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管理理论探索及问题反思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管理学术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凸显，管理研究的存在意义和合法性饱受质疑。针对这种灵魂“拷问”，学界呼吁开启管理研究本土探索，试图在近乎泛滥的实证主义范式的包围下，走出自我复兴之路，让管理重归实践。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开展本土管理理论的探索？国内学者在本土管理理论构建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进展？现有的本土化探索还存在哪些不足？上述问题的答案，决定着管理学科和学术研究者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值得每位从业者的深思。让我们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张佳良博士的研究成果一探究竟。

本土管理理论探索的方式

随着中国管理研究的本土探索异军突起，引起了学界对回归理性、坚持本土、服务实践等导向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加强本土管理理论探索的原因如下：

首先，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智慧宝藏，传统文化习惯影响、塑造着人们的理念，进而决定了中国人与西方人行为方式的差异。

其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着国家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本土企业迅速成长，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上榜《财富》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不断攀升。在这些企业的成长模式中，有许多特有元素可以探讨。

最后，中国管理的现有研究鲜有关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现象的洞察，不利于中国管理知识的发展。情境化研究包括现象、理论、测量和方法的情境化，即基于纯粹本土实践所提炼的本土理论、在中国本土应用外国理论时所做的调整、对本土文化的回顾与反思等。

综上所述，结合传统文化、联系近代实践、探索情境化，构成了本土管理理论探索的三大路径，具体如下：

01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理念，构建本土管理理论

中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社会之实际、迎合中国的人际行为方式，而这些实际和行为方式又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理念的影响。由此，很大程度上，本土探索所取得的成绩，来源于对本土哲学的深刻挖掘。

道家思想、中庸思想、阴阳观、周易哲学等，是学者关注的焦点。2013年7月刊至10月刊，《管理学报》连载了黄光国、吕力、李平和李鑫对哲学与文化的思考。

黄光国讲解了“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思想，试图构建管理学研究的后现代智慧。吕力指出了基于周易基础发展管理理论的重要性，并强调，由于独特性与共通性的限制，中西互释是建立管理学中国学派、发展中国管理学术的唯一途径。

以“道、阴阳和悟性”为核心要素，李平指出，本土研究应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以西方哲学为辅。李鑫则反思了李平的一些说辞，并用“求真”和“求善”来界定西方和中国哲学的截然不同。

对于这四人的观点，韩巍独辟蹊径，绕开了不同哲学理念之争，重申研究者态度、智慧，以及接近研究事实才是当下本土理论构建的挑战所在。

02

对比、融合中西方差异，发展本土管理理论

对中西之差异进行对比，识别二者的具体不同，从而识别外国理论本土化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是中西比较这个议题的主要目的。比如，杜荣等对比分析了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并以思维法则学为分析框架，讨论了本土化与西方理论比较之下的信任框架。

另外，学者还具体对比了中国文化下的人情关系与西方的社会交换关系，中国的“情理营销”和西方的“法理营销”。也有学者通过描述西方的经典思想，来为本土理论的发展提供借鉴。比如，张佳良、刘军通过分析法约尔思想的百年影响，提出对发展本土管理理论的相关启示。

03

本土的情境化理论

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本土研究必然需要情境化的框架。针对情境化理论的基本内涵，学者展开了讨论，但并未达成共识。

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情境应该包括两个维度：转型维度与文化认知维度。这也就指出了中国目前的独特性：社会转型期以及本土文化特征。

同时，也有学者从“现象驱动”和“理论—启发”来引导学者们进行深度情境化的理论研究。秦宇等提出了促进情境化理论构建的“适度非平衡”策略，即选择大问题、重视理论验证、强调定性研究、强调服务于实践，主要以贡献中间理论为目标。

另外，苏敬勤等讨论了背景、对象和触发层面的情境，证明了含摄情境的管理理论能够达到普适性，由此化解了情境性和普适性间的紧张关系。情境研究既要以理论贡献为实质性核心，又应该以严谨的科学逻辑为必要保障。

本土管理理论探索的成果

借助于多样化的交流平台，在认识管理实践本质的基础上，学界发展出了本土理论观点。根据本土理论成就内涵的“本土程度”的不同，这些成果可以被区分为下面四大类：

01

纯粹原创的本土理论，从无到有

如下表所示，这些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尝试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和发展相关管理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企业管理问题。 

02

总结归纳出的本土特色

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人情、面子、关系、圈子，以及时而超越正式规则和制度作用的“潜规则”等，影响着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企业组织中的行为方式。对于这些本土特色，学界进行了归纳总结。

比如，陈炳和高猛探究了面子文化的行为本质、运行机理、内在动因、功能效果和文化本源等，讨论了在面子社会生态中管理的“黄金法则”。

罗家德先后系统地阐述了工作场域和中国风险投资产业中的圈子现象。周建波更是将此归纳为一种暧昧文化，强调了要把明处伦理表达与私下利益目的的不一致性，转化为人人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致性。

03

开发的本土量表

管理一定是民族的、历史的，是与现实融合的。由于文化、价值观等因素的限制，量表往往不具备普适性。据此，国内学者为提升研究的贴切程度与准确性，开展了本土量表的开发工作。

比如，和谐心智模式（利他行为倾向、和谐思维方式、和谐信念），中国道德领导（道德品质、尊重与包容、道德奖惩），中国精神型领导（愿景，利他之爱），中国人的上下级关系（工具性、情感性、义务性），中庸结构（执中一致、慎独自修、消极成就、消极规避）。同时，也有学者探索了慈善组织品牌导向，以及新创企业网络导向等的量表结构。

