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实践 | 【连载】英国城市设计与城市复兴（二）双塔记——圣保罗大教堂 vs. 泰特现代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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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著名建筑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位于泰晤士河北岸，处于伦敦塔与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之间，地位显要。与其隔岸相望的，是泰晤士河南岸的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二者相互呼应，通过千禧年桥直接相连，成为泰晤士河畔醒目的“双塔”（图1）。
图1 “双塔”对望关系
资料来源：谷歌地图街景
圣保罗大教堂建于公元604年，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伦敦的宗教中心及城市地标；泰特艺术馆的前身则是南岸发电厂（Bankside Power Station），1963—1981年间，发电厂作为伦敦工业发展的标志，日夜吞吐着煤烟尘粒。随着城市变迁，双塔被赋予多重身份——文化场所、消费空间、旅游景点，成为极具象征价值的城市符号，因此对它们的保护与更新的观察具有标本意义。
1 北塔：圣保罗大教堂
1.1 历史概述
现今的圣保罗大教堂是由英国建筑师克里斯托佛·伦（Christopher Wren）在伦敦1666年大火后重新设计建造，横轴长69.3m，纵轴长156.9m，为世界第二大圆顶教堂。圣保罗教堂自建设之初，便一直是伦敦的宗教中心和皇权象征。时至今日，圣保罗教堂也增添了更多的市民色彩：它的广场及其周边街道经常成为城市重要节事发生地点，如举办丘吉尔的葬礼、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世纪婚礼等；同时它也是伦敦城内吸引游客最多的旅游景点，年均参观人数达78万左右（图2）。
图2 圣保罗大教堂
资料来源：https://www.pinterest.com/pin/114349278016318429/
自公元604年开始，在圣保罗大教堂顶观看伦敦全城风光的传统就一直通过规划控制保留至今。1991年的《圣保罗大教堂战略性眺望景观规定》（Strategic View Landscape Plan of St Paul's Cathedral）细致地划分了视线区域来对教堂景观实施保护：划分出景观视廊（Viewing Corridor）、广角眺望周边景观协议区（Wilder Setting Consultation Area）、背景协议区（Background Consultation Area）；划分依据为眺望点与圣保罗教堂之间的宽度范围，三区分别为300m、440m、2.5~4km。眺望点（或眺望点设定边界）标高与圣保罗教堂穹顶标高所构成的楔形平面为建筑高度控制平面，原则上禁止超过该平面，由此保证不同分区内的视线可达性（图3）。
图3 圣保罗大教堂战略性眺望景观规定分区图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此种分层次、分区域的管理方法，保证了具体眺望点的观赏效果，也避免了圣保罗教堂背景出现屏风一样的建筑群。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使教堂周边的城市区域长期处于“扁平”的状态（图4）。
图4 19世纪从泰晤士河看向圣保罗教堂（上）；今天的圣保罗教堂及周边景观（下）
资料来源：上图来自https://goo.gl/images/BOH7v1；下图来自http://www.quanjing.com/imgbuy/fsi-1610052.html
1.2 当代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伦敦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容纳不断聚集的人才和资本，建筑空间竖向发展成为必然。伦敦市政府不断放宽对圣保罗大教堂景观通廊内建筑高度的控制要求。在2005年的《伦敦视觉管理框架草案》（the London View Management Framework）和2011年的修订版中，政府开始将视觉通廊的宽度由对称改为非对称，通廊宽度明显变窄。高层建筑由此开始不断涌现，挑战原先由圣保罗大教堂控制的伦敦天际线。
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位于圣保罗教堂东侧的伦敦城（City of London）内的高层建筑群——该区域内的高层建筑刚好避开了历史建筑和保护区域（图5）。可以看到，为保证对教堂的可视性，许多建筑在设计上进行了调整，如主教门大厦（Bishopsgate Building）由原来的选址向南移动；兰特荷大厦（Leadenhall Building）切体量以避免遮挡看向圣保罗大教堂的视线（图6）；对讲机大楼（Walkie Talkie）的高度下降了30多米以低于圣保罗大教堂。
图5 伦敦城内高层建筑避开视线保护区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6 兰特荷大厦概念设计草图
资料来源：http://www.archdaily.com/547041/the-leadenhall-building-rogers-stirk-harbour-partners/54109c29c07a80797200006a-the-leadenhall-building-rogers-stirk-harbour-partners-london-skyline-sketch
而距圣保罗教堂更远的金丝雀码头和南岸区域，高层建筑的建设势头更为蓬勃——金丝雀码头标志性建筑加拿大广场一号，花旗、汇丰银行大楼等都为伦敦天际线带来不小的起伏；建于南岸的碎片大厦（the Shard）目前是全英最高大楼（图7）。
