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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牺牲6年后才下葬，1个月后，她追随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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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荠麦青青
随后，一座民居里走出了一批荷枪实弹的军警，被军警押解的是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
入狱十多天后，赵纫兰终于在法庭上见到了丈夫。
彼时的李大钊，虽有长衫遮体，目光如炬，但形容枯槁，难掩被严刑拷打的创痕。如母如姐的赵纫兰看到如此惨状的憨坨（李大钊的小名），当时泪洒现场。
那时她还不曾料到，这次法庭上的遥遥相见，竟成了他们最后的诀别。
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等20名国共人员被处以绞刑。他神情自若，第一个走上绞刑架……
“我觉得我李大钊这辈子，我对得起天下，对得起我的师长，对得起我的朋友，对得起我的那帮学生，但是我对不起你。”
这个一身硬骨的北大教授，浩气凛然，从不折腰，但面对自从嫁给他、日夜忧劳的妻子，却心疼不已，愧疚难当。
那一天，北京城大雨滂沱。赵纫兰拖着沉重的身体，撑着油纸伞，在和自己的憨坨短暂相聚后，她要再次带着孩子们回到大黑坨村。
她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与李大钊的分别了。
赵纫兰与李大钊是同村人，两人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李大钊尚未出世时，祖父李如珍就将他和自己多年的挚友赵文隆的女儿订下了娃娃亲。
李大钊出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父母相继离世。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他由年迈的祖父抚养长大。
还不满16周岁时，赵纫兰就嫁到了李家。
善诗文的父亲曾为女儿从屈原的《离骚》中取名：“纫秋兰以为佩。”待她长成少女，真如兰花一般清幽淡雅，韵致卓异。
那时的李大钊刚刚10周岁，祖父李如珍年过七旬，祖母缠绵病榻多年，这个门衰祚薄的家庭，亟需一个女人来让李家的生活步入正轨。
思量再三，李如珍和赵纫兰的父亲赵文隆按照当地早婚的习俗，让两人结为了夫妻。
赵纫兰的到来，开始让这个家庭有了热气腾腾的模样。
5年后，李大钊的祖母病逝，日益衰老的李如珍在管理家事上也愈加力不从心。赵纫兰索性将家里的重担全部扛到自己羸弱的肩头，她照顾李如珍安享晚年，也让李大钊静心读书。
李大钊4岁时开始识字，7岁时在本村的一家私塾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后又拜李家的世交——赵辉斗为师。
1902年，担负着家族兴盛重任的李大钊第一次参加童试，可惜名落孙山。对此，他十分沮丧，但在赵纫兰的鼓励和支持下，夙兴夜寐，发愤苦读，3年后再次参加童试。这一次，他不负众望，被录取为永平府中学堂的学生。
对赵纫兰来说，这次中榜，意味着丈夫将矢志于学，更意味着这个家族日后的振兴也就有了希望。
只是那时她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后来走上的，不是光耀门楣的通衢大道，而是一条充满了动荡和危险的中华民族救亡之路。
后来，李如珍病逝。按照他的遗嘱，葬礼从简，省下必要的丧葬费供李大钊读书和家用。可是李如珍的小女儿，也就是李大钊的姑姑，对这个被过继来的侄儿继承家产心存不满，借奔丧之机，大闹李家，将并不丰厚的家产瓜分殆尽。
此后的李家，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李大钊不忍赵纫兰一人辛苦，遂心生退学之意。但赵纫兰深知，李大钊自小爱读书，不忍其半途而废。断了李大钊的学业，就相当断送了李大钊的未来。
于是，她逼着他重新回到了学堂。
靠着典当挪借，及家里的一点薄田，赵纫兰艰难地维持着李大钊的学业。
1907年夏天，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于是去天津考入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也就是在这一年，赵纫兰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俊秀的女婴。
不料，孩子生下不久就夭折了。这对一位母亲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赵纫兰含着泪水全力支持李大钊去深造。
李大钊在天津求学期间，思想日益进步，一心为生灵涂炭、积贫积弱的中国寻找救世的良方。
毕业后，李大钊因参加社会党的活动被通缉，避难乡下。当他深感学识不足时，遂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赵纫兰并无阻拦，只问了留学经费的数目，就开始四处筹措。
加之有天津绅士孙洪伊的资助，李大钊的求学之旅才得以顺利成行。
她心甘情愿地去成全他的理想，不让家庭变成他的拖累。既然不能陪他一起振翼翱翔，不能陪他一起为拯救天下苍生而奔走，那就成为他最坚定的大后方。
三个月后，她目送李大钊提着行李，走出了家门，踏上了前往日本东京的渡轮……
李大钊不在身旁的日子，她最高兴的事就是收到从远在日本的丈夫寄来的信。
没上过学的赵纫兰请村里的私塾先生一字一句地念给她听。她听他诉说大洋彼岸的生活，听他畅谈心中澎湃的理想，当然，还有靡日不思的挂牵……
夜幕降临，她坐在煤油灯下，反复端详他寄来的信笺，摩挲着上面的每一个字，那遒劲飘逸的字迹仿佛还墨香未散。
她虽不识字，却唯独能认出“李大钊”三个字。
她想象着他端坐在书桌旁给她写信的样子，遂愁眉尽展。
家里因为有了妻子的尽心掌舵，李大钊才得以在日本心无旁骛地沐浴新知，探索大道。
