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设计城市，设计学院——宾大传统的重生与改革纵横谈【2017.5期】
【摘要】城市设计的中心任务是构想出一座城市建成环境的未来。而设计理论同样可以对一个学院产生重要影响，就像街区和街道影响城市生活那样有力。本文中，作者记录了自己从事设计城市和在规划院校中设计学术课程的职业生涯。重建规划实践与学院教育的联系是创造更有价值的城市设计知识和理论的基本策略。学习过程大多通过对有说服力的案例以及对其成功或失败的反思来实现。设计也是一项合作行为，围绕一个激发团队行动的愿景共同开展。当今规划教育工作者与规划从业人员都面临新的挑战，包括全球实践的知识需求，以及通过拓展规划视野来掌握开发实践的需求。他们也可以通过跨学科界限及跨国界的观察而获得裨益。
【文章的英文标题为Designing Cities and the Academy，对于题目的翻译来自如下理解。哈克教授带着他前半生的求学与实践及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设计课程的经历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深刻认识到当时的课程设置难以满足学科发展和社会需求，进而提出学院改革，重新定位学院发展方向并大胆地将学院命名为“设计学院”。这本身就是对学院的一次转型设计。在这里，“设计”从专业的设计对象——城市转向反思设计教育本身，“设计”的内涵和意义被扩大而更为深远，对于当前我国的规划、建筑、景观教育转型具有启发意义。为了更直接地表达其意，译者增加了副标题】
我那时是这个房间里的新面孔。两周以前，我被邀请去领导一个规划小组，以帮助蓝丝带委员会对纽约市西侧公路和滨水区的未来作出决定，该委员会已陷入内部纷争并官司缠身十多年。西侧的高架公路已经倒塌并且被拆除，一个称为“西路”的雄心勃勃的替代计划被提了出来，包括在废弃码头的外缘填土造地，在那里建成一条新公路并在其上盖一座公园。这个项目在法庭上一次次打成平局：居民们反对滨水区的新开发，主张公交优先的人厌恶在公路上花钱，环保主义者则担心对河口栖息地的破坏。考虑到如果不采取行动，将失去联邦公路基金的支持，纽约州放弃了此项目，改换成争取拿到几笔基金用来修建一条公交线路和另一条小公路作为替代方案。没有人知道替代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并且从周边一些社区组织传出抱怨，他们将反对任何形式的公路。
为了阻止又一轮长期争端，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和纽约市市长艾德·科赫（Ed Koch）创立了一个由城市领军人物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来提供咨询。美国证交所主席亚瑟·莱维特（Arthur Levitt, Jr.）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另外还包括曼哈顿区区长（David Dickins）以及12名来自政府、商界、非营利组织和激进派的领袖们。依照委员会执行理事柯蒂斯·伯杰（Curtis Berger）提议，我在首次重要会议中的任务是“讲讲我认为应该沿西侧公路建些什么”。按日程表我有10分钟时间，接着是纽约州公路局汇报他们为这条走廊设计道路的工作。
我那时是从马萨诸塞州剑桥来的外地学者和设计师，并且当时对于应该建设什么没有丝毫头绪。当然，我有主意怎样成就美好的城市滨水区，同时我已视察过加拿大和美国好些城市滨水复兴规划项目。但是我避开了在有机会去分析各项情况或理解政治环境以前就先提出种种方案的做法。于是，我做了一个学者应该做的事情：收集了10张关于其他城市如何处理沿滨水区道路的航拍图。
我的汇报从波士顿的斯多若车道（Storrow Drive）航拍图开始。刚开始讲，一位委员会成员就打断了我未说完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多土地去建公园，并且公园很难跨越那条公路……我们不得不从更多城市角度来考虑与城市连接”。下一幅图片是芝加哥橡树街的滨湖地带：“……那条路太宽了，你得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它。”接着是里约热内卢的滨海区。“……哈德逊河肯定不是那个海滩，我们将不得不努力去创造一个目的地……或许我们能利用码头做些什么来吸引人们。”另一位委员建议应该把它想象成一条公园大道，而不是一条公路。就这样又接着讲剩下的图片。原本10分钟的汇报时段被拉长成一个小时的热烈讨论和争论，而公路规划师们的成果展示则被推迟到了下一次会议。
