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经济委员会（ECA）为制定新冠疫情应对政策提供信息分析时，呼吁非洲各国政府在巩固当前努力、采取经济刺激政策以减轻新冠对国家和区域经济影响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到城市经济的脆弱性。ECA的性别、贫困和社会政策司（Gender, Poverty and Social Policy Division）司长托科齐勒·鲁兹韦佐（Thokozile Ruzvidzo）表示：“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驱动力，如今正面临新冠病毒的猛烈冲击。非洲城市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带动了消费，大城市的人均消费支出比全国层面平均高出80%。由新冠引起的城市消费下降将影响国内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价值链。”新冠对就业的影响在非洲城市地区相当严重。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部门，如制造业和服务业，目前占非洲生产总值的64%，预计将因新冠疫情的严重打击损失大量生产性工作岗位，特别是占非洲就业人数80%的城市中小企业。同时，生活费用也会上涨，例如，一些初步研究显示，非洲部分城市的部分食品价格将上涨100%。此外，由于疫情期间的封闭和隔离措施，城市消费和支出（食品、制成品、公用事业、运输、能源和服务）可能会大幅下降。非洲地方政府的人均支出（per capita expenditure）为26美元，是世界上最低的。许多地方政府资源匮乏，难以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而且地方的收入可能会因疫情减少，从而进一步削弱其应对这一危机的能力（图1）。
图1 随着疫情在西非、中非的进一步扩散，世卫组织、粮食计划署和非盟提供了更多的重要物资
图1及资讯来源：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news/coronavirus/eca-economic-impact-covid-19-african-cities-likely-be-acute-through-sharp-decline-productivity在非洲的很多大城市里，建筑物倒塌的现象十分普遍。2004—2008年间，乌干达坎帕拉（Kampala）的楼房坍塌导致54人死亡，122人受伤。1978年12月至2008年4月，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Lagos）共发生了112起建筑物倒塌事件。在加纳和肯尼亚的很多城市，也有类似事件导致人员伤亡的记录（图2）。普遍观点认为，非洲城市的建筑物坍塌问题主要源于当局漠视建筑安全法规、材料不合格以及建筑商不称职。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个问题。
图2 2019年底发生在肯尼亚内罗毕的楼房倒塌事故，这在许多非洲大城市中都很常见
1983年4月，加纳经济下行，当时的军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求助。大多数向这两个组织申请援助的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其建议的经济“结构调整”改革方案或类似方案。所谓“结构调整”改革方案，主要涉及一系列的经济干预措施。比如，在加纳等地这一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政府不再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增加私人机构的参与。随后，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加纳主要城市的建设地块价格上涨了10倍以上。这便是“结构调整”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房地产公司的进驻方往往是来自国外的私人机构，建材和城市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得住房成本越来越高。而私人房地产公司本应在获得大额税收优惠后为民众提供“经济适用房”，但是却没有兑现。正规的住房政策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大量的加纳人只能居住在非正规建设的房屋里。而非正规的房屋建设产业缺少融资计划，资金不足，低收入的住房建造者被迫偷工减料。因为人力有限，建筑物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完工。因建造时间过长，建筑材料和未修建完成的建筑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甚至会发生工程完工之前就出现结构问题的情况。除了建筑质量差，建筑建造也很匆忙，许多新建筑都是对旧建筑的加建、改建，违背了最初的设计用途，就更难以保证建筑的质量。
图2及资讯来源：https://theconversation.com/ghanas-unstable-building-problem-is-about-more-than-lax-regulation-153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