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辑 | 怀念约翰·弗里德曼教授】 琐事千千的邻里生活：中国城市生活质量规划

【摘要】中国近年来日益关注城市和区域的生活质量，但社区尺度的生活质量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采用民意调查的方法进行了四个城市社区的生活质量研究。本文将为社区生活质量的规划另辟蹊径。根据对西方生活质量研究方法的梳理，我们建议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研究城市社区这一微观尺度上的真实生活质量。其基本思路是利用现有的社区居委会这一组织机构进行系统信息搜集，包括现状条件、存在问题、组织功能，以及涉及到生活质量的一系列改造重点；基于此撰写年度社区陈述性报告，倡导一种以人为本的协商性规划过程，并作好与街道办事处和区级政府的衔接工作。这种方法的应用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详见附件的宁波市社区规划案例研究。

多年来，中国对居民生活状况改善的关注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如成都、杭州、宁波、昆明等都采取措施加强其“宜居性”。2011年年底，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规院）开始着手中国四个大城市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学术研究项目。该项目有三个目的：揭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不平等；为目前正在进行的生活质量评估提供工具，并将其应用于制定恰当的公共政策及实施合理的干预；提高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关注生活质量问题的社会意识和学术研究意识【最初的生活质量研究包括了住房、社会服务、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公共治理、社会发展、文化休闲和城市安全等领域】。

本文撰写之时，这项研究依然在进行当中。概括地说，中规院选择了四个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重庆，调查其中低收入社区人群的生活质量感受。尽管研究尚未完成，但已可以得出一些暂时性的结论。在没有深入细节的情况下，中规院已清晰地认识到，系统并持续调查中国成千上万个城市社区的生活状况，将大大超出自己的资源和能力所及。另外，即使采用基于每座城市社区居委会的样本调查方法，也无法轻易将民意与公共政策相融合。因此，目前的研究虽然珍贵，但本质上仍然是一项学术探索而非政策研究实例，有必要进一步寻找其他可持续的社区规划方法。

把重点放在社区邻里生活质量研究上是非常正确的，应该坚持下去。在城市微观层面上，生活质量对居民造成的影响最为直观，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负面。社区邻里不仅是老百姓生活的家园，也是孩子出生成长的地方，同时还是退休老年人安度晚年的乐土。因此监测社区邻里的生活质量为综合的规划方法提供了充足的论据。这种方法包括三个阶段：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审议之后明确其社区的经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和安全现状；确定改善社区邻里生活质量项目的优先顺序；提出计划以建立地方企业、政府及当地居民的合作伙伴机制，以便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接下来，本文将首先对西方尤其是北美地区的生活质量研究加以评论，其次是建议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自下而上的社区规划模式，第三部分列举这种建议模型的一些主要益处，最后的附件将介绍宁波市江东区白鹤社区的社区规划实践。

西方生活质量研究指标综述

城市生活质量测度的早期尝试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桑迪克（Edward Thorndike）在1939年作出的一项研究【Edward L Thorndike. Your City[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39.】。美国所谓的新政时代始于1933年，当时联邦政府权力急剧扩张，都市规划和区域规划兴起，人们对大城市及其社会状况，主要是贫穷和住房问题的关注日益增长【参看《地域和功能：区域规划革命》（John Friedmann and Clyde Weaver. Territory and Function: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Planning[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第三章“大都市和区域”。细节参看U.S.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ttee. Our Cities: Their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7.】。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这项工作，但是社会指标的研究在战后1960年代得以为继【Judith Innes de Neufville. Social Indicators and Public Policy: Interactive Processes of Design and Application[M]. Amsterdam: Elsevier, 1975.】。起初，政府的职责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对改善人们生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发生转变，最初是英国，美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信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自由主义哲学，比如荣获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大学著名学者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当人们对社会政策的兴趣减退，消费市民（consumer-citizen）的概念诞生了，暗示着市民权利从政治中脱离。几乎同时，环境保护主义逐渐在全球凸显，以致到90年代，人们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舒适性作为一种期望性外部资本的关注重新成为兴趣焦点【这种兴趣最早的征兆见于佩尔洛夫所编的《城市环境质量：城市时代的“新资源”论文集》（Harvey S Perloff, ed.. The Quality of the Urban Environment: Essays in ‘New Resources’ in an Urban Age[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for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1969.） ，但佩尔洛夫是一个老学院派，在新政时期他坚信国家的积极作用，然而他所编纂的文集却没能引起应有的注意】。但是正如莫伦斯和斯蒂门森（Marans & Stimson）所指出的，城市舒适性研究大多采用了一种为构建城市享乐主义模型而进行的享乐主义分析模式【Robert W Marans and Robert Stimson. An Overview of Quality of Urban Life[M] // Marans and Stimson, eds.. Investigating Quality of Urban Life: Theory, Method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Dordrecht, New York: Springer, 2011: 1.】。

