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地摊经济”与街头善治——亚太地区地摊管理策略的启示》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1 国际表述:“地摊经济”的相关概念
所谓“地摊经济”,即市民生活中被称为“摆摊”“地摊”的公共空间流动经营行为,是城市街头常见的非正规经济形式。国外学界通常以“街头零售”或“街头经济”(street vending / street business / sidewalk vending)对城市街头的非正规经营行为进行表述,另一些名词“跳蚤市场”“周末市场”“社区市场”(flea market / weekly market / community market)则用来描述周期性占用公共空间从事非正规的经营行为。两者概念的并集大体与我国“地摊经济”的表述类似。按经营者社会属性与经营场所进行分类,“地摊经济”可分为“街头零售”“社区市集”“跳蚤市场”三种形式(表1,图1)。
表1 “地摊经济”的常见类型
资料来源:OJEDA L, PINO A. Spatiality of street vendors and sociospatial disputes over public space: the case of Valparaíso, Chile[J]. Cities, 2019, 95: 102275.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文化背景是促进“地摊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受儒家文化圈影响,中国台湾、日本、东南亚的民众有明显的“市井”情怀,街头零售、跳蚤市场、夜市等非正规经营更能迎合民众的“古早品味”。在传统的庙会、节庆等风俗中售卖的食品大多为烹炒加工的即食餐点,在购买后立即享用风味最佳,因此出现了以面包房(bakery)与炒面摊(chowmein stand)分别代表西、东方饮食文化的空间形式分野(图2)。
图2 因饮食文化带来的地摊空间形式的分野
资料来源:图片来自网络
士林区位于台北市北侧,社区中心慈诚宫(Zichen Temple)周围有四条主要街道和一片广场,当地居民在那里从事祭典和社交。2002年,市场管理局将原有地摊市场外迁,2007年在原位复建了一个新市场,并于2011年12月竣工(图3)。新士林夜市通过“编码单位”来管理夜市,每个摊贩均有一个唯一的“编码单位”,市场管理局可以定期进行食品生产和卫生检查,以确保夜市商贩提供优质的餐饮及食品服务。
图3 士林夜市区位
资料来源:CHIU C. From self-management towards private management: changing approaches to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street business in Taipei[J]. Journal of urban management, 2013, 2(2): 71-93.
尽管地摊改造花费了更多的财政支出,但其带来的收效远远超过预期:士林夜市的改造结合了当地的市民生活习俗和文化环境,使得商贩和顾客同时获得了优良的商业环境;编码管理的方式也为监管餐饮卫生条件提供了可能,外地游客可以更加放心地消费(图4)。 三宝垄(Semarang)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第三大城市,街头摊贩集中分布在天巴朗(Tembalang)的教育区。三宝垄的街头零售通常位于主街进入社区的尽端式道路中,这些位于社区内的公共空间同时承载着交通及交往的作用,就像生物体内位于主肠道之外的盲肠,承载着消化城市非正规化功能的作用(图5)。
图5 三宝垄街头零售行为的发生地
资料来源:WIDJAJANTI R. The spaceutilization by street vendors based on the 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ducation area of Tembalang, Semarang[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6, 227: 186-193.
天巴朗教育区的摊贩受到社区公所及社区居民的喜爱。地摊商贩为当地的大学生、社区居民提供了廉价的美食,由于经营者为社区居民,其爱护自己的店面如同爱护自己的后花园一样,因而能维持环境的整洁。摆摊的位置处于尽端式道路或者迂回处,较少影响城市环境和街道通行,因此社区公所十分鼓励居民从事摆摊经营。
基于地方政府积极有为、为民谋利的背景,正视“地摊经济”势在必行,也是大势所趋。商业化措施适用于地方政府具有一定财力、民间资本有意向投资的城市地区,通过地方政府的带动、民间资本的参与,打造出具有“明星”效应的标杆项目,并根据本地文化,对“地摊经济”的空间形式、经营方式、主营商品进行文化填充,形成如台北士林夜市的文化背景和旅游环境,能够使政府、资本、小摊贩三方同时在地摊经营中获利。社区化措施适用于微小治理尺度的街道、社区层级政府(自治组织)具有较高治理能力的地区。当下国内部分地区摊贩也形成了类似工会的“微信群”等组织,可是大部分组织是以对抗城市管理部门的市容检查而存在,并未发挥良善的工会力量。通过建立“地摊工会”等自治组织,规范管理地摊商品品质和经营环境,同时形成社区、摊贩、居民三者良性互动的结果,以求社区为公共事业繁荣作出贡献,摊贩获得更多经营回报,居民获得更多低廉物价的商品。仔细考察摊贩和消费者的社会属性,会发现该群体通常不是衣着光鲜的高收入群体,往往是市井社会中的劳动者。“城市管理应是偏袒的”,偏袒有助于全社会更深维度的公平。因此,政府有义务为地摊经济提供税收方面的部分让利和减免,在人情化管理的背景下实现地摊经济的善治。人情化不是去法治化管理,而是在不侵犯公共空间利益的基础上,引导公共资源向弱者提供更多帮助和偏扶。这种需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的治理方式尤其需要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和裁量能力,以保证公平的实现。 作者:周子航,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percychou@sina.com
张京祥(通信作者),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
街边市场的多目标协同规划治理:以美国波特兰街边市场建设为例
180岁的菜市场——波士顿干草市场
编辑、排版 | 张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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