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撒哈拉以南非洲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关系研究【2018.5期优先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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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版——

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也称“黑非洲”，泛指撒哈拉大沙漠中部以南的非洲，包含非洲东中西南部共计47个国家。近十年来，随着区域政治环境趋稳，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产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经济持续增长，城镇化水平也逐步提高。2015年，撒哈拉以南城镇化率达41.8%，而制造业产值（MVA）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为9.2%，制造企业也多为资源依赖性较强的中小企业和“非正规”企业，出口产业以初级产业为主。该区域内城镇化率排名前三的国家（加蓬[The Gabonese Republic]、吉布提[The Republic of Djibouti]、佛得角[Republic of Cape Verde]），工业化率皆未达到区域平均水平。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关系一直是城镇化研究领域的重点之一，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学术界的实证研究皆证实了城镇化与工业化间存在协同发展和互动促进的客观规律。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工业化程度的重要表征，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率较高的国家，其制造业发展水平却不一定高，与人们对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关系的认知相悖。

文章借鉴杜传忠等学者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系统耦合模型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量化测算和验证、说明。实证结果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关系总体协调度不高，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失衡。从区域差异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南部国家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协调最好，其次为中部和西部，东部国家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失衡问题显著。

就城镇化的内涵和本质而言，城镇化不仅仅包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集聚的“人口城镇化”，也需要同时实现城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城市功能的提升转变。即随着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二、三产业向城镇集聚发展，入城人口实现由农业从业者向城镇工人及其他服务人员的职业转变，城镇基础服务设施逐步改善，城镇人口在城镇中可获得更好的生活，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得以传播和扩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发展与“中国经验”相悖，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就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相背离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

以制造业发展推进城镇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实现城镇化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必然要求。“一带一路”倡议引导中非合作走进新时代，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矫正产业结构、推动城镇化与制造业协调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而言，中国发展经验具有较高参考价值，通过引入和转译中国园区模式、联合人才培训、合作共建设施，有望提升其工业化发展水平、增强城镇化产业支撑、优化城镇就业结构、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使产业城镇化、就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与高速发展的人口城镇化相适应。对于中国而言，基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需求，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中国—撒哈拉以南非洲合作，也是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推动中国制造由“产品走出去”到“模式走出去”的重大现实机遇。

——全文——

【摘要】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发展迅速，但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为阐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的发展关系，文章对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耦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整体协调度不高，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失衡。文章进一步解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失衡的内在原因，探讨了中非合作如何推进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协调发展，明确双方在合作中的角色，并指出了深化合作的未来方向。

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也称“黑非洲”，泛指撒哈拉大沙漠中部以南的非洲，包含非洲东中西南部共计47个国家。相对于撒哈拉以北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较低。近十年来，随着区域政治环境趋于稳定，国际经贸日渐复苏，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关系一直是城镇化研究领域的重点之一，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学术界的实证研究皆证实了城镇化与工业化间存在协同发展和互动促进的客观规律。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工业化程度的重要表征，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率较高的国家，其制造业发展水平却不一定高，与人们对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关系的认知相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实际的城镇化和制造业发展水平如何？两者发展关系是否协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基于中非合作，如何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关系？成为本文探究的核心问题。

1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现状

1.1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发展情况

近十年来，随着区域政治环境趋稳，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产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经济持续增长，城镇化水平也逐步提高。2015年，非洲城镇化率达到44%，其中撒哈拉以北非洲城镇化水平显著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城镇化率分别为58.3%和41.8%，相差超过16个百分点。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为西部，城镇化率最高的前三个国家分别为加蓬、吉布提和佛得角，城镇化率超过65%；城镇化率最低为布隆迪，仅为12%（图1）。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是农村人口最多的两个非洲国家，分别拥有9500万和7800万农村人口。其中，埃塞俄比亚在强有力的政府产业政策推动下，城镇化发展迅速，2010—2015年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3.7个百分点，成为非洲该期间城镇化率增长最快的国家。

图1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国城镇化率（2015）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4世界城镇化展望报告》，到2050年，城镇人口增加最多的非洲国家是尼日利亚，预计增加2.12亿；刚果（金）、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三国将分别增加5000万城镇人口。报告预测，到2050年，东非地区的城镇化率将由目前的25%增至44%，西非地区的城镇化率将由目前的44%增至63%。从城镇空间分布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空间布局受自然环境、殖民历史和经济区位影响——东非地区城镇主要沿东非大峡谷的高原湖泊分布，西非地区城镇主要集中于西部和几内亚湾沿岸，南部非洲地区城镇主要布局在南非北部和东部沿海区域，中部地区城镇则无明显的空间分布规律。