在此背景下，“享乐主义”是指个体的享乐感受，也就是说，对于愉悦与满意的主观感受【形容词“享乐主义的”由“享乐主义”派生而来，指对于愉悦，特别是愉悦感的追求或热衷】。这种分析模式在方法论上主要依赖于社会调查，即“基于个人对其现实层面的‘意义’，自身的心理变化”【M Carley. Social Measures and Social Indicators: Issues of Policy and Theory[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1: 31, cited in Marans and Stimson, eds., op. cit. p.56.】。也许，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享乐主义模型可以被轻易地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实用计算之中，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杰瑞姆•本赛姆（Jeremy Bentham）提出的“最大快乐原则”。因此，这个原则体现在大多数西方生活质量指标研究中并不奇怪，这些研究与个人幸福主观感受等相关研究互相关联【Edward Diener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2): 276-302. 也见首发于1974年的学术期刊出版物《社会指标研究》（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的最新成果】。

可是只有极少数的规划师对这种研究模式感兴趣。不仅因为它与政策和规划实践无涉，也因为其逻辑基础是极其令人怀疑的。我们能通过简单的加法对个人的幸福进行有意义的合计吗？就像其幸福减其不幸——可以通过强度测量——产生一种用于诸如社区、城市或区域等复杂社会空间系统的净幸福（或不幸）指标？打个比方来说，采用享乐主义指标是将特殊的社会现实看作一种自然现象，如同天气一样，很少可以改变。当然，个人能够经常从一个不愿意呆的地方转移到其他什么地方，以期增加其净幸福的指数。但是根据享乐主义模型，前一个地方的可能引起不幸的情况自身并不会通过集体行动而改变【Albert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或者更精确地说，集体行动处于这种模型的认知之外。

享乐主义模型当今在美国和加拿大学术研究中很流行。但是在规划实践领域情况如何呢？这里有一个案例。正如大家所知，市民社会组织在北美的改造规划中扮演重要角色。20年前，一个非营利组织——可持续的西雅图（Sustainable Seattle）在西雅图开展区域生活质量指标研究，反复作了三次【The Sustainable Seattle website is found at http://sustainableseattle.org/programs/regional-indicators.】，最后一次报告发表于1998年。从那以后，它就转向其他领域了。但是它从来没有就邻里规划进行过实验。与中国相比，北美的"邻里"确实是个模糊的概念。地方城市空间可能对其有特殊的命名，这些名字经常出现在房地产地图上，但是它们既没有明确定义的边界，也不承担某种正规的行政职能。从英裔美国人的规划角度来说，它们经常是指“社区”，但是它们的社会整合度并未详细说明。另一方面，许多城市，特别是那些小尺度到中尺度的城市，已经制定了可持续规划，通过特定“目标区域”的统计指标进行监测。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妮卡（Santa Monica, California）就是这方面的优秀案例【与非营利组织“可持续的西雅图”相比，加州小城圣•莫妮卡（人口90000）已经拥有11年基于可持续观念的成功规划经验。其可持续城市规划（见网页http://www.smgov.net/uploadedFiles/Departments/OSE/Categories/Sustainability/Sustainable-City-Plan.pdf）包括八个目标区域，每一个区域都通过一系列指标进行行为监控测度：如资源保护、环境和公共健康、交通、经济发展、开放空间和土地利用、住房、社区教育、市民参与和人的尊严。圣•莫妮卡的城市规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的指标政策和规划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监测中国邻里生活质量

中国倡导的社区建设已经建立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组织结构，可以通过社会空间综合规划的方式提高邻里生活质量。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

