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赵世瑜等《中国大通史》

前言

6月6日，《中华读书报》刊发记者专访《中国大通史》总主编之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先生文章，题为《赵世瑜：新的中国通史新在何处》。原文如下：

赵世瑜：新的中国通史新在何处

本报记者 舒晋瑜

“从太史公作《史记》以来，修撰通史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大通史》总主编之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先生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进入一个发展时期，但在20世纪末《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出版之后，再无新的大型中国通史出版。

于是，由我国史学界权威学者倡议，180余位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著名学者参与的《中国大通史》撰著计划启动了。这一次，历史学家曹大为、商传、王和以及赵世瑜，共同担纲总主编，各卷分为综述与治乱兴衰、经济、国家控制、社会结构、精神文化、社会生活6编，以专题形式叙史。日前，该书由学苑出版社推出。

《中国大通史》，学苑出版社出版

Q1

中华读书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都编过“中国通史”，您如何评价中国通史的编撰现状？ 

赵世瑜

最近，历史学界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些刊物，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年，对于中国古代史各个不同时代的研究，请专家学者写回顾文章。不少专家提出，深入的个案研究很多，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和整体把握略显不足。

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去空话、教条化的东西比较多，大家接受的教训也多，于是去做具体的、个案的研究。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反复出现过。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中国社会史论战”。讨论之后也有学者提出来，应该以宏观的视野去把握历史。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些曲折的过程中发展，弥补以前的缺失，在此基础上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中国大通史》编撰之前，中国通史类的著作不少。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翦伯赞等编写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等书，成为新中国通史著作的最主要代表，构成20世纪中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几座丰碑。这些通史都带有个人鲜明的特点，不同时期的主编者观点不同，描述叙述的方式不同，写作的方式不同，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通史的编撰样式。改革开放后，白寿彝先生主持多卷本的《中国通史》，这个规模体量比以前的通史著作大得多，是《中国大通史》出现之前体量最大的。当时我也参与了写作。不过那时候在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参与工作，很难体现自己的想法。特别中国通史著作体量很大，不可能一朝一夕编撰完成，战线越长，越有可能无法纳入最新的学术成果。

小书靠观点取胜，大书要靠总体设计。《中国大通史》在结构上、体例上有一些新的尝试。

Q2

中华读书报：这些新的尝试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世瑜

在结构上、体例上，《中国大通史》与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以及《资治通鉴》那样的编年体都不一样。《中国大通史》根据学术的发展，分成了不同的6编，各编又有自己独特的设计，吸收和反映了当时国内外多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

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在整体面貌上有了巨大的改观，在视野上比较宏观，注重总体和长期的发展趋势，在内容上包罗万象，以同样的甚至更大的热情关注普通人民的生活，体现了更为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方法上是多样化的、多学科互动的、注重对深层意义的解释。新的通史编纂也遵循这样的思路。

Q3

中华读书报：《中国大通史》中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特点？

赵世瑜

第一，由于注重历史发展的长期性、连续性、渐进性，更多注意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尽量避免仅用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作为变化的标志，而更多考虑社会经济结构的长期的、较缓慢的变化。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依然充分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终级动因，而这种变化并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变化完成；另一方面，用个别政治经济事件作为变化的标志，既观点陈旧，又流于表面化，也是引起争论的原因之一。

第二，注重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充分认识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人们在经济文化类型方面的差异，强调这种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在空间上的犬牙交错和在时间上的长期共存，避免截然断限和一刀切。

第三，提倡综合的观点，既注重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各种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合力”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从而显示社会发展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第四，倡导开放、多元、平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抛弃汉族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

第五，重视动态的研究和空间的研究。以往的历史研究比较注重从时间的维度考察，忽视了空间的维度；容易流于静止的研究，较少注意动态的考察。这些在近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现在需要把它们吸收到通史中来。

第六，真正反映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史，对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人民给予较多关注。除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外，更多注意普通人民的日常活动、行为、心态，将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这些理论思考，都是参与这部大通史编纂的学者一致认同的，它们体现于本书各卷之中。

Q4

中华读书报：西方人编写的《剑桥中国史》比较畅销，而中国自己编写的通史却被读者冷落。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赵世瑜

当我们静下心来翻阅剑桥中国史中已出的各卷中译本，并寻找它的吸引人之处时，并没有在内容和体裁方面发现令人大吃一惊的东西，甚至感觉它并没有体现出近年来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和最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它的确与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本土通史不同，这也正是我们的读者、甚至研究者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

