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领导力：公共危机响应的疗伤之手

宇宙热寂原理也称熵增原理，描述了孤立体系的普遍演化方向，即大至星球、国家，小到家庭、个人甚至是细胞，如果阻断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交换途径，那么最终结果一定是内部逐渐混乱、崩塌并走向死寂。从形式来划分，交换与联系的标的物可分为物质与信息两大类，或者通俗说是我们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当下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大家安居家中、减少人际往来；其附带的结果是居民足不出户、有班不能上、有车无处开、有狗不能遛。在疫情严重地区如武汉，严控疫情对个体、家庭、组织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则更加深远。

独居一隅固然有利防疫，但也会带来孤寂、悲观、狭隘、愤怒、嫉妒、恐惧和焦虑等负面情绪。若长久得不到纾解，还会引发家庭成员在狭小空间产生矛盾。此时，以修复创伤、预防危机和重塑能力为己任的积极心理学能有效应对上述问题。例如，从积极心理学发展而来的心理资本理论，提出希望、乐观、恢复力（抗逆力）和“我能行”（自我效能感）有利于个体从不利环境中华丽转身，实现快速“自救”。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曾呼吁，应将人们的关注点从生活中发生的最坏事情，转向最好事物，并找到那些能促进个人、群体、组织和社区兴旺繁荣的因素。总的来看，积极组织行为学（POB）涉及个体和群体的态度、人格、激励与领导力等，其远期发展还会关注个体和群体处于何种状态，能够为。

积极领导力的提出

“我能行”（自我效能感）既与过往经验有关，也与未来预期密不可分，且能增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信心与心理力量。班杜拉（Bandura）认为就积极意义而言，自我效能感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巨大的。除非人们相信其行为能带来想要的结果并防止不良后果发生，否则其行为驱动力一定会非常微弱。有时仅仅是具有自信，也会令结果大为改观。斯塔科维奇（Stajkovic）和卢桑斯（Luthans）指出自我效能感涉及一切为成功执行一项特定任务所需的激励、认知和行动过程。班杜拉在后续研究中还发现，自我效能感无法脱离情境而存在，是一种情境化特质。坚信“我能行”的领导者，其自我效能感强于他人，能在多数场合下做出积极抉择，付出更多努力，表现得更加坚韧和有毅力，因此有可能在压力环境下表现出杰出的领导才能。

除了“我能行”的信念，领导者还需有能力设定目标，找到实现目标的方式和途径，并激励众人共同来完成这一目标。正如常言所说，“哪里有心愿，哪里就有道路”，有志者事竟成。面对“乌卡环境”（VUCA），有希望加持的领导者不仅意志力更强大，还具有更强的道路自信和取胜动机。此外，拥有希望的个体因其心理健康程度更高，更容易在积极领导带领下，战胜疾病或度过危难时刻。

领导者所具有的乐观特质是相对悲观倾向而言的。悲观会使人变得消极、颓废、冷漠、不爱交往和敌视他人，极端表现形式是抑郁和死亡。积极组织行为学视域下的乐观领导者应注重践行有现实基础且灵活有效的方案，而不应采纳那些高成本、效果不理想且易引发混乱的高风险方案。塞利格曼认为乐观是可以习得的，其外延比积极思考要广泛；既有认知特征又有积极归因考量。此外，若能加入情感调节变量，则其影响力会大为增加。无数研究证实，乐观的领导者是可以激励自己并感染他人的。面对困难、挫折和沮丧时，乐观的领导者更容易激活共享目标，带领大家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绝不轻言失败或向压力屈服。这种领导行为能唤醒追随者对积极结果的向往，提高群体士气和理性预期，从而带领大家更好地战胜疫情并走出心理阴霾。

恢复力（抗逆力）与“逆商”有关，多来自经验的洗礼和浇灌。有成功逆袭经历的领导者更容易表现出积极领导力，例如多次参加抗击非典疫情的钟南山和李兰娟院士、张文宏和张继先医生，以及远征西非阻断埃博拉病毒传播的陈薇少将等领军人物。在他们身上展现出惊人的抗逆力，不仅是逆风飞扬，在抗疫期间展现出高度的智慧与非凡的魄力，而且是携子之手，鼓舞医务人员与社会大众坚定信心共同奋战。

综上，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恢复力被认为是构成个体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但对于这四个维度具有怎样的交互作用以及如何通过适度展现积极领导行为影响到个体态度、认知和行为结果，进而快速实现“自救”则没有定论。笔者接下来先给出积极领导力在应对公共危机情境下的描述性定义，然后再提出关于积极领导力的“门理论”，以期依托积极心理学，探索建构积极领导力这一重要概念。

积极领导力的定义

长期以来，领导力研究受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影响，研究重点聚焦在领导者自身缺点、失败、错误和偏差等消极特征上，出现了辱虐式、独裁式、自恋型和反伦理型领导等研究主题。这些研究采纳了消极视角，催生了许多不完整、非均衡的领导理论。而积极领导力的提出，有助于恢复领导力研究平衡观和全局观。有人指出，人们对积极领导力的渴望，就如同对健康、快乐和爱的需要一样，是人类的固有本能。当上述需要得不到满足，甚至因公共危机而被剥夺时，积极领导力“疗伤之手”的功效就会愈加明显。