中国的城市邻里已经历巨大的空间调整：老的邻里被拆除，现代化城市将千家万户置换到了郊区的高层公寓楼里。广大农村地区则随着城市蔓延被无情蚕食，并集体性地转换成为国有土地，村民委员会变成了社区居民委员会。上百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很多还携家带口，或居住在城市边缘的旧村中，或生活在集体宿舍和专门的农民工出租公寓里。他们不仅彼此陌生，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也是陌生人，且当地居民经常因为不懂外来务工人员的方言而无法与之沟通，并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些“流动劳动力”。正如电影导演宁瀛所说：“（1997年的一天，我醒来时环视四下，心想，）我不认得这座城市，它不再是那个我所熟知的、生活已久的北京。”【引自Judith Farquar and Qicheng Zhang. Ten Thousand Things[M]. New York: Zone Books, 2012: 86.】

这些新的邻里正面临数不尽的问题，它们试图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况。从社会角度来说，这里有来自传统村落与来自内城的新居民每日近距离接触所产生的社会张力，来自内城的新居民当中有许多拥有高学历和高收入，而大量“不够文明”的乡村打工者在地方工业企业和建筑工地上工作，在城中村里暂时安家。与之相似的是，许多年老居民之间也存在张力，他们或者退休，或者失业，收入低且不稳定。同时，社会张力也存在于年轻人与老一辈之间，年轻人渴望加入新社会，而老一辈却继续坚持传统的态度和习惯而看不惯这些轻率活跃的年轻人。此外，还有多种与物质基础设施和规划相关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

世纪之交，中国民政部开始推行社区建设，这个正在进行的空间和经济重组过程，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一种新的集体识别感（或者说社会凝聚力）的产生。邻里生活质量模式研究有助于社区构建，这正是其意义和目的所在。这项建议最重要的思想是促使社区居委会开展邻里研究，目的是（1）向街道和区级政府提交年度工作报告；（2）明确能够经由本社区居民、企业以及政府三方合作方式解决的问题；（3）确定改造项目的优先级；（4）倡导地方层面采取恰当行动去解决这些问题。把这四个步骤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综合（社会空间）邻里规划。如果这个自下而上的规划能够得以实施，中国将成为邻里层面参与式规划的领跑者。

建议模式的益处

这种规划模式的核心目的是加强社区居委会的能力构建，通过无数细微方法提高邻里生活质量，通过协商的过程使所有社会成员（利益群体）都加入到社区中来【最小单元的社会成员包括原住村民、来自内城的中产阶级新住户、居住在社区中的青年和妇女组织代表、地方企业代表、长期租住在社区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代表。业主委员会代表也将作为重要的社区协商的参与者，其成员包括了有较高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专业人员。召集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进行社区规划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但可以通过一个正规的选举代表过程来实现。只要着手于社区规划，这项持续的实验就会引发社会学习，这项挑战性的任务因此也就不那么令人生畏了】。协商意味着就一系列地方社区面临的问题认真交谈，其结果将有助于改变那些对许多人来说陌生而抽象的空间，使之成为一个人们感情可以依附的“场所”，因为这个场所是你帮着建起来的【John Friedmann. Place and Place-Making in Cities: A Global Perspective[J].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10, 11(2): 149-65. 关于协商，参见Archon Fung. Empowered Participation: Reinventing Urban Democrac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必要的年度报告主要以叙事的方式书写，统计指标只是用来作为基本故事的补充说明。报告将回顾过去所取得的成绩，按重要性列出特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清单。这些报告将上交街道和区政府，并争取得到来自上级地方政府的建设性回应。如果得不到回应，就意味着综合社区规划失败了。为了确保得到及时的回应和进行恰当的行动，必须建立一个区级层面的联系和协调办公室。相应地，社区居委会将为排序优先的邻里项目寻求地方企业的财政支持和（或）技术支持，这样，就为地方市民社会和政府之间形成行动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

社区邻里规模很小且物质空间紧凑，人口从4000到10000人不等。大城市有上百个这样的邻里，它们的区位、人口构成、住宅类型、收入结构、现有的社区设施、交通区位、健康和教育水平以及领导水平千差万别。每个邻里的需求观念因此也有所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我们所讨论的邻里生活质量。与那些主要关注城市形态和长远未来的规划师所面对的问题比较而言，社区问题可能由于处在微观尺度上而被视为微不足道。但其实小事情也同等重要，如同脚上的水疱会让你觉得疼，造成行走困难一样。在讨论邻里生活质量时，引起地方居民关注的可能都是些小事，如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穿越马路的危险、健康医疗设施的便捷性、公共交通的可达性、过度的噪音、公园的缺乏、街道的清洁、人行道、狭窄的巷弄、年轻人的失业问题、不同社会阶层间紧张关系的疏解、地方水资源和空气污染、不充足的街道照明、老年人和年轻人服务设施匮乏、对公共安全的担忧，等等。成千上万的琐碎小事都需要关注，只有这样，社区的关照感和场所感才能得以修复【请见附件中的邻里规划案例】。