在我们看来，其不同之处在于：一、其行文风格截然不同。如果读者有兴趣翻翻其隋唐史中译本描写“武后的兴起”的数段，或者其明史中译本关于“衰落期中的思想状况”一节，或是任何什么别的地方，就会发现，我们以前的通史中是极少有这样的写法的。二、各章节是由不同的作者来负责撰写的，显然他们都是该方面的专家，但同时他们又都有较大的自由度，并没有完全被捆绑在一起、完全按同一模式写作。这样两个鲜明的特点，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通史编纂多样化的问题。

西方学者在通史编纂方面给我们提供的有益经验，从指导性的理论来说，是较为开放而多样；从内容上说，是更为包罗万象，更注意以前曾忽略的诸多方面；从手法上来说，是更轻松活泼、灵活多样，较少刻板和公式化。但从史学史来看，他们并没有像中国学者那样对通史的体裁、体例进行大量研究的传统，因此在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上没有什么建树。而中国通史的编纂，还要根据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史学史的自身发展特点进行。

Q5

中华读书报：本书分为15卷25册，分卷主编来自全国各地，如何在把握总体水准？有没有争议比较大的部分？

赵世瑜

既然是通史，就要有一些统一的立场。我们认为划分中国历史阶段应该把握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应以中国历史的具体发展为主体，以世界历史的多元发展为参照。这一点可以参考柯文（Paul A Cohen）的说法，就是“在中国发现历史”。第二，对所谓划时代的变化，不仅要考虑客观存在，也要考虑到当时人们的主观认识。这意思是说，人们往往从后世的角度观察历史，这当然有它的好处，可以避免当局者迷的缺失。但我们也要注意当时人看法。第三，历史阶段划分不是一刀切的，而通常是存在一个较长的过渡期的。过去抓住一个典型事件作为分水岭，也并不是就表明这个事件之前一天与后一天就有鲜明的差异。选择一个标识性事件总是要冒把历史简单化的风险，而且与历史实际不符。第四，宏观观照与微观研究缺一不可。

历史分期问题曾成为中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人们又不满足以往的探索，所以像冯天瑜提出的《“封建”考论》，也得到了各界的关注和争论。以往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起点的不同意见是由于学者们对社会转型的认识存在分歧，各有各的道理，现在大家不会用某种现成理论来做唯一的权威依据了，也不会拘泥于某个用作分期的“符号”是否正确了。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比如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期”，假如存在的话，也算是一次社会转型了，那么它与秦汉帝国建立的那一次是什么关系？说它是低一层次的转型好像也没什么道理。过去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除了受理论的束缚以外，还是因为人们过多地专注于“社会转型”，而忽略了“历史进程”，所以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推进，就要对这个一般的过程进行认真的研究。这个认真的研究不仅是在事实或者材料的层面上说的，还包括我们必须先摆脱以往的分期理论的影响和束缚，否则很容易在一种先设的理论框架下去解释事实和材料。

Q6

中华读书报：疆域和族群是中国通史中非常复杂的问题，在编撰中，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赵世瑜

作为中国学者，既要秉持学术良心，也要担负责任。要按历史的实际去描述，只会有利于我们今天的现实考量。现在有一种现象非常不好，比如大汉族中心主义。这也是媒体发达造成思想混乱的局面。要说成吉思汗、皇太极的好话，很多人就会有非常激烈的反应；对岳飞一定要戴上“民族英雄”的桂冠，说他是一个抗金英雄都嫌不够。这些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什么叫大国心态？大国心态是建立在每个国民的个人心态基础之上的。每个中国国民都有宏大的包容万象、兼容并蓄的心态，我们对历史对现实就会有冷静客观的立场，这才是大国的心态。

Q7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理解人心”对于从事历史研究有何重要性？

赵世瑜

我总觉得，只留在书斋里的学者不太容易理解材料中的真谛，多少还是有局限。当然做历史主要是通过材料，但历史是人写的，怎么理解人写材料时的思想活动和动机？如果不理解这个，就不理解史料的生产过程。如果不理解史料的生产过程，怎么去相信并使用这些史料？尤其如果历史写得曲折隐讳，怎么理解？

