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阅021|安克强：《镰刀与城市：上海的死亡社会史研究》
荐阅020|A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Scythe and the City
A Social History of Death in Shanghai
作者：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
出版日期：2016
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页码：496
价格：$70.00
ISBN: 9780804797467
汉译本：正在翻译中，预计明年出版
内容简介
The issue of death has loomed large in Chinese cities in the modern era. Throughout the Republican period, Shanghai swallowed up lives by the thousands. Exposed bodies strewn around in public spaces were a threat to social order as well as to public health. In a place where every group had its own beliefs and set of death and funeral practices, how did they adapt to a modern, urbanized environment? How did the interaction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tate authorities manage these new ways of thinking and acting?
Recent historiography has almost completely ignored the ways in which death created such immense social change in China. Now, Scythe and the City corrects this problem. Christian Henriot's pioneering and original study of Shanghai between 1865 and 1965 offers new insights into this crucial aspect of modern society in a global commercial hub and guides readers through this tumultuous era that radically redefined the Chinese relationship with death.
作者简介
Christian Henriot i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at Aix-Marseille University and the author of numerous book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cluding Prostitution and Sexuality in Shanghai: A Social History, 1849–1949 (2001). He is also Project Director of Virtual Shanghai (virtualshanghai.net).
相关书评
城市史视野下近代中国的死亡、死者和尸体管理——简评安克强《镰刀与城市：上海的死亡社会史研究》《医疗社会史研究》第四辑（2017年12月）
作者：侯庆斌（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大学东亚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上海大学专任教师）
法国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安克强教授2016年出版了他的最新专著《镰刀与城市：上海的死亡社会史研究》（Scythe and the City：A Social of Death in Shanghai）。本辛不仅延续安克强一贯的实证风格，以及在量化和可视化方面探求历史细节的努力，而且在研究对象方面，聚焦于近代上海城市中普通人的死亡、死者和尸体管理，具体讨论城市背景下，死亡的形式和表达，展现中国人有关死亡的实践和信仰在中华帝国晚期至民国期间的演变，以及促成演变的因素，别具新意。
一
在正式进入本书主题之前，我们不得不对上海死亡人口、死亡率和死因的历时性变化进行一番初步检讨。在第一章中，作者首要解决的问题就 是上海人口数量变化。1932年罗志如所著《统计表中之上海》和198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邹依仁研究员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是讨论近代上海人口变迁的经典，但是他们更多侧重中华民国时期。随着档案的逐步开放，尽管能够更便利地获取上海租界当局的人口统计数据， 但是由于上海两个租界的人口统计标准不同，因此存在数据难以兼容的问题。讨论上海人口数据的另一个障碍在于流动人口的登记制度并不健全， 使已有档案资料存在很多不足。例如因为洪水、战争而突然大量涌入或涌出的人口。这些流动人口实际上对城市死亡率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对这些 人的登记信息往往并不完整。上海租界有针对外国人去世的登记制度，但不涉及华人。上海华界的登记制度并没有强制力，并未留下足够的资料供研究者使用。