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一片钥匙
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
那天上午十点，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乘车回到了云南代表团的驻地职工之家，就在这里，他收到了消息“散会之后，仇和请留下”，仇和等待了一阵子，之后，中纪委来到职工之家，将仇和带走。
中午一点左右，中纪委网站上，发布了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的信息。
就在3月13日的云南团会议上，仇和还有过发言，现场记者说他神态自如，看不出有问题，只是一直无法约访到个人采访，但不到50个小时，仇和就突然落马。
仇和是一个复杂的官员。
仇和1957年出生于江苏盐城滨海，父母共生了九个孩子，因此家境极贫苦，他出生时已有三个姐姐，为了供他读书，三个姐姐放弃了读书机会，但幸亏仇和念书争气，1975年从五汛中学念完高中后做过村团支书，1977年12月恢复高考，仇和考入南京农学院植物系。
那年共有570万人参加高考，27.3万人进入大学，那年头社会上没什么知识分子，能通过高考的人都是天之骄子，毕业后将拥有天量的社会资源，许多政府、国企、事业单位重要的实权岗位可以任挑。
仇和从此改变了全家命运。
仇和25岁毕业后分配到江苏省农科院，27岁便成为副处级院团委书记，1996年宿迁县撤县改市，在科委干了十几年的仇和，被派遣到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担任副厅级的宿迁副市长，不久还兼任沭阳县委书记，39岁的仇和终于有了主政地方的机会。
仇和“双面能吏”的称号，便是始于沭阳。
仇和在沭阳干了一些其他官员绝不敢干的事迹。
他上任当晚夜巡城区，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还在老干部的住所里见到垃圾堆积如山，勒令全县5000名机关干部上街当清洁工，花了两周才将卫生搞好。
抓当地治安时，又发现当地警匪一家，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仇和跟公安局长姜正成，当着一千多人的面对骂，1997年姜正成调岗，仇和雷厉风行扫荡全县公安系统，调动41个派出所所长异地轮岗，一年破获刑事案件4600起，迅速将沭阳治安问题解决。
他刚到沭阳时，全县只有五十公里的黑色路，主政三年，他将黑色路里程拓展到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使沭阳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还大拆大建，不断搞绿化、城镇化和工业园。
搞建设是要钱的，那时卖地还没有兴起，仇和是怎么搞到钱的？
很简单，在那三年，仇和让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10%的工资总额（高峰时20%），每个农民再出8个义务工，以强制捐款和服徭役这种方式，将沭阳落后的基建搞了起来。
沭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勤生，曾向人民网表示，他2003年时每月工资是1600元，2月到8月，他实际到手的工资，分别是1440元、1070元、1068元、1175元、1515元、1007元、460元，被扣掉的钱，都被拿去修路了。
这种工作方式一方面能快速出成绩，另一方面又在短期内损害了部分人利益，要被千万人唾骂。
沭阳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表达着对仇和的复杂感情：
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
拆了你莫哭，没拆你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但仇和不管，你们爱骂便骂，反正我要想办法把地方上搞起来。
只有取错的名字，没有取错的外号，“双面能吏”四个字，真是极精简地反映了仇和的处事手段。
但事过多年，沭阳人不再痛恨仇和，当地人对他口碑不错，认为他到任后，路修好了，治安变好了，没有人拦外地车收费了，商贩也没人敢欺负了，对地方基建、经济、治安都有巨大帮助。