附录：宁波市江东区白鹤社区社区规划试点经验

2011年6月，宁波大学建工学院社区规划课题组受宁波市规划局委托进行宁波市社区规划试点研究。课题组突破自上而下的传统规划模式，开展了一次社区层面的自下而上行动研究。

社区概况

白鹤社区建于1980年代，属于宁波市最老的社区之一，东起甬港南路，南起兴宁路，西至后塘河，北至贺丞路，辖区面积0.36k㎡。社区人口约10000人，且构成复杂，大部分原住居民为周边原有工厂的退休工人和职员，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社区人口总数的13%，外来户约占总户数的10%左右。社区目前未实行封闭式管理，共有24个对外出入口。拥有幼儿园、小学、邮政分局、敬老院、区工商所、社区公园（3处）、网球场、公共车棚、菜场以及其他街道和社区级商业网点等公共服务设施。同大多数中国城市中心城区的老社区一样，白鹤社区目前面临着市政设施的老化、公共开放空间的不足、适老化服务设施的匮乏、开放式社区的安全隐患、马路市场的脏乱和喧闹、停车位大量缺乏等典型问题。

研究过程与方法

课题组第一轮的行动研究首先通过对白鹤社区进行现场观察，走访社区居民委员会，了解社区面上基本情况。其次进行居民随机访谈，初步了解社区的基本问题。第三步是与社区居委会联合举办社区规划研讨会，邀请居民代表针对三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1）社区目前面临哪些问题？（2）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3）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寻求哪些帮助？这个自我研究的过程由居民主导，课题组仅充当协助者角色，主要作好记录和整理工作。讨论议题经过归纳整理，将存在问题分为四大类。居民代表按照感兴趣的方向分成四个小组，针对四类问题深入讨论解决措施和可以寻求的帮助途径。课题组对居民讨论的结果进行整理，如表1所示。

表1 白鹤社区存在问题、解决措施、途径及优先度排序一览表

第四步，研讨结果公示并进一步征集意见和建议。课题组将社区存在问题和改造措施按照分类制作成图版并针对空间改造意见制作围墙改造及马路市场改造的1:200大比例模型，此外还制作了社区的1:1000沙盘模型（图1—图2）【利用模型进行社区自我研究借鉴了托尼吉普森的真实规划，详见John Forester. Interface: Practice Challenging Theory in Community Planning[J]. Planning Theory &Practice, 2008, 9(1):100.】，将其公示在社区公园内，供居民讨论、标记并针对改造措施进行投票。第五步，考虑到第一轮公示参与投票人数有限，为了提供更广泛的信息分享和参与可能性，课题组在前期社区规划讨论会和规划初步方案公示的基础上，调整问题和改造措施并制作了意见征询单，通过居委会发放到社区居民的信箱。居民对待选的社区改造措施可行性进行投票，根据投票数将改造措施分为急需实施、稍缓实施和暂时放弃实施三类（图3—图4）。第六步，向社区居委会和街道提交包括社区自我研究过程和结果的社区规划报告，并将急需解决的问题项目化，与解决措施可能涉及的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衔接，争取经过协商、调整后列入该部门下一步项目计划。同时，建议市级城市规划部门、房屋建设部门牵头，成立市级或区级层面社区规划委员会，整合各政府部门及专家力量，协调解决社区面临的非单一部门可以解决的综合问题。

图1 1:200局部地段改造方案模型

图2 1:1000社区研究工作模型

图3 社区规划研讨会投票决定优先级

图4 社区规划公示与意见征集

讨论

（1）生活质量规划需要多方合作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将逐步实现从追求数量到提高品质的转变。未来，社会融合度和城市质量将成为建设宜居城市的重要考量指标。然而，中心城区的大量老社区由于地价昂贵，政府主导实施拆迁的资金压力巨大，房地产开发商因赢利空间十分有限而对此兴趣索然，大规模“推土机式”拆旧建新发展模式显得动力不足；与此同时，老社区设施不足和老化造成的问题不断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