图7 碎片大厦
资料来源：http://www.standard.co.uk/business/parliament-magazine-publisher-dods-to-relocate-to-the-shard-a3229641.html
1.3 周边项目
沿着圣保罗大教堂东西轴线展开，向东即为落成于2010年的商业综合体——新交易巷一号（One New Change），建筑用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图8）。建筑风格更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古建筑爱好者查尔斯王子就指出这样激进的建筑物不应出现在圣保罗大教堂旁边，他更是直接写信给开发商，要求换掉建筑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
图8 从圣保罗大教堂望向新交易巷一号
资料来源：http://www.jeannouvel.com/en/desktop/home/#/en/desktop/zoom/london-united-kingdom-one-new-change1
而根据努维尔的阐述，该项目是对周边环境多样性的一种补充和揭示：在场地内引入一条新的穿越路径，作为圣保罗教堂东西轴线的延续及景观开口，同时也将场地周围的街道相互连接起来。建筑自身则处于新的交叉路口之上，作为新的标志物，并最终将道路连接到圣保罗教堂（图9）。
图9 新交易巷一号与圣保罗大教堂的空间构成关系——新交易巷一号内街延续了圣保罗教堂的东西轴线
资料来源：http://c1038.r38.cf3.rackcdn.com/group1/building939/media/02_Site%20Plan1.jpg
建筑外立面采用的棕色哑光全玻璃材料备受争议，象征着高技派的全玻璃立面与周围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的石材立面似乎格格不入。但建筑师认为建筑自身外观并无光泽，却能时刻反射出教堂的雄伟身影（图10）。
图10 立面反射圣保罗大教堂身影
资料来源：http://www.jeannouvel.com/en/desktop/home/#/en/desktop/zoom/london-united-kingdom-one-new-change1
得益于努维尔本人的声誉以及开发商与政府间的不断沟通，项目最终按照原设计落成。它不但很好地延续了圣保罗大教堂的城市空间关系，也完善了现有的街道购物系统，正在成为整合圣保罗大教堂周边不同类型人群、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新触媒。
2 南塔：泰特现代艺术馆
2.1 历史概述
泰晤士河南岸，泰特现代艺术馆所在的岸边区（Bankside）是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一个以发电厂为主的旧工业区，相对落后杂乱（图11）。政府于1981年将旧发电厂废弃。之后，因其地处河畔中心地带，又有发达便捷的地铁交通，被作为廉价的仓库，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艺术家和工匠在此聚集，开启了岸边区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更新。
图11 1947年的南岸岸边区
资料来源：http://www.glias.org.uk/pics/bankside-journal1.jpg
1995年，伦敦政府制定了沿泰晤士河“多中心发展轴线”战略，政策指导下的岸边区复兴建设正式展开。在20年时间内，除了电厂改造以外，开发出一系列世界顶级的文化设施——莎士比亚环球剧场、英国国家剧院、达利作品纪念馆等。现在的岸边区已从贫困衰退的旧工业区转型为世界上最大的艺术中心聚集地之一（图12）。
图12 现今的岸边区
资料来源：http://www.jaredlockhart.com/outonsite/the-little-house-on-bankside-with-the-big-history/
2.2 内涵变迁：泰特一期
1994年，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在竞赛中胜出，获得了将发电站改造为泰特现代艺术馆的设计权。他们的设计采用最少干预原则，突出原有建筑的工业特质：首先，发电厂99m高的烟囱被恢复，作为标志物与对岸的圣保罗大教堂穹顶相呼应，建立沿河两岸的空间轴线对话关系（图13）；其次，由原涡轮车间改造的涡轮大厅（Turbine Hall）向下挖至基础，通过建筑西面的巨型坡道由室外花园缓缓沉入这一通高展厅，成为城市空间的自然延续（图14）；美术馆以正立面迎接来自北岸的步行人流，用滨水广场容纳游览人群的社会活动（图15）；建筑内设置地下书店、咖啡厅等功能承接不同类型的消费需求，激活了美术馆前滨水区的活力。
图13 福斯特事务所为千禧桥设计所绘草图——两岸空间轴对话关系
资料来源：http://www.fosterandpartners.com/cn/projects/millennium-bridge/
图14 涡轮大厅
资料来源：https://annetommaso.files.wordpress.com/2010/07/dscn0702.jpg
图15 正立面滨水广场
资料来源：谷歌地图街景
艺术馆不仅从建筑学意义上提供了工业遗迹改造范本，更为南岸提供了更为开放、多元、混合的公共场所。它表明优秀的工业遗迹的再生不仅要符合建筑自身的历史保护与功能要求，还应能以点带面地促进城市更新的整体进程。
南岸的发展也吸引了房地产商追逐利益的目光。2006年，泰特迎来了一位新邻居——新河岸公寓（Neo Bankside Apartment），项目由四座12~24层的塔楼组成，正面朝向泰特西侧入口。作为伦敦顶级豪宅，新河岸公寓体现了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George Rogers）一贯的高技派风格：外露的钢骨架支撑起全玻璃幕墙，建筑以通透无比的外形与旁边的泰特艺术馆形成鲜明对比（图16）。
