经成为我国资本输出的另一个重要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及周边国家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最为旺盛的市场【参见美国总统奥巴马2015年1月在国会山发表关于推动TPP 协议的国情咨文】，为中资企业提供了相对欧美成熟市场更易进入和拓展的另一条国际化道路。因此，中国中心城市提升“中心度”的另一个重要现实路径，便是衔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培育和服务中资跨国企业的跨境地缘经济活动，增强亚太“地缘中心度”和“地缘资本控制力”，最终从亚太的“地缘中心城市”走向“全球城市”。基于这一思路，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边陲地区”中心城市，如乌鲁木齐、哈尔滨、昆明、南宁等，也应结合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跨国活动的地缘延伸重新认识城市发展定位，致力于成为新时期国家战略的重要支点，崛起为具有“国家”意义的地缘中心城市。

3.2 提升“联系度”的路径探讨

前文研究表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与腹地紧密联系的“地方性”对其“联系度”贡献显著，但由于金融开放度瓶颈的制约，中心城市“全球性”的提升需要有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并实施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自由贸易等国民经济核心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其艰巨性不亚于先进制造业转型。而中心城市需要顺应上述趋势，在行政审批、法治和制度建设方面深化改革，循序渐进地增强城市的“全球性”。但金融开放等不属于城市政府能掌控的事务，更非在城市规划层面通过规划CBD和设立国际商务楼宇等即可见效。

事实上，继续注重“地方性”和强化与直接腹地联动发展和努力提供高端的产业服务，更是我国中心城市继续提升全球“联系度”的可靠而有效的路径；这需要中心城市担当“国家级城市群龙头”，而不能就城市本身而论城市的全球地位问题。1973年以来历次经济危机表明，虚拟经济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大背景下，中国当下的经济竞争力源于制造业的崛起。美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亦全力推动“重振制造业”；德国则始终把先进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慕尼黑、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等中心城市都立足于支撑和服务腹地城市群的产业发展，尽管深受“难民潮”影响，但其城市经济和国民福祉在总体衰退的欧盟地区仍处于相对良性状态；与之相对，德国之外的西欧国家几乎都进入了“后工业”阶段。例如曾经的“世界工厂”英格兰腹地制造业已经大量衰退，伦敦则是“全球性”远大于“地方性”，尽管城市全球“联系度”排名极高，但收益大多为流动的跨国资本所汲取，本地居民的福祉和就业并未得到充分的保障（图11），这对于国民经济和城市自身发展而言亦非一种良性的状态。

注：可以看到，大伦敦地区失业率明显高于英格兰整体值

图11  大伦敦和英格兰适龄人口失业率

我国尚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中级阶段，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工业化的直接腹地则是我国中心城市“全球联系度”的内在支撑；中心城市应作为“内外转换中枢”，通过吸引和利用全球资源服务腹地城市群的产业发展，与腹地共同构建世界级大城市群。东中西部各大城市群之间不能仅仅着眼于产业梯度转移，而是要通过国家—区域层面产业规划，逐渐形成类似于美国、德国、日本等的大城市群那样的大区域分工协作体系，从而打造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进而在中国经济整体崛起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全球地位。

4 结论和延伸探讨

综上所述，新时期我国若干主要中心城市要迈向“全球城市”，除了顺应国家产业转型和金融、贸易改革的大趋势外，还应关注城市自身的可为事务，选择务实的行动路径和规划策略。其中：一是依托“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逐步实现从“地缘中心度”到“全球中心度”的提升；二是重视“地方性”协调发展，融入国家级城市群协同体系，也藉以提升自身的“全球门户度”。

此外，“中心度”和“联系度”出自于不同理论视角的评价体系，分别用于衡量全球城市的全球资本控制和服务能力，彼此也存在一定的交叉性，应同时兼顾考量。例如，北京尽管集中了大量中资企业总部，但由于华北直接腹地发展水平滞后于长三角，导致其全球“联系度”排名明显低于上海；因而京津冀一体化并不能简单理解为针对北京、天津“大城市病”的规模和功能疏解，更是要通过支持和服务腹地的先进制造业发展，进而提升北京和天津的全球“联系度”。而上海的“联系度”高而“中心度”低，未来就应依托自身优势，进一步加速跨国企业全球和地区总部的聚集，提升“中心度”。我国其他重要中心城市也要顺应全球化和国家经济“新常态”转型的趋势，着眼于“中心度”和“联系度”的双重视角，通过开拓地缘市场和服务腹地发展，积极谋求和提升城市的国际及全球地位，从而与中国经济一道走向全球城市体系的高端，致力于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城市”。

衷心感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程遥博士、徐云博士研究生对本文的帮助与贡献！

作者：李峰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工程师，注册规划师。[e-mail]

本文刊于《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5期，pp44-51

公众号编辑：张祎娴

公众号排版：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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