撒哈拉以南非洲城镇化发展速度虽快，却喜忧参半。许多城镇化率高的国家缺乏产业的支撑，城镇化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大部分城市居民生活在条件恶劣的贫民窟中，面临住宿和卫生条件落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社会混乱等发展问题。高速无序的城镇化不仅没能切实提升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给城市带来巨大的发展压力。

1.2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与制造业发展情况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全球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但低起点也意味着高增长空间——近十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GDP年均实际增长率超过7%，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其中，尼日利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2015年GDP达到4652亿美元，埃塞俄比亚则以十年年均GDP实际增长率17.74%的突出表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图2）。

图2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2015年GDP与近十年GDP年均实际增长率（2006—2015）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工业化一直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制造业产值（MVA）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为9.2%，制造企业也多为资源依赖性较强的中小企业和“非正规”企业，出口产业以初级产业为主。按工业化水平划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尚无已经完成工业化的经济体，在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体中，有毛里求斯和南非两大新兴工业经济体，科特迪瓦、安哥拉、纳米比亚等16个发展中工业经济体，及其他31个不发达工业经济体。

历史发展经验表明，制造业发展水平与国家经济增长呈倒U型变化关系。在地区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制造业振兴是经济体推动自身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逐步被服务业所替代，其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随之不断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体绝大多数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制造业占比偏低，正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其中，塞舌尔、毛里求斯率先进入中高收入国家梯队，斯威士兰则是该地区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但仍没有摆脱低收入农业经济体的队列（图3）。

图3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均GDP与MVA占比关系图（2015）

2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耦合关系实证研究

从现状研究直观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关联关系并不显著。为探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关系，文章借鉴杜传忠等学者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基于系统耦合模型对研究区域内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量化测算和验证、说明。

2.1  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析模型

系统协调是指系统发展演变过程中，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以及构成系统的要素之间形成的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的关系特征，常用的系统协调度是通过测量静态系统间距离的大小来判断系统之间是否协调。设ui(i=1,2,3……m)、uj(j=1,2,3……n)分别表示不同的子系统，则多个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原始耦合度模型为：

用M、U分别代表制造业评价系统和城镇化系统，F1(x,t)为t时期城镇化率，F2(y,t)为t时期MVA占GDP比重，转化可得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耦合度公式：

d(0≤d≤1)越大，说明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越高，反之越低。为了避免由于F1(x,t)与F2(y,t)同低且相近导致耦合度虚高，对公式(2)作优化处理，使之既能表现两系统间的协调程度，又能反映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发展水平的高低：

其中，D为实际耦合协调度，d为协调度，T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α、β为评价参数(0<α<1、0<β<1，α+β=1)，参考研究文献，α、β皆取值0.5。

2.2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耦合协调度测算与分析

基于改良的制造业发展与城镇化系统协调耦合模型，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47个国家2010年、2015年的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相关样本数据来自《非洲统计年鉴2016》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数据，测算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国制造业发展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2010、2015）

总体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国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多数国家耦合协调度位于0.2~0.4之间（中国2015年耦合协调度为0.6），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各国情况差异较大，位于波峰的斯威士兰2015年耦合协调度为0.496，而位于波谷的赤道几内亚耦合协调度仅为0.004，极差近0.5；历经五年的发展，多数国家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耦合协调度不升反降，仅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喀麦隆、中非共和国等国家的协调度上升趋势明显。

根据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国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及对比关系，将发展耦合协调度划分为5个等级，即D∈（0, 0.1]（表示0<X≤0.1）为不协调，D∈（0.1, 0.2]为较不协调，D∈（0.2, 0.3]为一般协调，D∈（0.3, 0.4]为较协调，D∈（0.4, 0.5]为协调，各国具体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从区域差异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南部国家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协调最好，其次为中部和西部，东部国家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失衡问题显著。

表1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国制造业发展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等级评价与区域分布

3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失衡原因探究

实证研究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关系总体协调度不高，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失衡。就城镇化的内涵和本质而言，城镇化不仅仅包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集聚的“人口城镇化”，也需要同时实现城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城市功能的提升转变。具体而言，即随着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二、三产业也向城镇集聚发展，入城人口实现由农业从业者向城镇工人及其他服务人员的职业转变，城镇基础服务设施逐步改善，城镇人口在城镇中可获得更好的生活，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得以传播和扩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发展与“中国经验”相悖，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就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相背离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