图16 新河岸公寓
资料来源：http://www.wintech-group.com/projects/neo-bankside/
2.3 社会话题：泰特二期
泰特一期获得巨大成功后，为容纳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在西南侧增建了泰特二期——开关屋（Switch House），于2016年7月16日正式向公众开放。新馆高达10层、64.5m的体量在高度上与北侧的烟囱相呼应，为艺术馆增加了60%的展览空间，其顶层为一个360度的观景层，可俯瞰泰晤士河两岸景色（图17）。
图17 开关屋外型
资料来源：http://www.archdaily.com/788076/tate-modern-switch-house-herzog-and-de-meuron
泰特二期落成之前，泰特的存在曾是新河岸公寓的最大卖点——号称是业主们的专属艺术馆；全玻璃外立面也让业主饱览泰晤士河两岸风光（图18）。但在开关屋落成之后，一系列尴尬与矛盾随之而来。首先，它遮挡了从公寓向外眺望的视线——二期塔楼像墙面一般堵住了对泰晤士河与圣保罗教堂的观赏；其次，公寓北立面的城市形象也因塔楼的遮挡而受到损害（图19）；最为严重的，是业主的私人生活遭到了“围观”——泰特二期10层的360度观景平台与新河岸的豪宅直接对视，泰特的参观人群不经意间就会饱览公寓住户的日常生活，连房间内的家具摆设都看得一清二楚。一方面，业主为坚守自身中上阶层的品味拒绝挂上窗帘保护隐私，并且聘请律师阻止游客的窥视，或是以互动的方式表达讽刺与不满（图20）；另一方面，泰特管理者坚信大众观景的权利同样神圣不可剥夺。双方的拉锯战就此展开，“观看”与“被观看”成了泰特场馆外一场旷日持久的行为艺术。
图18 开关屋建成之前新河岸公寓的独有视野
资料来源：http://neo-utopianism.blogspot.co.uk/2011/04/neo-utopianism-is-online-repository-for.html
图19 开关屋建成后对公寓产生较大遮挡
资料来源：http://www.burlington.org.uk/archive/editorial/the-promise-of-tate-modern
图20 “yes, we are all looking”——业主在窗边摆出人形立牌，意在对窥视隐私的行为做出回应
资料来源：https://www.instagram.com/p/BKjUK-9B8VK/
3 小结
在城市复兴的进程中，对原有的城市特色资源要素进行精心的维护与更新（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拆除或者面目全非的改造），将形成独特的空间触媒效应，带动整个区域“增长”式的空间开发，新的人口和产业的涌入将给城市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形成良性的复兴循环。建筑和城市设计在营造空间体验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双塔故事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与此同时，新的开发也会不断改变城市的特质，正如伦敦面对的现实——圣保罗大教堂穹顶对天际线的统领作用日渐衰弱、城市扁平化特征逐渐消失、城市肌理与其他国际都市趋同。如何在复兴的进程中避免城市特色被抹去或者异质化，是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的事情。
另一方面，城市复兴也意味着城市空间的再分配与争夺——泰特二期与新河岸公寓的纷争，在某种程度上表征了不同社会人群（游客 vs. 居民）、不同空间利益（文化产业 vs. 地产开发）、不同空间属性（半公共空间 vs. 私有空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会长期存在于城市复兴的整个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利用城市设计与建筑学的手段在物质环境层面调节、优化空间的利益分配，也是我们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徐敏. 城市建设和工业遗迹的改造与利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再生设计[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08(23): 124-126.
[2] 陈煊, 魏小春. 解读英国城市景观控制规划——以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战略性眺望景观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08, 23(2): 118-123.
[3] Hall P. The World Cities. London[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Ltd, 1984.
[4] Rowan M, Ryan R. Building Tate Modern: Herzog & de Meuron Transforming Giles Gilbert Scott[M]. London: Tate Gallery Publishing Limited, 2000.
[5] 阳建强. 西欧城市更新[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
作者：周怡薇，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学硕士研究生
杨震，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设计博士，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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