三年后，李大钊回国，接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一职，后成为经济系、历史系教授。此外，他还和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参与主编《新青年》，一起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1919年7月，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一大批时代青年就是通过学习李大钊的这篇文章，转而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
其中有位来自湖南韶山的青年，当时作为北大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经常向李大钊请教，深受其影响，他就是毛泽东。
正是因为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等人来到中国，首先找到了李大钊。
通过深入交谈，两人对筹建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又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由此开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伟大壮举。
那时的李大钊每个月至少有200大洋的薪酬，这在当时已是十分可观的收入，足够一家人过上绰绰有余的富足生活。
但李家却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有时甚至仍需赵纫兰靠典当衣物度日。
因为李大钊每月都要拿出80块大洋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不仅如此，他还时常接济那些衣食无着的学生和工友。
有一年岁末，李大钊给儿子做了一件新大衣，准备过年时作为礼物送给儿子。
一天，他的一名学生来家里向他请教问题，看着学生在天寒地冻之际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衣衫，李大钊便把那件给儿子做的新衣送给了学生。
这样的事情不是孤本，而是时常发生，这也是他每月200左右大洋的工资一周不到，便分文不剩的原因。
知夫莫若妻，面对李大钊的慷慨解囊，赵纫兰毫无抱怨，她只能想方设法节省开支，在北京这座处处要花钱的城市过起了农村的日子。
但即使处处从简，家里也常常青黄不接。后来，这件事传到北大校长蔡元培耳中，他直接出面进行干涉，让会计科每月发薪水时扣除一部分，直接送到赵纫兰手中，这才保障了李大钊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因为领导新文化运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成为当时北洋政府重点监视的对象。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家里时常有人来密谈，赵纫兰不仅热情地招呼来访客人，还自动在门外替丈夫放风，以防敌人的突然来袭。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华大地风雨如晦，李大钊等进步的爱国人士周围危机四伏，北洋军阀多次下令通缉抓捕李大钊。
李大钊外出避难之际，只将自己的行踪告诉妻子。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赵纫兰展现出了不同于一般女子的坚定和勇敢，她守口如瓶。即使枪口对准了她，她依然镇定自若，不为所动。
一无所获的敌人最后只好悻悻而归。
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心系国家和苍生的人，和这样一个“铁肩担道义”的革命者在一起，非但注定了不能大富大贵，不能和他长相厮守，更注定了她要时刻面临失去他的风险。
但这些都不能让赵纫兰转身离去，只要她的憨坨需要，她可以不计较一贫如洗的生活，不计较他对家庭的照顾不周，亦做好了随时堕入万劫不复境地的心理准备。
她对他说：“守常，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1924年，他们的爱女小钟华因误诊而病殁，赵纫兰悲伤得几近发疯，但她没有责怪一心为革命而昼夜奔忙的丈夫，只是深深自责于没有守护好儿女。
“你是为穷苦大众而生的，我是为你而生的。”家国大义当前，他赤胆忠心不沉溺于个人小爱，她也以自己的方式与之共同进退，生死相随。
从前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后来社会思想西化，崇尚自由恋爱，再后来的男女爱情又看重灵魂与思想的契合。而李大钊与赵纫兰，一个是学贯中西的大学教授，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农妇。在当时的人看来，两人有云泥之别，实不般配。
当时有人劝其休妻再娶。李大钊果断拒绝：“一夫一妻制，自古以来最好，百年偕老最属难得！”
于李大钊而言，赵纫兰如姐，如母，更是他最爱最尊重的妻。
李大钊被捕后，在《狱中自述》曾经记录了自己求学期间妻子对自己任劳任怨的支持：“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他记得她自小就对他无微不至的照拂，记得她每日端上桌的热气腾腾的饭菜，记得她在煤油灯下纳底缝衣，记得她家徒四壁时却毅然将他送进学堂，更记得在相继失去孩子时她大恸失声的悲楚，记得她从不曾阻止他前进的脚步，与他一起呵护种在他心中的理想之苗。
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李大钊和鲁迅等人一样，想要通过手里的一支如椽之笔来改造国民的思想——“拼将十万头颅血，需把乾坤力挽回。”这期间危险重重，而赵纫兰非常担忧丈夫的安危，加之越来越艰难的生活，终于身体不支，大病一场。
李大钊收到来信后，立即赶回老家，照顾妻儿，直至病愈。
后来，李大钊为了常年分处异地的一家能团聚，也为了多尽一些为夫为父的责任，他将赵纫兰和儿女接到了北京。
李大钊深知妻子习惯了在农村时的土炕，也为了方便她坐在炕上做活计，所以在北京的小家里，李大钊将床移出，自己做了一个和老家农村一模一样的土炕。