对此问题，委员会成员们改弦更张，让道路和绿地空间连片，从而加入到一项富于创意的设计过程中来。最后，我们总结到：这条道路的规划必须沿滨水区与公园和其他便利设施亲密结合，并且这条公路需要尽可能不事张扬，避免严重的交通堵塞；它不能成为一个障碍，必须与滨水区有多个交叉点。这些结论成为这个项目的指导原则。这已不是我第一次发现在促进讨论和形成城市设计工作框架时图像的力量。各种先例迫使参与者认识到各种情况千差万别，必须另图良策，这较之一套先入为主的想法远为重要。
会后不久，我的同事吉姆·桑德尔（Jim Sandell）做出一张滨水区剖面草图说明设计原则可以实现，委员会对此表示赞同。这将花费两年以上的时间去深入并在详细计划上达成共识、分析交通与环境的影响、举行大量的公众会议以及为所需的投资获取政治上的支持。许多其他的设计师将最终充实所有细节并与邻近社区一同紧张地工作，但在开始讨论的第一个小时内便已决定为此项目全力以赴。在20年后的今天，一条新的滨水林荫大道与连续的自行车道已经建成，并且每三个街区就有供行人到达哈德逊滨河公园的交叉口。这个公园已经完全开发成供人休闲娱乐的绿地和铺地空间，几个码头已经修复和再利用为充满活力的目的地，形成了一连串滨水沿线的亲水旅游胜地。
每一次规划努力本质上都是一次公开的学习过程：发现可能性，技术上如何处理，以及哪些是受市民和民选领袖们的信仰、希望和恐惧所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学和研究上的收获跟在学校里一样。学生们带着他们对城市发展极少的认知来到大学，在简短的学习时间里见识了案例、开发分析技能以及从事模拟规划实践，从而获得价值信念和行动的自信心。除此之外，教师们通过分析塑造城市的努力的成果来发展知识和理论，通过写作、提出建议和偶尔实践在同事和公众面前试验。规划教育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常常强调他们两个世界的不同，而我却认为二者几乎是同出一辙。
1 通往学院之路
将学术生涯和专业实践结合起来并非我个人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我是大家庭里第一个大学生并且立志成为一名建筑师。在开始读大学之前，我曾花两个暑假的时间为本地一名房屋建造商工作，熟悉了他们如何做生意。我的家乡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里贾纳，那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小城市，一个拥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的省会城市，她相信集体行动。回顾往事，很多东西在我上大学前已印刻脑中，包括20世纪30年代中心区的城市美化运动，湖滨与开放空间系统被当作一个创造就业机会的建设项目。我从不怀疑政府需要为城市环境承担责任。
20世纪60年代，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在课堂上几乎不学规划知识，但有两段经历对我影响深远。一段是我曾经花一学期待在瑞典裔英国建筑师和规划师拉尔夫·厄斯金（Ralph Erskine）指导的设计工作室，其热衷于追求社区和气候如何塑造新住房及邻里形式（Collymore & Erskine, 1994）。从那里我领悟到日照、朝向和建筑形式创造微气候的重要性，懂得了设计需要从理解人的行为开始。但最重要的是，厄斯金所设计出的社区工作与生活的愉悦场景，一直是我仿效的案例。
第二段成熟的经历来自1963年夏天关于大都市的旅行奖学金：在行程密集的六周里，我和其他五名加拿大学建筑学的学生一路从首都华盛顿到波士顿。当时三部刚出版的书籍成为我们的必读书目：珍·戈特曼（Jean Gottman）的《特大都市》, 此书将区域地理变化进行编目；保罗（Paul Sprieregen）的《城市设计：城镇和城市的建筑学》（Urban Design: The Architecture of Towns and Cities, 1963），提出如何设计城市的方法；以及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意象》，本书展示了原住民是如何理解他们的城市的。我现场亲历了城市区域的方方面面，走访密集的城市和标志性的郊区、港口和度假胜地，富裕和贫困地区以及城市发展和重建项目，当然还包括历史和新建的最佳建筑实例。