我们需要经常不断地去乡村行走、与人聊天。也许不会对历史研究直接有用，但对于理解普通人有帮助。有些学生已经努力尝试超越我们。我有个学生在做晚清民国浙江农村的司法案件。她试图找到这些打官司的人的后代，跑到山里边，通过走访，了解他们的祖先怎么打官司。过去官员在判案的时候，要依据老百姓的惯习。那么官员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把百姓形成的俗例作为判案的依据？老百姓的生活习惯，怎么变成了国家司法审判制度的一部分？这就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识，过去认为制度是国家制定的。在学术的认识上，有田野调查和书斋里只看条文是不一样的。结合了田野调查的历史研究，呈现出来的学术成果是接地气的。

1978年，安徽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地方到中央，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比如万历年间张居正的财政改革，也是从基层到中央。一个国家的巨大变动是怎么来的？很多时候，是根据百姓的生活经验创造出来的。

前言

《出版人》杂志2018年第6期刊发记者采访《中国大通史》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曹大为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和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教授的文章，题为《但开风气的<中国大通史>》。原文如下：

但开风气的《中国大通史》

文/虞洋

2018年4月，历时二十余年的《中国大通史》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部书稍显艰涩，对于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则是系统反映中国史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巨著。

编撰通史是中国历代史家延绵不断的传统和孜孜以求的目标，章学诚概之曰“通史家风”。完成一部全面的中国通史有多难？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穷两代人毕生之力才完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司马光主持编撰，历时十九年才造就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范文澜先生两度编写，呕心沥血，至死仍未完成，只坚称自己的作品为《中国通史简编》。改革开放之后，公认的学术总结性通史也只有白寿彝先生主编，近500人参与，历时二十余年方完成的《中国通史》，被称为“积一代之智慧”。

2018年4月，由180余位学者参与，历时二十余年的《中国大通史》正式完成，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部书稍显艰涩，对于历史爱好者和有志于历史的研究者，则是案头必备的、系统反映中国史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巨著。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

论起本书的缘起，本书四位总主编之一王和教授回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史学界陷入彷徨，被称为“史学危机”。当时毕业于化学系的金观涛用系统论的观点写了《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虽然后被证伪，但仍引起史学界的轰动。概因当时的历史研究削足适履，把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针对欧洲历史得出的结论拿来机械裁量中国历史，造成史学研究简单化、形式化、绝对化的偏向。而此前对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错误批判、封禁和对当代国外史学的盲目排斥，又导致史学研究领域狭窄、方法单一。

当时还在《历史研究》任职的王和去拜访了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讨论如何打开历史研究的局面，最后决定用一直被忽略的社会史作为突破口，“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到1990年代中期，通过对史学的种种偏见的清理，在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开拓了新局面，史学界普遍认为应该编写一部反映史学最新发展的通史。英国学者克罗齐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20世纪，历史哲学从思辨走向分析批判，无数经典作品诞生其间。在中国史学突破最快的世纪之交，编写一部通史不仅是史学研究成果的展现，也是对当时整个学界发展情况的展现。《中国大通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呼唤下产生。

经过二十余年的编纂，里面很多内容都不是最新的成果，但正如王和教授所言“我们这部通史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需求”。“通史和其他学术著作不同在于，是成熟的知识，不是尖端，是为现在广大读者所接受的历史观念。”最关键的是，《中国大通史》的核心框架，是丝毫不落后于时代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年参与本书编撰的学术委员会成员，都是各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二十多年来，季羡林、张岱年、侯仁之、钟敬文、邓广铭、周一良、何兹全、赵光贤、顾诚等多位老先生都已先后离去，本书总主编之一商传先生，也在2017年末去世，未能亲眼见证本书的出版。“这是一部难以被超越的作品。未来二十年，也再难有人组织起一百余位一流的学者来编写同等体量的作品。”王和教授说。

《中国大通史》总主编王和教授接受记者采访（请在Wifi环境下点击观看）

但开风气

古今史家谈“通”，论断甚富，析其所言，不外两个方面 : 一曰纵通，一曰横通，或曰上下贯通，左右旁通。本部《中国大通史》的“通”，总主编曹大为教授解释说：“纵通”是以时间为经，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中国路径价值观念。“横通”是以空间为纬，融合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新史学研究方向，搭建起最新的通史框架。