当炕盘好后，他看着妻子心满意足地坐在上面，唤着他“憨坨”的名字，并为孩子们飞针走线地缝缀衣服，便倍感血雨腥风之下，这点来之不易的家庭生活的幸福。
赵纫兰原先只认得“李大钊”三个字，后来在丈夫的帮助下，她不仅能读懂信件，还能阅读报刊。李大钊也常常将俄国十月革命讲给她听，将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讲给她听。受李大钊的的影响，赵纫兰心中也渐渐有了民族大义。
曾经，赵纫兰靠典当挪借助他完成学业，重塑了他的人生。如今，当他为苦难中的中国奔走呼号时，也为她打开了一扇了解身处的世界风云变幻的窗户。
无论他的学识多么渊博，无论他的头衔多么崇高，在妻子赵纫兰面前，他始终是她的“憨坨”，不是北大的图书馆主任，不是知名的大学教授，也不是什么“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大英雄。
一次，客人造访，将赵纫兰误以为是李家的保姆。赵纫兰也深知与李大钊之间的差距，再有客人来访，便自觉地躲起来，尽量不给她的憨坨丢脸。
看到妻子的窘迫，李大钊帮妻子换上合适的衣服，细心地替她拉平衣襟，握着她的手大大方方地接见客人，坦荡荡地将妻子介绍给了众人。
众人既诧异又敬佩，妻子赵纫兰更是惊愕之余满怀欣喜。
他曾说：“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它的自由、神圣、崇高。不可强制它，侮辱它，压抑它，使它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一家被捕入狱。
李大钊在狱中共22天。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百般折磨。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
后来在法庭申辩时，李大钊看到妻儿，就平静地对法官说道：“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以前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那是她最后一次听到他说话，看到他眼中的万般不舍，与视死如归。她与他铁栅相隔，咫尺之遥，却成无法逾越的天堑。
4月27日，赵纫兰与孩子被释放回家。第二天，就传来了李大钊被处于绞刑的噩耗。
得知李大钊被残忍杀害的消息，赵纫兰一病不起。
此时的她刚生下小女儿才三个月。
“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三餐不继，饥寒交迫时，她不曾倒下；他远渡重洋，她一人躬亲抚养儿女，百般操持时，不曾倒下；在日日为他担惊受怕，直至面对敌人的枪口时，她不曾倒下，但是，在他离开后，她精神的大厦随之轰然倒塌……
李大钊曾经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时，留给妻子一封家书：
“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 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10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究竟是谁人的天下。”
他似乎已预知自己终有一天会倒在革命未竞的路上，会像所有爱国志士一样，用生命为新中国的建立踏出一条血路。他虽九死，犹未悔，但却忧心妻子在失去他后会痛苦不振。
因此，他早早留书一封，只为让她能够勇敢地活下去，希望她能替他看到飘满红旗的北京城。
李大钊牺牲后，全家陷入困顿不堪，甚至无钱下葬。后在李大钊的北大诸多同仁及生前好友的资助下，才为李大钊重新置办棺椁。但因为一家人遭到警察的监视，灵柩只能暂放在宣武门外的妙光阁浙寺。
因为时局动荡，李大钊的灵柩在浙寺南院一放，就是6年。
失去李大钊的赵纫兰遵照丈夫的遗嘱，强撑起柔弱的身躯，带着4个孩子回了乐亭老家，悉心抚养。
6年后，赵纫兰自感时日无多，丈夫尚未得到妥善安葬一直是她的心病。后来她请求北大出面办理葬礼。当时的党组织征求赵纫兰的意见，希望借李大钊先生的下葬仪式来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深明大义的赵纫兰毫不犹豫地说道：“李先生是属于党的，他是为革命而死的，党组织怎样指示，就怎样办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
1933年4月23日，李大钊先生的公葬仪式在北京举行，当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行至西四牌楼时，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武力镇压。
直至黄昏时分，被冲散的送葬队伍才到达墓地，由北大同仁扶灵下葬。
在李大钊灵柩下葬不久，赵纫兰由于悲痛过度，加之积劳成疾，于1933年5月28日，农历的五月初五，离开人世。
年仅49岁。
那一天是端午节，也是李大钊烈士下葬的“五七”之日。
她生前的唯一遗愿就是葬在李大钊的墓旁，她要到九泉之下陪伴丈夫，再也须臾不分。
电影《无问西东》里，王敏佳对陈鹏说，“上一次我以为我死了，醒来看到的人是你；这一次，死亡来临前，我一定要找到你。”
6年后，她终于与她的憨坨重逢，就像33年前，16岁的她来到他的身旁。
她一生无业，却在逝世后，被尊为“革命者”。
1936年6月，为了表彰她对中国革命的突出贡献，赵纫兰被中共河北省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3年，赵纫兰和李大钊的灵柩被一起重新迁葬于北京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
她墓碑上的镌字由原来的“李夫人墓”，改刻成“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
她是他忠贞不渝的妻，更是值得永载史册的革命者。
青山埋忠骨，光华昭日月。
他们一起远眺这红旗漫卷的北京城，这日新月异的盛世中国，而一群白鸽，正从他们当年的住地上空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