安克强教授坦言估算历年准确的人口数据是不现实的，他的工作不过是通过挖掘材料尽可能完善前人的人口统计。估算晚清民国时期上海的死亡率问题则更为棘手。无论华界还是租界当局的人口统计只关心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数量。直到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之后，租界人口统计才开始关注城市死亡人口信息。安克强教授另辟溪径，大量利用了传教士和会馆公所的统计资料解决了这个难题。民国时期的同乡组织负责将旅沪同乡的棺椁递送回原籍安葬，因此记录了大量死者的信息，如籍贯和生卒年月，等等。以湖州会馆的资料为基础，大致推算出20世纪30年代上海华人寿命超过45岁者不足三成，15岁以下孩童的死亡率高达近 25%。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作者对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上海人口变迁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近代上海人口呈现了快速上升的趋势， 增速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和同时期伦敦相比，其实并无多少特殊之处。上海的特殊性在于人口密度远超同时期的伦敦和巴黎等大城市，究其原因，上海城区并未大幅兼并周边村县，城区相对集中，而以巴黎为代表的欧洲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城区面积都经历了大幅度的扩张。其次，上海人口的死亡率同样居高不下，上海人口的增加主要依赖外省的移民。高死亡率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疫病，而战争不过是放大疫病的破坏力而已。其最根本的原因是贫穷，底层民众既无力维持体面的生活，也无法享用上海 先进的医疗条件。1949年之后上海人的平均寿命大幅上升，死亡率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降低了医疗的成本， 减少了贫困人口。
面对数量庞大的移民和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如何处置死者的身后事就成了地方政府和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传统帝制时代，政府并不涉足民间的丧葬事务。而晚清上海租界当局囿于财力，只能对疫病和外国人的死亡信息进行登记造册，无力耗费资源处置华人的尸体，留下了大量权力真空，最终导致教会、会馆、公所等地方组织开始介入。
在本书第二章中，作者重点讨论了上海的同乡组织和对死者的社区化管理（community management）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往往聚集了大批外来移民，进而形成一套复杂的死者管理系统。外来移民在上海逐渐形成了带有地域性的会馆公所，这些同乡组织负责施舍或廉价出售棺椁、设置墓地，或是提供寄柩待葬和递送棺椁回籍的服务。同乡组织是商业殡葬公司 出现之前管理和处理死尸的主要机构。上述服务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的人文关怀，隐藏在这背后的是在沪谋生的外地人生前和死后的身份认同。若交给私人殡葬机构，死者将会被安置在一个慈善团体的场地，而且还会被收取很多费用。限于费用和运输条件等因素，同乡组织也会开辟固定的场所，将成员的尸身临时或永久安置于城市一隅，并赋予其文化和社会意义。墓地虽在异乡，却充满一股非宗教式的神圣感。会馆公所提供的服务，不仅满足了成员的个人需要，也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负担。例如运送棺椁回原籍，减少了占用地方政府的土地。但是进入民国之后，政府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开始加大对同乡组织主导的殡葬服务的干预力度，以及在城市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原本位于城市外围的墓地被纳入市区之中，尤其是 1937年之后，政府制定法规，要么限制墓地的扩张，要么将墓地搬离。从会馆公所自身来看，墓地空间有限，战时和战后人力、物力不足，都是他们被迫接受政府章程的原因。
在传统会馆公所衰落之时，新兴的私人殡葬服务公司开始兴起。在第三章中，作者重点介绍了殡葬公司和尸体的商品化。传统殡葬业中包含许 多专业人士，如棺材铺工匠、道士、和尚、杠夫、职业哭丧人等，这一系列行当一直维持到日本侵华战争前。1937年中日战争造成了大量平民丧生，也加速了尸体商品化（commoditization of the dead body）的进程。一方面，传统的会馆公所等丧葬服务部门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日军占领上海后，严格控制水路和上海与周边农村之间的交通，导致棺椁无法运出上海，只能就地保管。为了满足人们对墓地空间和丧葬服务的要求，私人殡葬公司开始在上海出现，具体分为殡仪馆和停尸房两类，前者数量少，规模大，除整合了传统殡葬业的各项服务之外，还能够以现代科学的方式对尸体进行处理；后者规模小，主要提供保管尸体的服务。战时新兴殡葬服务的发展，为战后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1945年之后大量战时来 不及或不能送出城的棺椁集中停放在城市内部，引发居民抗议，加之市区空间有限，进一步加剧了政府与殡葬行业的矛盾。上海华洋当局都着手制定法规规范这一新兴行业的发展，试图通过提高商业税来加以限制，但收效甚微。直到1949年之后，新政权才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将这一问题彻底解决。
