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书堂 |《规划顺应复杂——公共政策的协作理性简介》译序

韩昊英

浙江大学 教授 

人类的文明之路也是对理性的探索之路。理性是复杂的，需要用从历史的视角辩证地加以探究。在现代社会中，规划理性属于公共理性的范畴。对于规划理性认知的演变，恰好反映了人们对于规划对象的复杂性以及规划理性属于公共理性这一本质逐渐认知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社会发展的乐观主义情绪和现代主义的蓬勃发展都把理性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对于规划理性，则至少在1960年代中后期当规划被视为一门科学以来，就开始了广泛的探讨。当时的“理性规划模型”认为，规划理性主要在于其过程的理性[1]。同时代的系统规划理论则接受了“科学控制论”的思想，二者共同构成了所谓的“综合理性”规划，代表了与之前基于设计的传统城市规划理论的重大决裂[2]。

然而，这种具有绝对性色彩“综合理性”指导下的规划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城市环境，反而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损害了特定群体的利益。这令城市和规划学者们对能否以完全的“理性”来制定和实施规划进行了深刻的反思[3]。一方面，人们愈发认识到作为规划对象的城市并不是一个简单可控的机械构成。与面对具有较大确定性和小型系统的诸多实践活动不同，规划面对的是城市这一复杂系统，必须考虑复杂系统的诸多特征[4]。霍斯特·里特尔（Horst W. J. Rittel）和梅尔文·韦伯（Melvin M. Webber）总结了社会政策规划中的棘手问题[5]，将规划活动的复杂性刻画得入木三分。由于问题中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且系统不断受制于未预料到的变化，所以传统规划方法常常无法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另一方面，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规划绝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或科学，而应是一种旨在实现某种价值目标的政治过程或社会实践形式，因而需要认真地面对不同集团的认知和利益需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会产生“意义失落”及“自由失落”的异化现象，致使人类丧失自主和反省的能力，于是提出沟通理性，意图用言行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范式来代替客观知识的范式，使个人能从系统扭曲的沟通情境或僵化封闭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获致解放[6]。而协作理性则认为，设计与管理的协作过程易于产生参与者们得以共同解决问题的有效选项以及个人和集体性的学习行为，有助于提高社区的适应性和韧性。

朱迪丝·英尼斯（Judith Innes）和大卫·布赫（David E. Booher）合著的《规划顺应复杂——公共政策的协作理性简介》（Planning with Complexity: An Introduction to Collaborative Rationality for Policy）一书是迄今为止国际规划学术界对协作理性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最为透彻、总结最为全面的著作之一。作者认为，在复杂性时代，应借助协作理性，以动态的协作对话来替代传统的线性模型；并用简洁的语言，为实践者们的行动提供了规范性的指南。

规划顺应复杂——公共政策的协作理性简介

Planning with Complecity: An Introduction to Collaborative Rationality for Policy

[美]朱迪丝·英尼斯  大卫·布赫 / 著

韩昊英 / 译

科学出版社, 2020

作者首先将协作理性置于一个宏大、充满复杂和变革的时代背景中，认为规划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几个重要趋势值得关注：

• 一是主要依赖于正规专业知识的传统线性方法正逐渐被专家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非线性社会建构方法所替代；

• 二是有关何为规划及政策的恰当知识的理念正发生着改变；

• 三是新的推理论证形式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获得了学术认可和正当性。

作者认为，“当所有受影响的利益集团共同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开诚布公地发表各自不同的观点，以供他们对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审议，这个过程就是协作理性的”，进而提出DIAD理论，即多样性、相互依赖、真实的对话（DIAD: diversity, interdependence, authentic dialogue），作为评价协作行为的基准。“协作理性的开放式方法与官僚系统的规范和寻找正确政策的理想是相悖的”，这反映了规划学者们对于建立新规划范式强烈诉求，这种诉求并不局限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也广泛存在。

协作理性对于改进我国规划的理论与方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时至今日，我国的城市规划仍然大量采用蓝图式的大型、综合性规划，由部门和专家所主导，以设计的形式，试图达到一种最优化的效果。但这种基于传统“综合理性”的规划缺乏对各门类的专业知识的有效整合，更缺乏民间非专业经验和技能的融入，难以适应复杂性时代下的城市发展。因而，迫切需要从理念、方法和程序等方面进行变革，增强规划中的沟通和协作，使城市的发展更具韧性，更可持续。在这一背景下，协作理性可作为指引我们前进的一盏明灯，本书的重要作用也就不言而喻。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作者朱迪丝·英尼斯教授、大卫·布赫先生以及序作者象伟宁教授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朱迪丝·英尼斯教授，以逾古稀之高龄，多次与我交流她对于协作理性的想法，澄清了我的诸多疑惑，令我受益匪浅。遗憾的是，她不幸于今年4月14日病逝，没能亲眼看到本书的出版。此刻，我再次向朱迪丝·英尼斯教授表达深切的悼念。

朱迪丝·英尼斯教授曾经获得哈佛大学英语文学学士，她的语言功底深厚，文字简洁优美，要将其著作准确地译为中文绝非易事。受译者的能力所限，本书翻译中的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意见和建议欢迎发送至电子邮箱：[e-mail]，译者会尽快予以回复。 

参考文献

[1] HEMMENS G C. New directions in planning theor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80, 46(3): 259-260.

[2] 尼格尔·泰勒. 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M]. 李白玉, 陈贞,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3] 彼得·霍尔. 大规划的灾难[M]. 韩昊英, 译. 科学出版社, 2020.

[4] BATTY M. The new science of cities[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3.

[5] RITTEL H W J, WEBBER M M. Dilemmas in a general theory of planning[J]. Policy sciences, 1973, 4(2): 155-169.

[6]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 曹卫东,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作者：韩昊英，浙江大学教授

延伸阅读

编辑、排版 | 张祎娴

本文为本订阅号原创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将自动受到“原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