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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精粹 | ​走向都市认同的空间实践——亚历山大城市设计理论的价值、局限与启示【抢先版】

赵博韬 江泓 国际城市规划 2023-11-08

【编者按】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走向都市认同的空间实践——亚历山大城市设计理论的价值、局限与启示》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二战结束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规划理论适时地提供了高效的空间实践工具,为战后建设提供了支撑,帮助人们在短时间内恢复了城市的面貌。然而,现代主义空间话语中的功能主义与技术理性却使设计忽视了人的体验和社会脉络(social context),忽视了城市的情感和文化价值,这激起了学者对于空间生产的反思[1]。20世纪中后期,建筑与城市规划论述话语从强调功能理性的现代城市规划转向注重社会文化考虑的后现代规划。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 1936-2022)将城市发展看作生命体的生长过程,将城市的整体性(wholeness)作为城市设计的最高法则,对简单化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反思(图1)。
图1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
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istopher_Alexander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在剑桥大学获得建筑学和数学学位,并于1959年成为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历史上第一位建筑学博士,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自1963年起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任教[2]。亚氏早期的研究深受系统观的影响,在其1964年的著作《形式综合论》(Notes on the Synthesis of Form)中,亚氏提出“自适应过程的子系统”[3](图2)。这一系统观在1966年的《城市并非树形》一文中形成了对城市“半网络结构”的认识[4],其理论和方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图3)。1967年之后,亚氏及其团队以“模式”(pattern)的方法研究“设计—生活”以及“城市—建筑”的关系,首先体现在1975年的专著《俄勒冈实验》[5]中,继而于1977年与其他研究成果一起汇编成《建筑模式语言》[6]。而其理论探索集中于《建筑的永恒之道》《城市设计新理论》和2000后出版的四卷本《秩序的本质》(图4—图6)。
图2  《形式综合论》中关于“自适应过程的子系统”的插图
资料来源https://eliza-pert.medium.com/1960s-32969cc82d03

注:右上为西蒙·尼克尔森(Simon Nicholson)为亚历山大绘制的参考图。

图3  《城市并非树形》中的插图
资料来源:https://eliza-pert.medium.com/1960s-32969cc82d03

图4  《建筑的永恒之道》(1979)
资料来源:https://www.amazon.com/exec/obidos/ASIN/0195024028/billvennersA/

图5  亚历山大的四卷本著作《秩序的本质》
资料来源:https://bailarsobrearquitectura.com/2018/03/12/the-nature-of-order-una-resena-provisional/

图6  亚历山大设计思想的发展脉络与联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在1987年出版的《城市设计新理论》中,亚历山大提出了营造城市整体性的七大过渡法则:渐进发展、更大整体性的发展、构想、积极(正向)的城市空间、大型建筑物布局、建造、中心的形成,并以旧金山湾区为基地展开相应的设计教学研究(图7)。其中心思想是:是城市空间和行为活动的混合性带来了生活的重叠化和复杂化,营造了一个成功的城市。只有城市结构来源于生活,城市发展过程才能产生整体性[7]
图7  以旧金山湾区为基地开展的设计教学研究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7]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强调空间复杂性、地方性和不可化约性的思想挑战了坚固的现代主义空间秩序,是建筑学和城市规划领域后现代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着重强调城市的多元价值、历史传统、地方特质、社会过程,试图将服从于既定标准的和机械秩序的空间实践观,扭转到对感知、体验、参与、沟通和共情的追求上来。这与后现代规划理论强调多样化、不确定性、小叙事、去中心化、个体差异的特质的总体特点相契合[8]。但是亚氏在强调城市空间的多元、大众的参与、设计的过程的同时,并不认为空间设计可以依靠机遇和偶然性来生成,依然希望探索一种相对稳固的、普适的设计方法论(图8)。可以说,亚历山大的设计思想形成了相对独特的后现代转向,在其理论中批判性和建构性同时在场,从“要素世界”走向了“关系世界”,形成基于整体性的系统综合论。

注:有关现代—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分野请参:张京祥.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M].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图8  亚历山大设计思想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但与此同时,亚历山大的旗帜鲜明之处也同时是其局限所在。在对抽象原则的颠覆过程中,亚历山大对于设计的能动性强调过高。近乎宗教性的“无我”、对“道”的追寻,使得亚氏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份有关设计的宣言,而非一份切实可行的改革派实践报告[9]。但是,当今学者和实践者需要超越简单的“操作性”讨论和批评,看到亚历山大对于空间内涵与设计方法的拓展思考,这是重新认识亚历山大城市设计理论价值的关键。
亚氏思想实际上紧密联系着1970年代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人文主义转向。亚历山大所强调的模式和设计元素(尺度、中心、构想、脉络、参与等),在人文地理学与环境心理学领域被认为是产生“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和都市认同(urban identity)的关键环境要素[10-11]。这些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无法提供的人与环境联系,是亚历山大城市设计理论极富生机的当代价值。
亚历山大的城市设计理论对于城市整体性、发展性和表意性的论述与都市认同三种内涵相呼应:空间环境认同(identity of physical setting)、过程认同(identity of process)与意义认同(identity of meaning)。空间环境认同是通过人们对城市物理空间的感知和体验形成的,这些触及人们的“心灵之眼”的“生命结构”是城市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12](图9);都市的过程认同诞生于对人们参与设计过程的制度性保障,这使得每个公民都能够享有“环境主人”的意识;而都市意义认同是对于城市历史、文化、以及共享的价值观的认可和依恋。
图9  亚历山大在《秩序的本质》中提出的15种“生命结构”
资料来源:https://eliza-pert.medium.com/1960s-32969cc82d03

在由增量规划转向存量优化的大背景下,亚历山大的理论指向了一种探索“好的城市”的新的思考方式与基本标准:营造与培育都市认同。这在设计方法、城市发展、学科本体三个维度对我国的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启发。只有当我们的城市规划与设计能够踏实学习既有的空间经验、接纳市民的想象和参与、促进都市精神意义的保存时,才能使城市结构成为有人性、有深度的生命结构,都市认同才能够发自肺腑、油然而生。UPI 

参考文献

[1] 张京祥.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M].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

[2] 卢健松, 彭丽谦, 刘沛.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建筑理论及其自组织思想[J]. 建筑师, 2014(5): 44-51.

[3] ALEXANDER C. Notes on the synthesis of form[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4] ALEXANDER C. A city is not a tree[M] // The urban design reader. Routledge,

2013: 172-186.

[5] ALEXANDER C, SILVERSTEIN M, ANGEL S, et al. The Oregon experim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6] ALEXANDER C. A pattern language [J].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7] ALEXANDER C, NEIS H, ANNINOU A, et al. A new theory of urban desig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8] 江泓. 城市空间发展的转型结构与演变动因研究[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9.

[9] GALLE P. Christopher Alexander’s battle for beauty in a world turning ugly: the inception of a science of architecture?[J]. She 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2020, 6(3): 345-375.

[10] TUAN Y-F.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4.

[11] LEWICKA M. Place attachment: how far have we come in the last 40 year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1, 31(3): 207-230.

[12] ALEXANDER C. The nature of order, book four: the luminous ground: an essay on the art of building and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M]. Th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2004.


作者:赵博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本科生,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ISOCARP)会员。213182324@seu.edu.cn

江泓(通信作者),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jianghongse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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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许   玫
排版 | 张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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