死者的身体除了尽可能被运回原籍，还有相当一部分被安置在上海本地。作者在第四章考察了近代上海殡葬地点从毫无规划的土葬到现代城市墓园的演变历程。汉族长期养成土葬的风俗。1912年之前，上海县城尚有城墙，限制了城市空间，因此没有专门的土地用于安葬逝者。死人的坟墓置于闹市区中并不罕见。整体而言，上海地区有两类墓地：一类是私人墓地，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另一类是由善堂善会和同乡组织等团体开辟的带有公益慈善性质的墓地（charity cemetery)。尸体安放地点的选择反映出社会阶层的差异，私人墓地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公益慈善性质 的墓地管理混乱，而且卫生状况十分糟糕，只用于容纳贫苦平民的尸体。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人口的增加，这种毫无规划的、混乱的土葬方式，不仅受到空间限制无法安置越来越多的死者，难以满足需要，而且造成了环境和公共卫生问题，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对象。受到租界中西方丧葬文化的影响，有专人照料的现代意义上的私人墓地开始在华界出现，尤其受到上流社会和趋新人士的认可。政府试图推广位于城区之外的现代化西式墓园，以取缔市内杂乱无序的土葬，但是收效甚微。一方面，平民中 盛行的土葬观念一时难以扭转；另一方面，政府出面经营公墓缺乏足够的 财力支持。
上海开埠之后，多个国家不同信仰的外国人聚居于此，租界当局和各国人士同样需要面对死亡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安克强教授在第五章讨论了外国墓地和殖民空间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西人墓地的规划、城市空间的演变及其中的殖民意涵。晚清至民国初年，随着上海租界不断西扩， 租界市政当局主导的公共墓地的数量不断增加，位置也逐渐西移，揭示了 上海外国人口的高速增长。租界西部多外国公墓的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中曰战争时期得到强化。租界当局通过立法主动干预墓地的选址和管理， 不同墓地反映了不同族群认同和社会等级。与之相对，外国人中的次等民 众（如印度人、越南人、俄国和犹太难民）则无法享有如此优越的条件 来安置他们的尸体。租界有时不得不向华人征地修建墓园，对华人而言， 这实乃一件有利可图之事。一方面，外国墓园的修建带动了周边城市化的 进程；另一方面，外国人征地提高了周围的地价。少数情况下，租界强征土地牵扯到上海地方会馆公所的利益，难免引发中外冲突。总之，1949 年之前夕卜国人死亡空间的管理反映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在租界中，不同群体存在不同的情感认同和生活方式。在之前各章的内容中，人的死亡需要被“管理”，而对于某些城市中的边缘群体或是缺乏较强社会关系的群体而言，他们的死不仅是无声无息的，而且他们尸身的安置也往往无人问津。本书第六章以“不可见的死亡，无声的死亡” 为题，作者将研究视角下移，去关注那些底层穷苦之人、无主认领的尸体和棺椁，凸显了史家强烈的人文关怀。无论在晚清还是民国，没有家人或是亲戚无钱资助的穷人，他们死后往往被遗弃在街头、广场、市场等。明清时期江南开始出大量善堂善会来安置这些暴露在外的尸体。令作者困惑的是，贫民问题几乎是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阵痛，但是在近代上海却没有产生像英国人查德维克（Edwin Chadwick)那样致力于制定法律提 升公共卫生水平来保障穷人利益的公共意识。“不可见的死亡”和暴露在
街头的尸体是上海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 暴露在街头的尸体激增，上海地方政府才不得不专门进行治理。作者指出，大量贫民死亡和曝尸街头没有得到关注，这构成了上海城市现代性中被极度忽视的一面。媒体除了刊发短讯之外，并没有深入报道，政府担心尸体危害公共卫生而无暇考虑贫民的救济问题，这是20世纪30年代至 40年代战时上海最大的人性悲剧。这座城市既是繁荣的，也是不可饶恕的。
作者在第七章中讨论了葬礼及其费用。对于华人而言，葬礼既可以是私人的仪式，也可以是一种对公众的展示活动，凸显出逝者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尽管有些趋新的上海人已经开始接受西式哀悼逝者的模式，但是传统的、带有游行表演性质的葬礼仍然大行其道。在帝制时代，由于皇家的种种限制，只有少数官绅享有奢华葬礼的权利。到了民国时代，地方精英操办葬礼已经没有任何限制。商业化程度的加深是葬礼活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重要动力。只有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由于严格的计划经济管制， 逝者家属和殡葬行业才不得不有所收敛。通过展现一场场豪华葬礼的具体开销，以及殡葬行业因逐利而生的种种商业技巧，作者揭示了精英、中产 阶层、平民和贫民的区隔。精英阶层倾向于奢华的葬礼以树立家族的威严与荣耀，新兴的中产阶层开始接受西式葬礼的简洁与庄重，而平民和低收入者只能接受同乡组织和善堂善会的救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七章虽名为葬礼开销的研究，实则与前几章相呼应，完成了对近代上海社会各个阶层生活方式的考察，展现了作者在谋篇布局上的独具匠心。