中国历史发展情况与西方大有不同，但近代以来一直以西方的史学理论为主，五种社会形态说（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对现代研究影响尤为深远。曹大为说：“比如奴隶制社会，中西方的发展大不相同。中国在跨入文明门槛时，是典型的精耕细作型农业文明，讲究安土重迁，血缘纽带没有遭受严重侵蚀，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贵族，血缘组织和国家形态融合为一体，妨碍了我们将族人作为奴隶使用，奴隶虽然存在，但在当时社会不是主要劳动力。而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是经历了血缘关系的炸毁，他们对于奴隶的使用是没有这个顾虑的。”封建制也是如此，马克思所定义的封建，是根据土地占有而形成的对地方的司法、财政、军事等权力。西方封建制讲究的是“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中国的封建则是中央集权，土地的占有和其他权力的占有严格分开。“这些问题，史学界早已认识到，但一直没有在史书编纂中突出表现。“习总书记提出，中国走的是与众不同的中国路径。《中国大通史》的最大特点，正是实事求是、中国路径。” 曹大为说。

在纬度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时，容易过分夸大经济的作用，而忽略了对人主体能动性、思维相对独立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研究。曹大为先生举例说：史书中的“文化”板块，往往只关注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成果层面。“文化”只是历史发展的“果”，被排除在影响历史发展的“因”之外。这一下就抽走了历史的大部分灵气，将历史主体变成了演示规律的躯壳和工具。“在我们看来，文化不但表现为深刻的理性认识 ,同时也表现为人的素质和潜力，或者以感情意向的形式流露，以无形的心态氛围四处弥漫，或者显现出一种大致趋同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成为一种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因此，《中国大通史》以近40%的篇幅展现了包括衣食住行、习俗风尚、闲暇娱乐等在内的社会生活，并将其作为中国历史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结构上，从社会学派的角度出发，对婚姻、宗族、家庭、各阶层都进行了呈现。

面对经纬两条线上的突破，本书总主编赵世瑜教授自信地说：“我给我们通史的定位是——但开风气。”

《中国大通史》总主编曹大为教授、赵世瑜教授接受记者采访（请在Wifi环境下点击观看）

有志于史者案头必备

对于读者而言，虽然中国有“通史家风”，但外国编写的中国通史往往比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更受欢迎，比如一度位列畅销书排行榜的《哈佛中国史》。赵世瑜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作品的读者定位不同。“《哈佛中国史》虽然是专业作者，但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大众读物，同样的还有讲谈社的那套《中国的历史》。”在写作中会照顾到普通读者，如不引用大段原始材料、不就具体问题深入讨论，“其学术性体现在对时代更大的关照上”。学苑出版社的这部《中国大通史》，瞄准的是历史专业学者和历史爱好者，“严谨而全面地表述”是通史撰写中的重要原则。学苑出版社社长孟白说：“在编撰过程中，我们是用工具书的准确度来要求的。读者可以从我们书中找到较全面的、准确无误的记述。”“这部书虽然体量很大，有2000余万字，但知识密度非常高，甲骨文的材料、中山博、白狄等比较偏僻的内容，都可以在这部书中找到详细的记录，甚至可以当作资料来源使用。” 王和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历史没人看的原因，不只是作者的大众化能力不足，读者的接受能力也有待提升。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人文素养的培养越来越重视，大众读者对历史读物的欣赏水平也逐渐提高。”赵世瑜观察到，几十年来，大众读者内部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很多优秀的历史爱好者对历史的思考与观察已经不逊于专业学者。“现在我们这部《中国大通史》，对于历史爱好者们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非历史专业的读者也能轻松找到最专业的记载。”

“另一方面，外国学者编写的中国史并不是通史，这是许多读者容易忽略的问题。” 赵世瑜解释说：比如《剑桥中国史》，是多位历史学者写完直接汇总而来的，“各写各的”，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存在众多观点前后矛盾之处。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曾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斯塔夫里阿诺斯所编的A World History 被翻译成《世界通史》而不是《世界史》？这是一个典型的本土化翻译，“通”字是我们中国译者自己酌情加上去的，因为外国是没有“通史”这个概念的。他们的General History或Universal History专指普世史。中国史学所指的通史，是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梁启超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大环境下考察的“通”，是范文澜的直通、旁通、会通，是刘家和的“通史精神”。《易·系辞》云 :“往来不穷谓之通。”这种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只有中国有，也只有中国才能编写出真正的《中国大通史》。

《中国大通史》总主编赵世瑜教授、学苑出版社孟白社长接受记者采访（请在Wifi环境下点击观看）

本文由学苑出版社授权发布，谨致谢忱！

新书：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