04

被引进并适当修正的西方理论

借鉴西方的理论思想，将其引用至本土研究中，并进行适当修正。比如，田广等宣扬工商人类学这种研究方法的作用；一些学者也探讨了竞优理论、问题管理理论的重要作用。

本土管理理论探索的不足之处

01

批判指责多过切实行动，沟通交流少于自圆其说 

与迷恋“无聊的文字游戏”的实证研究范式相比，探索性质的理论成果在推动企业实践、助力企业进步中所做的贡献往往难以评估。在过去的十年间，实质性的重大理论突破与研究创新数量较少。理论探索多数是在“务虚”，少见应用于具体的研究尝试。

在不同的学术社区成员间，形成了壁垒与障碍巨大的“帮派”和“研究群”，成员间缺乏有效互动。另外，学术界的讨论，形成的是一个闭环，没有系统的、开放的学习互动环境。

学术研究的客户应该不只是管理期刊和同圈子内的研究人员，而还应包括企业中的管理者与各级员工。从管理现象出发，将实在的企业管理难题转化为学术研究问题，并展开讨论，才是关键。

很多理论创新都是“拍脑袋”得出，而且深受学者自身预期的影响。各个学术观点和理论流派之间的实质交流较少，而这种现状也阻碍了管理学整体的进步。

对此，郭毅指出，“中国管理学者的学术研究的本土化意识远未达到邓先生所反思的水准，大致都在良心谴责、情感使然的层面，具有深刻批判性的理性思考严重不足”。

现有研究批判指责居多，切实行动偏少，“道与术”的综合考虑缺失。从知到行，需要一个艰难长期的过程。

02

过多依赖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缺乏实践根基

管理理论应该是实践导向，由现象驱动，而不能过度沉迷于回归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借助传统文化与思想的力量，必不可缺，却并非全部。

基于哲学思想提出的管理理论，抽象性、本质性强，却缺乏操作指导。多数思想站在了顶层设计的视角，却未能体现出对普通员工的态度，也未能结合企业之实际，对相关实务工作进行设计。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依然处于对具有文化特色的管理概念进行延伸的理论分析阶段，而较少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来建立初步框架、提出假设和验证。

另外，在这个社会中，尤其是在企业组织中，存在着多样化的恶性行为。现有本土理论向善的态度固然值得推崇，却可能难以揭示企业内部的恶与伪善，并且无法指导员工来规避这些“恶”。

实然，在实践界，已有部分企业在运用文化和哲学理念来“治企”，并取得成绩。比如，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在治理企业过程中，对“内圣外王”的中国传统王道精神进行精彩演绎；海航集团创始人陈峰，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力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谦卑、勤勉、和睦”等特质，助力推动企业平稳发展。

可见，寻找更多文化哲学观点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案例或指引作用，是该框架下后续研究的重点之一。

03

思考深度有所增强，但成果依旧不足

根据2004-2011年的“管理学在中国”栏目的论文，韩巍指出，“理论与实践脱节，直面中国实践，多元化方法论，改善学术评价机制”等是当时研究的难点和痛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源张以《管理学报》没有任何一篇论文是讨论产品质量与安全这一重大民生问题为例，指出“中国管理学离实际太遥远了；不是嚼外国人嚼过的馍，就是无的放矢”。

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了学界人员在批判性思考上的进步与成就。然而，虽然批判的深度增加了，我们仍未能真切地看到，对现实的“地方性知识”的观察、描述和论证。相关的选题依然局限于“假大空”和“无病呻吟”的陷阱中，对本土管理的研究需要进入到破冰阶段。

04

重点反思了多种制度限制，却未能思考研究者个体的可行做法

对于改变学界现状，学界思考了考核制度、商学院、期刊编辑等各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不足，却较少从研究者个体入手来展开讨论。

实际上，作为独立个体的研究者，是否能够在建立个体认同、学术圈子认同之时，也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非常关键。学者个体所做的研究，不仅应该对同事、学术界人士有益，也应该能够让实践界朋友等人员理解与认同。

组织管理学术研究的意义绝非仅停留在同行的学术圈子里，更要能够实现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价值认同。然而，如今的现状是，单独研究者个体在圈子里获得了好处，但是整个学术圈子陷入了封闭闭环，它正在失去总体的整合价值。

05

缺乏系统的长远规划

在管理学在中国的总框架下，学界开始了多种讨论。然而现有研究却缺乏顶层设计上的总体长远规划。对于如何复兴本土管理研究缺乏明确的计划、时间表等。管理科学构建，尤其是本土发展，需要一个指导思想。制定出系统长期的发展纲要，而后才能实现突破发展。

06

东西方管理融合之大势，尚未达成统一意见

在追求本土化管理理论构建之时，在反思西方实证主义范式的泛滥影响之时，部分学者在保持本心时系统排外，甚至过度自信地、致力于走上一个不受西方影响的东方管理复兴之路。这种精神固然难能可贵，然而却在对管理本质思想上的认识、对理论构建之旅、对未来管理理论发展的前瞻性上存有不足。

管理研究发展会沿着“整、分、合”的系统脉络一路向前。合，是未来必然之趋势。实际上，本土化的思想亦是一般意义管理思想的情境化产物。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企业背景的不同、人员理念的多元，亦不能阻止整个管理思想的和谐统一。在管理学的本土探索之路中，诸多问题浮现，破解之道也层层显露。这个过程，艰难却有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组织管理学界的前进指引。

“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无济于事。”希望大家可以不忘初心、不畏艰辛、不辱使命，给新时代本土管理理论建设以新生机。

注：本文改写自“张佳良、刘军.2018. 本土管理理论探索10年征程评述—来自《管理学报》2008~2018年438篇论文的文本分析.管理学报.15(12):1739-1749.”

作者简介

张佳良，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于某世界五百强地产总部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编辑|十八岁的中年妇女

排版|刘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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