在第八章“被火化的身体：从社会诅咒到政治规则”中，作者讨论了近代丧葬史上可能是影响最深远的火葬制度。在汉族聚集区，只有和尚 和某些修道仪式才会采用火葬。在上海，民间往往将火烧尸体视为一种诅咒，如棺椁突然自燃或房屋失火酿成人命，等等。在1937年之前，极少数西方人、印度人和日本人采用火葬，但是对华人没有产生影响，从当时的新闻报道来看，华界对火葬也知之甚少。1927年之后，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将火化尸体视为一种处理尸体的现代方式加以大力推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街头那些赤贫或是无依无靠的人死后被强制实施火葬，因此 上海人通常将火葬视为贫困的象征。安克强特别指出，1945年之后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都将火葬视为一种工具，一方面迫使以提供暂存尸体服务的殡葬行业将战时积累下来的棺椁和尸体尽快就地掩埋或是运出上海；另一方面以此为契机将上海的墓地墓园移出市区。在此过程中，市民 对官方提倡火葬的反应并不积极，长期以来上海人已经与居民区附近的墓园墓地安之若素。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城市发展历程不同，上海人并 没有因为快速增长的墓地所造成的环境和卫生问题提出质疑，进而引发公共卫生领域的变革。恰恰相反，商人们开始经营停尸房和殡仪馆为客户 临时存放家属的尸体。1949年之后，官方的宣传和说教更加系统、运动形式更具穿透力，最终改变了人们的丧葬观念。火葬制度直到20世纪60 年代中期才正式确立。
上述章节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对死亡、死者和尸体管理的力度空前加强，以至于多年积累而成的民间观念和惯习均发生了革命性变革。除了大力推广火葬之外，安克强教授在第九章“社会主义时期的死亡管理”中讨论了1949年之后新政权的诸多举措，一方面为了 降低殡葬服务的成本以便大部分人民都可以负担这部分开支；另一方面， 也是最根本的目的，即改造丧葬机构（funeral organization),在此基础上 改造人民的丧葬习惯和实践。首当其冲的就是上海已有会馆公所和殡丧公司的改造。他们原有的殡葬服务先后被卫生局和民政局收归，具体的改造方式也有所不同。战时上海畸形发展的、为数众多的私人殡葬公司多针对社会中上层，而同乡组织和慈善机构救助的对象则是底层平民。上海政府通过颁布法规和成立特别委员会，将上述两类机构纳入统一管理之中。从此，政府提供的殡葬服务既不是商业行为也不是慈善行为，而是以较低的价格面向全体公众开放。作者特别指出，对于实力较大的殡葬公司，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限制其营业范围，并且通过发行债券和征税的方式迫使业主破产或是接受社会主义重组改造。相比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对上海殡 葬行业的规范和改造显然更有成效，也更加彻底。作者分析认为，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殡葬服务出现了低效（ineffiency)和管理不善（mismanagement) 的问题，但整个葬礼工业 （funeral industry) 已被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国民政府在战后也曾试图整合、限制和规范殡葬业，但遭到了同业公会的强力抵抗，最终不了了之。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整个私人殡葬行业与新政权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对抗，这与那一特殊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密切相关。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普通平民也可以享受到殡葬服务，保障人民有尊严地生活和逝去，这已然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二
通览全书，扎实的史料和细密的叙事是安克强教授上海史研究的一贯特色，本书的研究取向，更是杂糅了城市史、社会史和医疗史等多个领域。对于医疗社会史而言，本书包含的大量数据和GIS地图必将成为日后相关研究进一步展开的基础。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不揣浅陋。拟从如下两个方面略作陈说：
(一）“死亡”的发现与城市空间的引入
安克强教授在本书中的重要贡献之一便是将“死亡”拉回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之中。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提到，已有中国城市人口方面的研究涉及人口计量、人口变迁与城市空间和城市文化的关系等，但个体生命的逝去并没有被纳入研究者的法眼。而具体到有关死亡的专著，则往往和政治暴力、战争有关，如暗杀、锄奸、就地正法等方面的研究。尽管人类学领域对死亡和丧葬仪式关注甚多，但这部分学者基本上不关心城市的情况，而只专注于田野和农村。汉语学界的丧葬史研究，基本上关注古代风俗、葬礼和墓碑遗迹等，很少涉及现代史，也很少分析城市中的情况。在量化讨论的基础上，作者力图引入社会史研究的视角，以向下的眼光讨论死亡背后的大众文化和人口数量剧变的年代对底层个体生命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克强教授的工作已经不局限于技术层面的生产，而是兼具了史家本应具备的悲悯情怀。