我们看到了被清理干净的大片土地及其重建计划，并且第一次见证了落地的新建筑。我们还与当地主要的规划师和建筑师进行对话——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艾德·洛格（Ed Logue）、伍德沃·史密斯（Chloethiel Woodward Smith）、查尔斯·古德曼（Charles Goodman）、路易斯·康（Louis Kahn）、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贝聿铭（I. M. Pei）和约瑟·路易斯·泽特（Jose Luis Sert），别的不说，我们逐渐理解了他们如何思考城市发展。由此，我迷上了设计城市而不仅仅是设计建筑。
当我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学习城市设计时便很清楚，规划城市变迁中的复杂区域时并不需要用足设计技巧，比如我们第一个城市设计工作室的研究重点芝加哥洪堡公园（Humboldt Park）区域。我决定完成建筑学和规划双硕士学位并且非常幸运地遇到了规划专业的良师，包括路易斯·韦特莫尔（Louis Wetmore）、 威廉·古德曼（William Goodman）、罗伯特·卡茨（Robert Katz）和杰罗尔德·沃斯（Jerold Voss）。他们在进入学术圈前皆是职业规划师。我在校期间，路易斯·韦特莫尔（Louis Wetmore）还曾请假去主持芝加哥规划。我教育经历中的最高荣誉是讲授本科生的综合规划课程，由此激发了我对教学的兴趣。
实践成为我的继续教育之路。1966年我搬到纽约，曾在维克多·格伦（Victor Gruen）的事务所工作，为若干城市做城市设计，包括为许多巨大而空旷的城市更新区域寻求未来。我规划了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Louisville）中心，建议沿第四大街修建室外步行购物中心、停车楼、会议中心、政府中心、住房、零售商店以及办公楼。通过这些工程项目，我领会了城市设计主导思想的力量：连贯而具有想象力的设计理念为城市变迁指明出路。城市主街步行化就是这样的理念，既是公司的名片也是进行城市变革的研究项目的一种方式。格伦在美国首创城市中心区步行商业街的理念，其公司开发了数十条城市步行街。从这些项目中获得的知识，有的充满轶闻趣事，有的可以互作比较，包括商家的反映、最佳的规模、所需的车位数量及停车场与步行商业街的最佳距离，为了支付编制和运营费用而创建特别征税区等，以及其他种种。格伦撰写关于这些问题的书著，为每一个城市量身定制的观念打动了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每个城市都力求发展臻于艺术佳境。我很快发现面对市长和银行主席用政治家和商人理解的方式去解释设计理念是多么重要，图像和案例远比计划和表格更具说服力。路易斯维尔将我们大部分建议建成现实，这要归功于中心区发展组织及其魅力无穷的领袖。随后，人们开始重返中心区街巷生活。
在此期间，我也开始在纽约普瑞特艺术学院（The Pratt Institute）讲授城市设计和社区发展课程，与布鲁克林的地方团体及其他社区一同工作。我发现教学的纪律有助于我的实践，迫使我对我所知道的和我的工作方式有了清晰的认识。正是乔治·雷蒙德（George Raymond），一位非常著名的规划师，也是普瑞特艺术学院课程计划的领导人，建议如果我想开始学院执教生涯，最好拿到博士学位，因为那将很快成为先决条件。
大概在纽约待了四年之后，我申请加入麻省理工学院（MIT）规划博士项目并进入凯文·林奇的团队。我进校时正是规划教育变革中期，MIT废除了所有必修课程，由于地方反对城市更新和高速公路，规划领域开始转向，采取社区行动的需求开始出现。我和同事们倡导创建一个跨越建筑和规划学科并以人文价值为核心的环境设计课程计划。我们将课程安排在环境心理学基础上，并建立了学习小组为考试和批阅论文做准备。我到达MIT后不久，劳埃德·罗德文（Lloyd Rodwin），规划学院最好的“帝国缔造者”之一，接管MIT规划系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城市研究与规划系”，将它从一个以土地利用为主的沉寂良久的系转变为一个拥有45人以上的“动力库”，且每一个人都来自更具想象力的学科背景。罗德文邀请我创建所倡导的环境设计课程，同时我也成为MIT的助理教授。我一教就是25年！
2 城市设计知识