事实上，要对现有的老社区进行居住环境质量整治改造规划，涉及到诸多城市管理部门（如规划、房管、城管、民政、住建、园林管理等部门）。尽管目前各相关部门都致力于从不同角度改善现有住区生活质量，但条块分割的体制弊病，导致各部门仅停留在各自部门系统内制定年度计划，彼此之间缺乏统筹和协作，对居住邻里中出现的综合性问题和需求缺乏有效应对措施。当然，生活质量规划不仅仅是个管理问题，还直接与社区居民息息相关。居民的需求和想法成为整治改造规划必须考虑的问题。五年前，宁波市规划局编制了《宁波市社区布局规划（2007—2020）》，这一规划融入了社会规划内容，并试图解决合理社区规模划分以及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布局问题，但设施布点依然为传统的自上而下式，按照规范和科学理性的服务半径确定，缺乏与社区居民沟通协商的环节。尽管公众参与已经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但现实规划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深度还远远不足。公众参与应该如何整合到规划过程中呢？什么样的方式才是与地方居民合作的最佳方式？宁波规划局与宁波大学联手推动的社区邻里参与式规划模式探索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2）微观规划最大的挑战在于社区层面

切蔻维（Barry Checkoway）将美国的地方微观层面规划分为两种形式，即“分区规划”和“邻里规划”，前者是自上而下式，后者是自下而上式。最理想的状况是两个过程的结合：分区规划由市级层面倡导编制，是中央规划活动分散到街道层面的表现；与此同时，邻里规划则是基于社区的草根规划，即地方居民自己参与设计的计划和项目【Barry Checkoway. Two Types of Planning in Neighborhoods[J].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984(3): 102-109.】。

目前我们对于微观规划的尝试集中在社区层面，但我们也关注社区层面的规划如何整合到街道和区级层面规划中。社区层面的规划目前来看属于一种行动研究和反馈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这种研究模式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计划、行动、观察和反馈。这些阶段通常可以通过循环滚动模式图来体现（图5）。

图5 行动研究循环滚动模式图

实践经验表明，行动研究的工作任务确实很繁杂，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在白鹤社区的实践活动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到目前为止，仅仅完成了工作的第一阶段，要推进社区的全面发展，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需要完成。白鹤社区所在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已于2010年编制完成并批准通过，社区规划需要与上位规划和各部门相关计划对接，并广泛整合居民意见和建议，有效推进社区改造项目的落实。

（3）赋权是社区参与/宣传的关键

课题组在居委会的协助下组织了两次居民研讨会，但是参与者仅限于居民代表和一小部分感兴趣的居民，且以老年人为主。我们下一步计划通过创建社区节庆事件和社区报刊、利用已有的网络虚拟社区等多种形式使更多的社区居民了解目前的研讨结果并参与到更为深入具体的解决方案及问题排序研讨中来。

对于社区赋权来说，分享信息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怎样组织社区会议这样的互动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充分利用居委会和街道力量也十分必要，它们是改造项目成功实施的关键。毕竟，目前中国社区改造的主要资金来自于政府，而社区组织发育相对不够充分，志愿者服务水平与社区企业参与意识仍显薄弱。

然而，归根结底，赋权并非政府如何为老百姓赋予权力的问题，而是老百姓如何赋予自己权力的问题。赋权之路错综复杂且永无止境，因为集体的自我赋权意味着“改变关系到一整套系统、过程、关系和期望的综合体”【W. Alan Randolph. Re-thinking Empowerment: Why Is It So Hard to Achieve?[J]. Organization Dynamics, 2000, 29(2): 99-100.】。地方赋权并非别人的愿景，而是来自地方社区自身的愿景。只要某些居民能够看到自己参与努力的事情有所进展，他们就会开始传播集体自我赋权的价值观。虽然这个过程十分缓慢，但赋权正是如此悄然发生的。

感谢考奈里亚•苏斯曼和谢丽如为本文早期初稿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者为本文负全责。附件内容是在宁波市社区规划试点研究课题初步成果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感谢宁波市规划局的经费资助和宁波大学社区规划课题组师生的集体智慧。

作者：约翰•弗里德曼，温哥华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社区和区域规划学院应用科学系名誉教授

陈芳，宁波大学讲师。[e-mail]

本文刊于《国际城市规划》2013年第1期，pp1-6

订阅号排版：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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