仇和的主政方式，大体上是“以一时之痛苦，换后世之发展”，我发现他离开越久的城市，就会越发认可他主政时的功绩。
凭借能出成绩的做事法则，仇和一路高升，从沭阳到宿迁，从宿迁到江苏副省长，2007年调任云南，先后担任昆明市委书记和云南省委副书记。
江苏盐城人仇和，最后倒在了昆明。
刚刚上任那一年，仇和便去拜访一位已经退休的干部，请教如何治理昆明，这位退休干部提出“治理滇池污染、建设现代新昆明、转变政府职能”三大建议，不过仇和的目标更大，他发起了昆明历史上最大的城中村改造计划，启动了80多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打算“向土地要财政”，通过城中村改造增值售卖土地，解决昆明的财政问题、市容市貌问题。
这里得提一下，这位退休干部在云南十分特殊，他长期举报白恩培、仇和、张田欣，三人先后落马，许多媒体在报道三人落马时，都是很隐晦地说某退休人员举报，并没有提他的名字。
这位退休干部在2020年时因肺炎去世，享年98岁。
仇和做事不求稳只求快，他在沭阳执政时搞拆迁，铲车吊车开路，公检法居委会300多人在现场候着，居民必须限时搬完，下雨也要搬，有妇女的柜子太大搬不出来，铲车上去直接推倒，妇女直接吓昏过去。
换到昆明搞城建，还是这种脾气。
他要建螺蛳湾，他要修呈贡新城，他要治理滇池，他要建一流地铁、他要改扩建昆明二环、他要整肃公务员队伍、他要搬市政机关和高校、他要拆掉336个城中村、他要昆明一年种树超过过去十年总和。
他还是火急火燎，力猛强推，又凶又狠又霸道。
二环路原计划三年完工，仇和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工期缩减至一年；市容搞不好，他强迫警察家庭带头拆掉流行的防盗栏；城中村改造搞一刀切，新村统一3500元一平、旧村统一3000元一平赔偿。
仇和为此得罪了昆明的旧公务员系统，得罪了昆明市民，得罪了无数同僚。
他不断被举报，举报人还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势力，这时他应该有所警觉才对，得罪一波人不一定有问题，但得罪所有人，哪怕战略没错，但肯定技术上出了问题。
仇和确实也好大喜功，在昆明主政时，有些操之过急。他也确实将工程给过岳母、二弟、以及江苏商人等，自己亲人也确实充当政商桥梁，收钱办事。
他甚至相当不知道变通，对一些有能量的老干部建议不闻不问，他总觉得，这些人在任上都干不好昆明市的建设，下去了倒来指点他，他看不上。
最终，他倒在了螺蛳湾绿化项目上，许多高价观赏树木来自遥远的江苏，牵涉利益输送，加上其他罪行，2016年12月被判入狱14.5年。
仇和2007年去到昆明工作时，只带了一名旧部——后来跟随他20年的秘书谢新松（也于2015年3月被查），所以他初到昆明，就说：
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
但昆明不是宿迁，不同的地方，必须要用到不同的方法。
在沭阳时，仇和是当地一把手，采取极端手段谋发展，下级无法反抗，但昆明是枝繁叶茂的大城市，利益盘根错节，还是省机关所在地，这里仇和一个人说了不算，他初来乍到，在没有争取核心势力的支持之前，就大杀四方，是主动置自己于险境。
仇和是一个求发展的官员，但他也是一个在政治技巧上还不够成熟的官员。
他强干，但他并不擅长谋略，以至于白恩培原本想将省委书记位置传给他时，遭到了省委大部分老领导的坚决反对。
仇和对一座城市的好，往往要过很长时间才有正向反馈，他在任时让大家都痛苦，但任上能留下大量基建遗产，他一离任，整个昆明恢复平静，却又趴在原地一动不动。
以至于我在2023年正月到达昆明时，被昆明落后的基建深深震惊。
其实整个昆明，整个云南，连续倒下的高级领导，不仅仅只有仇和。
秦光荣、白恩培、仇和、沈培平、张田欣、李喜、高劲松、曹建方、谢新松等省市高官，一个接一个倒下。
而且自从仇和倒下后，昆明的基建就不再动弹了，昆明本地人，也将“春城”自嘲成“村城”。
2023年正月初，当我跟一位昆明老大哥站在索菲特大酒店的顶层，看着眼前老旧而残破的昆明城时，老大哥气愤地说：
“你看看昆明这个市容市貌，我出差跑遍全国省会城市，昆明这个城建，可以说是全国倒数第三。”
老大哥说得没错，当我提着笨重的行李，第一次从昆明高铁站出来时，连一个下坡的电梯都找不到，这种情况在全国已经极为少见，而出站之后看到的杂乱交通，仿佛还是1990年代的场景，更是令我印象深刻。
老大哥又说：“从仇和之后，昆明市容就再也没进步了，而且高层领导不断被办，都怪我们云南太贪腐，发展不起来啊。”