凯文·林奇和唐纳德·肖恩（Donald Schön）是我在MIT时的启智之师。我之所以被林奇吸引是因为他的开创性工作是关于人类如何在城市中定位和定位自己，并且发现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具创造力和最丰富的头脑（Banerjee, Southworth, 1990）。他的早期工作已经在空间认知研究方面脱离了家庭手工业的研究方式，但林奇视其为理解和推动普通民众塑造周边环境的努力。他是一个平民主义者，几乎没有时间从精英角度诠释设计，而是依据城市居民想象与使用的公共空间去设计城市。在他工作团队中的前辈们，斯蒂芬·凯尔（Stephen Carr）和唐纳德·阿普尔亚德（Donald Appleyard），每一个都将这种热情带到了新的方向：凯尔创新了社区参与方式并设计出许多美好的公共空间，而阿普尔亚德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宜居性街道。在林奇的鼓励下，我调查了早期纲要决策的制定过程以及从建筑到社区公众参与所发挥的全面作用。我也对城市流变（urban flux）产生了终生的关注，这种小规模的、经常是临时的适应环境和对环境的补充，这对形成我们对地方的印象很重要。我从林奇那里继承衣钵讲授场地规划，随后加入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新书写作。虽然林奇是城市形态这一领域的巨大贡献者，但他常说最好的设计理论也是应时而生，来自于解决问题的必要。
唐纳德·肖恩曾教导我实践出真知，不可孤立。在他的《反思的实践者》一书里，认为所有主要职业的实践知识很大程度上通过事物检验和成果应用的反思性探究建立起来。肖恩提出“催生比喻”（generative metaphor）概念，是一个诊断和解决方案之间的桥梁的模型。他认为，当我们描述一个支离破碎的区域时，我们不仅描述了一种情况，而且指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将各部分联系起来。当我们被一个理想的场所意象吸引时，这也是服务于一个相同的目的，即阐明关键问题然后提出一个设计方向。使用图像，就像我在华盛顿西侧公路滨水区会议上所做的一样，意象图可以作为一种测试各种模型的方法。肖恩关于有组织学习和改变的探索对我理解学院和规划实践机构大有裨益。
我准备通过学习正规方法来开始自己的研究生涯，我的结论是城市设计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受到了知识的发展的影响。我所看到的城市设计问题在于每一个项目都不同，而对所提建议而言，情境知识常常至关重要。确实，找到独特的回应是有价值的，而不是不假思索地照搬其他地方先例。项目要花多年才能实现，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又会出现大量的设计和再设计，很难对计划和结果进行比较。现实情况的变动性也混淆了大多数经验与比较研究。相比通过众多案例进行总结研究，带着厚厚的过程描述的案例研究或者现场考察——总是更容易影响设计者。肖恩）认为，专业人士用来描述他们的项目的比喻往往很有启发性：语言（口头和视觉的）很重要。
在完成学位论文并在MIT教了四年书之后，我认识到需要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理念，于是暂时离开MIT，进入一家加拿大政府的住房与城市事务机构并担任其城市研究与示范项目的首任主任。我们的理念是在剩余的政府土地上创建一系列实验社区使其成为住房与社区发展创新的测试床。其指导原则是这些创新可以被复制，它提供了严格的纪律并迫使我们掌握了发展经济学。不久后，我受命负责整个计划，后又扩展到多伦多、蒙特利尔、魁北克城、圣约翰及其他城市的滨水区发展、渥太华和另外几个小城市的新社区以及大量城市复兴项目。
创新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项目的风险；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为什么开发商不愿意接受偏离常规的项目的原因，并且需要某种公众认可才能使项目得以实现。位于爱德华王子岛夏洛特顿的一个小型住区项目，将住宅集中布置在小型地块上以提高密度，而将其背后的公共土地作为排水的绿色基础设施。这在70年代是一种非常规手段，但是这个城市想要保证当这种法式排水系统在当地气候环境中不起作用时，有人会介入并安装常规的暴雨下水道。小开发商都无法给出这样的承诺，只能抑制这样的创新，但是如果承担这样的风险，我们就能够验证并做出报告以供其他社区使用。一个新的位于渥太华市中心的社区项目，旨在通过创新设计、技术、基础设施（包括一个小规模的多种燃料区域供热系统）以及扩大土地租赁范围以创建经济适用房，以上所有都需要得到隐性担保。多伦多港湾区提供了结合文化和商业的发展模式，创造出一个真正混合收入的滨水居住社区。在圣约翰，一个小的市中心通过结合历史文化保护和创新的公司合作开发协议而得到复兴，并已成为许多后续项目的范例。每一个项目连同其财务和后勤等问题都被详细记录。再没有比走访一个已完成的项目更能说服官员和开发商，这说明背离常规的冒险值得一试。