3.1  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相背离

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以及钱纳里工业化发展理论，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最高；随着工业化发展，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不断提升；到工业化中期，工业产值占比最高，制造业蓬勃发展；工业化后期阶段，服务业逐渐取代工业主导地位，进入“经济服务化”阶段。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14年三次产业结构为24:28:48，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9.1%。通过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产业结构发展进行研究，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产业结构呈现畸形化、跨越式发展特征，具体表现为在农业生产总值占比超过20%的发展阶段，服务业成为地区国民收入占比最高的产业，制造业占比低，工业化发展严重滞后，形成“两端重，中间轻”的畸形产业结构，其跳过工业化发展，直接进入了“经济服务化”发展阶段。以塞舌尔为例，塞舌尔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但实证显示其制造业发展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偏低，原因在于旅游业创造了塞舌尔70%以上的国民收入，其城镇化主要由旅游业拉动而非工业，所以出现了经济发展向好但制造业发展与城镇化耦合度低的现象。另外，制造业内部行业结构层级偏低，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制造业对经济贡献度不高、与城镇化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

3.2  人口城镇化与就业城镇化相背离

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为在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同时，伴随着农民向工人和服务人员的职业转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农村人口向城镇大规模转移，而城市产业发展滞后，提供的就业岗位十分有限，由此造成大量适龄劳动力无工无酬，或只能从事一些低薪的基础工作。撒哈拉以南非洲2013年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就业率分别为62%、8.4%、29.6%，低廉的城镇居民收入与高昂的城市生活费用形成断崖式的缺口，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不容乐观。此外，研究课题组2016年在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调研获悉，城镇化快速发展推动人口转移，为城市制造业发展带来了众多年富力强的适龄劳动力，但劳动者综合素质较低，工作激情不高，工作技能较差，大多只能参与一些简单、替代性较强的工作，无法适应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要求，形成“用工荒”和失业率、无业率高同时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低就业率、高失业率与高犯罪率成为威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

3.3  人口城镇化与生活城镇化相背离

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直接影响着制造业的发展。国际经验和中国产业发展经验共同证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在工业化初期与中期阶段的先导作用，基础设施与制造业部门间关联效应显著，且基础设施的结构和水平影响制造业的结构变动与升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尤其在电力、交通方面，严重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缺位，非洲城市消费水平、住房成本、商品和服务成本、家庭生活成本与相同收入水平的其他地区相比分别高出29%、55%、29%和20%~31%。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有32%的人口能够用电，而同处于发展中时期的南亚地区人口用电普及率已经过半；撒哈拉以南非洲铺面公路占公路总里程比重不足三成，铁路等其他交通设施建设更为滞后，运输成本居高不下。虽然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逐渐认识到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可喜的成果，但由于之前的基础过差，基础设施改善提升任重道远。此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先导性使其对制造业的反哺回馈具有滞后性，在基础设施建成初期，制造业难以取得显著的发展成效。

4  中非合作推进撒哈拉以南非洲城镇化与制造业协调发展

以制造业发展推进城镇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实现城镇化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必然要求。在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实现制造业的发展，绝不可“关门论道”，必须善于借力、互助共赢，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中非合作源远流长，长期以来保持着良好的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关系，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非合作领域更是不断扩展升级。中非在园区共建、人才培训、设施援建等方面的合作，将助推撒哈拉以南非洲城镇化与制造业协同发展。

4.1  园区共建推动产业城镇化

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城镇化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大力发展制造业不仅能推动工业发展，也能刺激农业产业化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由表及里潜移默化地矫正和优化产业结构，夯实经济基础，提升经济抗压性，推动产业城镇化。开发区、高新区等产业发展平台的建设，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基础，是推进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力量，同时园区由“园”转“城”的发展模式，亦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制造业基础相对薄弱，目前正经历着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似的发展阶段，中国产业园区发展经验对于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非经济贸易合作区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主导合作共建的园区有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赞比亚—中国经贸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等；与此同时，中国地方政府和中资企业也积极跻身于中非产能合作，投身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大潮。截至2015年底，中国在非洲建设的园区超过20个，投资额超过305亿元人民币，累计纳税超过36亿元人民币，解决当地2.6万人就业，对促进非洲国家产业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为例，2016年已有50家企业入驻，园区工业总产值达到5.5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总额4100万美元。园区的发展大大加快了埃塞俄比亚建材、制鞋、汽车组装、钢材轧制、纺织服装等产业的发展，其中制鞋业的发展则是充分发挥埃塞俄比亚优质动物皮革资源的优势，东方工业园的建设对于促进埃塞俄比亚产业结构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共建合作园区，有利于引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带动本地区的产业升级，拉动外向型经济发展。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而言，借鉴中国经验，积极参与中非合作园区共建，有利于其制造业的集群化、规模化发展，循序渐进完善工业体系，并以制造业为基础，推动农林牧渔业的转型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助推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产业城镇化。中方应进一步梳理和总结中国开发区规划技术体系，借鉴世界知名的国际合作园区建设经验，分析中国在非洲国家规划建设合作产业园区的相关经验和教训，综合评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资源条件，对接合作国家内在需求，构建系统完善的中非合作产业园区规划设计技术体系，以支撑合作园区的规划建设发展。

