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打压中国合作，欧洲基金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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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逐步崛起为超级科技大国之时，全球科技人才流动背后的政治博弈也是暗流涌动。国际间的人才流动本被认为能够促进国际间的学术合作，因而受到推崇。但如今美和澳方面的官员却认为这些外来人才或许会对其国内的研究造成威胁，大力清查学者收受国外资助的情况。在此背景下，美国《科学》杂志做了进一步的调查报道，征询欧洲的基金资助机构对国际合作的意见。知社为您将全文编译如下。

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化学系教授Katharina Kohse-Höinghaus与中国过从甚密，这位身兼德国科学院、德国工程院、欧洲科学院三院院士的学者与中国方面有着长久的合作：在清华大学，她是清洁能源中心顾问委员会的一员；在上海交通大学，她和该校工程学院有着合作联系；在南京大学，她在热能工程方面有着合作；在中科院，她担任客座教授一职。

Katharina Kohse-HöinghausKohse-Höinghaus称，她的每次合作都会与一位中国科学家搭档，这些中国学者在接受千人计划归国之前都在国外工作。但在美国，这一事实极有可能引起有关方面的恐慌。美国政府官员认为，这类人才招聘计划显然是中国蓄谋策划的一部分，它们企图窃取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这样武断的判定学界并不能全盘接受，不过政府方面的态度同样强硬。部分研究人员对“不适当的外国关系”发表的不同意见甚至还遭到了驳回。反观欧洲、英国方面，政府基金资助机构则较少怀疑那些与中国建立牢固联系的受助人。而对于一些小规模的研究企业而言，与外国的合作反而被他们视作一种优势所在。苏格兰生理学家John Speakman表示: "英国对中国的偏执程度要低得多。" 过去八年间，Speakman在保留英国阿伯丁大学教职的同时，将大量时间贡献给了他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工作。欧盟发布的旗舰研发计划“地平线2020”，就不对研究人员的外国资助来源作任何披露要求。此外，欧盟规则还明确规定：允许受助人在所在机构之外运营第二个实验室。至于英国方面，英国研究与创新基金会(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UKRI)的官员称，“关于研究人员是否向其雇主申报海外资金来源，由该研究机构自行决定。”《科学》杂志根据调查结果报道称，没有任何欧洲资助机构采取措施试图削弱外国影响力，而在过去一年中，欧洲与美国的研究机构受外国的影响程度基本相当。迄今为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 NIH) 已启动对180多名受助人的调查，调查过程中至少已有两所大学的部分教员遭到解雇，他们无一例外均具有亚洲血统。

突然遭美国埃默里大学解雇的李晓江教授当局声称，他们没有正确披露与中国合作联系或者违反了同行评审的机密性。无独有偶，美国能源部也勒令其科学家不能参与中国方面的外国人才计划，而针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赞助支持的禁令也在酝酿当中。美国政府以涉嫌隐瞒与中国的关系为由，已经至少对两名研究人员提起刑事指控。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更是在其应用程序中添加了一个复选框，用以专门标记那些涉及到外国联系的资助提案。但戏剧性的是，在欧洲，这种与外国的合作联系不但不会带来麻烦，甚至反而会给予拨款申请人更多的竞争优势。德国科学基金会 (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 DFG) 北美办事处负责人Rainer Gruhlich称, "如果DFG收到的提案在合作上忽略了某些工作出色的外国机构，审议员还会特地指出这一点。他们可能会说，'你了解过这所 (外国) 大学的情况吗？'更有甚者，审议员会直接质问说，'明明有更为优秀的中国科学家可供选择，为什么你还是要邀请这位学者进入你的团队呢？'“DFG官员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表示，欧洲资助机构并非没有警惕国际合作的潜在矛盾。例如，一项已经得到一国资助的研究，有可能会在另一国家骗取二次资助。为了防范这种两头攫取资金资助的行为，DFG就制定了相关政策应对。不过部分DFG官员还是忧心，这样的国际合作可能会为学术道德沦丧的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即便存在这样的顾虑，Gruhlich还是表示，DFG对密切监控受助人的工作安排没有兴趣。他说：“我们资助基础研究，需要过问的仅仅是科学家是否能够实施这个项目。至于科学家在哪里花掉了他的时间，我们不想过问。”DFG的这种态度对Speakman来说意义极大，他表示：“我的部门知道我常在中国，也知道我正在做的事情。”他每年在阿伯丁大学3个月，进行新陈代谢研究，而剩下的9个月他都呆在中国。千人计划帮助他在北京的实验室顺利运行，而UKRI则为他在阿伯丁的实验室提供资金。他表示这样的安排完全没问题。

John Speakman（左）在谈及欧美两方对国际合作的不同态度时，Gruhlich评论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国家传统上对全球伙伴关系更加开放。”原因之一在于其国内研究力量不够，无法满足科学家的需求。“而美国设施先进完备，所以国际合作不会成为核心原则。”Gruhlich推测，或许是中国在全球科学排名中不可阻挡地崛起，激起了美方对中美科研合作的怀疑。他说：“如果结合专利数量或研究方面的总体投资等指标来看，中国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但Gruhlich并不认为德国会与中国直接竞争，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和科学劳动力规模都要大得多。他还说：“虽然我们倾向于认为国际合作是积极的，但也许这有点天真。商业部门已经意识到了部分缺点。而在研究方面，我们对国际合作所带来的优势和危险的反思，才刚刚起步。“Kohse-Höinghaus与中国的长久合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她认为，对国际合作进行打击可能弊大于利。她指出，中国现在是国际燃烧学会（The Combustion Institute）的最大分支，无法想象为什么会有资助机构选择与这些科学家斩断联系。“我们在能源领域面临的问题非常严重，全球合作至关重要。因此只要没有负面影响，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多强调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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