3 重新设计学院
在渥太华待了近四年之后，是时候带着我对城市发展的新认识回到MIT了。三年后的1982年，我成为MIT城市研究与规划系主任，并且有幸获得重构专业课程计划的机遇。加拿大的经历使我深信，无论在政府内或政府外工作，掌握房地产和城市发展的知识与技能对于任何一个渴望设计城市的人至关重要。当得知一些高效率的规划专业研究生自学城市开发知识时，我问到：难道我们不应当创建教学计划以传递这样的知识吗？我们非常荣幸地招募到一个成功的开发商同时也是MIT校友，查尔斯·哈克·波尔丁（Charles Hank Spaulding），以及主管专业课程的拉里·巴考（Larry Bacow），然后共同创建了第一个大学主导的房地产开发课程计划。
房地产开发的大多数知识都在这个领域之内。挑战来自如何利用这些知识，继而创建一个更大的框架使得教学不仅仅是简单地传送一系列轶闻趣事。我们想要建构一套来自于实践的接地气的理论。我们的方法是将专业学者和著名的从业者组队进入课堂，三人行必有我师。拉里·巴考（Larry Bacow）和约翰·汉密尔顿（John Hamilton），波士顿最著名的房地产律师一同讲授城市开发方面的法律和政治必修课程，琳妮·沙加琳（Lynne Sagalyn）和佩里尼家族开发公司负责人汤姆·斯蒂尔（Tom Steele）一起教授发展金融学。我和来自SWA的里克·兰姆（Rick Lamb）共同讲授开发设计。兰姆将大量的项目认知和案例带进课堂，将通过设计创造价值的理念引介给我。多年以来，我早已专门书写过这项课程计划，并一直运用实践中的详细案例来讲授城市设计。正如我们所希望的，想要成为开发商的房地产方向新生以及学规划的学生蜂拥而至。这项课程计划后来被其他大学广泛效仿。
第二个新课程计划的诞生是因为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希望来MIT学习规划，但我们之前提供的课程主要是以美国为中心设置的。一直希望增加生源的劳埃德·罗德文（Lloyd Rodwin）帮助我说服学校管理部门，同意我们在城市规划硕士计划中设置一个发展中地区的研究方向。由此，我们新增教师并开设能够反映发展中国家多样性规划理论及方法的新课程。设置新课程并招揽新教师的经历，迫使我们团结全系共同努力去掌握美国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规划实践到底有何不同的种种问题。
与设计实践项目一样，创建这些课程计划遇到同样的设计挑战：如何改变常规范式，如何帮助全体教师及持怀疑态度的管理部门想象一个崭新的未来，消除患得患失。或许，正是因为我的建筑学背景使得我更愿意用结构性的转变而不是以细微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组织。然而，始于暑假几个月中一次小型教学经历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1983年我同意到北京去看看能否组织一个美国与中国学生并肩工作的城市设计工作坊，力图联系起亚洲各所高校。时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吴良镛先生说服了教育部，于1985年举办了第一个联合工作坊。这在中国并无先例。我不知会不期而遇什么，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学到了很多关于文化与政治如何影响城市形态，两个社会之间的工作方式如何不同，以及如何与完全不同背景的同事合作等知识。我明白了中国规划师是以推导的方式工作的，从理想模式入手然后将其应用到特定情形中，而美国规划师则从归纳和务实的角度出发，寻找场地的特殊性并坚持下去。这样的理解，部分来源于二者之间的比较：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想办法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条件，而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其价值在于具有独特性和有市场价值。