众所周知，积极心理学是研究人类潜能的科学，以探索人类美德、激发个体心理力量、促进社会整体发展与进步为目标；研究范围包括积极主观体验、个体特征、组织和社区等。积极领导力则衍生并筑基于积极心理学，表现为一种人性化领导力，具有人人需要、人人拥有和人人可学三项特征，堪称元领导力的典范。目前在理论、实践和咨询界已积累相当多关于积极领导力的逻辑、理论和经验素材，这为积极领导力理论的出现和守正出奇奠定了基础。

笔者认为积极领导力可定义为在特殊公共危机时期，为恢复国民健康、自信和希望而采取的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系统化救援的领导行为，目的在于带领大家走出心理阴影，恢复生产和生活。其理论基础源自积极心理学，具有希望、乐观、恢复力、自信和情商五个外显维度。理想状况下，还应具有爱的内核。其中希望是门楣，乐观和恢复力是两个竖立门框（分列左右），而自信（自我效能感）是门下的石板；领导者的情商则是通往门前的小径。

这样的比喻突出了希望之门特征，强调了恢复力作为门之枢纽并与乐观并驾齐驱的特点。此外，以自我效能感为大门脚下的基石，夯实了积极领导力的基础；而以领导者情商为路径，则彰显了积极领导力的效果，能有效区分曲径通幽、“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和无路可走几种常见的情形。显而易见的是，希望之门影响大小（能治疗的人数）是由领导者本身传递的与人们所能感知到的希望、恢复力、乐观、自我效能感和领导者情商共同决定的。然而如何打开这扇积极心理之门，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积极领导者是否掌握关爱他人的“密钥”。

重开积极心理之门

当下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人们挥之不去的心理画像是地铁、公交和轮渡都停运了，城被封了……大家感觉有一种灾难，好像大祸临头、关乎生死存亡的时刻到了。也有参与救援的志愿者说，“眼泪都哭干了，你还要去生活”。2006年的一项研究曾指出，SARS期间被隔离者中，29％的人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31％的人罹患抑郁症。令人们感到恐惧的不仅是危机已经发生，还有危机还会持续多久？

无助感和“替代性创伤”正在啃噬着武汉乃至全国医护工作者的内心，特别是一床难求、“一张床就是一条命”紧紧揪着每一个人的心。心理救援者肖劲松劝慰求助者说：“我们都是这场大疫的受害者”；一位方舱医院主任表示：“我们有70%的工作都是在处理心理问题”；细心的网友也会发现，原本开朗乐观积极的武汉人不那么爱发微信圈了。只有乐观、冷静而又充满希望的人才会意识到，疾病不应把人们分开；恰恰相反，它应该为人类相爱提供机会。某娱乐界名人为武汉人打气，豪言“我们都是武汉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广义而言，文学创作、歌唱、舞蹈和绘画等活动有助于缓解压力、提振士气和修复创伤，甚至有可能“自我实现”。在武汉方舱医院带领轻症患者跳新疆舞的C区副领队巴哈古丽·托勒恒就是这样一位颇具积极领导力的医护工作者。因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唤起心理力量、激发动能。在特定情形下，人们会觉得快乐与幸福远比金钱重要。心理学家已经证明，对生活的感受和认知就是最真实的现实；换言之，人们基于自身情感与理智，对周围所发生一切进行解读，就构成了个体认知的客观现实。

进化心理学指出，情绪能帮助个体对巨大环境威胁或机遇做出反应，促进社会适应和交往，并能双向调节感觉、注意、学习和评估等认知过程。然而积极情绪和快乐并不总是有利于个体进化与学习；遭受痛苦与悲伤也并非没有价值。例如，人们在经历负面生活事件、体验创伤之后，往往会变得更有韧性（恢复力），由此实现了个人成长。另一方面，乐极生悲也为大家所熟知。在这个意义上，消极情绪不是积极心理的绊脚石，而是加深我们理解积极心理学的铺路石。广义而言，个体所具有的积极或消极心理特征与认知过程，能促进还是妨碍其心理健康，将取决于特定社会情境与持续时间。

积极领导力的边界条件

个体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领导者情商限定了积极领导力的影响范围和深度，是其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贾奇（Judge）与其合作者经过长期追踪研究后发现，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能显著影响工作满意度，但反向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现场研究还表明，适当的社交活动与身体锻炼有利提高雇员主观幸福感。此外，假如领导者能表现出积极与具有适应性的情感力量，那么其领导效能将会得到放大。这已被武汉防疫抗疫第一线的无数事实所证明。

萨洛威（Peter Salovey）和迈耶（John Mayer）认为情感智力（情商）一头连着情感，另一头连着认知，发挥着桥梁作用。它使得个体有能力表达、感受和内化各种情感，还可准确理解情感或运用情感展开推理，最终实现规制自己与他人情感的目的。同样，情商也是可以习得的，并非天生注定、被童年经历所固化。例如戈尔曼（Goleman）研究发现，学习和成长经验能提高个体情感成熟度，进而提高其情商。