回到医疗卫生史研究领域，早期西方以费正清及其门人为代表的中国学研究者从“冲击一反应”视角考察晚清以来中国通商口岸的政治与外交，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学术风气的转移，使后来者开始将视角转向内陆、乡村和底层社会，探索近代中国内部变革的因素及其可能性。无论是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还是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作为近代中西交冲的最前沿，新兴的近代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似乎仍然无法忽视通商口岸的存在， 由此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的研究成果，如罗芙芸（Ruth Rogaski)、程恺礼 (KerrieL. Macpherson)和安.格莱斯（Anne Glaise)分另lj以天津租界、 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为个案考察西方话语下的“卫生” “清洁”“健康”等观念如何影响了知识精英的思想和普通民众的生活，进而形塑了现代公共卫生制度。在上述围绕通商口岸的医疗卫生史研究中，“死亡” 被描述为一种生理现象，仅仅与卫生状况、疫病流行和卫生政策有关。安 克强教授在本书中不断追问“我们能从上海这类中国大城市的普通人之 死中得到什么”？这实际上已是将医疗卫生史研究领域中的“死亡”问题抛入城市空间之中加以分析，考察两者之间的互动，其中既有城市史与卫生史研究的融合，也有对已有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一方面，高死亡率和长期存在的人地矛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空间布局。例如普通华人的死亡大多由同乡组织和善堂善会照料，由此形成晚清上海华界墓塚和居 民生活区交错共存的特殊城市布局，也反映了上海移民社会的多元属性。而租界西人则坚持墓地与市区分隔，由此选择将墓地建于租界之外的西部 荒地之中，成为租界不断扩张的动力之一。另一方面，城市社会史视野中的“死亡”研究有助于检讨“冲击一反应”视角下的医疗卫生史的未察之处。诚如安克强在书中反复描述的现象，西方式的墓地文化和处理尸体的现代科技手段在1927年之前几乎对上海华人和华界当局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采用现代医学手段保护尸身的殡仪馆的出现，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极力推广火葬之举，实则都与西方现代性中的卫生话语几乎没有直接联系。前者主要源于战时死亡人数激增，为长期保存尸身以便家属择机运往原籍，而后者主要源于城市空间不足以容纳为数众多的棺椁和墓地，同时也有减少当事人殡葬成本的考量。
(二）身体史研究的拓展
西方学界对身体史的研究取向，大致分为“再现” （representation) 的历史和“感知”（perception)或“经验”的历史两种。具体而言，即强调文化对身体的建构并加以诠释，和置身于历史情境中，移情入境去体验和感知历史上的身体。医疗史研究对身体的考察仍处于起步阶段，涉及经脉、脏器、阴阳、缠足、现代医学技术等方面。安克强教授在本书中 通过引入社会史的视角，为读者展现了理解死尸这种身体特殊形态的三个不同的维度。首先，人们对尸体的处理体现了一个移民城市内部复杂的社会区隔。就会馆公所而言，无论是就地集中埋葬还是千方百计运回故土安葬，都展现了来自不同地域移民的身份认同。1874年和1898年两次“四明公所事件”所引发的华洋冲突，都源于法租界当局试图侵占在沪宁波人的墓地用于筑路。此外，人们对尸体的处理反映了死者生前的社会 地位和阶层。上层精英死后的葬礼奢华而又开支巨大，城市中产阶层也 可以选择环境卫生而又管理完善的西式墓园，普通平民还可接受同乡组 织或是善堂善会的接济获得一口薄棺，而贫苦无依的社会底层难逃街头 倒毙的厄运。对无人认领尸体实施的火葬，一度被上海人视为对贫困者的诅咒。其次，安克强教授特别强调了尸体的商品化问题。无论是帝制时代还是民国初年，尸体的商品化主要体现在民间出现各个私人机构提供一种或几种殡葬服务，以满足逝者家属的需要。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市民死亡率的上升不再仅仅是残酷的现实，还为投机者带来了商 机，尸体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出现了异化。应运而生的是新兴的殡仪馆和停尸房，以及为了较长时间保存尸体，而采取了源自西方的现代科学技 术处理尸身。战前迟迟没有引入华人殡葬服务的西方医学知识和技术， 却在战后随着尸体的商品化过程而得以实现，这种真实历史的逻辑不能不引后来人深思。最后，官方对尸体的管控则体现了社会治理差异。租界当局从现代公共卫生观念出发，通过市政立法的方式对华人沿街停棺和毫无规划的墓地选址进行积极治理。反观华界，当局直到1937年战 时才逐渐将尸体管理提上日程。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前后，上海市政府都面临战时大量棺椁和尸体滞留在市区所造成的人地矛盾和卫生隐患。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战后百废待兴，社会控制能力远不及战前。尽管同样通过市政立法等方式试图促使殡葬公司将尸体和棺椁就地火化或是移送出境，但实际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反而催生了私人殡葬行业成立同业协会与政府权力相对抗的局面。而1949年之后新兴的革命政 权通过公私合营等经济方式，不仅将整个丧葬产业纳入政府统一管辖之下，而且降低了现代丧葬服务的消费门槛，从而将原本针对中上层社会精英的殡葬服务大众化，不得不说是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宣传和经济手段治理城市殡葬业的有效性。安克强教授坦言他对尸体的研究受到了西方史家的启发，如英国学界对城市墓葬 地点变迁的研究、对教堂墓地到城市墓园的研究、对死亡经济学的研究和对个人情感史的研究等。
总之，本书中对尸体管理机制的考察，值得未来的医疗社会史研究借鉴。然而，如何在问题意识上摆脱常规丧葬史的研究路径，从对身体（或尸体）医学知识和技术的讨论，转向将身体和医疗卫生手段置于现代社会和政治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考察，还需后辈研究者不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