4.2  人才培训推进就业城镇化

人口基数大、人口结构年轻化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展制造业的一大优势，然而劳动力素质偏低、工作技能较差是限制其制造业发展的一大短板。推进中非联合人才培训，可提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劳动力的职业技能，使其能够从事对技术水平要求较高、薪资水平更高的工作，实现城镇居民的体面就业，同时形成与制造业互动提升的良性循环，推进城镇居民就业城镇化。

在“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合作理念的引导下，中非产业合作走过以资金援助和企业迁移为主的“1.0时代”，迈入了同步推进产业转移、跨国建厂和技术输出的“2.0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探索海外市场的同时，对合作地区的产业工人和管理人员进行系统培训，输出中国的生产技术、发展理念等，以提高当地劳动力的职业能力，促进当地就业率的提升。以埃塞俄比亚华坚国际轻工业园为例，为吸纳当地剩余劳动力、建立优秀的员工队伍，园区管理者为埃塞俄比亚新员工建立了专门的培训教室，由中方老师亲自带队指导，对于表现优秀的员工，管理方出资提供去华坚东莞总部和中国其他专业技校接受培训的机会，学习设备操作、企业管理和中文，学成归来的埃塞员工将在更为重要的岗位上工作，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工作。中国技术的输出，不仅切实推动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制造业的发展，亦加快了非洲本土劳动力职业素养的提升，对于促进社会就业、实现就业城镇化具有重要作用。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应积极促成中非双边高校合作，构建双边学术交流和学生交换机制，输送一批与制造业发展相关专业的高校学生和技术人才到中国高校学习深造，招引一批中国优秀学生和高级职业技术人才到本地交流，形成双边合作产业人才智库和技术联盟。中方可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对撒哈拉以南国家留学生、技术人员开辟教育和技术交流绿色通道，合作培育一批高素质技术人才，同时对在非中国企业的本地产业工人和管理人员进行系统培训，推动技术输出，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双边人才、技术合作，为产业脱离孵化、形成内生增长动力提供技术支撑和人才支持。

4.3  设施援建助力生活城镇化

基础设施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产业政策推动工业化发展，必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跟进。《非洲加速工业发展行动计划》（2007）明确提出基础设施发展是非洲加速工业化发展的关键事项和优先领域，必须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从国家、区域和大陆层面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埃塞俄比亚《增长与转型规划》（2010）提出，基础设施的发展和维护，需要从增加就业同时发展国内工业达到扶贫增长的角度出发，助推多样性工业增长和减少外汇依靠。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设施联通”行动，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改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以亚吉铁路、亚的斯亚贝巴轻轨系统、肯尼亚斯瓦克大坝、喀麦隆杜阿拉城市供水系统等为代表的中国海外基建项目，不仅提高了当地城市生活便利性，也提升了城市影响力，对于其招商引资、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肯尼亚斯瓦克大坝为例，大坝集供水、发电、灌溉等多功能为一体，实现了阿西河流域水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不仅解决了周边城镇居民的用水难题，也为当地农业灌溉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并缓解了当地工业发展电力资源短缺问题。斯瓦克大坝的修建，切实改善了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并促进了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周边城市城镇化质量提升、实现城镇化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础设施短板是制约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援建还在持续推进，以期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助力其实现生活城镇化。有合作意向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应积极与中国达成基础设施援建战略合作协议，制定有针对性的、相对宽松的合作项目管理政策，提供适当的优惠条件，助推合作项目顺利实施。中国可优先选择政局稳定、经济增速较快、与中国外交关系友好的地区和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援建合作先行试点，形成一批示范试点和示范项目，通过实验形成具有普遍性的应用模式，由点及面，进行进一步推广。

5  结论

由于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就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相背离，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关系不显著，没有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然而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而言，制造业的发展却是其推进城镇化良性发展的客观需求和必由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引导中非合作走进新时代，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矫正产业结构、推动城镇化与制造业协调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而言，中国发展经验具有较高参考价值，通过引入和转译中国园区模式、联合人才培训、合作共建设施，有望提升其工业化发展水平、增强城镇化产业支撑、优化城镇就业结构、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使产业城镇化、就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与高速发展的人口城镇化相适应。对于中国而言，基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需求，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中国—撒哈拉以南非洲合作，也是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推动中国制造由“产品走出去”到“模式走出去”的重大现实机遇。

作者：柏露露，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经济区和东盟开放合作办公室干部。[e-mail]

赵胜波，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兴平，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

郑洁玲，西安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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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祎娴

排版：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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