在丹尼斯·弗伦奇曼（Dennis Frenchman）和扬·万普勒（Jan Wampler）的领导下，我和里克·理查森（Ric Richardson）及其他人共同完成了最初的三个工作坊，还有每两年一次的MIT清华联合工作坊，一直延续至今。不过对我而言，它标志着与清华大学长达30年关系的开端，最近的课程包括为清华学生城市设计工作坊授课。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从一个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成能够自如地将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相结合的国家，并且拥有良好的机会帮助学生们理解如何在快速发展中规划城市。
中国还教给我关于设计学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由于历史性原因造成职业技能短缺，中国每一个建筑和规划院校都成立了一个建筑设计院和规划设计院以允许教师提供专业服务。很多设计院已经发展壮大——清华设计院已拥有一千多名全职员工，除了教师参与以外，他们所做的项目范围涵盖从大型建筑到社区保护计划。学生学习期间在这样的设计院工作，能够获得非常宝贵的技能并见识各种各样的实践项目。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每一个博士研究生在设计院里都有一个与专业人士毗邻的工作空间，同时被鼓励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设计院的实践项目中。中国的教师不需要离开大学创办设计公司就能够检验他们的思想，尽管如今一些教师成立了与设计院灵活合作的个人工作室。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安排与在美国的医学、护理学和牙科学院基本相似，医院和诊所紧密结合。塑造城市至少和治疗人类身体同样复杂，我由此着迷于建立一个“职业诊所”的想法，可以使教师和学生将从事实践作为其大学生活的常规组成部分。
1986年，我成为凯文·林奇和史蒂夫·卡尔（Steve Carr）所创办公司的负责人，我们的项目包括华盛顿西侧公路滨水区、波士顿保诚中心再开发（Hack, 1994），以及波士顿长木医学区城市设计计划等其他任务。我被邀请将西侧公路滨水区的理念用到纽约巴特利公园城的洛克菲勒公园设计中，并与邻里紧密合作。我发现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在好几个城市做大项目的同时还需要负责任地完成全职教学工作，不得已为了项目所需而离开教学。
受曼谷大都会管理局（BMA）局长委托，我牵头MIT规划全系师生为曼谷准备新的大都市规划时，我发现更好地整合学术与实践的需求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从规划系挑选出最优秀的年轻教师，并在曼谷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包括MIT教师、学生及近期毕业的研究生。我们很快就意识到BMA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城市的爆炸性增长，由此向他们提议将重点集中在10个近郊和6个城市内部区域，这样可以很好地服务于运输，成为增长磁铁。这个项目在曼谷对于重塑城市发展的思路上起到开创性作用，并且成为所有参与项目的师生们的一次成熟的经验。可是，MIT坚持的合同条件难以被泰国客户接受，我们被迫自己付出努力，自由地使用我的美国运通卡。我非常羡慕中国设计院校的职业实践体系。
4 宾夕法尼亚大学与费城
当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朱迪思·罗丹（Judith Rodin）对我就任美术研究生院院长进行面试时，问到：“有什么是你在MIT无法做成的？”我招人时也常问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想要创建一个附属于学院的专业实践机构。她告诉我这里有五个学院已经拥有这样的实体，并且从宾大的创建者本杰明·富兰克林（Ben Franklin）开始就将教育和实践联系在一起作为大学的基因。她还希望资深教师能在大学之外的公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协助她完成校园周边社区转型的雄心伟志。虽然这些并非我决定去宾大的唯一原因，但一个富于支持性的文化背景的确很重要。而我最大的挑战则是重建一个因资源限制和教职员工间矛盾而被削弱了的学院。尽管抗议声不断，宾大的规划教学计划两年前就已终止，在等待着校长和新院长的决定。由此，我洞察到比彼时MIT更为独辟蹊径的教学计划。