我望着脚下的昆明城，静静地思索着逻辑，没有说话。
其实云南和昆明的问题，本质上不是贪腐。
是地缘战略，决定了整个云南的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态，决定了云南现在的现状。
说云南高官贪腐，无非就是我在全国都听腻了的，在房地产开发和大型工程里捞油水，最多加一点云南特色的利用职权操纵烟草生意，或者从矿产转卖中搞权力寻租，一切都不新鲜。
如果你仔细分析云南过去高官们的政治历程和光谱，会发现他们都处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
秦光荣和仇和都是崛起于地方，素衣孤身入政坛，秦光荣从永州黄田铺农民家庭起家，因得熊清泉赏识而入青云，仇和则是从学院转地方，以雷厉风行的过激手段超额完成KPI，从而一路高升，只有白恩培出身于世家，来自陕北袁家沟白氏，家族曾出过四位省委书记。
他们都有一定的能力，但都不具备强大的中央核心根基。
秦光荣、白恩培、曹建方都曾对一个叫苏洪波的人礼遇有加，“既畏惧、又讨好”，只是因为苏洪波号称有中央强大的人脉关系，最后竟纵容苏洪波成为“云南省地下组织部长”，被称为云南的“苏公公”“老佛爷”。
苏洪波被捕后，说昆明原市委书记高劲松，就是他介绍给秦光荣的，一个政治掮客能影响到昆明最高政治岗位的安排，可以说非常诡异了。（源自2020年5月澎湃新闻）
云南高官不仅缺少强大的中央向心力，凡是去到云南任职的高官，第一要务并不是发展经济，而是团结各少数民族，力求边疆不要出事，也深刻影响云南的政治格局。
中国边疆各区域，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四地，一直是以稳定为主，但这四地各不相同，内蒙古治理得相当好，西藏和新疆极受重视，政治地位很高，领导人颇受栽培，云南也不错，但它比较尴尬，处于一种“你们好好过日子，别出事就行”的安稳平淡状态。
我们常听说云南人都是家乡宝，是说这里几百年没战争，不参与中原逐鹿，气候又温和，从没听说饿死过人，大家过惯了安定的生活，离不开故土。
但其实云南下限很低，最底层穷苦人家的生活惨不忍睹，家乡宝三个字，只适合经济条件还可以的云南人。
总之云南“有点重要，但整体求稳求安定”的政治地位，使匹配云南的官员们，是“有一定能力，但没大后台，一流的政治人物也不会来”，这样一种局面。
是云南的地缘格局，决定了云南的政治格局，是云南的政治格局，决定了当地官员的宿命。
如果只看贪腐这一层，是浅薄的、没有深度思考过，云南的政治和经济如此平淡，归根结底是地缘格局决定的。
我们不仅仅要看到仇和的命运，更要懂得从仇和失败的逻辑，找到云南问题的根源。
那云南该怎么破局？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台湾是一片钥匙》，我却一直在讲云南。
因为云南的发展，它的地缘困局，其实是被台湾锁死的。
听起来有点玄幻，两个省看起来八杆子打不着，云南的前程怎么就跟台湾有关？
有关系，有极深极深的关系。
我去年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王道与霸道》，里面详细介绍了中国将如何运用大基建，打通中南半岛和欧亚大陆。
那篇文章提到过，成都是整个中国西南的中心，而昆明，要成为整个中南半岛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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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7289字，这里大概是一半的内容）
看过《出乌克兰记》的读者应该就晓得后面的内容了，但是还没看的还是要给大家唠叨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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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那我只能非常抱歉得告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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