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导览 · 读书读城 | 文化网络中的精英权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这是一份基于大量访谈和调研数据的经典中国农村研究，杜赞奇本人也因为此书获得盛名。因为数据来源的限制，观察对象为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这本书体现出在后现代思潮中的海外学者看待中国传统乡村和发展历程的思路。事实上，每当解释某种社会变迁时，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认同、宗教、教育等种种繁复的要素接踵而至，往往很难究其根本，溯其源头。杜赞奇的成功之处在于脱离了“求全”的困境，避开了诸如意识形态、经济等要素，而是以“权力的文化网络”贯穿始终，用扎实的实践数据和案例步步推进。本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在于，乡村地域的权威性是什么，又是怎样建构的。
1 文化网络与象征价值
首先，杜赞奇首先抛出了一个答案——乡村权威建基于“权力的文化网络”。
不同于单一的“乡绅社会”“儒家思想”等概念，杜赞奇试图把大众的文化因素纳入乡村社会研究的视野，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来概括。“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等等是非标准。这一概念提出的价值，不在于杜赞奇发现了这一笼统或者模糊的综合因素，而是在于发现乡村权威建构于“象征价值”之上，“象征符号”则成了重要表征。
与物质资源不同，象征性符号是可塑的，“尽管它被完全扭曲，但它还能保持其内在能量，即动员、激励以及强制的力量”。比如农业发达的中国乡村，对“龙王”有风调雨顺的坚定信仰。因而，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过程之中仍然能够维护整个水系的稳定，这是协作和共同管理的重要基础。而在祈雨、祭祀的时节，宗教仪式，尤其是渗透了家国理念、宗族观念的仪式更能够强化相关闸会、香会等的权威性。
此外，稳定的乡村格局和共同的利益诉求是村民联合的根本。比如奥森特罗姆在研究公共事物能够成功的原理时认为，较小的团体能够成功实现集体诉求的重要原因是，人口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稳定，“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过去，也期待有一个共同的未来。维护自己作为社群中一个可靠成员的信誉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2 权力渗透与经纪体制
杜赞奇把乡村“权力”的构建和表现方式分为营利型国家经纪和保护型经纪两种类型。营利性质的经纪角色背后代表着国家权力向乡村的渗透。“地方”通过垄断国家与村庄之间的联系而获得某种权力，比如，地方官吏利用其职权损公肥私、骚扰村民等。
另一方面，为了完成某些义务（否则要由吏役等营利型经纪来完成）或有效地同国家政权及其代理人打交道，数个村庄自愿或由国家指令结成集体组织，这些集体组织往往不是为了营利，而是保护社区利益。比如不少村社发展了“村际合作组织”（或者乡村发展联盟）。由文化网络中具有重要权威地位的个人或群体组织起来，充当村庄保护人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村庄组织中起到重要组织、带头作用的，往往是那些有教育背景或宗族地位的精英，也就是往往被称为“乡绅”的那些人。比如他们往往承担“中人”的角色，斡旋于乡村集体利益和政府权力之间，从摊派米粮、赋税到诉讼、集资款项等等。相似地，黄仁宇写明代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一人出仕便须承担整个家族的拥戴，战乱时寻几尺安睡之所，饥荒时求一蔬一饭，“这种对宗族的照顾，不是暂时性的责任，也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而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一人得道背后，是整个宗族良久的惨淡经营。而科举制度和乡绅体系，使权力得之桑榆又能回归乡村，所以才能源源不断地保证社会的纵向联系。
然而这样的乡村权力建构模式对个人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也因此造成了各村差异巨大的局面，并且一个稳定的国家—乡村精英流动体系也成了创造经纪的重要基石。因此，一旦流动体系被破坏，或充当保护角色的乡村精英被腐蚀，保护经纪的体制便衰朽不堪。
3 危机：国家政权内卷与乡村传统精英出走
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统治，深刻反映了国家权力试图越过层级繁复的官僚体制直接与组织明确的乡村打交道的历程。这一阶段在杜赞奇的研究中被解读为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即国家政权的扩张没有带来相应的效益（财政），反而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后者正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榨取的必然结果。
这一时期，乡长的权威并非来自于自身的声望、地位、技能，而是来自于县、区政府的“赐予”，在国家政权继续内卷和高赋税的压力下，乡长成了最残酷的国家经纪人，而与乡村本身的社会利益脱节。他比以往的经纪人更有权威、更具压迫性，而清政府时期通过“国家经纪”处理乡村社会中的税收、行政事务，其实一定程度上适应、调和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究其根本，是乡村传统精英的出走，或旧有的社会纵向联系被打破时，没有建立起能够重新连接乡村与城市社会精英的通道。尽管乡村的精英领袖在新生的民族国家政权中找到了新的通往权力及威望的途径，但对乡村大众来说并非如此。同时，丧失了相应社会责任制约的乡村精英，滥竽充数卖官鬻爵的乡长，以及国家权力希望渗透又没有执行能力的乡一级制度，都导致了乡村—国家政权的对立和国家权力进一步渗透的难度，以及整个权力—文化网络的断裂。
4 以史为鉴，乡村发展的道路摸索
从杜赞奇、梁漱溟、费孝通、秦晖等前辈的研究那里，往往能够窥见中国传统乡村的图景，并基于此，触碰整个中国的文化架构和家国网络。他们的判断精彩而多元，那些争锋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财富。
时至今日看杜赞奇的名著，仍能为今天的乡村建设和研究提供大量的启发。比如，乡村自身的宗教、文化社会关系的断裂和重组的历程对于乡村的管理和建设影响深远。此外，在本书最后，杜赞奇说明了制度与文化的共时性研究方法，这种对繁复的社会现象条分缕析的方法值得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学习和借鉴。
更有趣的是乡村管理制度的设计。当公众参与俨然成为一种“潮流”，原本就有着凝聚力传统的乡村地区，却难以发现真正强而有力的乡村自组织形式，而另一方面，从学术研究到乡村实践都在鼓励“能人”和“新乡贤”的复归。从杜赞奇的思路延续来看，新的乡村精英的出现意味着他们在现代的乡村文化网络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权威。这样的文化网络不再是宗族、礼教或者知识精英的交织网络，而是吸收了资本、现代文化的新内涵。这些新时代的“乡村精英”与传统的保护经纪人不同的是，他们不再具有传统乡村精英的在地联系基础，从而不再受到传统文化网络的“社会责任”约束，也因而弱化了为在地村民谋共同福利的切身追求。
参考文献
[1]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 王福明,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2]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 余逊达, 陈旭东, 译.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2000.
[3]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南京大学区域规划研究中心 冯怡 供稿
作者：冯怡，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49760786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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