1996年，我遍览了宾大并了解其着实辉煌的历史时，便强烈意识到有三项特质应被复兴成为学院的核心主题。从宾大历史上看，实践型教师在学院教学计划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包括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路易斯·康（Louis Kahn）、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a）、罗伯特·米切尔（Robert Mitchell）、伊恩·麦克哈格（Ian Char），以及其他著名的设计师与规划师都在其职业生涯的最佳时期曾在此教学。因此，我们第一步则是将实践型教师“合法化”，请求校董事会批准通过一条新的针对实践型教授的学术途径，他们可以占到核心教师人数的三分之一。第二步则是重新整合已经分崩离析多年的应对建成环境设计的相关学科，包括建筑学、景观建筑学、规划、历史保护，甚至美术。我们通过同步计划、鼓励学生完成双学位、创造交叉学科工作坊和鼓励每一个学生在第二个学科中选课等方式来实现上述目标。最后，在重建规划教学计划过程中，我们煞费苦心地让其看起来更像其他设计学科那样，集中于工作坊为中心的指导，同时创建能够广泛吸引其他学科学生的新课程。课程建设原则重点在于教授如何提升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品质。以上所有行动使设计学院得以重新正名，并且名副其实。
在具有创新领导力的尤金妮娅·伯奇（Eugenie L. Birch）和约翰·兰蒂斯（John Landis）带领下，宾大的规划培养计划真正得到复苏。乔纳森·巴奈特（Jonathan Barnett）和罗伯特·亚罗（Robert Yaro）成为首批实践型教授，教师队伍也日益壮大，大批年轻有为的规划师被招聘来指导工作坊和工作室。由尤金·伯奇（Eugenie L. Birch）与苏珊·瓦赫特（Susan Wachter）共同创办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研究院（Penn IUR）带来了许多跨整个宾大的合作研究、教学以及学术活动。很多宾大的学者在地方事务中非常活跃，并且近期在规划教学计划中的系列工作坊为许多地区规划完成的初步方案，成为整个费城城市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对于规划委员会所付出的努力而言，已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前奏。我曾连续四年担任费城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城市历史委员会和工业发展委员会委员。
“宾大实践”（PennPraxis）使创建一个实践机构的梦想成为现实。这是一个为师生共同完成各个项目提供的平台。在哈里斯·斯坦伯格（Harris Steinberg）的英勇领导下，完全由设计费和赠款支持，按照最初的原则每一个项目都由教师带领学生参与，10余年间我们共完成超过了75个项目。因为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士，“宾大实践”团队与很多校外公司合作，并且为避免被认为是项目竞争者，争取项目时我们从不只与某一公司合作。虽然永远比不上中国设计机构的规模，但“宾大实践”仍能为实践提供基地同时又服务于教学目的。
“宾大实践”积累了大量经验。当然，不仅是为宾大教师提供职业实践的途径，他们中很多人也有自己成功的设计公司。但是有三类项目特别适合“宾大实践”所提供的教学与服务相结合的模式。一类涉及实验室和集体经验独一无二的领域，例如文物保护项目。另一类是能够提供新技术的项目，比如在能源分析项目中使用新开发的模型。第三类则是大型公众参与项目，使“宾大实践”能够以一个独立对话者身份在社区、机构以及城市之间提供服务。因此，德拉瓦尔州滨水区（Delaware Riverfront）的重要项目开始进行规划，在那里将建成一个长期的公私合营实体，以推动费城历史性滨水地带的规划与发展。虽然推进这些项目必将带来各方矛盾及困境，但是这些也是规划学子在学会如何把控有争议的项目所需要的经历。