有人戏言，“能使你得到工作的是你的智商，但能令你日后升职的却是你的情商”。后续研究还发现，个体同理心和从容度越高，则其情商得分越高，从而更容易战胜困难取得成功。情商还能促进团队合作、减轻压力，有效防范情感耗竭。当前处于新冠疫情这一危机下，各方人员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情商更能发挥其用武之地，帮助个体有效应对压力、协调团队合作，提升抗疫的效率与效果。

麦克莱兰德（David McClelland）与戈尔曼等学者还研究过情商的胜任力、自我意识、主动性和同理心等子维度与不同领导力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情商能够提升领导力；而领导能力强的人，其情商往往也很高。可见，积极领导者的情商能显著影响领导效能感。要为身处公共危机之中缺乏希望、乐观和自信，甚至经受心灵创伤的人们重新开启积极心理之门，无疑需要极大的耐心、勇气和爱心；这也是高情商领导者必备的素质。

性别的影响

当面对危机解决“情、理、法”的矛盾冲突时，女性领导者往往能较好处理“情理”关系，而男性领导者大多擅长“法理”推演。有句流行语说的是：“男人擅长哲学、女人更懂生活”。该差异其实是由女性大脑胼胝体结构与男性不同造成的。一般说来，女性领导者是处理复杂事物的高手，可在社会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男性更擅长逻辑推理、创新研究与发现。还有研究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女性领导者所表现出的谦卑领导力要强于男性领导者。这或许与女性有养育子女经历、体验丰富有关。

总的来说，女性柔性领导能力可有效提升团队凝聚力、适应变化并承受极大压力；其抗逆力远超一般男性领导者。此外，女性领导者还具有情感沟通优势，能与下属实现心灵、观念和行为的良性互动，为未来生活注入乐观与希望。女性领导者在创建组织文化，推广领导行为范式方面也可圈可点。原因在于女性领导者大多具有善于倾听、语言丰富、关注细节、亲和力强以及有热情和同理心、直觉敏锐等特点。

有种观点认为，女性参与社会工作的程度，标志着国家和社会进步水平。而在我国抗疫一线，女性政府官员、军人、科学家和医护工作者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领导作用。打个粗略的比方，如果说辱虐领导、自恋领导和家长式领导是男人腕上的手表，随着其阅历增多，总会戴过几块；那么积极领导则是女人的孩子，意味着一辈子的疼爱，绵亘而久远、利他而忘我。因此，未来还有必要研究积极领导力爱的内核以及性别在其中产生的影响。

铁树开花正逢时

弗雷德林（Pavel Freidlin）和利特曼·奥瓦迪亚（Hadassah Littman-Ovadia）等人（2017）近期研究了如何适度展露领导者品格力量以减少社交焦虑症发生，还探讨了社会智商、谦卑、热忱、幽默和自律与社交焦虑症间的关系，继续推进了积极领导学研究。根据权变领导理论，领导效能是领导者、追随者（下属）和环境三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目前人类在地震、洪水、瘟疫、战争以及飓风、干旱、虫灾、火山喷发与核泄漏等重大灾难面前，仍然是脆弱而无助的。人类能够改变自然，但说人类一定能凭意志和努力“战胜”自然，则显得为时尚早且无法被历史证明。

关注如何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一主题，探讨在何种情境下能发挥积极领导力正向作用，是恰逢其时的。仅在个体层面，积极领导力就可显著提升人的整体自尊、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还能提高家庭关爱水平、降低焦虑和抑郁症状。而在群体和社会层面，积极领导力更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造福芸芸众生，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

另一方面，无论仁慈领导或辱虐领导，亦或谦卑领导或自恋领导，乃至服务型领导和家长式领导，都有可能成功带领下属实现组织变革。但在重大危机面前、面对“乌卡环境”，则非积极领导无以获致成功。若以此唯一标准来衡量，那么积极领导力的提出并非是“新瓶装旧酒”，而是铁树开花且正逢其时。

公共危机响应本质上是全体国民付出关爱的救援行动。积极领导者在危机现场通过展现信心、毅力和责任，成功带领大家实现“逆袭”，是将积极心理学付诸实践中重大事件的成功范例。目前积极心理学在心理咨询和健康心理学领域已获得广泛应用，聚焦在艰难困苦环境中重新体验快乐的抗逆力研究，以及创伤后成长研究都已得到认可。

幸运的是，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与辨证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能更平等地、更理智地对待生活中的幸运与苦难，这增强了我们的自救能力并赋予积极领导力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还需牢记“疗伤之手”也是园丁之手，播种的是希望，收获的是生命、健康与成长。因此未来如何拓展积极领导力“门理论”，并客观评估积极领导力效果和实现路径，应成为一门显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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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自由贸易区人力资本集聚及优化配置中交易成本作用机制研究”（17BGL104）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杨凤岐，天津外国语大学“一带一路”天津战略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领导力、人力资本、交易成本和心理所有权。

刘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主题涉及组织领导、辱虐管理、职场排斥、冲突管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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