现实社会中学术机构是最不灵活的机构。他们始终坚持用老旧的方式是因为几乎没有动力改变，除非危机来临。我们最好的教师都是知识型企业家，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激情，与社区中的特殊利益团体并无不同。学院领导需要以一种专业设计师会促进环境变化的方式构建未来，提供具有学院独特潜力的远见和先例。设计华盛顿西侧公路滨水区与一所设计学院的重新定位并无多少区别。
5 未来的机遇
是什么可以让一个人50年的职业生涯跨越学术界和城市设计实践呢？这又与未来的实践与教学有何相关呢？我谨在此奉献几点感悟。
像规划这样与行动紧密相联的学科，需要学者和实践者在教育与学习中能够建构各种合作的机构平台。我们分享共同改善城市环境的愿望时，最好的学者其思维习惯倾向于普世原则，而最优秀的实践者却试图掌握情况的特殊性。实践者通常相信他们努力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医务人员没有一种与结果对话的责任感，那么医学进展将非常缓慢。”与此同时，许多受传统任期和晋升标准驱动的学院教师，尽量避免在实践上花费时间并且简单地认为他们的研究将引人注目。将实践型学者引入学院需要全新的约定方式，包涵在管理系统中拥有合法角色、晋升通道，以及为应对校外项目委托而调整内部教学安排的灵活性。对所有教师而言，对学科发展的影响而非生产力需要成为招聘、晋升以及授予终身职位的指导原则。
我们培养的很多学生将在全球范围内工作，这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能让这些在校学生可以充分投入于美国以外的规划实践中。就像我当年在北京所做的一样，目前很多教学计划都提供了海外设计工作坊的机会，并且现在参与规划教学计划的教师也包括很多外籍人员。但是，现在很多杰出的教学计划也同时存在于很多国家。因此，下一个学院教育的飞跃可能需要发展真正的依托国外机构课程资源的教育网络，可以使学生们在其他国家完成部分学习。互联网能够成为变革的传播媒介。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国家的教师所准备的项目的详细案例研究，在任何国家的学校都可以使用。比如，通过引人入胜的视觉形式，在欧洲和中国的生态城市研究将特别启发美国的学生和从业者。当然，创建教育网络平台还有很多问题必须解决，不仅仅是学费分摊、签证、语言障碍以及学位等，评价标准需要与教育前景相匹配。
就像分享西侧公路滨水区设计的图片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更丰富的城市发展的例子可以帮助实践者扩展本地项目的可能性。互联网上图片的可用性大大增加到实践中，很多像“公共空间项目”这样的机构完成了优秀公共空间编目。但是，这里还存在更广泛的作用，即学者和规划从业人员能够在政府官员、市民、学生以及其他学科的专家间建立起关于城市设计的全球性对话。我和同事乔纳森·巴奈特（Jonathan Barnet）、斯蒂芬·阿尔（Stefan Al）在在线课程项目（Courseara）平台上提供了两版“城市设计”课程，并吸引了50000名访问者和学生。那比我整个教师生涯中授课学生数量的十倍还多，数倍于每年参加美国规划协会年会人数。甚至在每节课程结束之后，还会出现在50多个国家、数十种语言关于城市设计的讨论组。
关于规划未来，我认为规划是一种实践者与学院教育紧密相连的职业，大量的案例可用到城市设计中。国界不再是教育和实践的障碍，每一个项目都可看成是有助于形成理论的宝贵经验。只有认识到这些，才能促使我们成为真正的设计师。
作者：盖里·哈克，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名誉教授，设计学院前院长。gahack@design.upenn.edu
译者：黄瓴，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规划系/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宾大城市研究院访问学者（2011-2012）。hwawa1025@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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